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治的理想遇上制度的高牆——談國學“仁政論”對法治的啓示

毫無疑問，國學“仁政論”指君主良性或有利於百姓的馭民之術，在做以下論述時，我們必須直面“仁政”是以一種權術的形式被髮揮使用的，而不是一種制度。換而言之，僅是依賴個體而使用的施政方針，這使它具有的不穩定性和繼承力應受到質疑，而如下論述通過比較分析“仁政論”的觀點和法治制度的重要性，來得出國學在當下所能給予我們的啓示。

“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在儒墨流派中，博愛和施仁作爲兩個重要思想基礎在春秋時期廣泛流傳，不難看出，其中蘊含着中華民族包容，統一，由家及國等優秀思想。這些理論和觀念即是明君的治世之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仁君以仁政治世，統治者的清明便成了“仁政”的重要前提，確實我們也必須承認，明君的有效管理和愛民寬厚對社會乃至時代都是有領導意義的。但我們也要及時地從領袖影響中平靜下來，認真思考，這樣的君主我們是否可以一直延續到以後，仁政的有效發揮到底是權力的使用和交替過程所決定的，整個過程中主要主體和主導力是人及人的權利。限於君主的血緣繼承製或禪位制，對仁政的實行無疑是存在相當的風險的。對於一種結果的偏激依賴，就如同一場賭博，君主是一個國家的象徵，被賦予責任，但也同樣賦予了他滿足自身利益的權利，信任他可能會帶來更多的無休止的慾望的膨脹，不信任他無疑於叛國，背叛了自己的民族認同感，從而使整個國家陷入**。

仁政之目的，“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上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田，如商賈之財，木無根則槁，燈上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遁之滅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正因爲“君”與“民”的相反相成，仁政即是有以維護自身統治爲目的的限制，它在精神和行爲上給予指導和干涉，使君王可以最大限度的打好自己的牌，然而在這樣的現狀存在幾千年後，我們終於明白，我們不可以信任一個擁有所有權力的集權者。取而代之的是比仁政更加明確的法律和制度來約束有權利的人，和提供需要庇護的人民與之對抗的權力。或許有人會問，那仁政論的思想和理念呢，體系的不成功不應該是全盤否定的原因。仁政的理念自然也必須融入到法律之中，這便是國學給我嗎法律工作者最大的寶藏。這仍然是精英這統治的社會，立法過程便是分配權利的過程，如果沒有寬仁，平等，愛人，恤民，這無疑將是沉重的枷鎖對於百姓來說。一部惡法誕生的危害勝過十個昏君的影響，法是一種社會價值的體現，倘若民衆連基本的道德準則都喪失了，那這個國家離滅亡還遠嗎。

另一個方面，仁政論從大而化小，使用在每一位普通公民身上則會表現出它完整的一面。“邦之臧，唯汝衆；邦之不臧，惟於一人有佚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從中表達的是一種克己，修德的思想。在中國這個崇尚品德修行的國家，沒有什麼比樹立起道德榜樣更能提高公信力的了。如今，司法公信力的底下，訴訟制度的漏洞，冤案連連。不得不使我們反思，我們的在職官員，當權者真的有以公正執法的職業道德嗎，面對腐敗不止的官場，也不僅僅是來一場“大掃除”就可以了事的狀況了。我們國學中提出“仁政論”的衍生就應該作用於每一位權利人身上。當克己，修德成爲官場新風尚時，我們官與民之間的信任基礎還會薄弱嗎。

國學“仁政論”留給我們的不是一位明君，而是一種明君的希望和思想，“仁政”在如今的法治社會中或許不容，但它更多的是先秦百家們的一種立法施政的原則和遠見，權力起始於民，行使於民，結束於民，利於民，保於民，公於民。這便是仁政與法治碰撞出的最美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