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發展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現狀論文【精品多篇】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發展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現狀論文 篇一

一． 中國與俄羅斯貿易結構與經濟合作的現狀

俄羅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經貿關係具有豐富多彩的歷史。平等和互利是我們兩國傳統的緊密關係的特點。一條世界上最長的邊界、互補的經濟結構促進合作的發展。對於互補的經濟結構，我們不把它理解爲俄羅斯的原料商品對中國輕工業商品的簡單的貿易 交換，而理解爲能夠使我們兩國非單一的經濟綜合體所創造的那些優勢，首先是使俄羅斯的機 器製造業、工業、國防工業高度的生產水平、科技水平在對外經濟關係中發揮作用。

近年來，中俄雙方貿易額大幅增長，中國已躍居俄羅斯第一大貿易伙伴。兩國領導人規劃了下一個10年中俄關系發展藍圖，制定了雙邊貿易額2015年達到1000億美元、2020年達到2000億美元。中俄貿易仍主要是傳統商品交易。在俄對中國的出口中，機器設備、礦物燃料、木材、鋼材、肥料、化工產品、海產品、有色金屬、紙漿處於前9位，佔到了95％以上的貿易份額。俄從中國進口的主要商品有機器設備、皮革製品、鞋、紡織品、針織服裝、化工產品、肉類、玩具和體育器材、裘皮、果蔬製品、乾果製品、糧食、陶瓷、水果、礦物燃料，這些產品佔其進口總額的85％。

在雙方投資方面，中國對俄累計協議投資額相當於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1．8％，相當於俄累計外資額的0．8％；俄對華累計投資額相當於俄對外投資總額去年雙邊貿易額的4．8％。

2008年，黑龍江省對俄貿易再次突破百億美元大關，達到了110億美元，黑龍江對俄貿易商品結構呈現以中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和俄方的資源密集型產品爲主的特點，雙方貿易互補性強，但貿易結構的層次較低，貿易規模的擴大主要靠數量的增加來帶動。一般貿易和邊境小額貿易據首要地位。上述兩種貿易方式發展迅速、增勢強勁，在黑龍江省對俄貿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極大地促進了黑龍江省經濟額快速發展。黑龍江省向俄羅斯出口的產品中，以紡織品、服裝和各類輕工業產品爲主；俄羅斯通過邊貿向中國出口的產品70%以上爲木材、石油等資源產品。

俄羅斯是吉林省第二大出口市場，該省對俄出口的主要商品有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鞋帽、控制儀器及裝置、塑料製品、化學工業及相關工業產品、機電設備、陶瓷、金屬及其製品、食品等；從餓進口的主要商品有幹、鮮、凍魚、木製品，石棉和有機化學品等。同時，俄羅斯已經成爲吉林省外派勞務的第二大市場。該省對俄勞務合作派出人數佔全省勞務合作派出人數的17%。截至2007年9月，吉林省在俄共建立37家境外企業，俄方在吉林省設立18戶企業。

二． 合作成因

1）自然資源互補

2）人力資源互補

3）產業結構互補

4）經濟技術互補

三． 存在的問題

1）經貿合作不太規範

灰色清關 “灰色清關”是指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各地市場商品供應極爲緊張，俄政府不得不大量從國外進口商品。爲鼓勵進口、簡化海關手續，俄羅斯海關委員會允許所謂的“清關”公司爲貨主代辦進口業務，提供運輸和清關捆綁在一起的“一站式”服務。這種服務也常被稱爲“包機包稅”、“包車包稅”或“包櫃包稅”。這種方式對到俄羅斯做生意的商人的有利之處是進口手續簡便，貨主只要向“清關公司”繳納一筆費用，自己不用與海關打任何交道，“清關公司”就會把所有俄羅斯海關報關手續辦好。目前，俄羅斯在同土耳其、韓國、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國等許多國家的貿易實踐中，也都廣泛使用“灰色清關”。兩國政府會爲他們創造有利的條件，但合作成功與否則在兩國公司。多年來，俄主管部門對“灰色清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打擊也是時緊時鬆。“灰色清關”幾乎一度成爲俄羅斯進口的惟一路徑，並被各國商人看成是搶佔俄市場的無奈手段之一。事實上，俄羅斯政府也非常清楚“灰色清關”的弊病所在，但一時又下不了徹底取締的決心。儘管對中國貨物的封庫拉貨事件屢屢發生，但因有高額利潤吸引，加上僥倖心理的作用，部分在俄華商還是不願下決心與“灰色清關”決裂。不能否認，“灰色清關”的貿易方式，在歷史上對促進中俄兩國民間貿易的發展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俄國內的“灰色清關”這張看不見的大網中，華商是利潤率最小、風險最大、穩定性最差的一環。所以，俄高層每次清剿“灰色清關”時，損失最大的就是華商。

2）對俄產品出口的比重太小，缺乏有競爭力的品牌和骨幹品種。

一直以來，中俄雙邊貿易的基本結構仍然以兩國的傳統產品爲主，俄羅斯對中國主要出口原材料和機械設備，中國對俄羅斯的出口主要是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向俄羅斯出口的主要商品爲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革及毛皮製品、機電設備及零件、鞋靴製品和玩具傢俱等雜項製品。俄羅斯向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爲礦產品、鋼鐵及賤金屬製品、化工產品、木及木製品和動物產品。雖然目前我國對俄出口商品結構有小幅度改善，機電產品所佔比重較以往有所上升。但機電及化工等附加值高的產品在出口中所佔比列不大。嚴重影響着中俄經貿關係的正常發展。

3）中俄合作缺少大項目支撐。

4）中國威脅

俄羅斯人的大國心理一直相當濃厚，對過去是自己的小弟，現在gdp是自己兩倍的國家，總是懷有歧視甚至敵視，同時又具有妒忌成分的心態，嚴重影響了雙方貿易的擴大。中國產品，在俄羅斯人的眼中，一直居於便宜，但質量差的地位，產品現象不佳，也是阻礙中國擴大出口的一大障礙，在俄羅斯建立自己強大的品牌有着迫切的要求。先期在俄羅斯的中國商人，給人稱之爲“倒爺”，在中俄兩國結束多年敵對關係之後率先開啓了兩國雙邊貿易的大門，也是這些“倒爺”，把大量的假冒僞劣商品從中國倒騰到俄羅斯傾銷，致使中國產品在俄羅斯人心中的美好聲譽在“雞毛服”、“一日鞋”大舉登陸以後一落千丈。

5）瞭解不夠

雙方互相瞭解還遠遠不夠，俄羅斯企業不瞭解中國的國情、法律、生活方式，中國企業也是如此。黑龍江等邊疆省長期與俄羅斯有密切聯繫，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中國華北、南方等省市雖然願意合作，但對俄羅斯的瞭解卻不多，“中國年”提供了一個好機會，中國企業得以親眼看到俄羅斯市場有何商機。

四． 發展趨勢

1）科技合作將成爲東北地區與俄羅斯經濟合作的重要方式。

俄羅斯是世界科技強國之一，具有雄厚的科技實力，每年新的科研成果約佔世界科研成果總數的20%，其中25%的科研成果達到世界水平，7%的科研成果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東北地區應充分利用中俄科技發展差異和自身區位、地緣優勢及歷史上的科技合作基礎，大力發展中俄多領域的科技合作。通過科技合作引進俄羅斯先進的科技和人才，改造東北地區的傳統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2）中俄商品貿易結構將得到進一步優化

東北地區和俄羅斯經濟合作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俄羅斯單純依賴能源、原材料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優化中俄商品貿易結構。中俄貿易的重點也是石油等能源、原材料貿易。雖然石油等能源、原材料出口佔外貿出口的絕大部分，但俄羅斯並不想長期維持資源型經濟結構模式，充當周邊國家的原料供應國。俄羅斯經濟迫切需要由資源型經濟向發展型經濟轉變，而與東北地區的經濟合作將有助於這一轉變過程。其原因在於，中俄毗鄰地區的經濟合作是與投資合作、科技合作緊密結合的，在能源設備製造、高科技、信息技術、金融、交通、基礎設施、核能、航天領域、汽車製造、黑色和有色金屬製造、森林工業等領域的深度合作。在多領域的合作中，能源合作仍然具有重要意義，但其比例將會縮小，這不僅對優化中俄貿易結構有積極作用，而且對轉變俄經濟增長方式有促進作用。

3）貿易主體將發生重大變化

隨着經濟結構的調整，東北地區對俄貿易出現了多種貿易形勢並舉的局面。邊境小額貿易、中俄邊民互市貿易在貿易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貿易主體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份額逐漸減少。

五 促進發展的措施

1）充分發揮雙方海關工作組的作用，加速解決通關便利問題

海關問題是中俄貿易中的一個現實問題。俄方海關手續繁雜、報關時間長、海關服務設施老化，加之官員腐敗，嚴重影響了兩國貿易的正常進行。爲此，2009年6月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海關合作分委會的成立標誌和兩國和海關合作上了一個嶄新的臺階。海關合作分委會的成立對於規範通關秩序、打擊走私等活動具有重要的意義。200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和俄羅斯聯邦海關署關於規範通關監管秩序的合作備忘錄的簽署標誌着兩國海關合作正式啓動，意味着兩國將在解決“灰色清關”的問題進一步加強聯繫和合作。因此，通過雙邊海關小組的工作，力促俄方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簡化通關程序，縮短報關時間，實行具有透明度的電子報關辦法，加快通關便利，爲發展中俄貿易清除障礙。

2）對國際鐵路聯運問題進行多方協調和磋商

對國際鐵路聯運問題進行多方協調和磋商由鐵道部、外運公司、商務部和銀行以及大陸橋協調機制共同協商，力求建立一套符合國際貿易規範的國際鐵路聯運體系和制度，特別是單證規範化問題。結合我國鐵路系統改革，探討鐵路承運方的改制問題。同時還應擴大口岸的換裝能力，利用(gps)等高科技產品建立鐵路運輸貨物信息跟蹤系統，爲中俄貿易駛入快車道創造順暢的物流基礎。

3）加速兩國間信息服務系統的建設，大力發展連接兩國貿易的電子商務平臺

儘快啓動中俄合作網站，免費爲企業提供有關俄方的經濟政策、投資貿易環境、各種商品需求狀況等方面的綜合信息。同時建立權威性的中介信息諮詢機構，爲企業提供有償的諮詢服務，由此可形成一個有效的信息網絡，使企業能夠及時瞭解俄方市場及各種政策的變化，爲開展貿易和投資活動提供依據，降低對外經營活動中的風險，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總之，只有中俄雙方密切經貿合作，共同攜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纔有利於雙方儘早擺脫危機陰影，走向新的發展與繁榮。中國幫俄羅斯擺脫危機，也將減輕自己的危機壓力，同樣，俄羅斯與中國實現區域自由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安排，也將非常有助於俄羅斯自己走出危機。中俄經濟未來快速發展將爲兩國互利合作創造更多的機遇，開闢更廣闊的空間。中俄經貿關係發展歷程表明，經貿合作規模擴大，合作質量和水平的提升，與兩國各自的經濟發展密不可分。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發展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現狀論文 篇二

第一部分，地理環境各項數據順序全部都是中國，俄羅斯

國土面積，中960萬俄1700萬

難以利用土地（荒漠高山極寒等），中250萬俄1200萬

耕地總面積 120萬，100萬

摺合耕地面積（一年2熟或3熟即乘2或3）250萬 100萬

森林面積 200萬 1000萬

草原面積 350萬 200萬

領海面積中國350萬，俄羅斯無數據。

水熱資源情況，中基本相當都較適中，俄羅斯偏冷

第二部分交通通訊情況

鐵路 8.6萬 8.4萬

高速鐵路（200時速以上）中9000 俄基本無

公路 410萬約100萬

高速公路 7.5萬 5000

航空客運量中2.3億人次俄5000萬

港口吞吐量中70億噸俄1億噸

電話數量 11億 2億

網民數量 4億 7000萬

第三部分人口情況

總人口13.4億 1.4億

勞動力數量 8億 7000萬

第四部分經濟財富狀況 gdp總量中5.2萬億美元俄1.2萬億

工業產值（ppp法）中4.5萬億美元俄羅斯2000億美元

地面房屋數量，中400億平方米（其中城市房屋混凝土結構約150億）俄羅斯約100億

能源消費中國30億標準煤（其中31噸煤炭，4億噸石油，3.7億度電，）

俄羅斯約8億噸標準煤

汽車消費量 1360萬 200萬

鋼產量 56803 5920（單位萬噸）

糧食口糧產量（大米小麥）中3.2億噸俄羅斯3000萬噸

飼料類糧食產量（玉米）中1.6億噸俄羅斯基本無

油料類糧食產量（大豆花生油菜）中國2000萬+1500+2000萬噸，俄羅斯很少。

肉類產銷量中8000萬噸俄800萬噸

水產品中5000萬噸俄很少

對外依存度（勞動力佔總勞動力比例，稅收比例，對外貿易商品總流通佔國內總流通比例）中國約15%，俄羅斯約20%。

gdp我們是俄羅斯的4倍多，工業產值是俄羅斯的22倍，如果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際購買力計算的話，我們的gdp總量是俄羅斯的10倍，這是多大的懸殊？

俄羅斯如果沒有核武庫和能源，他的大國地位岌岌可危，而中國的大國地位，指標是豐富多彩的！

通過以上有關兩國軍事力量核後端力量的比較，兩國的國防力水平相信大家應該有個新的認識，當然有些鐵桿鵝毛粉絲，估計你再怎麼解釋，也改變不了他們固執的態度。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發展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現狀論文 篇三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圖文）

新華網(2001.10.26 14:08:42)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７日，中俄在莫斯科簽署《會談紀要》，正式建立兩國國家關係。

中俄兩國近年來的高層互訪：

１９９２年：

１月３１日，出席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的李鵬總理會見俄總統葉利欽。

３月１５日—１７日，俄羅斯外長科濟列夫訪問中國。

１１月２４日—２６日，國務委員兼外長錢其琛訪俄。

１２月１７日—１９日，葉利欽總統首次訪問中國。

１９９３年：

１月１２日—１９日，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華。

６月２３日—７月５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俄。

１１月８日—１１日，俄國防部長格拉喬夫訪華。

１９９４年：

１月２７日—２９日，科濟列夫外長訪華。

５月１４日—１８日，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主席雷布金訪華。

５月２５日—２９日，切爾諾梅爾金總理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６月２７日—２９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訪俄。

７月１１日—１６日，國防部長遲浩田訪俄。

９月２日－６日，國家主席江澤民對俄羅斯進行正式訪問。

１９９５年：

５月８日－９日，國家主席江澤民應葉利欽總統邀請在莫斯科出席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５０週年慶典。

５月１５日，俄國防部長格拉喬夫大將訪問中國。

５月１６日，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訪問北京，北京與莫斯科結爲友好城市。

５月底，俄羅斯內務部長葉林訪問中國。

６月１２日－１４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訪問俄羅斯。

６月２５日－２８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對俄羅斯進行正式訪問。

９月２１日－２２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對俄羅斯進行訪問。

１０月，俄羅斯空軍總司令彼·斯·傑伊涅金上將訪華。

１２月２日—９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對俄羅斯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１９９６年：

３月３１日—４月５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對俄羅斯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４月２４日─２６日，葉利欽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５月２日─８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傅全有上將對俄羅斯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９月２０日─２６日，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對俄羅斯正式友好訪問。這是中國全國政協主席第一次訪問俄羅斯。

１０月２１日—２４日，俄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主席斯特羅耶夫訪華。

１２月２６日—２８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對俄羅斯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１９９７年：

４月２２日─２６日，國家主席江澤民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

１１月９日─１１日，葉利欽總統訪華。

１９９８年：

１１月２２日─２５日，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俄羅斯。

１９９９年：

２月２４日─２７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對俄羅斯進行正式訪問。

１２月９日─１０日，葉利欽總統應邀訪華。

２０００年：

７月１８日─１９日，俄總統普京訪華。

２００１年：

７月１５─１８日，江澤民主席訪問俄羅斯。

９月，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對俄羅斯進行正式訪問並舉行中俄總理第六次定期會晤。（完）

資料圖片：2001年9月11日，對俄羅斯進行正式訪問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新華社記者 饒愛民攝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發展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現狀論文 篇四

翻開近代史。我們可以看到。亞洲國家中，中國是領土丟失最多的國家。就象日本雖然戰敗，但還是吞下了琉球。從滿清至如今，不知不覺中，俄羅斯已吃掉中國五百多萬平公里的土地。

19世紀60年代初，中國遭遇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軍起義。爲鎮壓太平軍，當時的滿清政府，不得不調離了北方的守邊部隊。俄羅斯趁火打劫，大軍壓境。僅僅以威脅的方式，就脅迫清政府割讓外東北100萬方公里，及50萬方公里**東亞領土。

該世紀末，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再敗。隨之出現義和團起義。俄羅斯再以鎮壓義和團爲名，進軍中國東北。好在日俄發生戰爭，俄羅斯內部政權也發生了更迭，阻撓了俄羅斯進一步蠶食中國領土的計劃。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20世紀的外蒙古獨立，也是因爲日本大舉侵華，及國共之間的中國混戰，讓俄羅斯得手撮成的。

衆多侵略者當中，俄羅斯是受益最多的國家。而付出代價卻是最少的。在分割中國領土時，俄羅斯以靜制動。僅採用守株待兔的方式，就先後把中國五百八十八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非法佔有或分割。從俄羅斯一步步吞噬中國領土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規律：歷史上的俄羅斯，就像潛伏在中國身邊，一直窺視着中國領土的野獸。中國強大穩定時，它潛伏不動，兩國相安無事。但一旦處於混亂或弱小時，它不會給你喘息的機會。對你突然落井下石，一口吞掉你。

該出手的時候就出手，毫不猶豫，絕不手軟。是俄羅斯利益獲得最大化的固定模式。

再看看現在的俄羅斯又是怎樣處理領土問題的。

日本在釣魚島挑起中日領土爭端。俄羅斯總統隨之登上，視察俄日爭議的北方四島。日本進行抗議，以商談爲名，召回駐俄外交官。俄羅斯無視日本的憤怒，搞得日本很無趣。對北方四島，俄羅斯是實際佔有者，已經賺足了便宜。以中國處理領土的傳統方式，俄羅斯大概要適可而止，到此畫個句號了。

中國有句“得了便宜還賣乖”，體現的就是中國人的這種思維。但俄羅斯卻沒中國人容易滿足，它們不僅要佔領，更要穩固。在日本政權交接剛過，俄羅斯又派其轟炸機挑釁般的，圍着日本領土環繞一圈，從而鎮壓日本的士氣。日本憤怒了一下，但最終還是乖乖地陪着俄羅斯軍演去了。在這次接招中，日本徹徹底底是個失敗者。可見俄羅斯策略的正確性。遇事躲着走，中國人最怕的就是惹禍上身。這可以說，是中國人處理日常生活，普遍存在的態度。假設其它國家，正因領土，或其它事情，鬧得紅眼的時候，中國人絕對不會貿然進入，以免陷入它國之間的糾紛。這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惹了一身騷”。

但我們看看俄羅斯是怎麼做的。在中日兩方因領土問題，彼此糾纏不清時。俄羅斯卻毫不避嫌，主動跳進來攪局。它們以宣誓主權的方式，直接“挑釁”日本。對待領土，俄羅斯絕不做一個僅僅“觀虎鬥”的國家。

俄羅斯的這個動作，也可以讓我們隱隱感覺得到，歷史的俄羅斯，在侵吞中國土地時，慣用的一個手段：典型的落井下石。俄羅斯的“正義”行爲，實際是一舉兩得。一方面：在中國陷入糾紛時，半路殺出的這個程咬金，顯然在外交和聲勢上都有助於中國。作爲友好國家，是俄羅斯送給中國的大禮。

你中國能不領情？但另一方面則體現會俄羅斯的固有本質。只不過現在的國家，不是當年的中國，而是日本陷入了一系列問題——外交、地震，政壇不穩。僅僅實際佔有，並不能讓俄羅斯滿足，它不僅有實更要有名。

日本原打算與中國單打獨鬥——挑起釣魚島爭端。日本絕對不會想到，俄羅斯會趁機參合進來。雖不情願，但日本挑起中日領土爭端，既成事實，已不能有所改變。明知這是俄羅斯的火坑，也不能不硬挺着陷進去，被中俄兩國夾擊，前後受敵。一個國家被兩個國家圍毆的結果，最終日本會處於弱勢。因承受不住雙面打擊，必將有所收斂。對兩國不得不採取一硬一軟的方式。

俄羅斯是實際佔領者，改變現狀，日本並沒有辦法。選擇示弱於俄羅斯，是日本政府必需選擇。在俄日領土爭端上，這也是，俄羅斯爲什麼會一直處於強勢，而日本則處處捱打被動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不自覺地，而又很快感的。再次淪爲替俄羅斯爭取領土的一個工具。

其實淪爲他國工具也並不是丟人的事。中國反過來也可以把俄羅斯當做中國維權的工具。這就要看一個國家的具體操作能力了。操作的好，每個國家都可以作爲中國的工具，操作不好，或者根本就不會操作。中國就只能空有工具，卻被別人拿着當工具使，而沒奈何。世界就這麼現實。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有真正的盟友。

作爲世界大國，如今的中國，卻莫名其妙的陷入了被羣狼共毆的局面。這不僅讓中國丟了面子，更丟了實惠。領土紛爭迫在眼前，中國外交卻處處被動，如果我們打不破此時的外交局面，很有可能會永久性地喪失國土，使我們成爲後世罪人。

筆者之所以整理出，俄羅斯領土擴張的過程，並不是讓我們去如何仇視俄羅斯。畢竟一個只能看到過去的民族，是沒有出息的民族。而是寄希望於未來：對於我們在涉外處理領土方式上，希望能有所幫助。

俄羅斯能以最小代價，獲得最大的回報。雖與當年中國的衰弱有一定的關係。但也並不全是。實際上在康熙年間，中俄的第一次交鋒，中國是戰勝國，然而戰後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卻是喪權辱國的。

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與當時統治者的知識侷限性有關。他們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對世界局勢缺乏瞭解，也不懂得去了解。覺得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國。好像有丟不盡的土地。也正是這個思維，消極地影響着清朝歷代統治者。最終導致晚清時的中國，處處被動受辱。滿清的結局告訴我們：一個沒有野心的民族和國家，只有被衰弱的命運。

看現在的世界地圖，中國已不是最大。中國已經沒有太多的土地可丟棄。所以俄羅斯領土的擴張，對中國很有現實意義。在擴大、維護自己領土的時候：俄羅斯處置果斷、勇敢，毫不虛僞。對其領土擴張的意圖，赤裸裸的寫在臉上。雖然這種“暴露本質”的行爲，很不適合中國的習慣。

歷史證明：自滿清開始，中國在處理領土問題上，都顯現出，中國文化的那種大度豁達、息事寧人。但前車之鑑後事之師，這種錯誤的處理領土方式，不僅導致了中國丟失了大量的土地，更丟了聲譽。對於愛面子的中國人來說，這不過是最大的諷刺。

因此認爲，有認爲中國人的慣性思維，很不適合解決領土爭端。只有突破中國思維，纔能有維權、維國之道。否則中國很難解決，目前被動的外交局勢。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提議“設立組織限制中國的南海行爲”。顯示出其拉攏俄羅斯參與南海利益的強烈願望。

一再受俄羅斯欺辱，日本卻不計前嫌，一再地討好俄羅斯的行爲，有點腦子的人，都能看出其內部玄機。如果中國外交依然保持着現有的不溫不火，憑靠着嘴皮子說話。沒有手段，沒有動作，更不講智慧，只用收買的方式，並不能阻止，未來俄羅斯加入分中國利益一份羹的話。中國將會在領土問題上，陷入完全的孤立。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發展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現狀論文 篇五

俄羅斯僑民文學與本土文學關係初探

汪介之

2012-9-28 15:02:24 來源：《外國文學評論》(京)2004年04期

作者簡介：汪介之，南京師範大學教授。

內容提要：20世紀俄羅斯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有着不同的生成背景和生存語境，它們的價值取向和美學追求也有明顯的差異，甚至呈現出彼此對峙的格局，但兩者又是互相依存的。本文考察了它們之間的關係，並由此提出了在審視作爲文化現象的移民文學與本土文學及二者之間的關係時值得深思的若干問題。

關 鍵 詞：俄羅斯 僑民文學 本土文學 對峙 依存

十月革命後，完整的俄羅斯文學開始分成兩大板塊：俄羅斯僑民文學(流亡文學)與蘇聯俄羅斯文學(本土文學)。這一分裂狀態一直延續到1991年蘇聯解體，幾乎橫貫整個20世紀。其間，僑民文學先後出現過三次浪潮，本土文學也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考察這兩大文學板塊之間既彼此對峙又相互依存的關係，發現其價值取向、美學追求和歷史命運的異同，不僅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認識20世紀俄羅斯文學，也能夠爲審視作爲世界性文化現象的移民文**提供某種有益的參照。

一

20世紀俄羅斯僑民文學“第一浪潮”的生成與1917年十月革命密切相關。1905年二月革命後，知識界曾普遍歡呼俄羅斯“與自由聯姻”，並將這一歷史變動視爲民族振興的契機。但是，對於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迅速轉換，一些知識分子卻缺乏精神和心理準備，他們難以接受革命中出現的一系列現象，於是陷入困惑、懷疑和憂慮之中。這種情緒由於局勢的動盪不安、知識階層社會地位的下降、言論出版自由受到限制等原因而不斷加劇。從1918年起，就陸續有許多在白銀時代已蜚聲文壇的作家離開故土。截至1922年，遷居國外的知名作家有巴爾蒙特、布寧、扎伊採夫、格•伊凡諾夫、庫普林、列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婦、苔菲、霍達謝維奇、茨維塔耶娃、什梅廖夫等人。他們分屬於白銀時代的各文學流派，並構成第一代僑民作家隊伍的主體。因此，女詩人濟•吉皮烏斯當時不無誇張地寫道：“俄國現代文學(以它的主要作家爲代表)正在從俄羅斯流向歐洲。”(注：аитонкрайний，полетевропу．см．：а．я．зись．русскаяиея：ｌдкруｚуписате лейимыслителеǔрусскоｚозарубежья：вх момах，томⅱ．москва：искусство，1994，стр.360.)

與此同時，在藝術界享有盛譽的音樂家格拉祖諾夫、拉赫瑪尼諾夫、斯特拉文斯基，畫家和藝術史家別努阿等，均先後出國。人文科學領域也有許多知名學者離境，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被遣送出國的。1922至1923年間，蘇聯政府曾分別從莫斯科、彼得格勒、克里米亞等地，由水路將160餘名知識界人士遣送出境。被遣送者中包括別爾嘉耶夫、謝•布爾加科夫、洛斯基、弗蘭克、伊裏因等著名哲學家。後來，這些遣送船隻被人們形象地稱爲“哲學船”。(注：сергейхоружий，филосодфкпǔпａｐохд．《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газета》，09.05.1990，no 19.)知識界名流的大量流失，無疑是俄羅斯本土文化的重大損失；而對於僑民文學 來說，卻因此獲得了無可替代的思想和文化資源。

第一代僑民作家遍佈於俄羅斯周邊的一些國家。他們先後以柏林(1921—1923)和巴黎(1924—1940)爲中心展開活動，掀起僑民文學的“第一浪潮”。“二戰”爆發後，這一代僑民作家開始向大西洋彼岸遷移，其中大部分人定居於紐約。在那裏，他們繼續進行文學創作。但是，作爲僑民文學一個階段的“第一浪潮”，至此已走向終結。

蘇聯俄羅斯文學(本土文學)的最初階段，包括十月革命時期和整個20年代的文學。初 期的本土作家包括四部分人：首先是那些從一開始就贊同革命的老作家，如綏拉菲莫維 奇、魏列薩耶夫等；其次是在革命和國內戰爭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作家，他們作爲巨大 歷史事變的產兒，合乎邏輯地成爲新時代的謳歌者；還有一些留在國內的白銀時代作家，他們對新政權多少持保留態度，如索洛古勃、別雷、阿赫瑪託娃、曼德爾什塔姆等； 最後是一些起步於革命前後的年輕作家，他們不能認同流行的文學觀念，與“主流文學 ”格格不入，如扎米亞京、皮里尼亞克、普拉東諾夫、米•布爾加科夫等。托洛茨基曾 把上述後兩類作家分別稱爲“國內流亡者”和“同路人”，並將其作品納入“非十月革 命文學”。(注：列•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劉文飛等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92 年，第13和41頁。)

應當說，在這一階段，本土作家尚有幸置身於相對寬鬆的文化氛圍中。十月革命初期世界文學出版社的建立及其活動，俄共(布)中央決議《關於黨的文學政策》的頒佈，思想傾向不同的文學團體的存在，允許作家出國並在國外逗留、發表作品的事實等等，都是蘇聯政府一度實行開明文藝政策的表現。因此在當時，多種理論批評學說還能夠並存，作家們在藝術上的探索和試驗、在創作方法上的選擇還有一定的自由度。於是，本土文學在這一階段獲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在此時，極左文學思潮已現端倪，對文學的行政干涉也已開始。無產階級文化派思潮和庸俗社會學的盛行，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的發表，蘇聯政治教育管理總局《關於從公共圖書館中清除反藝術、反革命書籍的指令 》的出臺，“拉普”以文學總管身份對作家們進行監控的做法，對扎米亞京、皮里尼亞 克等人的批判，都表明本土文學的上空正在聚集把階級鬥爭引入文學生活的濃重烏雲。

進入30年代後，本土文學遭遇了另一種文化語境。在個人崇拜盛行、極左政治佔據統治地位的背景下，文藝指導思想急劇“左”傾化。1932年，聯共(布)中央決定撤銷各文學團體，籌建統一的作家協會。同年，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爲一個概念和一種創作方法被提出。1934年，這一創作原則在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得到確認，並被寫進《蘇聯作家協會章程》，從而獲得了某種法律效應。“拉普”在20年代夢寐以求的從組織上、思想上對作家實行“一統化”控制的格局此時終於形成。此後，一大批作家和藝術家，如曼德爾什塔姆、皮里尼亞克、巴別爾、沃隆斯基、梅耶荷德等，都相繼被關押、流放或處死，阿赫瑪託娃、米•布爾加科夫、普拉東諾夫等人則受到批判與譴責。許多作家不得不避開文學這一荊棘叢生的領域，轉向翻譯或其他研究領域。他們或者強行改變自己的藝術風格，試圖加入屈從和遵奉的時潮中去；或者乾脆輟筆，告別文壇。這一切導致了本土文學的大面積滑坡，使得一批爲極左政治和個人崇拜唱讚歌的低劣作品充斥文苑。

蘇德戰爭的炮火一度衝破了極左文藝政策對文學的鉗制。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歷史年代，文壇氛圍稍顯寬鬆。在愛國主義的主題下，作家們在題材範圍、體裁樣式和表現手法 等方面曾被允許有某種選擇的自由。30年代被迫擱筆的一些作家也能夠發表他們的新作 了。一時間，人們似乎透過瀰漫的硝煙看到了文學復興的希望。然而，極左思潮並未因 戰爭而得以根除。戰後，個人崇拜情緒達到高潮，文藝指導思想也達到“左”的頂峯，造成本土文學更爲嚴重的滑坡。1946年，聯共(布)中央發佈《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 雜誌》的決議，指責兩刊發表阿赫瑪託娃和左琴科的“在思想上背道而馳的作品”，責 令其停刊整頓。日丹諾夫發表長篇演講，對這兩位作家進行猛烈抨擊，並將其開除出作 家協會。緊接着，關於戲劇、電影、音樂等方面的一系列決議出臺，隨即開展了對於“ 資產階級世界主義”的討伐。一大批作家和藝術家橫遭迫害，許多刊物、劇場和文藝作 品被封禁。倖存的作家們或委曲求全，或檢討認錯，或被迫沉默。文壇出現了萬馬齊喑 的局面，這時期的創作多是僞浪漫主義和僞現實主義作品，此階段即所謂“日丹諾夫主 義”時期。

正當本土文學走向低谷之際，由於“二戰”的爆發，僑民文學“第二浪潮”得以形成。第二代僑民作家分散在包括巴爾幹半島、澳大利亞和南美各國在內的廣大地區。他們大都對戰前的蘇聯現實特別是30年代的大清洗有着深刻而沉痛的印象。戰爭使他們獲得了脫離這種環境，並從一個新的視角反觀這種現實的可能性。但這一代僑民中知識分子比例偏低，具有一定穩定性的文化活動圈並未形成，因此，這一代僑民作家的創作成就遠低於第一代僑民作家。不過他們卻比後者更瞭解國內新近的真實情況，在新的創作素材的佔有上具有一定優勢。“第二浪潮”的興起，給僑民文學注入了新鮮的細流，拓寬了它的表現領域，並架設起連接“第一浪潮”和“第三浪潮”的橋樑。

50年代初，蘇聯社會長期沉悶的文學氛圍開始被打破，本土文學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因一些作家的質疑而得到了修改，現實主義得以迴歸，現代主義也開始涌動。但這一時期文學的發展並不是平靜無波的。從1957年初開始，中央機關報便連續發表社論或文章，文藝界也組織各種會議，號召開展“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於是，又有許多作家作品或受到公開批判，或被打入冷宮。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不僅未獲準發表，當小說在國外出版，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作者更是很快便遭到一連串毀滅性的打擊。這時的文壇氣候可以說是“時而解凍，時而冰封”。“停滯時代”強化了這種“冰封”。關於文藝問題的中央決議和報紙社論連篇累牘，反覆批判“非英雄化”傾向，號召作家對資產階級思想發動進攻，“歌頌今天的現實”。與此同時，文學界的“持不同政見者”還遭到了嚴厲懲處。被批判、被“擱置”的作品較前一個時期大有增加。這一切構成了“停滯時代”本土文學生活的特有景觀。這種狀況直到80年代中期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僑民文學的“第三浪潮”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形成的。由於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蘇聯本土不能公開發表，或被明確宣佈爲禁止發表的作品，“地下出版物”便應運而生。從50年代末期起，就不斷有作家設法將自己的作品寄往國外發表。這類行動激起了蘇聯當局的強烈反應。作家們或受到猛烈批判，或被開除出作家協會，乃至被逮捕、判刑和驅逐出境。如1966年在莫斯科就舉行了對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的公開審判，指控他們“持敵對的反蘇立場”，把“誹謗性的作品”寄往國外，結果兩人分別被判處7年和5年徒刑。1969年，索爾仁尼琴因同樣的罪名被取消作家協會會籍。1974年，他被驅逐出境。70年代初，蘇聯當局開始放鬆對公民出國的限制，於是便有一批作家離開本土。他們與被驅逐出境的作家一起，形成了僑民文學的“第三浪潮”。

第三代僑民作家大都僑居於巴黎、慕尼黑、維也納和美國各地。他們在出國前一般已有作品在境外發表，出國後則繼續推出新作。“第三浪潮”擁有諸如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詩人，其文學總體成就遠遠超過“第二浪潮”。8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社會政治生活再度發生變化，這一代僑民作家的舊作陸續迴歸祖國，新作也有了在國內發表的可能性，於是，“第三浪潮”也開始走向平息。

1991年蘇聯解體後，對作家進出境的種種限制不復存在，俄羅斯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之間的界限最終被打破，兩大文學板塊在分離70餘年後重新合而爲一。

二

由於生成背景和生存語境不同，俄羅斯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的思想指向和美學追求也有很大的差異。第一代僑民作家分屬白銀時代的現實主義、象徵主義、阿克梅派和未來主義等不同流派。僑居國外以後，他們的流派屬性和藝術觀方面的矛盾漸趨淡化，但彼此之間的思想衝突依舊存在。他們當中有的堅持自由民主主義理想，有的留戀東正教君主主義，有的信奉“歐亞大陸主義”，也有的陷入宗教神祕主義。僑民作家們也做過彼此聯合的嘗試，如1928年9月，在貝爾格萊德曾召開過一次僑民作家代表大會，然而這 種嘗試並未取得成功。後來，僑民作家中只出現過一些小範圍內的聯合，這些文學圈子分別圍繞着布寧、霍達謝維奇、列米佐夫、格•伊凡諾夫、阿達莫維奇、波普拉夫斯基等人形成，其中前四個圈子以老一代作家爲主，後兩個圈子則結合着年輕的文學探索者們。

僑民文學“第一浪潮”中的作品，有不少反映了作家們對於剛剛過去的革命事件和國內戰爭的回望與評價，如布寧的《可惡的日子》、什梅廖夫的《死者的太陽》、列米佐夫的《被掀動的羅斯》等，這些作品一般以人道主義爲尺度，從文化的角度檢視動盪的歲月。對歷史變動的思考，對個人命運、僑民的出路乃至民族前途的探測，還使得一些作家把視線轉向本民族歷史和宗教文化傳統，於是便出現了什梅廖夫的抒情隨筆《老瓦拉姆》和長篇小說《天國之路》、扎伊採夫的《拉多涅日城的聖謝爾吉》、苔菲的小說《女巫》等。這些作品都顯示出一種強烈的“尋根”意識。

第一代僑民作家對俄羅斯本土大都抱有深深的懷念之情，因此，在對往昔生活的深情回憶中抒發鄉愁便成爲“第一浪潮”的重要主題。庫普林的小說《熱涅達》、格•伊凡諾夫的詩集《薔薇》、薩沙•喬爾內依的詩集《渴望》等，把對祖國的懷念和失去家園的孤獨感融合起來，道出了一代僑民的心聲。布寧的《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什梅廖夫《朝聖》和《上帝的夏日》、扎伊採夫的《格列勃的遊歷》等自傳體作品更表現了天涯遊子對祖國的憂思和對本土文化的眷戀。由於同樣的原因，回憶錄在“第一浪潮”中大量涌現。格•伊凡諾夫的《彼得堡的冬天》、霍達謝維奇的《名人陵墓》、扎伊採夫的《悠遠的回憶》、茨維塔耶娃的《被征服的靈魂》、謝•馬科夫斯基的《在白銀時代的帕爾納斯山上》、濟•吉皮烏斯的《活着的面影》等都是有影響的回憶錄。僑民作家們熱衷於回憶錄的寫作，不僅是出於表現鄉愁和懷舊情緒的需要，更是保存本土精神文化遺產的意識使然。

隨着時光的流逝，一些閱歷豐富的僑民作家將注意力轉向某些永恆的主題，如人生的奧祕、生活中的宗教因素、愛情與死亡等等。布寧在國外的創作是開掘這一主題的典範。濟•吉皮烏斯的《光華》、維•伊凡諾夫的《暮色》、格•伊凡諾夫的《1943—1958年詩抄》等白銀時代詩人的晚期詩集則往往把歷史的追問、宗教的沉思和哲理的探尋結合在一起，詩化了對人生的思索，並帶有濃厚的形而上色彩。

統觀僑民文學“第一浪潮”的主要作品，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美學取向。一種是向現實主義傳統的復歸和對古典美學觀念的重新認同。這種創作傾向曾成爲一股潮流在老一代僑民作家中悄然涌起。這一傾向不僅表現於他們的創作中，也體現在他們關於經典作家的論著中，如布寧的《托爾斯泰的解脫》、扎伊採夫的《屠格涅夫的生平》、霍達謝維奇的《普希金的詩學事業》等。與前一種藝術取向相對應，一些較爲年輕的作家則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新鮮經驗，積極投身於歐美文學的新潮流，甚至乾脆以法語或英語寫作，如阿爾丹諾夫、阿達莫維奇、納博科夫等。其中納博科夫在開始文學生涯之初就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他1940年以後的文學活動事實上已經融入西方文化之中。

在僑民文學“第二浪潮”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反映的是戰前和戰爭初期的蘇聯生活，其中涵納着作者對30年代本土生活的批判性思考；另一些作家則以第二代僑民的親身經歷爲素材，表現“二戰”期間的某些俄羅斯人在本土的個人崇拜和德國法西斯戰俘營之間作出痛苦選擇的主題。這些作品中常見的主人公是一些在蘇聯社會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不能接受個人崇拜的知識分子，或對農業集體化感到失望的農民等。他們往往 要經過佈滿荊棘的苦難歷程，克服種種恐懼感，才能達到一種自由的精神境界。因此，“第二浪潮”中的作品普遍具有一種悲劇色彩，給人以沉重感和壓抑感，如葉拉金的詩 集《你，我的世紀》、《沉重的星星》，還有希里亞耶夫的小說《萬卡—維尤加》、《 長明燈》等。但也有些作品突破了上述範式，如葉拉金後來的詩作，這些作品漸漸轉向 了對現代文明的恐懼、以美來克服現代人精神分裂的主題。

第三代僑民作家的思想傾向是多元的。在對待俄羅斯及其文化的態度上，有的作家懷念祖國，保留着對本土文化傳統的尊重和眷戀，如索爾仁尼琴的思想觀念就和19世紀的斯拉夫派較爲接近。由於受到“托爾斯泰主義”的某些影響，因此有人稱他爲“民族主義者”或“新斯拉夫派”。也有的作家對本土文化傳統的感情比較淡薄，甚至持基本否定的態度，如西尼亞夫斯基、布羅茨基等。他們較多地接受了西方流行的各種社會哲學思潮，認同現代西方人的基本價值觀。從審美取向上看，“第三浪潮”中只有少數作家繼承了19世紀的文學傳統，如索爾仁尼琴、維•涅克拉索夫等，而其餘大部分作家的創作都不同程度地帶有現代主義特色，如阿克肖諾夫、弗•沃伊諾維奇、西尼亞夫斯基、格•弗拉季莫夫等。同時也有的作家把兩者結合起來，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詩人布羅茨基。一方面，他顯然保持着與俄羅斯詩歌傳統的緊密聯繫，遵循以普希金爲代表的俄國詩歌中的“希臘路線”，帶有曼德爾什塔姆那種“對世界文化的眷戀”，其詩作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一種憂患意識、一種對於社會人生的人文關懷；另一方面，詩人對於生命本體意義的追尋，又表明他的思想同現代西方思想界關於人的存在的哲理思考發生了共鳴。在詩歌藝術上，他推崇阿赫瑪託娃凝重沉靜的詩風、哀歌的音調和安詳而深邃的思考，同時他也從17世紀英國玄學派詩人約翰•多恩那裏承續了冷峻的意象、新奇的節奏以及學究式的思辨，再者，從他後期詩作不追求整飭的詩歌形式、意識與潛意識交叉和荒誕手法的運用中，又分明可見英美現代主義詩潮的印跡。可以說，布羅茨基的詩歌創作代表了“第三浪潮”的最高成就。

綿延70餘年的僑民文學三次浪潮雖然色彩斑斕、千姿百態，卻清晰地顯示出它們對於思想自由和藝術獨立性的共同追求。如果說僑民文學中的這種追求是獨立而自由的，那麼，與其相對應的本土文學的發展則始終處於這一追求和對它的限制之間的衝突之中。在種種限制面前，幾代本土作家分別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因而也有了不同命運。羅贊諾夫、索洛古勃、別雷等老作家當然沒有在各種限制面前就範，然而他們也難以再用銳利的眼光逼視現實，只能獨自吟唱與時勢格格不入的憂鬱而悲愴的旋律。他們寫於蘇聯時期的作品只能是白銀時代文學的一種迴光返照。年輕的詩人葉賽寧和馬雅可夫斯基曾經是“十月風暴”的熱情歌者，但沒過多久，前者就看到“農夫的天堂”不是註定會實現的，而“歷史正經歷着扼殺個性的沉重時代”(注：цит．с．бавин，и．семибратова，судьбыпｏзмовсеребряноｚовека．москва：книжнаяпалата，1993，стр.157.)；後者則在以《臭蟲》、《澡堂》等諷刺傑作鞭撻現實的同時，感覺到了將要被扼住歌喉的威脅。於是，他們都只能悲劇性地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

與上述兩位英年早逝的詩人不同，還有一大批作家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與極左思潮進行了悲壯的抗爭，留下了本土文學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作品。如扎米亞京寫下了日記體幻想小說《我們》，藝術地表現了反對粗暴踐踏民主自由、維護個性獨立的鮮明意向，顯示出一種透視未來的遠見卓識。作品在國外發表後，作家遭到排擠壓迫，無法繼續寫作，只得在高爾基的斡旋下離境出國。自20年代後期就遭到批判的詩人曼德爾什塔姆，在30年代依然懷着深深的悲劇意識與時代對話，抗議極左政治對個性自由的壓制，表達出同時代人苦悶的情緒、沉重的預感和普遍的絕望。這一切註定了他在大清洗年代難逃滅頂之災。命途多舛的普拉東諾夫在小說《疑慮重重的馬卡爾》遭到批判、《切文古爾》被禁止發表的情況下，於30年代仍然寫出了《儲藏備用》、《初生海》等作品，揭露極左政策造成的危害，思考着農民的命運。作家終於無法避免厄運，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含恨去世。當初以雋永含蓄的愛情詩確立自己詩壇地位的阿赫瑪託娃，在30年代經由自身的痛苦體驗到了民族和人民的苦難，於是轉向沉思國家民族的命運，以一部《安魂曲》將個人的悲劇性傾訴昇華爲億萬人民的吶喊，使這部長詩成爲20世紀俄羅斯民族的一曲史詩性的悲歌。

和上述作品並論的還有皮里尼亞克的《紅木》、米•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多姆勃羅夫斯基的《無用之物系》、沙拉莫夫的《科累馬故事》、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等一系列被批判、被擱置、被禁止的作品以及“寫給未來的作品”。它們的作者也和前述作家一樣遭遇了相同或相似的命運，因爲所有這些作品都顯示出對於思想獨立和藝術自由的追求。

當然，本土文學中還出現過另一些作品，如潘菲洛夫的《磨刀石農莊》、革拉特科夫的《動力》、傑米揚•別德內依的詩歌、巴甫連科的《幸福》、費定的《不平凡的夏天》、阿扎耶夫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弗•維什涅夫斯基的《難忘的1919年》、布賓諾夫的《白樺》、李別進斯基的《 光芒》、柯切托夫的《茹爾賓一家》和《州委書記》等。它們是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定義所框定的範圍內，按照官方要求完成的一些順應時勢、歌功頌德之作。這些作品 都曾經身價百倍，但今天已少人問津。時間已公正地判定出它們的藝術生命力極爲短暫，而原因正是由於其作者沒有獨立的思想和藝術追求。作家一旦放棄或被迫放棄這種追 求，無論他擁有多麼高的天賦和才能，也不可能寫出具有長久藝術生命力的作品。

三

俄羅斯僑民作家和本土作家的價值取向和美學追求存在着很大的差異，甚至呈現彼此對峙的格局，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然而，如果用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來看待整個僑民 文學和本土文學的關係，則顯得有些簡單化。其實，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是互相依存的，因爲從根本上說來，它們本是同一民族文學的兩大板塊。

如前所述，第一代僑民作 家和俄羅斯古典文學、白銀時代文學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不僅顯示在作家們的 文學素養和審美情趣上，也表現於其作品的題材選擇、敘事方式和藝術風格上。布寧、什梅廖夫、扎伊採夫、霍達謝維奇、列米佐夫、茨維塔耶娃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證。正 是由於他們的文學活動，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俄羅斯文學和19世紀文學、白銀時代文學 的歷史聯結才未中斷。即使在20年代，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勢不兩立。在所謂“俄羅斯的柏林”時期(1921—1924)，僑民作家和國內作家的交往相當頻繁。僑民作家曾仿照革命初年彼得格勒文藝界的做法，在柏林建立了“藝術之家”。包括霍 達謝維奇、列米佐夫、阿•托爾斯泰、別雷、高爾基、什克洛夫斯基、愛倫堡等在內的 僑民作家和短期旅居國外的本土作家曾在那裏自由交往。馬雅可夫斯基、皮里尼亞克、帕斯捷爾納克等都在那一時期到過柏林。據《航舵報》出版者、言論出版社創建人伊• 格森證實，20年代他在柏林的住所曾成爲經由不同路線彙集於此的俄國僑民作家和本土 作家聚會的中心(注：см.：о．н．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лимераму рарусскоｚозарубежья：1920—1940.москва：наследие，1993，стр.45.)。那個時期，在柏林曾出 版過許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僑民作家的作品，也有上面提及的曾在柏林逗留 的本土作家的作品，還包括諸多身處國內的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家包括索洛古勃、古米 廖夫、葉賽寧、曼德爾什塔姆、米•布爾加科夫、克留耶夫、庫茲明及“謝拉皮翁兄弟 ”的作家們。一些短期旅居國外的本土作家和留在國內的作家還曾在《現代紀事》、《 前夜》等僑民刊物上發表過作品。

20年代在柏林出刊，由高爾基、別雷、霍達謝維奇等參與編輯的雜誌《交談》(1923—1925)一度影響極大，其內容廣泛涉及歐洲文學、哲學、科學和藝術。鑑於當時僑民作家和本土作家之間的交往相對自由的狀況，高爾基曾設想通過該刊使兩方面的作家相處得更爲融洽，並以此來保持俄羅斯文學的完整性。類似的努力並不少見，如在上文提及的1928年僑民作家代表大會上，就特地安排了一個關於國內出版界和報刊情況的專題報告，目的是讓作家們瞭解本土文學現狀。巴黎出版的《里程碑》一刊曾轉載過別雷、帕斯捷爾納克、巴別爾、梯尼亞科夫、謝爾文斯基、阿爾喬姆•維肖雷等國內作家的作品。阿爾丹諾夫在《現代紀事》第43期(1930)撰文評論阿•托爾斯泰的新作《彼得大帝》第一部時，曾同時稱頌過扎米亞京、愛倫堡、左琴科、米•布爾加科夫、皮里尼亞克等一系列本土作家。彼得格勒的文藝刊物《文學紀事》也曾刊出過僑民作家的作品，報道過他們在國外的文學活動，甚至發表過關於“未來俄羅斯文學的骨幹”未必產生於本土、而有可能產生於“彼岸”的評論文章(注：см．：глебструве，русскаялимерамеруравизｚнании：опымисморическоｚообзоразарубежнойлпмерамуры，2оеизданиеидололненное．париж：ymcapress ,1984，стр．27—28.)。但時至30年代以後，這類現象便不復存在了。

由於形成時的特定歷史背景，僑民文學的“第二浪潮”和同時期本土文學之間的對立關係是明顯的；第二代僑民作家和同時代本土作家個人之間的交往也相對少些。但這並不意味着這一代僑民作家切斷了和本土文學的所有聯繫。僅就取材於“二戰”的作品而言，爾熱夫斯基的長篇小說《處於兩大星球之間》、希里亞耶夫的中篇小說集《山雀》等，就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戰爭題材作品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當代俄羅斯學者阿格諾索夫認爲，爾熱夫斯基的作品比肖洛霍夫的《人的命運》更早涉及了戰爭中普通“人的命運”問題。前者冷峻地展示了法西斯分子在戰俘營中暴戾恣睢的獸行場面，表現了處於“兩大星球”之間的俄羅斯人的愛國主義情操和愛國者的悲劇命運。希里亞耶夫着力描寫了俄羅斯人對自由的熱愛，強調在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並非階級因素，而是民族因素。《山雀》中的諸篇作品還具有和法捷耶夫被迫修改後的《青年近衛軍》展開爭論的性質。希里亞耶夫的長篇小說《長明燈》則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一部較早的“集中營文學”作品。另外，在詩人莫爾森的作品中可以發現他對白銀時代詩歌傳統的繼承。他對語言的精微內涵的發掘(《部分與整體》、《守在詞典邊》、《晚霞》等)則分明是受到了俄國象徵主義、未來主義詩人們的啓示。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代僑民作家還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丹諾夫主義的無形影響。從情節結構上看，他們的作品往往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特點；在人物設置上一般遵循二元對立模式，“善”與“惡”的對比十分鮮明；“正面人物”幾乎都是某種“典型”，只不過在政治取向上和日丹諾夫主義是相反的，如謝•馬克西莫夫的小說《丹尼斯•布 舒耶夫》。這部作品具有和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論爭的性質，但人物設置和 結構佈局卻與後者有着某些微妙的聯繫。小說的主人公阿里姆•阿赫德洛夫是個農莊主 席，他本來全心全意地推進集體化運動，後來卻大失所望，最終因不願在謊言和恐懼中 生活而自殺。這一形象很容易令人聯想到肖洛霍夫筆下的納古爾諾夫和拉茲苗特諾夫。作品中的其他幾個重要角色，如謝維裏揚老爹、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格里沙•班內赫、農婦瑪涅法等形象則對應於《被開墾的處女地》中的舒卡爾老爹、中農梅譚尼可夫和其 他幾位女性形象。當然，如果說肖洛霍夫是“按照生活的鮮明足跡”及時歌頌了農業集 體化運動，那麼謝•馬克西莫夫則無疑是否定這場運動的。《丹尼斯•布舒耶夫》和《 被開墾的處女地》這兩部作品之間的關係也反映出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既相互對立又相 互聯繫的特點。

如同第一代僑民作家和白銀時代文學的關係甚爲密切那樣，第三代僑民作家和“解凍”以後的本土文學也有着斬不斷的聯繫。第三代僑民作家的代表之一索爾仁尼琴的成名作《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便是在“解凍”文學之後出現的“集中營文學”的主要作品之一，他的長篇小說《癌病房》、《第一圈》和“文藝性調查初探”《古拉格羣島》等重要作品也是在國內完成、在國外出版的。1974年出國的作家維•涅克拉索夫曾被 認爲是“戰壕真實派”的代表作家之一。阿克肖諾夫出國前在國內發表的小說《帶星星 的火車票》、《摩洛哥的橙子》等則是頗有影響的道德題材作品。

然而，更多的僑民作家在出國前是難以在國內公開發表他們的作品的，因此，他們只能把作品寄往國外發表，或將其提供給國內的“地下出版物”。如西尼亞夫斯基的那篇給他帶來災難的文章《何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當年就是以阿•捷爾茨的筆名在法國一家刊物上首次發表的。阿克肖諾夫、沃伊諾維奇、布羅茨基等人在出國前都有許多作品在“地下出版物”上發表。沃伊諾維奇的長篇小說《士兵伊凡•瓊金的生平和奇遇》就是首先由“地下出版物”推出的。在1972年被驅逐出境前，布羅茨基既有一系列詩作通過“地下出版物”廣泛流傳，也有多種詩集在國外出版。可見，第三代僑民作家多爲原先本土文學作家中的“持不同政見者”。當他們不能爲本土文學所容納時，就只能把目光轉向“地下”或國外了。這批作家在國內編輯、在國外出版的《大都會》(1979)和《目錄》(1980)兩本文集是他們爲顯示自身存在而努力的成果，同時也表明整個僑民文學的“第三浪潮”其實不過是“解凍”之後本土文學的一種特殊變體。

四

作爲一種文化現象，俄羅斯文學整體在20世紀的分裂、僑民文學與本土文學的生成及各自的命運，可以引起我們諸多思考。

首先，三代僑民作家的出現、僑民文學三大浪潮的形成，都與20世紀的歷史變動，與這一世紀中發生的革命、戰爭或特定時期的政策密切相關。如果我們注意到，出國離境在俄羅斯人心目中意味着飽嘗離鄉背井、流落天涯之苦，“驅逐出境”被認爲是僅次於極刑的一種處罰，那麼就不難想象，一大批作家被迫遠離故土無論對於作家們的個人命運、還是對於俄羅斯文學的發展而言，都是一種悲劇性現象。

其次，俄羅斯僑民作家和各國流亡作家一樣，他們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環境，都使得他們的文學活動具有某種“邊緣性”。這種“邊緣性”決定了他們同時具有某些優勢和劣勢。特殊的生活經歷和獨特的情感體驗使他們的生活視野、創作素材、感受方式等既與本土作家不同，又和僑居國的作家有別。由於擁有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生活的親身體驗，僑民作家對生活的藝術把握還獲得了更多的參照。於是，他們的作品便帶上了一種獨特的“異域情調”，這無論對於本土的讀者，還是對於僑居國的讀者來說，都是新鮮而具有吸引力的，常常使得僑民作家的作品擁有範圍廣大的讀者羣。然而，在遷居國外以後，這些在俄羅斯民族文學和文化傳統的薰陶下成長起來的作家卻和本土生活、本土文化甚至本土語言失去了密切的聯繫。這無疑是一種缺憾。異國生活、異域文化和異族語言等在他們遷居國外之初通常還具有某種新鮮感，還能夠影響作家的文化素養與精神積累，引發出一些有創意的作品。但是，當這種精神文化儲備不再得到經常性的、必要的補充時，異邦的一切便都會引起一種或明或暗的陌生感、失落感和排斥情緒。在僑民作家的才能和靈感受到了生活給養的限制時，他們便不得不轉向歷史、向記憶汲取詩情，但這往往仍無法挽回走向衰竭的文思，除非他們完全融入僑居國的生活與文化中，並以所在國的語言進行創作，像納博科夫等一些後來在國外走向創作高峯的作家就是如此。不過，這樣的作家顯然不具有普遍性。

還有關於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的評價問題。長期以來，俄羅斯僑民文學一直是不入“正史”的，無論是蘇聯學者撰寫的文學史著作，還是我國學者編寫的俄蘇文學史，基本上都不提僑民文學，至多隻把它作爲一種置於否定地位的文學現象偶爾予以提及。但如果說這類文學史只是寫了“本土文學史”，也不確切，因爲它們在掩蓋了僑民文學的豐饒實績的同時，還忽略了白銀時代的幾乎全部的文學遺產，淡化了那些不願只寫讚歌、頌歌和理想之歌的詩人和作家們的巨大成就。所以，即便僅僅是作爲“本土文學史”，舊有的文學史著作也是片面的。正因爲如此，重建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纔有了一種必要 性。一位俄羅斯作家說過：“思想是不能以強力的方式戰勝的”，“被封鎖的言論常常 具有特殊的說服力”，被驅逐的思想“往往具有某種高尚的色調，並引起同情”(注： м．горъкий．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мысли：замемк иореволюции икульмуре．москва：совет скиеписатели，1990.стр.100，166.)，文學也是如此。俄羅斯僑民文學及其他被封鎖、被驅逐的文學在今天之所以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有時甚至獲得了超過其自身價值的評價，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由於它們曾遭受過驅逐、查禁和批判的命運。

儘管以往的文學史著作有意對許多僑民作家避而不談，他們的文學成就卻是無法否認的。如布寧在國外創作了他最優秀的作品——長篇小說《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並以這部作品獲得1933年諾貝爾文學獎，成爲第一個獲該獎的俄羅斯作家。30年代初，梅列日科夫斯基、什梅廖夫曾和布寧一起被提名爲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足見他們的創作成就頗爲可觀。在第三代僑民作家中，索爾仁尼琴和詩人布羅茨基分別於1970年和198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中，布羅茨基以詩歌創作獲獎，得以躋身於由泰戈爾、葉芝、艾 略特等偉大詩人組成的光榮行列中。由此可見，僑民文學的成就是巨大的。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僑民作家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獨領風騷。本土文學中固然出現了大量平庸之作，卻也產生了一系列具有長久藝術生命力的佳作。特別是像《日瓦戈醫生》、《安魂曲》、《切文古爾》、《大師與瑪格麗特》、《生活與命運》這樣的傑作，它們都是作家們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完成的，所以更加顯得難能可貴。今天，俄羅斯人在回眸20世紀本土文學的艱辛歷程時，畢竟能夠以一大批寫就於特殊年代的優秀作品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