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論文多篇

中國近代史相關論文 篇一

《論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之爭》

摘 要：中國近代史是指1840年到1949年這110年間的歷史。本論文是從1840到1919這80年着手，研究的是這80年間的歷史。在人類歷史中，80年只是微不足道的幾十年，可是對於近代中國人來說，這80年卻不容忽視。因爲這80年在中華民族史上是一個苦難的歲月，是一段艱辛的歷程。這段歷史，留下了許許許多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甚至於中國近代起始時間以及以什麼作爲標誌，學術界還存在多種說法。

關鍵詞：中國；近代歷史；開端之爭

一、鴉片戰爭開端說

一般認爲，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的開端。因爲鴉片戰爭在很多學者看來，從鴉片戰爭失敗就標誌着中國國家地位開始變化，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所以把鴉片戰爭作爲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個說法是很合理的。雖然很多學者都贊同鴉片戰爭開端說，但是就鴉片戰爭具體開始的時間上，大家存在着三種不同的看法。

(一)1839年說

1839年發生了九龍之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反侵略的第一戰。另外這一年，還發生了兩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第一個是中國禁菸運動開始了，這標誌着中國和英國正式進入正面的對立狀態。第二個是英國政府通過了遠征中國的議案。這就是1839年說。

(二)1840說

1840年6月，英國的海軍少將曾率領遠征軍，在到達廣州附近的洋麪的時候。這事實上也就標誌着中國和英國雙方，從那一刻起就正式進入戰爭狀態。因此1840年也就理所當然地被學者們認爲是鴉片戰爭的開始。這就是1840年說。

(三)1842年說

1842年8月29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正式簽訂，隨之而來，中國社會開始變化，國家地位也有了改變，這都是這一場戰爭結束之後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導致的。從這個時候起，中國近代的歷史才真正開篇。這就是1842年說。

雖然鴉片戰爭開端說獲得了大多數學者得認同，但是也有不少學者反對這一說法。尤其是最近幾年來，置疑鴉片戰爭開端說的學者越來越多，甚至有學者這麼認爲：鴉片戰爭開端說，這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假說，他假定中國社會，是由於受到外部世界的衝擊，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會發生變化。從生產關係方面來講，也就是會出現新的社會經濟因素。但是學者們同樣認爲：不論社會如何變化，他都取決於這個社會內部的內層驅動力。也就是說，隨着鴉片戰爭之後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雖然中國社會經濟會發生變化，但是社會經濟怎麼變化，變化的趨勢又是什麼，這個主要取決於社會內部的能動因素。而實際上呢，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內部無論是從生產關係方面來說，還是從新的生產力因素方面來說，他們都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事實上，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大國。除了這部分學者提出質疑，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爲，這個鴉片戰爭開端說，他只不過是所謂的中國社會停滯論基礎上的一個衝擊反應模式。這些學者中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學者，他們認爲：中國古代社會就是一個停滯不前、自我感覺良好的社會，就像死水一樣。如果不加以干涉，讓這個社會順其自然地發展下去的話，中國不會發生質的變化。因此就必須有一股外部力量對他進行衝擊，他纔會有所反應。

除了以上兩種反對觀點，還有一種觀點就是：這個鴉片戰爭開端說，還存在着一種缺陷。那就是不利於歷史老師的教學。因爲清朝歷史被鴉片戰爭分成兩段。講清代歷史的和講中國古代史的，一旦講到清朝中期就結束了，割斷了歷史的整體性。

所以這些學者是反對以鴉片戰爭作爲近代史的開端的。

二、明清之際開端說

(一)1581年說

1581年也就是明代萬曆九年，這一年，張居正進行了改革，他推出了一條鞭法。這條鞭法隨之帶來的是：意大利利瑪竇來到中國傳教，這個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起點。因此有學者認爲，緊接着一條鞭法的確立和利瑪竇來華而來的，就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歷史。因爲改革開放到現在還是中國的一個重要主題，所以他們認爲把1581年作爲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是毫無爭議的。

（二）明代隆慶帝開放說

在隆慶帝的繼位後，隆慶帝推出了一個開放措施。那就是在福建彰州設立海城縣。而且在隆慶元年就是1567年的時候，部分海禁也被開放了。在這之前明朝一直是禁海的。通過這一舉措，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此之後，東南沿海地區的倭寇騷擾，倭患基本平息。海外貿易也跟着快速發展起來。並且這時白銀大量內流，白銀的大量內流，就標着那個時期的銀本位制基本得到確立。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商品經濟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所以這些學者主張明代隆慶開放，纔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是明代隆慶帝開放說。

(三)1644年說

1644年，清朝入關，定都北京，清王朝從此正式開始。這個年份和世界近代歷史開端年代是相吻合的。因爲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1640年。所以世界近代史就從1640年開始。因此把中國近代史定於1644年，這就非常吻合世界近代史的時間。這就是1644年說。

(四)1600年說

國外的一些學者就把1600年作爲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我們可以從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看出。他就把1600年作爲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對此他提出了三個依據，第一個，他認爲東方歷史和西方歷史的匯合，實際上就是在16世紀。16世紀17世紀，歐洲人、俄羅斯人的來臨，爲19世紀西方在中國的強烈活動做好了準備工作，這個強烈活動實際上也就是西方來侵略中國。第二個是以1600年爲開端，他正好是與歐洲近代開始是相吻合的。第三個是1600年到1800年兩百年間，中國內政的發展，外交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做一個簡要的概括和探討，這對於我們理解中國近代的歷史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明清之際開端說。

三、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爭說

最後一種學說認爲中國近代的開端是：以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鴉片戰爭爲標誌的。這個年代是1861年。因爲這一年發生了很多有標誌性的事件。第一個，他們認爲：只有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形成了這種《北京條約》體系，才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真正地侵入了中國內地。同時也因爲太平天國起義，對清朝統治造成了嚴重打擊，才使得清政府，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某些優越先進性，從而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運動。最終清朝統治集團內部開始真正有意識的，改變固有的華夷之辯這麼一個政治舊習，這麼一個固有的觀念，使得當時清政府開始認真思考如何擺脫內憂外患。第二個標誌性的事件是：太平天國上游重鎮安慶失守，這個安慶失守基本上可以說，它標誌着太平天國的失敗。第三個就是在1861年這一年，曾國藩創辦了安慶內軍械所，這個實際上我們又可以把他看作是洋務運動的開始。當然洋務運動的開始，大規模是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第四個是1861年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通過這一個個標誌性的事件，所以他們認爲把1861作爲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最好不過。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有學者贊成鴉片戰爭說，有學者贊成明清之際說，還有學者贊成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爭說。可以說，他們都有自己的道理。雖然沒有一個具體的結論，但是我們從他們的爭執中，可以看出歷史在這個時期確實已經踏入了近代的門檻。

中國近代史論文 篇二

中國近代史所聞所感

（○）百年動盪 歷史必然

自從中國這片土地上有人類以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就生活在一個大“圈子”裏。東部和南部是浩瀚的大海，西部和西南部有高山高原和沙漠，北方有高原。總之華夏民族從一開始就生活在這個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中。

這個圈子裏的自然條件總的來說應該不算太壞，這是這個民族興旺發達的基礎。隨着民族歷史的發展，人民的生活經驗的積累，此民族在文化和科技上逐漸地進步，曾經長時間地處於世界領先水平。與此同時，它的統治階級也在一步步的進化和發展，統治階級吸取前朝經驗，越來越會駕馭臣民，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容易，集權制度越來越完善，作爲一國元首的皇帝也越來越舒服。

時間不知不覺的溜進了十八、十九世紀。此時，外面的世界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些主要國家已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有了比較進步的政治制度。近代科學正在蓬勃發展，已經取得的相當的成就，不可勝數的科學巨匠和文化名人實際上已經奠定的未來幾百年乃至更久的世界面貌和世界形勢。第一次工業革命已基本完成，一些國家的經濟已經比較發達。所有這些發生的時候，中國還停留在“天朝上國”的思維慣性中。

隨着人類文明的進步，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克服時空的侷限，從而出現跨區域的交流。而此時的中國以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就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位置和時期。中國王朝落後的文明，受長久的、陳腐的和愚昧的思想影響至深的統治者和民衆，面對先進的、充滿慾望的外來者，註定要寫就一段與以往不同的歷史。

（一）鴉片戰爭短評

鴉片戰爭作爲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對外戰爭具有特別的意義。天朝迷夢就此終結，亂世的序幕正式拉開，清王朝的腐朽無能體現得淋漓盡致，這是清王朝惡夢的開始。

戰爭帶來的是否全是壞處值得討論。當然戰爭必然死傷，這是一個不可置疑的壞處。割地割出的香港現在仍是中國乃至亞洲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若是在清政府手下，說不定仍默默無聞。此戰後小農經濟的瓦解，開始產生更先進的近代工業和手工業。此戰後，國家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國家存在的問題和弊端，中國自此才走上了痛苦而漫長的自省和自強之路。

（二）太平天國運動短評

它是民衆爲主體的人民運動。雖然聲勢好大並一度如日中天，最後還是被鎮壓下去了。各種對失敗的原因的長篇大論都讓人覺得索然無味，而它宣佈的一些綱領或條文挺令人回味。其中包括“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一夫一婦，女子不纏足，男子不考四書五經。如此樸素，人性的綱領反映了普通底層民衆的淳樸的願望，天真而美好的願望，在當時的時代這是難能可貴的。其中有的不太現實然而有的又真的實現了。

（三）義和團短評

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體現了普通民衆中的忠君愛國的思想，不過也體現了普通民衆的愚昧無知。作爲一個愚昧帝國的臣民，其必然也應當是愚昧的。

（四）洋務運動短評

洋務運動是以統治階級中先進官僚爲主發起的一場強國運動。“求富，求強”的口號體現了他們改革自強的願望，但從這個口號本身也體現了他們的侷限性——根本性的癥結不清楚，根本性的東西不變，富強如何求得到。洋務運動的侷限性是由較爲複雜的原因導致的，在一定程度上，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是很難克服的。對於這樣一場運動應該給予極大地肯定。洋務運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在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均有所建樹，在改變社會風氣，改善民衆觀念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

（四）戊戌變法短評

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以其較爲開闊的視野和明辨的思維，往往在思想和觀念上走在時代的前列。他們對社會矛盾有較

爲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有相對更爲明智的辦法。從《海國圖志》到《少年中國說》，這無不體現了先進知識分子渴望國家進步，富強的願望。而戊戌變法就是知識分子爲主發起的變法自強，救國圖存的變革運動。

（五）孫中山短評

袁世凱確實是工於心計，頗具謀略，很有手段，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當了總統，後來又復辟當了一陣子皇帝。孫中山積極改革卻經常不順利，似乎孫中山在計謀上可能確實不如袁世凱。孫中山自己也說，“維持現狀，我不如袁；開拓未來，袁不如我”。這句話說得頗有見地和自知之明。袁世凱放着好好地總統不當還想當皇帝，這至少從現在的眼光看實在是愚蠢的。在眼光和胸懷上，孫中山比袁世凱強。大丈夫“謀萬世，不謀一生”，從這來看，孫中山比袁世凱有謀略。

（六）李鴻章短評

李鴻章是一代晚清名臣，是晚清的中流砥柱。李鴻章文武全才，出將入相。對內興辦洋務，修鐵路，造輪船，開礦，辦紡織廠，發展近代郵電事業，支持戊戌變法等等。對外斡旋與列強之間，請外援，外交談判。他儼然是大清國的大管家。

作爲晚清的位高權重而又忠心爲國的李鴻章實在是勞苦功高，即使是討好慈禧從某種角度看也是更好的實行自己的政策，試想得罪了慈禧或得不到她的支持，如何能更安全更好地行動。也許在他看來穩定的局勢壓倒一切，仗打不起，所以能調停就調停，哪怕拉下臉來去求，哪怕暫時忍氣吞聲呢。正是因爲類似的一些原因，他一度揹負賣國賊的罵名。當然不能說他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對的，但是總的來說他是爲國着想，他是有眼光和遠見的。不過也有侷限性的，那就是不改變皇帝和太后的統治地位（筆者自己這麼認爲）。不知他是否想過反清，有人勸過他造反，他沒有，似乎沒有記載他對清政府有任何不忠的想法和行爲。這原因可能很多，可能他是受傳統忠君思想影響太深，他的人生目標就是當一個治國之能臣，可能他覺得反清太困難了，風險太大了，還可能是朝廷給了他太大的榮耀，他覺得皇恩浩蕩了，還有可能是他當時老了，沒有如此的野心了。他自稱大清國的裱糊匠，這比喻貼切而有些許悲涼。

（七）頑固派短評

凡是到變革時，受舊觀念的影響深刻的人總要反對。觀念的改變是最難的。那些頑固派也不是簡單的人物，那些大臣們也是“飽學“之士。他們如此執着的原因（個人私利除外）恐怕是統治者長期教育的結果。他們用（修改過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作爲選拔官吏的考試科目，讀多了肯定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讀了一輩子古書，而且他們祖上祖祖輩輩讀這些書，信奉這些。突然有一天有人跳出來大張旗鼓地要推翻這些，他們當然受不了。當然用現在的眼光看，他們實在是不可理喻。比如修個鐵路都要極力反對，難道他們不知道火車比馬車跑得快嗎？實際上他們是坐井觀天。那些頑固派大多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缺乏實踐。他們不需要火車，因爲他們不那麼着急趕路，但是他們不知道戰場前線上火車追着馬車跑那十萬火急的情形。

頑固派實際上就是一種脫離實踐或不關心實踐的一種勢力。

（八）愛國主義短評

愛國在和平年代裏是不容易體現的，而在亂世則彰顯得氣勢恢宏。中國近代史的這段雜亂的歷史很好地詮釋了愛國主義。事實上，以前的的任何朝代這一點都比較模糊。而晚清，正是需要愛國的時代。我們頌揚譚嗣同，雖然他們與袁世凱慈禧這樣的老奸巨猾比起來稚嫩和天真許多，但我們都稱道他們而不稱道袁世凱和慈禧。因爲他爲了變法改革不怕犧牲自己最寶貴的生命。應不應當效仿暫且不提，至少這種精神令人敬佩。面對列強進犯，不論是戰是和，出發點是國家和民族，面對變法改革，不論變與不變，關心的不是個人得失而是對國家的利弊。爭論和分歧只是角度不同，出發點是相同的。而這是最重要的，因爲方向對了，辦法總是有的。

不論是抗擊法國的清朝士兵，還是抗擊英國的三元里農民，他們都是受了愛國主義的感召而不顧個人安危。在國家和民族危難之際，各個階層都以不同的方式走在愛國這條道路上。

隨着新中國的建立，中國近代史畫上了句號。毛澤東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題詞也象徵地給近代史做了個總結：自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從那時起，爲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

垂不朽！

參考文獻

（1） 李侃等。《中國近代史》（第四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2004.1.

（2） 蘇同炳。《清代史事與人物》。北京。紫金城出版社。 2010.4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論文 篇三

《從兩次鴉片戰爭看中國之變遷與發展》

內容提要：中國社會在鴉片戰爭後，進入了近代的進程，並且隨之發生了衆多的變化。兩次戰爭之後，廣大人民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侵入的不斷深化，幾近滲入社會的各個層面，西方殖民主義者在中國權利的不斷擴大，帶給了古老中國無休止的戰火。這兩次戰爭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響了中國？中國的社會進程又發生了怎麼樣的變化？本文重點描述了這些。

關鍵詞：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自然經濟、洋務運動、海關

一、兩次戰爭，一種命運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以發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爲標誌，同時這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端。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的鴉片走私貿易，讓接連遭受1825年和1837年經濟危機的大英帝國嚐到了不小的甜頭，源源不斷地白銀流入大英帝國的國庫，正如梭倫所說：“財富催生飽膩，飽膩催生暴行”，大英帝國迫不及待的將侵略的座標插入了中國的版圖之上。與此同時，國庫的虧空嚴重地影響了大清帝國的收入，軍備海防廢弛，政治腐敗，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鴉片，但英殖民主義者任意破壞禁令，利用行賄和走私等手段，繼續罪惡的鴉片貿易，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中國人的道義抵制的直接後果就是，帝國當局、海關官員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國人弄得道德墮落。侵蝕到天朝官僚體系之心臟，摧毀了宗法制度之堡壘的腐敗作用，就是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被偷偷帶進這個帝國。”[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在虎門海灘公開銷燬英、美等商人呈繳的鴉片21298箱[2]。英國殖民主義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國內閣正式決定發動侵華戰爭，4月英國國會正式通過，6月由英國全權代表懿律(ot)統率4000侵略軍，乘艦船40餘艘到達廣東海面並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正式爆發。

此時，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無疑，統治階級中的妥協派佔據了主導，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查辦；沙角、大角、虎門炮臺相繼失守，定海、寧波、鎮海相繼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讓戰火在古老的東方國度持續燃燒了兩年零兩個月，最終於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而結束。自此中國不再享有完整獨立的主權，中國社會開始轉化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109年水深火熱的日子！

當中國國內太平天國起義達到高潮的時候，英法兩國在美俄的支持下，對中國發動了新一輪的侵略戰爭，並以此來擴大鴉片戰爭中所獲得的利益，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年10月，廣東水師在中國船“亞羅號”上逮捕了12名海盜，英國侵略者藉口此事件進行干涉並伴以武裝挑釁；同年，法國藉口馬神甫事件派葛羅()率軍來華，暗中與英國侵略者結盟並聯合美俄構建了四國聯合戰線。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廣州；1858年5月，侵略軍攻陷大沽、天津，此時侵略軍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爲欽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別於英法訂立《天津條約》。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如此順利而不加條件反對的簽訂條約，讓英法侵略者的貪慾無限的膨脹，1859年6月20日，英法聯合發動大沽戰役，這場突如其來的沒來由的戰役，讓清軍措手不及，只能被迫還擊，馬克思在論述這場戰役是指出：“中國當局不是發對英國使節前往北京，而是反對英國武裝船隻上駛白河。„„難道法國公使留駐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他率領一支法國武裝遠征隊強行駛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就算是中國人必須接納英國的和平公使入京，他們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國人這樣，並不是違背條約，而是挫敗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聯軍佔領圓明園，人性的貪念讓他們將圓明園洗劫一空，並放火焚燒。大火燒了三天三夜，將“萬園之園”化爲一堆堆敗瓦頹垣。參與焚燒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戈登承認：“我們就這樣以最野蠻的方式摧毀了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4]

1860年10月，無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與英法侵略者簽訂《北京條約》，至此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兩次鴉片戰爭，古老的東方國度——中國，在清朝統治者的帶領下，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千萬萬中國人民都面臨着一種命運——用槍炮和鮮血來換取國家的主權獨立與民族自由！

二、兩次戰爭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兩場久遠的戰爭，中國恥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陣陣槍炮聲，一聲聲吶喊聲中拉開了。

此後西方殖民主義者，帶着資本主義的各類成果來到了中國，從各個方面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一)、海關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變化

兩次戰爭用武力叩開了中國的國門，在此便不得不先談一下清代海關的變化。

早期，清政府對西方各國基本上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嚴格控制對外貿易。當英皇派遣使團出使中國，試圖與清政府建立相對開放自由的貿易關係是，當時執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絕，理由倒也簡單：“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爲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5]

可是現在，西方殖民主義者不僅用武力口開中國國門，而且用兇殘的暴力將中國的海關自主權硬生生地剝離，更有一些殖民主義者敏銳地察覺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列強共同爭奪的國家中建立一個完全殖民地性質的海關機構，事實上是很難行得通的。”[6]咸豐九年(1859)，在海關司稅李泰國的緊逼下，清廷將總稅務司升格爲中國海關行政的最高首腦，並委任李泰國爲近代中國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這位大英帝國的海關代表，不僅“霸佔”了中國海關的最大權利，還在其任期內將司稅改爲稅務司，稅務司的實際地位就相當於各地海關行政之最高長官。此外清廷的海關係統還包括：海政局、同文館和郵政局。

西方殖民主義者利用武力、利誘官員等手段進一步控制了清廷海關大權，爲其傾銷工業產品，掠奪原材料及初級產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英國爲首的侵略勢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國封建政權。英、美、俄、法等國的公使聯合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此時與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適應是封建政權的顯著地買辦化。從清朝封建統治集團本身的變化上說，一批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並與外國侵略勢力關係更密切的買辦化官僚產生了，即所謂的洋務派。他們爲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擴大本集團的勢力，開展各種洋務活動。

前期，以曾國藩、李鴻章爲首的官僚軍閥，在六七十年代先後建立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所謂的“自強新政”。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建立“安慶內軍械所”;1862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高昌設立江南製造總局；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由因國人馬格里督辦的金陵製造局。但這些企業大都工作效率低下，產品質量低劣。在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還訓練新式陸軍和建立新式海軍(即籌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師)。

後期，從70年代初期開始，洋務派從軍事工業轉而舉辦一系列民用企業，以供應軍用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運輸、以“求富”。其中規模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創立的輪船招商局，1876年籌辦的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漢陽鐵廠、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洋務派所辦新式企業均爲官僚商辦企業，也是北洋系買辦官僚所憑藉的經濟體系。洋務派興辦這些企業的目的是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來維護封建統治，並增強本集團的實力和財富。這些資本主義企業實際上就包含着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7]中國的資本主義在這些企業中緩慢的成長。

(三)、西方資本主義衝擊下的自然經濟

自春秋戰國時期確立的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到清朝也延續了兩千多年，並在國家的整個經濟部門中佔據着絕對的統治地位。鴉片戰爭後，中國傳統農業隨着社會狀況的變化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一方面表現爲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因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呈現出衰落的狀況；另一方面表現爲外國資本入侵的衝擊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後頻繁的國內國外戰爭，不僅耗空了國庫，而且讓各省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依賴着大量土地的小農經濟發展遲緩，而耕種技術長期的落後，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自然經濟曾在最初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有過頑強的抵抗，但時間短收效差。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各國的權益擴大和侵略活動的加強，陳舊的封建經濟難以抵抗強大的新興的的資本主義，開始了普遍解體的過程。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是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9]

其解體的具體表現爲：

1、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及其與農業的分離。從鴉片戰爭，特別是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家庭手工業棉紡織業由於外國廉價機制紡織品的輕笑開始廣泛解體。(小生產與機器大生產難以競爭)標誌着中國兩千多年以來以耕織結合爲主的自然經濟解體。“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引起的重大變化就是堵死了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正常道路，是解體後的農村經濟具有明顯的半殖民地性質。”[10]

2、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農業產品商品化發展主要表現在茶、桑、菸草、豆類和罌粟等種植的擴大和水稻、小麥等糧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罌粟爲例：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輸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喪失了禁菸能力，卻鼓動農民種植罌粟以增加稅收。1856年，罌粟在雲、貴、川三省已經“連畦接畛”了；蘇皖浙省，年產煙達73萬擔，煙田2303畝；山西幾乎“無縣無之”;東三省“種罌粟者不下十之六七。”

[11]糧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經濟狀況的重要標誌。鴉片戰爭後，地區經濟作物的廣泛擴種佔用了原有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導致該地區對於外地糧食的需求大量增加；並且隨着通商口岸的開闢和商埠經濟的發展，糧食的需求量也同時大增，“從道光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年(1840-1894)，全國糧食商品率友10%增長至16%;然而這一時期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卻是外國資本主義破壞城鄉手工業和加緊掠奪農產片，尤其是所需要經濟作物原料的結果。”[12]

從鴉片戰爭後，特別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戰爭之前的時期內，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傾銷下，與農業結合的手工業尤其是棉紡織手工業開始解體，廣大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不得不依賴於市場，成爲世界市場的購買者；另一方面，在外國資本主義原料掠奪下，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擴大，廣大農民又成爲世界市場的原料供給者，中國農業經濟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幾個方面，是兩次鴉片戰爭後，對中國歷史影響較爲長遠和深刻的方面，下面來描寫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掠奪下依然存在的幾個其他方面。

在洋務運動創辦近代企業的同時，中國社會還出現了一批商辦企業，如：1866年的上海發昌機器廠，1873年的繼昌隆繅絲廠，1878年天津的貽來牟機器磨坊等，這些企業構成了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業在中國的出現，使得中國產生了第一批近代產業工人，他們形成了早期的中國無產階級。並在此後30年的時間內，隨着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

另外在鴉片戰爭後，地主階級改革派效法和學習西方以抵禦侵略的思想，在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後逐步發展爲維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

五、結束語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飽經了109年戰火紛爭的中國人民，終於可以過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遠的戰爭不是隻能活在我們的回憶當中，我們要居安思危，時刻謹記自己所處的環境，自尊自強，從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未來！

參考文獻：

【1】馬克思 恩格斯 著：《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頁。

【2】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北京大學出版社。

【3】馬克思 恩格斯 著：《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739頁。

【4】賀翼柯，《戈登在中國及蘇丹》，見王崇武等編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148頁。

【5】《熙朝紀政》卷六，《紀英夷入貢》附《敕諭英吉利國王二道》。

【6】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北京大學出版社。

【8】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9】毛澤東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頁。

【10】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1】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458-464頁。

【12】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中國近代史論文 篇四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中主義爲指導思想的黨。然而，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爲指導思想這個嶄新的思想武器，並不意味着就能夠自然而然地解決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問題，還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爲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世界觀和指導思想，具有與時俱進的特殊品格，它決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決不是終極的真理，而是發展的學說。因此，馬克思主義一方面指導着我國的革命和建設，另一方面它又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得到發展。這中間經歷了四個過程

（1）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並對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艱辛探索，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對於中國的革命勝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任務是與我們黨的歷史使命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可以說，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因爲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作爲黨的指導思想，把中華民族振興和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緊密地聯繫起來，作爲自己的歷史使命。這就告訴我們，要完成這一歷史使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因爲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離不開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這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我理解，這就要求與黨的全部實踐活動既緊密聯繫、又相互作用的黨的理論活動，要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要遵循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般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特色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要遵循黨的建設的一般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的規律和黨的執政規律。可以說，遵循一般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的特殊規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而又結合實際要求，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用以指導實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任務。

（2）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題進行了科學回答，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之道。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形態的偉大創新。

第二次偉大革命是以鄧小平爲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這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爲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把鄧小平理論也確立爲黨的指導思想。十五大修訂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爲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是我們黨經過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作出的歷史性決策。

“只有結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纔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是鄧小平同志從普遍性與特殊性辯證關係的角度，對如何在實際中具體運用馬克思主義而作出的精闢論斷。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指導原理和一般的指導原則，只能從總體上概括實際生活的一般現象和規律。這些基本原理、原則和規律，只有與各國不同時期具體的國情和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才能發揮巨大的指導作用。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曾鮮明地強調，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使之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這個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纔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鄧小平同志對什麼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科學回答，與毛澤東同志的深刻見解一脈相承，交相輝映。正是根據這樣的思想，鄧小平同志成功地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偉大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

（3）以江澤民爲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如何建設黨的核心主題，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新世紀、新階段、新任務條件下，黨的建設面臨的兩大歷史性課題，解決了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建設沒有解決或沒解決好的新課題。 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黨的歷史方位也發生重大變化：已經從領導人民爲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爲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爲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新世紀新形勢和黨的歷史方位的新變化，對黨和國家提出新的要求，黨的建設面臨兩大歷史性課題：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江澤民站在時代高度，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深邃理論洞察力，以新的視角深刻

地總結了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80年的奮鬥歷史經驗和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如何建設黨的根本問題。時代的挑戰、社會的變遷、歷史的責任、人民的願望，要求黨在新世紀、新階段，必須認真面對和解決好兩大歷史性課題，“三個代表”就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執政觀、領導觀和解決兩大歷史課題的根本指導思想，其中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物質基礎；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整合價值取向與道德觀念，把黨的思想理論建設與先進文化的發展內涵統一起來，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方向和保證；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宗旨和黨的羣衆路線，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完成十五大確定的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制定了正確綱領，同時也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指明瞭方向，成爲新世紀新階段黨的立國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4）十六大以後，以胡錦濤爲總書記的黨中央繼續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向前推進，提出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兩大戰略思想。

科學發展觀是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在中國的重要體現。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蘊涵着深遠的理性思考，彰顯出鮮明的時代特徵，是我們黨在認識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重要昇華，也是我們黨執政理念的一次飛躍，是我們黨對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發展，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在新時代中國的運用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堅持以人爲本，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根本核心，也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 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在新時期中國科學的運用和發展 。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又是一個不斷髮展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其關鍵就在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具有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品質。科學發展觀是我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形勢下根據國情、世界發展趨勢總結出的新的理論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精髓充分貫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

中國近代史論文範文：《關於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和中蘇分裂研究的若干問題》 篇五

[內容提要]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冷戰國際史上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爲國際學界所關注。根據新近解密的中俄外交檔案及相關論著來看，赫魯曉夫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談話的意圖旨在改善中蘇兩國的關係，但是中蘇同盟經過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已無可挽回地走向最後的破裂。同時，中印邊界衝突還使中共中央對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實質以及印度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重新認識。

[關鍵詞]中印邊界衝突；中蘇分裂；古巴導彈危機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冷戰國際史上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爲國際學界所關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利用相關檔案文獻，從更爲廣闊的國際史的角度研究中印邊界衝突在中蘇分裂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對於中印邊界衝突與幾乎同時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之間的關係，對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爆發之前和衝突第一階段的態度和政策，已有的研究大多引用時任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回憶錄以及中，方的相關論著。由於劉曉回憶錄和中方有關論著對赫魯曉夫談話以及講話的記載和論述，對認識和判斷這一時期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以及中印邊界衝突對中蘇分裂進程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有必要在依據國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新近解密的外交檔案和其他可資利用的文獻資料，對上述有關問題進行重新探討。

一、赫魯曉夫同劉曉的談話和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的政策

赫魯曉夫在1962年10月13日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會談及赫魯曉夫在10月14日歡送劉曉離任的酒會上的講話，長期以來被研究者們視爲蘇聯爲了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獲得中國的支持而作出的重要姿態。對赫魯曉夫兩次談話的內容，在可資利用的檔案文獻完全解密之前，研究者們基本上利用的是劉曉的回憶錄、中國官方編撰的有關外交史和中印邊界→←作戰史等著作中的記載。劉曉回憶錄除記述赫魯曉夫兩次談話的基本內容外，還強凋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蘇共中央10月14日爲劉曉舉行高規格的送別宴會的因素是“一九六二年十月爆發了一場加勒比海危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的記載，赫魯曉夫當時說：蘇聯應古巴的要求，在古巴設置了中程導彈，以保衛古巴的安全。他希望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也採取措施。該書還記述了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在10月15日也“請劉曉轉告中國政府”有關古巴導彈危機的情況。對於蘇聯上述表態的意圖，吳冷西回憶錄中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寫道：“赫魯曉夫採取這種態度，同當時美蘇在加勒比海關係緊張有關，那時他需要中國支持。”

目前，俄國的有關檔案已解密了赫魯曉夫10月13日的談話和14日的講話記錄；而從中國外交部現已解密的檔案中，尚未發現記錄赫魯曉夫同劉曉這兩次談話的文獻。根據俄國的檔案，赫魯曉夫在10月13日同劉曉的會談中首先闡述了蘇聯對國際形勢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立場。他指出：帝國主義分子已在老撾、阿爾及利亞、也門和印度尼西亞遭到了失敗。蘇聯不僅沒在反動勢力面前退讓，反而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向埃及的納賽爾提供飛機，給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提供潛水艇，甚至爲這些設備配備了蘇聯軍事人員。在古巴，蘇聯通過向卡斯特羅提供武器和“其他手段”，“已控制了鱷魚的腹部”。赫魯曉夫強調說：雖然這些都花費甚巨，“但我們還在這樣做，因爲它符合革命力量的利益”。對於中蘇關係，赫魯曉夫告訴劉曉：“我們最渴望的夢想就是排除目前分離我們的寒流，重新迴歸我們在1958年之前所擁有的那種親密關係……我們兩黨有責任……建立一個堅如磐石的國際共產主義的共同陣線。”在談到中印邊界問題時，赫魯曉夫表示：他認爲中國政府所採取的諸如談判、將部隊後撤20公里等步驟，都是合理的，印度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不理智的；印度的立場“是以發號施令爲基礎，然而邊界爭端是不能用這種方式解決的”。中國人是“我們的兄弟”，而印度人僅僅是“朋友”。對劉曉通報的中印邊界緊張局勢，赫魯曉夫強調說，如果印度發起進攻，蘇聯將站在中國一邊。“我們之間的關係不容許有中立。中立將是背叛……我們將始終在一個陣營裏，同甘共苦。”在10月14日歡送劉曉的酒會上，赫魯曉夫希望立即消除中蘇同盟中存在的問題，翻開兩黨關係新的一頁。赫魯曉夫再次告訴劉曉，作爲中國的盟友，蘇聯將在中國同印度的衝突中站在中國的一邊。蘇共中央領導人科茲洛夫、柯西金等表示：赫魯曉夫的講話是代表中央的意見，蘇共中央在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把俄國檔案資料同劉曉回憶錄以及中方外交史著作的記述加以對照，可以發現涉及到認識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赫魯曉夫和米高揚有沒有在10月13日和15日向中方通報有關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與第一個問題密切相關的是，赫魯曉夫同劉曉談話的目的是什麼？在目前解密的有關赫魯曉夫的這兩次講話的俄國檔案中，尚未發現赫魯曉夫告訴劉曉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以及希望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採取措施的記載。過去雖有研究者認爲赫魯曉夫在此次談話中不可能向中方通報部署導彈的情況，但基本上都是基於推測。另外，根據俄國檔案的記載，米高揚是在肯尼迪10月22日公開宣佈美國將對蘇聯開往古巴的船隻實施海上封鎖之後，纔在10月23日將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向中方通報的，而不是中國外交史著作中所記載的10月15日。

另外，對於蘇聯是否在10月中旬之前向中方通報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還可以從蘇聯部署導彈計劃制訂和實施本身進行相應的判斷。由於整個導彈部署行動計劃高度保密，蘇聯國內甚至都沒有將有關情況通知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和駐聯合國大使佐林。赫魯曉夫顯然不可能在蘇聯正緊張祕密部署導彈的情況下，向中方通報有關情況。而赫魯曉夫之所以決定向古巴運送導彈的一個主要考慮是，他認爲美國在11月中旬國會中期選舉之前不會發現蘇聯的部署行動。這樣，赫魯曉夫在lO月13日和14日同劉曉會談以及米高揚15日會見劉曉的時候（如果米高揚在這一天會見劉曉的話），他們是無從想象出，在加勒比海上將會爆發後來那樣的導彈危機，因而也就不可能在那時就要求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採取措施”。另外還需要特別關注的重要史實是：美國最早知道古巴正在修建導彈發射井的時間，也是在10月14日上午根據u一2偵察機所拍攝的照片作出的判斷。

既然沒有可能談到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問題，那麼，赫魯曉夫這兩次談話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根據業已解密的檔案文獻和相關研究論著，赫魯曉夫的主要目的還是想修補中蘇關係，避免中蘇同盟最終破裂。1959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前後，中蘇兩黨在這一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給兩黨兩國關係帶來了深深的傷害，並使得中蘇分歧公開化。但中蘇兩黨都不願走向破裂，赫魯曉夫還不斷作出友好姿態表示其改善中蘇關係的意願。在軍事技術轉讓方面，赫魯曉夫在1961年1月21日給中國政府的信件中表示：蘇聯準備向中國提供米格21-ф13型戰鬥機的技術，並在中國建廠生產此種型號的戰鬥機。爲幫助中國渡過經濟困難，赫魯曉夫在1961年2月27日還決定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食糖。另外，蘇聯用硬通貨購買中國的1000噸白銀，以便中國使用這些硬通貨向其他國家購買糧食。中共中央領導人當時對蘇聯的這些舉措給予了極高評價。但從蘇共二十二大開始，中蘇兩黨關係由於蘇共對阿爾巴尼亞的抨擊而再度緊張，特別是1962年4月中旬到5月底發生的“伊塔事件”，對中蘇關係產生了致命的傷害。因此，當中國向蘇聯通報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以及中國有可能採取“自衛反擊”的時候，在赫魯曉夫看來，蘇聯如在邊界爭端這樣的涉及到重大國家利益的問題上支持中國的話，那麼中國也肯定會採取相應的行動緩和同蘇聯的關係。赫魯曉夫此時的講話，同後來爆發的古巴導彈危機是沒有直接關聯的。

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前以及衝突爆發後的第一階段，赫魯曉夫還在不同場合表明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的立場，從而也可較爲清晰地認識赫魯曉夫的政策目的。他在10月11日和14日舉行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指出，印度的要求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侮辱，“我們對尼赫魯感到失望”。10月23日，赫魯曉夫在同以喬治烏一德治爲首的羅馬尼亞代表團進行會談時，專門談到了尼赫魯的政策和中印關係。赫魯曉夫表示：總的說來，尼赫魯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立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搖擺不定。最近在國大黨和反動勢力的影響下，尼赫魯似乎更加倒向帝國主義國家。他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對中印邊界衝突的立場實際上就是反動的。中國方面最近已建議將各自的部隊從雙方邊界線上後撤20公里，而印度方面在反動勢力的壓力下拒絕了這一建議，它們認爲邊界必須是“麥克馬洪線”。赫魯曉夫此次談話的核心幾乎就是10月25日《真理報》社論的主旨。赫魯曉夫在會談中還談到印度共產黨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立場和態度。他批評印共南布迪裏巴德的觀點，指出南布迪裏巴德的行爲將導致印共的分裂。在10月30日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諾沃提尼會談時，赫魯曉夫說，蘇聯同中國的關係不會變得更糟，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爲印度在最近一段時間裏採取了錯誤的立場”。這裏值得注意的是，赫魯曉夫同喬治烏一德治和諾沃提尼會談時，古巴導彈危機已開始，赫魯曉夫在此時依然表示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立場。

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後，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在10月22日向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表明蘇聯政府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立場和態度。蘇聯在備忘錄中說：蘇聯“完全支持你們通過談判解決同印度之間的邊界爭端的願望。談判會阻止衝突的進一步尖銳化併爲和平解決衝突製造氣氛”。這樣的路線是符合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的。蘇聯支持中國對“麥克馬洪線”的立場，“即麥克馬洪線並不是已定的國界線。它是沉痛的歷史所遺留下來的”。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10月25日，《真理報》就中印邊界衝突發表題爲“爲了人民的利益爲了普遍和平”的社論。社論譴責印度受帝國主義分子的煽動，已成爲衝突的罪魁禍首；同時批評了印度共產黨滑向民族沙文主義，損害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蘇聯公開表明自己立場、支持中國的標誌。蘇聯在11月初還向中方提供有關印度的情報。契爾沃年科在11月3日和5日向中方通報了赫魯曉夫與尼赫魯的通信，以及蘇印兩國官員會談的情況等。

赫魯曉夫對中國的示好，並未產生預期的結果。因爲此時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中蘇兩黨自1959年以來所有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中共中央對赫魯曉夫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因此，毛澤東在聽了劉曉的彙報後決定暫不答覆蘇聯。在劉曉離任的七個星期後，中國纔派出前駐印度大使潘自力擔任新的駐蘇大使，而這一階段恰好是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的關鍵時期。契爾沃年科多次要求面見毛澤東，但都未能如願。除在10月20日向契爾沃年科通報邊界衝突爆發的情況後，中方極少再向蘇聯通報有關情況。對蘇聯要求中方解釋中印邊界的“傳統習慣線”的請求，中國也只是籠統告之：這段傳統習慣線基本上是沿着喜馬拉雅山南麓而行的。但與此同時，中國方面對蘇聯在邊界衝突爆發後沒有立即表態感到非常不滿。章漢夫10月24日，在接見朝鮮駐華使館參贊時說：“誰在侵略，誰拒絕談判，誰進攻，誰搞顛覆，都是印度。朝鮮勞動黨和政府瞭解真相，瞭解中國的立場，支持我們，我們表示感謝。蘇聯報紙至今一字未提。”《真理報》10月25日的社論並未引起中方進一步的反應；《人民日報》在轉載《真理報》社論時只是把它放在北越外長支持中國的講話和北朝鮮支持中國的聲明之後。《人民日報》10月25日支持古巴反美的社論，也早於《真理報》社論幾個小時。10月24日中國政府提出瞭解決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遭到了尼赫魯的拒絕。隨後，《人民日報》在10月27日發表的《從中印邊界問題再論尼赫魯的哲學》的文章中，雖然批評尼赫魯政府在邊界問題上的頑固立場，但同時意在抨擊蘇聯同印度這樣的“反動的民族主義國家”交朋友的政策。中共中央在11月14日向全國省、市、自治區發出的通知中特別指出：“通過這場鬥爭，進一步揭露了尼赫魯是反動的民族主義者，撕破了尼赫魯的和平中立和不結盟政策的假面具，暴露了帝國主義指使印度反動派進行反華反人民的陰謀，同時也使赫魯曉夫集團處於非常尷尬的地位。”與此同時，中國對蘇聯在這一時期向印度出售軍事物資特別是作戰飛機，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和憤怒，並判定這是蘇聯依然繼續“偏袒”印度的重要標誌。

二、蘇聯向印度出售軍事裝備、古巴導彈危機和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政策的變化

有關蘇聯向印度出售軍事物資的問題，後來成爲中蘇論戰的一個主要內容。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支持印度反動派對社會主義的中國發動武裝進攻，同美國一起，用軍事援助，去鼓勵和幫助印度反動派向中國進行軍事挑釁”。而赫魯曉夫則認爲，蘇聯向印度出售先進的軍事武器和裝備，是社會主義陣營在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爭取印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到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之時，印度已接收八架運輸機，米格21型戰鬥機尚未交付。更爲重要的是，蘇聯在拒絕向中國提供核技術之後，卻在原子能領域加強同印度的合作，並在1962年10月就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問題達成協議。

鑑於蘇印的此種軍事合作，中國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之前就指責蘇聯說：蘇聯以低價賣給印度戰鬥機，這是不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赫魯曉夫在10月13日同劉曉會談時也對此作了特別的解釋。他指出：“瞭解這種情況的人都會明白，這種出售不會影響印度和中國在邊界衝突中的力量對比。沒有人可以只用直升機和運輸機打仗，也沒有人可以使用這些飛機贏得戰爭。”劉曉在離任前拜會米高揚時曾提到這一問題。周恩來在10月8日接見契爾沃年科時特別強調：印度使用的蘇制米式直升飛機和蘇制運輸機，在中印邊界東段和西段運送軍需，這對我們前方戰士是有影響的。對中方的抱怨，赫魯曉夫希望向中國提供戰鬥機以表明自己是中國真正的朋友。因此，契爾沃年科在10月8日同周恩來會談時曾提出，蘇聯將同意在中國生產改進型的米格21PF型戰鬥機，並提供技術援助。這一舉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尚屬第一次，但中國並未接受這一提議。另外，爲進一步向中國表明蘇聯的政策立場，赫魯曉夫在10月14日下令推遲向印度交付米格21型戰鬥機。對周恩來在10月8日會談中所關注的蘇聯賣給印度飛機和直升飛機的問題，契爾沃年科10月22日正式向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解釋說：“到目前爲止，蘇聯一共賣給印度8架AH-12型飛機和20架M-4型直升飛機。很明顯，這幾架飛機沒有什麼軍事意義，也不會影響力量的對比。”

中國對古巴導彈危機的態度和反應，對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使中蘇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公開和加深，雙方的關係實際上已經破裂。要認識古巴導彈危機同中印邊界衝突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古巴導彈危機在赫魯曉夫對中印邊界衝突態度轉變過程中的作用，除前文所提的蘇聯向中國通報在古巴部署導彈情況的日期外，有幾個重要的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關注：蘇聯部署導彈的決定和進展情況，赫魯曉夫決定從古巴撤出導彈後希望中國支持他的行動，中國的反應對赫魯曉夫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採取新政策，特別是蘇聯恢復對印度的軍售的影響。

有關赫魯曉夫決定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意圖，學界已進行了系統而詳實的研究。對於赫魯曉夫的決定，米高揚、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持有不同意見，但並未說服赫魯曉夫。赫魯曉夫確信，在11月初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前，美國不會發現蘇聯的部署行動，因而應在此之前完成導彈部署；等國會選舉結束後，他計劃訪問華盛頓，並當面告訴肯尼迪有關情況，屆時肯尼迪除了接受現實外沒有別的選擇。赫魯曉夫甚至認爲，到11月告訴肯尼迪有關部署導彈的消息後，美蘇關係將會得到改善。1962年5月24日，赫魯曉夫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和國防委員會聯席會議，正式討論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問題。導彈部署計劃由蘇聯國防委員會和蘇軍總參謀部負責制訂，7月4日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批准後，赫魯曉夫在7月7日予以批准。到10月22日，蘇聯在古巴的軍事力量共計有41902名軍人，12枚“月神”戰術核導彈。42枚中程導彈，80枚巡航導彈，42架伊爾28型轟炸機（其中7架完成組裝），42架米格21型戰鬥機，24處地空導彈基地。

發現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後，美國決策者經過內部討論，決定採取海上封鎖的措施，禁止一切運往古巴的進攻性軍事物資。10月22日，肯尼迪總統發表電視講話，宣佈美國不能接受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古巴導彈危機全面展開。10月24日上午10時，美軍正式實施海上封鎖；就在同一天上午，赫魯曉夫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表示希望解決導彈危機，因爲在他看來，繼續與肯尼迪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不會有什麼成效，所以他提議運送導彈的船隻停止前進，或就地等待封鎖結束，或返航。10月25日，赫魯曉夫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決定從古巴撤出導彈。26日，蘇聯船隻全部掉頭返回蘇聯，《真理報》當天頭版標題是《盡一切努力避免戰爭》；28日上午，赫魯曉夫主持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承諾不入侵古巴，蘇聯撤出導彈，主席團還決定立即廣播給肯尼迪的信件。肯尼迪聽到蘇聯答覆的廣播稿後如釋重負，肯尼迪政府通過“美國之音”發表了歡迎赫魯曉夫決定的聲明。至此，古巴導彈危機的緊張局勢開始緩和。赫魯曉夫和蘇聯其他領導人事後對撤出導彈的決定作了辯解。

如果赫魯曉夫在10月22日之後需要中國支持他，那麼也是需要中國支持他撤回導彈的決定，《真理報》10月25日發表的社論毫無疑問是要達到這一目的。但赫魯曉夫對中國的所作所爲大失所望。對於古巴導彈危機，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場是：“我們反對的是蘇聯在美國的要挾面前驚惶失措，放棄維護古巴政府的主權，也反對美國要求對古巴實行國際監察，侵犯古巴主權。”陳毅後來明確指出：“我們認爲根本就不應該把核武器運進古巴，既然運進去，就不應該隨便搬走。運進去經過古巴同意，撤出來也必須經過古巴同意。隨便運，隨便撤，都是錯誤的。蘇聯不是依靠人民，依靠反帝反殖的力量，而是依靠核武器，以古巴爲賭注同美國賭博。”此外，中共中央領導人紛紛發表講話支持古巴，從11月3日至6日，連續在古巴駐華大使館前舉行羣衆集會，據報道有超過500萬人參加集會。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表一系列聲明和文章，通過讚揚古巴的反美鬥爭，批評蘇聯的政策立場，將中蘇在古巴導彈危機上的分歧公之於衆。在這些聲明、社論和文章中，中共中央隻字不提蘇聯在結束古巴導彈危機中的作用。而《人民日報》在11月5日發表的題爲“大無畏的古巴人民是最強大的戰略武器”的社論，更是將赫魯曉夫的政策稱爲“綏靖政策”。11月16日，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再次進行“自衛反擊作戰”，可能是對這一時期蘇聯政策的一個回答。

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作出這樣的反應，是試圖利用幾乎導致發生核災難的事件來積累政治資本。於是，赫魯曉夫決定改變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立場。11月5日，《真理報》發表題爲“談判是解決衝突的途徑”的文章，再次表明蘇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中立立場。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結束後多次發泄他對中國政策的強烈不滿。蘇聯外交部在一份報告中說：在古巴導彈危機最危險的時候，當需要兩國“形成統一戰線來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時”，中國除了在《人民日報》發表一個聲明外，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支持蘇聯。更爲重要的是，蘇聯在11月14日決定恢復對印度的軍售，12架米格-21型戰鬥機陸續運達印度，第一批4架戰鬥機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爲蘇聯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標誌。中國對蘇聯此舉的反應極爲強烈。在中共中央看來，蘇聯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是“出賣我國，背叛盟友”。中國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餘湛1962年12月12日同蘇聯代辦梅曉滋夫就中印邊界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其中特別表明了中方對蘇聯向印度出售軍火的憤恨。餘湛說：你們給印度武器，印度用你們給它的飛機、汽車把軍隊運送到前線向我們進攻。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我們對此十分憤慨。……問題不在於數量，你再多給些我們也不在乎。但是你們這樣做，是在政治上給印度很大的支持。尼赫魯這樣頑固，不願和平解決問題，你們要負一部分責任。……使印度感到它背後除了美國支持外，還有蘇聯的支持。

對於赫魯曉夫政策的變化，章漢夫在11月7日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說：爲什麼從10月25日到31日僅僅5天之內就發生了變化？那是因爲在25日古巴的局勢非常緊張，赫魯曉夫害怕，怕得要死……因此赫魯曉夫就騙我們，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起初試圖以蘇聯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的立場，來換取中國方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支持蘇聯，因此短期內對中印邊界衝突持觀望態度。但是，“赫魯曉夫在加勒比海美蘇覈對抗的危機中，受到了美國公開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丟面子。他對我們堅決支持古巴的立場，對我們反對肯尼迪提出而經他同意的對古巴進行國際監察的侵犯古巴主權的行爲，惱羞成怒。於是從這個時候起，赫魯曉夫發動了新一輪的反華浪潮”。中共中央明確的結論是，“蘇聯對印度採取了一味遷就的錯誤政策，缺乏原則”。

三、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對中蘇分裂進程的影響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的影響和意義是深遠的，對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和中蘇關係的破裂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爲，中共和蘇共“在某些原則問題上是有分歧的，諸如和平過渡、戰爭與和平、支持各國人民解放鬥爭和南斯拉夫等等問題”。而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支持印度是“國際修正主義夥同印度反動派打擊、孤立我國”的最好證明。中國外交部新近解密的文件顯示，中國認爲“1963年以來，蘇聯就中印邊界問題反華比以前更加公開露骨，更加惡毒囂張”。因此，赫魯曉夫“是個叛徒，不是無產階級”；他同敵人勾結，反對蘇聯，反對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可能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同他團結起來”。中共中央領導人從1962年底開始強調，要在國際鬥爭中同修正主義爭奪領導權。這樣，中蘇同盟經過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已無可挽回地走向最後的破裂。

中印邊界衝突還導致中共中央重新認識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實質以及印度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爲，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之後，印度的不結盟政策“只是一個形式，一個招牌，印度已經同英美結了盟。有人說我們把印度推向西方，實際上我們不推，它已經倒向西方”。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猛烈抨擊印度共產黨特別是印共主席丹吉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態度。

中國根據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經驗和教訓，決定進一步加強中國核力量的建設和發展。中國認爲蘇聯之所以“勾結敵人，在覈擴散問題上出賣我們”，是因爲“修正主義害怕馬克思主義會變得強大起來”，害怕中國擁有核武器。因此在危機結束後不久，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和加速核武器研製、試驗工作以及核科學技術工作，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發展和擁有核武器成爲這一時期中國最爲重要的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