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國家建構略探

在工業時代到來以前，日本可以說是一個孤懸海外的島嶼，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大國在擴張過程中對其的吞併。熱衷於開疆擴土的元朝軍隊，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嘗試攻打日本本土的軍隊，最終由於特殊的氣候而失敗。不過這種孤立的狀況很快就在世界工業浪潮中被打破。

冒着濃煙的黑船

在日本橫須賀市有一個面朝大海的公園，叫做佩裏公園，而佩裏就是那個打破了日本國門的美國艦隊的司令，就如公園中央的紀念碑所言，那上面用日文和英文描述了這樣一段話：“1853年7月8日，來到浦賀海面的美利堅合衆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裏在此地的久裏濱海岸登陸，將總統菲爾莫爾的親筆信遞給江戶幕府，翌年在神奈川締結了《日美友好條約》，這一系列的事件成了將幕府統治下的鎖國狀態的日本拉回了世界的原動力。”這就是以伊藤博文爲首開化的日本武士對於“黑船事件”的看法。

艦隊在傍晚時刻到來，按照西方世界通行的外交禮儀，美國人要求日本的高級官員接受美國總統致將軍的信函。不過，與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相同，日本並沒有現代化的行政機構，沒有專門處理外交事務的官員，也沒有與之相匹配的外交制度，他們只好表示，按照日本的國法，高官並不能接待外國的船隻，這與他們一直學習的中國是相似的。爲了避免民衆、地方官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政權，造成叛亂，清朝政府不準中國民衆官員與外國人接觸，任何涉及到外國人的糾紛都必須上報京師，在中央做出裁決。不過鑑於鴉片戰爭清朝的慘敗，日本的態度也不敢過於強硬，最終同意在佩裏公園的所在地接受了美國總統的信函。

1858年，美國駐日總領事哈里斯代表美國與日本談判，在7月29日簽訂了《日美通商條約》，與1854年佩裏簽訂的《日美友好條約》相比，這份條約更加具體，更加實際，因此在日本引起了軒然大波。根據條約，日本要開放神奈川（橫濱）、長崎等港口，並在港口設立領事，美國大使可以居留江戶。美國人犯法由美國法律制約，通過領事法庭審判。日美民衆可以自由貿易，日本官員不得干涉收取費用。除醫學目的的鴉片貿易被禁止。開港是日本精英界爭論的中心，一邊是開港派，他們支持開港，避免因閉關鎖國而帶來的戰爭，一邊是攘夷派，他們堅持擊退美國的船隻，拒絕美國的開港要求。日本在閉關鎖國期間，與清朝的政策類似，是不允許外國人常居日本本土的，而是讓外國人在長島進行休整，而清朝政府則是讓外國人在澳門休整。日美民衆的自由貿易則可以讓美國的商人船隻在日本沿岸便捷地獲得補給、擴大海外市場。

明治維新到來前的改革

攘夷派的態度得到轉變，是在與美國人的鬥爭中終於明白，攘夷毫無意義，西方強大的炮艦能擊穿任何堅硬的盔甲，炸燬任何鋒利的武士刀。於是，希望通過開港讓日本富強起來的觀點逐漸被多數人認同。這就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開端。一些藩地也引進了大量西式武器，比如長州藩、薩摩藩等。

對於東亞國家來說，引入西方民主作爲近代國家建構的基礎是一場社會實驗。這些國家在嘗試的過程中要麼出現混亂，要麼出現倒退，要麼出現停滯，真正成功引入了西方自由現代性的國家寥寥無幾，甚至有人提出西式民主是否不適合西方世界之外的國家。而日本算是一個成功者，成功培植了日本的“西式民主”，不過歷程則比想象中更加漫長而艱難。

政治層面的改革則比想象中到來的更早。早在明治維新以前，德川幕府就嘗試過改革。1866年，德川慶喜繼位，成爲德川家的第十五代將軍，年輕的將軍銳意改革。實現行政官僚的薪酬制；實行法院、行政部門、兩院制議會分權；組建西式軍隊，着西式軍服；徵收貨幣稅；建立外交機構與外交制度。將軍本人還曾在與西方人宴飲時着西裝。不過此時的幕府早就搖搖欲墜，維新派的勢力壯大，經過戰爭，在1867年10月14日，德川慶喜宣佈“大政奉還”，將權力還給天皇。

近代國家的建構

掌握政權的維新政府開始爲改革做準備，力圖創造一個自由的社會環境，1871年8月，天皇發佈敕令，宣佈終結大名的統治，廢藩置縣，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形態；廢除等級制，宣佈四民平等，解放賤民，平民也可以有姓氏，並針對武士階層發佈了散發脫刀令，武士階層高貴的等級標誌被迫消失，一時激起了武士們的強烈反抗。最後以政府贖買武士的終身俸祿權而告終，但武士的衰落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大部分武士喪失了身份後，沒有謀生技能，成爲窮困潦倒的浪人，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而新興的國家政府大刀闊斧的改革對武士們並未體現出同情，他們先後在日本各地發生叛亂，都被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的鐵血政策強力鎮壓，當然，他也付出了代價，被憤怒的武士刺殺身亡。除此之外，爲了開啓民智，日本在1872年9月頒佈了《學制》，確立了普及初等義務國民教育的綱領性文件，標誌着日本教育的近代化，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到1912年時，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已經達到98.2%。

而另一個重要的準備就是1871年，以《日美通商條約》十四年期滿爲契機，日本政府派出巖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爲首的使團出訪世界。他們帶着兩個重要使命：一是與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展現日本的開放態度。二是對各國國情做一個考察，爲日本的國家建設提供參考。有意思的是，隨同出訪的還有6名女留學生，這在當時的東亞世界是極其罕見的。使團於1873年歸國，帶來了一份詳細的報告書，這是日本近代化進程中一份重要的參考材料。

使團的出洋，最大的感受就是來自於西方世界的經濟繁盛，工廠林立，尤其是英德給了他們極大的震撼，於是他們認識到國家富強的中心在於工業化。由此日本以工業化爲中心的近代化進度加快。國家逐步建立起鐵路、電信、郵政等可以促進工業順利發展的部門；成立內務省，創辦國家示範性工廠，用來啓發民間辦廠；給予新興的企業家以貸款援助；重視國民啓蒙，設置讀報獎勵，幫助新聞界發展。

在國家政體建構上，日本的精英界就建立什麼樣的憲政體制各抒己見，有人主張學習法國政體，採取一院制，實行普選制。也有人主張學習英國政體，實行兩院制議會，行政黨政治。而當年出洋的使團中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木戶孝允等人也都在政府任職，他們認爲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與美國的共和制並不適合日本社會，日本應該學習德國政體，以軍事強權政策爲保障建立起天皇爲核心的立憲政體，不承認政黨內閣，但主張上下議院參議國政。

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正式頒佈，能明顯看出德式政治的影響，規定了“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在憲法中強調“臣民”而非“公民”，還規定了天皇擁有統帥海軍、陸軍的權力，獨立於行政、司法、議會體系之外。不過憲法明確規定了民衆“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監禁、審訊及處罰”，“書信祕密不受侵擾”、“有言論、著作、印行、集會及結社的自由”，維護了民衆的個人權利。以憲法爲核心，十年間，日本公佈了八部法律。日本近代化國家形成是以天皇爲中心，允許寡頭政治存在，對家族、社團組織等傳統社會細胞公開支持，承認國民參與政治。據此，1890年進行了第一次議院議員總選舉，過程公開透明。

憲法存在的巨大隱患

日本憲法本身就具有極大的隱患，並沒有徹底顛覆日本的社會層級與結構。根據規定，軍權與其他權力相獨立，不受監督制約，因此在國家的政權體系中形成了文武二元結構。而天皇始終堅持着聽而不決的傳統，軍權實際掌握在軍隊手中。

日本是一個島國，物質資源極度匱乏，而與之相近的中國東北則如此的肥沃富饒，黑土地，成片的稻苗，在軍部勢力如日中天之時，對滿洲里的渴望就變的更加赤裸而明確，犬養毅等人大肆鼓吹乾涉朝鮮內政，侵略中國。對於日本來說，中日戰爭僅六個月就結束了使得日本信心大增，而日俄戰爭的勝利又一次澆灌了日本國民的熱情。

1909年，伊藤博文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遇刺，遭到韓國人安重根的刺殺而身亡。而隨着伊藤博文爲代表的這些明治元老去世，軍部勢力擴大，內閣成爲軍部附屬。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加上日本長期戰爭物資匱乏、地震災害等，日本民衆物質與精神雙雙陷入失落。1900年伊藤博文在日本建立政黨、1918年多數黨領袖原敬任日本首相組成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政黨內閣，到1925年實行男子普選制，都不能解決日本的危機局面。尤其是1929年全世界範圍內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得日本出口銳減，經濟大受打擊，對戰爭的狂熱愈演愈烈。

戰後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部爲中心發動了侵略戰爭，實施法西斯專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戰後，美軍佔領日本，在日本實行“非軍事化”改革，以瓦解日本社會存在的法西斯建構基礎。在美軍的主導下：

1. 援助大量的糧食來緩解日本民衆饑荒問題。

2. 逮捕並審判東條英機等戰爭犯，解除日本軍隊武裝，廢除日本的軍事機構，國家主義團體被解散。

3. 整肅公職系統，廢除思想警察和政治警察，保護婦女參政權，組織工會。

4. 在土地制度、教育制度上實行改革。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日本藉機依靠軍需訂單發展日本經濟，戰後經濟逐漸復甦，又藉助擴大外交關係，與各國定約，經濟突飛猛進。

國家主權從天皇轉移至人民，日本現代化民主國家的建構在美佔領軍的指示下最終實現了。日本自近代以後一直以西式路徑作爲國家富強的方法，也證明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並非僅僅是西方世界價值觀的反映，可以在普世的範圍內移植，不過也同樣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國家根深蒂固的歷史文化是很難不體現在政治當中，如何克服與自由民主相悖的傳統價值觀，不斷進行民主化改革始終是日本所面臨的問題。2017年，伊藤紗織發表自傳《黑箱》，揭露了日本社會存在的女性遭遇性暴力而得不到司法公正與社會公正的現象，從全方位講述了這個國家中不合理的制度建設、強姦罪認定程序以及“女性沒有say no 就等於說同意”的父系強權觀念、缺乏反抗精神的主流媒體。紗織歷經兩年多的鬥爭最終以改變了日本的強姦罪司法認定而告終，至今，紗織的勝利不僅鼓舞了日本社會中的女性，甚至感染了世界上有相同遭遇的人羣，但同時，不和諧的聲音始終充斥在日本社會中。人類生來就是自由的，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唯一來源就是民主，而民主之路漫長且曲折，強權與專制總在社會中處於“權威”地位，對抗專制就成了民主國家的必備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