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在延安座談會上的講話(精選多篇)

第一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讀後感

《講話》本身就是一部充滿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著作，從實踐出發而升騰爲系統化的文藝理論，體現出作者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文風。他不作空泛的理論表述，而是針對創作生活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深入調研，有的放矢地進行理論剖析，提出科學的結論，所以能令人折服。如政治與文藝的制約關係，作家對待生活源泉的態度，主觀願望與創作效果的差異性，等等，這樣才能處置好文化機制各方面的策略性調整，建構瞭解放區文學秩序的綱領性文獻。其實，在《講話》發表之前的4月已經開始籌劃召開這次座談會，毛澤東分別致信肖軍、歐陽山、草明、舒羣等徵求意見，又邀請丁玲、艾青、羅烽、劉白羽、何其芳多人談話，當面交換對文藝創作的看法。艾表還將與毛澤東交談的要點，寫成一篇專論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表，造成一種必須在文藝界開展“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的強大聲勢。在此前後，以丁玲、艾青爲代表的解放區作家羣，在小說、詩歌、散文各個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我認爲今天看所謂“政治標準”，應該去掉其政治色彩，將之理解爲當代的主流價值觀念，因爲任何時代都需要有其特定的主流文化觀念來引領社會的發展。從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看，無論經歷了多少朝代變更，多少興衰戰亂，她的勤勞勇敢、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誠信忠孝等優秀品質已經作爲民族精神世代流傳下來，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核心價值理念；構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是我們當今時代的主流價值標準。一個政黨的執政主張必須符合並能引領社會的主流價值標準才能受到廣大人民羣衆的擁護和支持，而一部文藝作品應該經得起時間和受衆的檢驗才能成爲精品，時間的延續和受衆的層面是無法預料的，但只要作品中具有這種核心價值理念，它就不會因時間的久遠而使人感覺隔膜或因受衆層面的差異而產生疏離感，在任何時間、任何羣體中都能引起共鳴，經典的魅力正在於此。

我們今天應該從用更爲寬泛的概念去理解文藝的“政治標準”，文藝的“政治”屬性不是空洞的傳播工具，而應該是作者的核心思想觀念的體現，它也應該是民族的、社會的、大衆的，屬於我們每一個人。

重讀《講話》，感受最深的毛澤東對於“新的時代”與“新的羣衆”之間辯證關係的闡述，他指出“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很顯然，強調藝術與時代的結合，最終就是要歸結爲文藝“必須和新的羣衆相結合”的大命題。優秀的藝術作品，一定是某個特定時代生活的本質呈現和精神映射，有着歷史教科書的審美價值和詩學的紀念碑意義，如泰納所說的：“一首偉大的詩、一部優美的小說、一個高尚人物的懺悔錄，要比許多歷史家和他們的歷史著作對我們更有教益……一部書越能表達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學上的地位就越高；因爲一個作家只有表達整個民族和整個時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圍招致整個時代和整個民族的共同感情。”如今，在新的歷史進程和時代潮流中，文學不應缺席，作家不應失語。一方面，真實的生活會比想象和虛構更豐富，更精彩；一方面，文學需要色彩繽紛的表現形式適應一個全新時代。這意味着作家的選材與敘事因此而有了更加寬闊的用武之地，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藝術選擇。作家不應侷限於書齋與想象，走向遠比虛構更爲複雜、厚重的社會生活，立足於堅硬的現實，以海納百川的超越姿態真正抵達文學現場，爲寫作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有力方式，完成一種體現時代氣質的人文擔當。

，“延講”精神歷久彌新，與科學發展觀一脈相承，內涵豐富，應予廣大；重溫《講話》精神，對於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

展觀，有力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並紛紛表示，將繼續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堅持“二爲”方向、“雙百”方針和“三貼近”原則，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以改革創新精神推動我市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爲將達州建成秦巴地區經濟文化強市而努力奮鬥。

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毛澤東這篇著名的《講話》，總結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基本歷史經驗，明確提出了文藝爲人民大衆首先是爲工農服務的方向，解決了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好的文藝的革命方向問題，不僅對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也是對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有力地推動了文藝界整風運動，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文藝運動的發展。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文藝創作的宗旨也在不停地發生着變化。新時代的文藝精神應以什麼爲主旨，我認爲謳歌的主旋律是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不管創作的什麼形式的文藝作品，都應滲透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得到的這一主旋律。要通過文藝作品的宣傳，引領人們的精神世界堅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永遠跟黨走。引領人們有正確的價值取向，不被一時的逆流所誘惑，社會上的逆流總是存在的，但必竟不是主流，就像高爾基在《海燕》中所說：烏雲是遮不住太陽的。

中國共產黨是一支久經考驗的黨，是一支永葆青春活力的政黨。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健的肌體，因爲黨的理論在時時創新，黨的監督機制全面而有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能夠帶領人們從富裕走向富強。廣大的文藝工作者應滿懷信心，創作出更多富有時代氣息、積極向上的文藝作品，杜絕靡靡之音登臺，扭曲人的靈魂，毒害祖國的花朵。

每每提到延安，想起延安整風運動時創作的經久不衰的紅色作品，有如飲清泉般甘甜，彷彿在清風習習的林間漫步。當意志消沉時，聽聽紅色歌曲，讀讀紅色作品，身上彷彿有了無窮的力量。當春風得意時，唱唱紅色歌曲，看看紅色電影，讓人心清氣爽，戒驕戒躁。延安精神，可謂時代豐碑。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歷史地位

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總結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解決了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好的革命文藝的方向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有力推動了文藝界整風運動，對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指導作用和深遠影響。

（一）確立瞭解放區文藝工作的方針，推動了解放區文藝工作蓬勃發展

延安文藝座談會和《講話》，給廣大文藝工作者指明瞭方向。按照《講話》精神，他們深入農村、工廠、部隊，堅持爲人民大衆、爲工農兵服務的方向，開展了大規模羣衆性文藝活動，創作出一大批適應抗戰需要、深受廣大羣衆歡迎的優秀文藝作品，比如大型新歌劇《白毛女》，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1943年春節開始的延安新秧歌、秧歌劇運

動，涌現了《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平劇《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等優秀作品。此後，春節成了解放區農民的藝術節。秧歌運動還發展到各解放區，並隨着解放戰爭向全國推廣，爲堅持抗戰和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擴大了黨在國統區、淪陷區進步文藝工作者中的影響

1944年1月1日，《新華日報》以摘錄和摘要形式刊登《講話》主要內容。4月，郭沫若在重慶召開座談會，介紹、學習《講話》精神，並連續以《一切爲人民》、《向人民大衆學習》、《走向人民文藝》等爲題，發表多篇文章，號召進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衆，瞭解他們的生活、希望、言語、習慣，一切喜怒哀樂的外形和內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覆到人民的主位”。上海、香港等地的進步文藝工作者紛紛表示，《講話》將會對自己的創作思想產生指導作用。他們還以各種形式發表《講話》內容，使《講話》精神得到廣泛傳播。

（三）奠定了黨的文藝理論和方針政策的基礎

70年來，《講話》精神不斷豐富發展。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講話》精神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文化藝術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把我國社會主義文藝方向確定爲“爲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強調，我們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爲最廣大人民羣衆、首先爲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爲中用、古爲今用的方針。江澤民同志強調，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爲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形勢下，胡錦濤總書記強調，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和諧文化，就要堅持爲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2014年10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全面貫徹“二爲”方向和“雙百”方針，爲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糧，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四）促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文藝理論和方針政策的瞭解

1945年12月，《講話》發行朝鮮文本，這是最早的外文譯本。隨後，日本、法國、蘇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東歐其他國家和越南、瑞典、芬蘭、印尼、古巴等國相繼翻譯出版《講話》。美國、英國出版發行《講話》英譯本，意大利出版發行意大利文《講話》單行本。隨着毛澤東著作以各種文字翻譯出版，《講話》傳到世界多個國家。美國梅·所羅門教授編輯的《馬克思主義與藝術》一書，以《文學與革命》爲題，摘錄《講話》內容並作深入分析，給予高度評價。澳大利亞學者龐尼·麥克杜格參考80餘種《講話》版本，用英文重新翻譯這部著作，並寫了43頁的長篇導言，引起國際學術界高度重視。70年來，《講話》成爲世界上擁有讀者最多的著作之一，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啓示

《講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創造性地闡釋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時代、內容與形式、繼承與創新、歌頌與暴露、普及與提高、世界觀與文藝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指明文藝爲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從而奠定了革命文藝發展的理論基礎，確定了黨的文藝工作的

基本方針，指導和推動了黨領導的文藝事業蓬勃發展。這對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不斷髮展進步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

（一）堅持爲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講話》闡明瞭文化藝術爲人民羣衆服務首先爲工農兵服務的思想，並以此作爲黨的文化藝術工作理論方針政策的基本依據和出發點，歷史證明是正確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明確提出文化藝術爲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向，是對《講話》精神的繼承和發展，爲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藝術指明瞭方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的文化藝術工作要自覺堅持“二爲”方向，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把以人爲本、爲人民服務作爲繁榮文化的根本目的，在文藝創作中體現人民意願，維護人民利益，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文化權益作爲開展文化工作、繁榮文化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堅持黨的領導是繁榮我國文化藝術事業的根本保證

《講話》闡明瞭文學藝術是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的一部分，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包括思想領導、組織領導、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首先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文藝工作者不但要學習文藝創作，而且應該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文化藝術事業是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藝術工作和文化藝術工作者，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文化藝術事業沿着正確方向前進，推動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繁榮，使文化藝術事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發揮重要作用。

（三）“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羣衆”是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源泉

《講話》闡明瞭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革命的文學藝術家，只有深入到羣衆中去，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火熱的革命鬥爭中去，才能創作出真正反映羣衆生活、爲羣衆所需要的文學藝術作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積極投身到謳歌時代和人民羣衆的文藝創造活動之中，深入生活、深入羣衆，在人民羣衆和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中汲取素材、獲得靈感、提煉主題，以充沛的激情、生動的筆觸、優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文藝作品只有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羣衆才能散發出永不磨滅的光輝。

（四）文藝創作要自覺關注時代，把握時代特徵

《講話》闡明瞭文學藝術應該服從和服務於黨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的革命任務。抗日戰爭時期，爲抗戰服務，動員人民、凝聚人心，鼓舞人民積極抗戰的文藝，就是關注時代、把握時代精神、順應時代潮流的革命文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日益多樣的傳播手段、人民羣衆多樣的文化需求，文藝創作只有把握時代特徵，融進時代元素，弘揚時代主旋律，才能與時俱進地適應和滿足人民羣衆的精神需求。文藝工作者只有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當今時代文化發展新趨勢、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才能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今天，我們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重溫《講話》，就是要準確理解和把握《講話》的精神實質，更好地繼承和發揚《講話》的基本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使文化積極反映人民心聲，成爲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

第二篇：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感

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感 按照沐作風建設辦發[2014]2號文件要求，我認真學習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內容，感觸良多。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是延安整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反映了無產階級在文藝發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也即是在推進大規模的羣衆運動的歷史階段，應當如何領導文藝工作，從而創造出適合本階段要求的新型的文藝作品。《講話》中提到了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普及與提高、文學批評的標準及文藝界的統一戰線等多個問題，而其中核心的問題便是“文藝爲羣衆”以及“如何爲羣衆”。這樣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着力於此次座談會的目的而提出的，那便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爲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爲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

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引下，許多作家在塑造工農兵和反映偉大革命鬥爭方面取得了新成就，真正意義上實現與羣衆結合，使文藝的發展取得新的突破。對於一直受外國文學影響的新文學來說，這種來自民間傳統和民間羣衆文化的推動力更是具有特殊的意義。《講話》發表後，越來越多的文藝工作者關注的題材轉移到人民羣衆上。人們在處理作品題材，人物上側重有所不同，對知識分子的關注也慢慢淡化，甚至很少注意對現實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而取代的便是對新社會新制度的讚美以及人民羣衆鬥爭生活的描繪。普通的農民、士兵、幹部成爲文藝工作者重點表現的對象，翻身解放的“新人”成爲文學的主角。

《講話》中第一個提到的便是政治立場的問題，這也揭示了文藝爲羣衆與如何爲羣衆的兩個核心。政治立場的轉變也就意味着文學描寫中心的轉變。“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一直作爲民衆的先覺者與社會革命的先導而站在時代前列，同時也是文學描寫的核心對象。《講話》中卻突出說明了知識分子及個人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種種“劣根性”，提出文藝思想家思想感情向工農兵方向轉變的必要性，也就是文藝工作者世界觀和思想情感改造的問題。《講話》作爲黨領導文藝工作的政治性策略，使我們不得不思考文藝與政治的關係。《講話》中的觀點及其一些結論是極具時代性的，我們在理解上更應該回到當時的社會背景。

蔣治勇

2014年7月29日

第三篇：第六講 毛澤東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第六講 毛澤東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選3下）

一、作者小傳：毛澤東（1893.12.26—1976.9.9）

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沖一個農民的家庭。小時在家鄉讀過私塾，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求學，組織革命團體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前後接觸和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在湖南創建共產主義組織。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1924年國共合作後，在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當選爲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曾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政治週報》，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後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指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思想。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提出以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並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接着率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同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朱德任軍長。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對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了闡述。1930年8月，紅軍第一方面軍成立，任總政治委員。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選爲主席。1933年，被補選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34年10月，參加紅一方面軍長征。1935年1月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1936年12月，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7年夏，寫《實踐論》和《矛盾論》。抗日戰爭開始後，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建立了許多大塊的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原則。在抗日戰爭時期，發表了《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1942年，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糾正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同年5月，召集延安文藝座談會，發表重要講話。1943年3月，當選爲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毛澤東思想在這次大會上被確定爲中共的指導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澤東選集》（四卷）、《毛澤東文集》（八卷）。《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集中體現。

二、《講話》的主要內容

在引言部分，談了五個問題：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結論部分，分五部分來論述，提出討論問題的出發點和文藝的中心問題。1.從現實出發；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爲羣衆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爲羣衆的問題。

3.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和另一個黨外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係問題——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4.文藝界的主要鬥爭方法——文藝批評。5.存在的突出問題。

三、《講話》講評

《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對“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中國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左翼文化運動的一次追認和全面總結。它繼承了早期左翼文藝理論家的理論主張，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闡明瞭文藝的基本任務、發展方向和基本理論問題。《講話》誕生在具體的歷史情境當中，其所論脫離不開特殊的時空條件。它既總結了“五四”以來的文藝運動，也是對當時文藝狀況的一次迴應，解決了延安文藝界存在的尖銳分歧。更重要的是，它關於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普及與提高、歌頌與暴露、知識分子和人民、文藝大衆化、批判與繼承、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等問題的原則性說明，成爲指導中國文藝發展的方針政策，構成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一個組成部分。 《講話》發表後，在全國不同的政治區域以文件政令、座談會、媒體報道、出版發行等各種方式得到傳播。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首次全文發表《講話》，同一天，新華社播發了中共總學委關於學習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通知，稱其“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的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語言所寫成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此文件決不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化，是每個共產黨員對待任何事物應具有的階級立場，與解決任何問題應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典型示範。各地黨收到這一文章後，必須當作整風必讀的文件”1。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了《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決定中指出：“十月十九日《解放日報》發表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黨對於現階段中國文藝運動的基本方針。全黨都應該研究這個文件，以便對於文藝運動與實際問題獲得一致的認識，糾正過去各種錯誤的認識。全黨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研究和實行這個文件的指示，克服過去思想工作中作品中的各種偏向，以便把黨的方針貫徹到一切文藝部門去，使文藝更好的服務於民族和人民解放事業，並使文藝事業本身得到更好的發展。”

《講話》的這種歷史性出場，確立了它的權威性地位，其在中國文藝發展史上無以比擬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說明。

（一）《講話》前的延安文藝界

《講話》包含在整風運動這樣一個大的歷史氛圍當中，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和成果。

1941年1月1日《文藝月報》的創刊號上，丁玲發表了《大度、寬容與〈文藝月報〉》一文，對《文藝月報》的特點進行了集中的說明，期待《文藝月報》展開深刻而潑辣的自我鬥爭，警惕“沒有明確的主張，溫吞水的，拖拖沓沓的可有可無，沒有生氣的”辦刊風格2。

1941年4月丁玲調入《解放日報》，任“文藝欄”主編，繼續她在《文藝月報》的主張。1942年10月23日“文藝欄”發表丁玲的《我們需要雜文》，由此

3掀起了一個雜文創作高潮，鍼砭延安的社會生活。1942年4月1日《解放日報》

2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 《丁玲文集》第四卷，轉引自蘇春生：《中國解放區文學思潮流派論》，第4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

3 較爲著名的文章有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解放日報》1942年3月9日），艾青的《瞭解作家，尊重作家》（《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日），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日），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解放日報》1942年4月9日），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解放日報》

“文藝”副刊停刊。同時，《穀雨》上也發表了尖銳的雜文作品，如蕭軍的《雜文還廢不得說》4，王實味的《政治家、藝術家》5等。

1942年2月15日至17日，由“美協”主辦，在延安軍人俱樂部展出的“諷刺畫展”，以自己的畫筆描繪了太陽中的“黑子”6。1942年2月13日的《解放日報》對此作了預報。

此外，各種牆報也在同一時期活躍起來，其內容多鍼砭時弊，對延安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大膽而直接的批評，有時也有諷刺。著名的文化溝口的《輕騎隊》7和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王實味的《零感兩則》就刊在其上。

1942年春天的延安文藝界似乎格外活躍。然而，延安文藝界的這些狀況究竟與《講話》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呢？不管怎樣，文藝座談會已經在準備之中了。

當年，毛澤東主管文藝界的整風，在座談會召開之前，他曾給許多作家寫信、面談，有的不止一次，請他們蒐集材料，聽取關於文藝工作的意見8。《講話》中所歸納的意見和看法，有的是在媒體上公開發表的，有的則是在與毛澤東的交談中吐露的。9

（二）《講話》涉及的主要理論問題

《講話》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誕生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文獻，也是一個政策文本，有些論述帶有鮮明的歷史印記，離開特定的時空就失去了它的生長點；有些論述是原則性的，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的價值。

“引言”部分談到的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是一個引子，爲《講話》的“結論”部分的立論奠定了基礎。《講話》系統地回答了五四以來文藝運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一次總結。它圍繞着文藝爲什麼人和如何爲的中心問題，將文藝與革命、文藝與階級、文藝與人民、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社會、文藝與生活、文藝與黨性、普及與提高、批判和繼承等論題提了出來。這些問題其實在此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過程中多少都有涉獵，《講話》是這些理論主張的一個延伸和發展。所不同的是環境變化了，1942年的延安，作家和知識分子已經成爲邊區政府的一員，是有“單位”的人，和大衆的關係不僅在理論的層面而且在現實的關係上也成爲可能。如果說以前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主張還只是停留在理論探討和熱情呼喚的層面，那麼，在根據地則別有洞天。文藝爲工農兵服務不僅是學理的論說，而且也是必須要執行的文藝政策。根據地有立法權，也有執法權。文 1942年3月13、23日）

4 《穀雨》第5期，1942年6月15日

《穀雨》1卷第4期，1942年3月15日

畫展中，展出了蔡若虹的《醉了的自由》、《愛神坐了飛機》、《和平的鼾聲》、《一個科長同志的會客》，張56

諤的《老子天下第一》、《文化水平提高了》、《老李，還你一根大蔥》，華君武的《路線問題》、《當主席報告第三部分第二點的時候》、《羣衆大會》、《因此大會總要延遲三小時》等作品。

7 1941年4月——1942年活動時間大約有一年

這些人當中有：蕭軍、艾青、羅峯、歐陽山、蕭三、劉白羽、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8

曉等。

9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51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據胡喬木回憶，主張“暴露黑暗”“不搞歌功頌德”的意見就是一個不出名的作家在和毛澤東談話中提到的。

藝上的一系列主張可以通過政權的力量貫徹到實際中去。

《講話》中指出，“爲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其他各種爭論都可以迎刃而解。如果在“作者——世界——作品——讀者”的框架中來分析，“爲什麼人”是一個省略的語法結構，完整表述應該是“誰爲誰做什麼”。因此，“爲什麼人”關係着對創作主體和創作對象的評價以及它們關係的認識，進而關係着文藝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工作者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就一直在關注着接受對象，從“庶民”、“平民”、“民衆”直到“文藝大衆化”的討論，他們的對象性關懷是一致的，但是對於創作主體的認識卻停留在現代性啓蒙的角色，這種“優越感”和“憂患意識”被不自覺地遮蔽了。因此，忽略了作家的自省與批判。而對民衆的熱情和救贖，只是在觀念的想象中，模糊和幻化了民衆的形象和感情，多數還是知識分子的獨白。或者即便是有了與民衆結合的意識，但卻不具備實踐的條件。《講話》以階級學說爲依據，在作者和接受者兩端做出等級分明的區分和評價。關於接受者，明確分爲工、農、兵、城市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四個等級，在這個梯隊序列中，農民是核心，他們的生活情感、欣賞水平和審美趣味是第一義的。這樣清晰地界定文學接受者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史上還是第一次。

更重要的是，《講話》自覺地闡述了創作主體的位置和意義。這是“爲什麼人”這個中心問題的核心，也是《講話》產生影響最大的論述之一。只有在創作主體充分自明的時候，創作對象的關懷纔有可能實現。《講話》以對知識分子的評價爲核心，形成一條主線，將“爲什麼人”和“如何爲”的中心問題凝聚起來，重提“文藝大衆化”的話題。正是在知識分子評價的問題上，一些理論家和作家從不同角度構成與《講話》的復調關係。

《講話》並不着意於從認識論和反映論的角度探討文學的本質問題，而是從價值論、實用主義以及政治功利主義的層面關注文學創作，從而形成它的焦點所在，即文藝爲什麼人和如何爲的問題，並由此引出文藝與政治、歌頌與暴露、批評標準等一系列相關問題。

參考書目：

1.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 毛澤東：《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3.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

第四篇：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感想

2014研究生monica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感想2014年5月23日,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週年座談會在京召開,胡錦濤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他深刻指出,《講話》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終是我國文藝事業發展必須遵循的正確方向和道路,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全面貫徹“二爲”方向和“雙百”方針,牢牢把握以人民爲中心的創作導向,爲人民奉獻更多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高度統一的精品力作。深刻領會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在重溫《講話》精神的過程中對我國文藝事業的發展規律形成更爲清晰正確的認識,對於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70年前,毛澤東同志發表《講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文藝實踐創造性地結合起來,是我們黨領導文藝事業的經典文獻。《講話》緊密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創造性地闡釋文藝與人民、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生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確定了黨對文藝工作的基本方針,指導和推動了黨領導的文藝事業蓬勃發展。70年來,《講話》的精神與時俱進,豐富發展。在《講話》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自覺投身人民羣衆創造歷史的偉大實踐,創作出一大批具有正確政治立場、深刻思想內涵、感人藝術魅力的優秀作品,推動文藝事業健康發展,爲我國革命、建設、改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奮進的號角。《講話》發表70年來,

黨的文藝隊伍不斷壯大,當代中國文藝事業不斷繁榮發展,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與人民同心、與時代同行,一批又一批高揚民族精神、極富藝術感染力的優秀作品相繼涌現、催人奮進。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紀念和重溫《講話》精神,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按照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要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全面貫徹“二爲”方向和“雙百”方針,牢牢把握以人民爲中心的創作導向,切實尊重文藝規律,大力推進改革創新,更加自覺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羣衆,深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第一線,反映現實生活、表現羣衆真情實感,謳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主旋律,爲人民奉獻更多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高度統一的精品力作,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70年來,《講話》所闡明的“爲人民大衆”的文藝方向和“深入生活”的創作道路,指引了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爲推動我國文藝事業的繁榮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堅持以人民爲中心,走到人民中間,就是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是尊重文藝規律。今天,廣大文藝工作者踊躍投身“走轉改”活動,也是與這種精神一脈相承的。藝術家們深入基層、貼近羣衆,切實爲廣大人民送去大批優秀的精神食糧,極大豐富了基層文化生活,受到廣大羣衆的熱烈歡迎。廣大文藝工作者自覺以“爲人民服務”爲神聖天職,與人民羣衆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一定能從人民羣衆豐富的實踐中汲取營養,深刻生動地表現人民羣衆深邃博大的精神世界,創作出大量精品力作。

國運昌盛,文運必興。伴隨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牢記人民的囑託,響應時代的呼喚,尊重規律,改革創新;我們的文藝事業也必將羣星燦爛、百花爭豔,在文化強國的道路上闊步前進。

作爲祖國的黨員代表着黨的形象和黨風，我們必須以身作則，建造更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五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國外影響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的國外影響

農方團

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宣言書，也是二十世紀中期馬列主義文藝思想發展的里程碑。《講話》的誕生，不僅對中國革命文藝的發展起着無可置疑的決定性的指導作用，而且對世界各國進步文藝工作者和革命文藝運動也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很早就譯傳國外。《講話》正式公開發表於1943年10月19日，時隔兩年後的1945年12月，朝鮮咸鏡南道就把它翻譯成朝鮮文，在朝鮮出版。朝鮮是外國宣傳和學習《講話》的第一個國家。一本文藝論著問世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引起國外的重視，這在文藝界是不多見的。1946年，戰後的日本的進步文藝工作者掀起了文藝革命，他們急切尋求一種適合時局需要的革命文藝理論，於是由“新日本文學會”主編，由千田九一翻譯，以《現階段中國文藝的方向》爲書名，出版了《講話》的日文譯本。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在1945年的世界大戰中，日本是個戰敗國，而且是被革命領袖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中國人民打敗的戰敗國。但是，日本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卻能拋棄狹隘的民族觀念，把世界革命放在第一位，於本國戰敗後的第二年，就翻譯了毛澤東同志的《講話》，這在文藝界也是少有的。真正的革命理論，對革命人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的傳播是風快的，而且是沒有國界的。隨後，蘇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法國、美國、英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印度、古巴、巴西等國家，都先後用本國的文字翻譯出版了《講話》。在印度，除了英文版外，還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馬拉提文、泰米爾文、泰魯固文、馬來雅冷文等各種印度文字的版本。1952年和1953年，隨着《毛澤東選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和翻譯，《講話》便通過各種文字，廣傳到世界各國，成爲世界上擁有最多讀者的光輝著作之一。

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一傳到國外，就驚醒了千千萬萬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和讀者。他們生活於不同性質的社會制度，屬於不同的種族和民族，遍佈世界各個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修養。但是，他們都被《講話》那簡樸的文字、深刻的思想和嚴密的科學態度緊緊地吸引住了，讀後油然產生一種欣喜的敬佩心情，不禁驚呼毛澤東同志對革命文藝思想的見解和重大的貢獻。一位印度作家就十分真切地表達了他對《講話》的感受，他說：“我是在我的第二十六本著作出版後，纔讀到毛澤東的著名文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我真希望我能在開始寫作以前，就已讀到這些關於人民作家的立場、態度和寫作範圍，關於內容和形式問題生動的具體的意見，在讀這篇文章時，我覺得象閱讀一位‘朋友，哲學家和導師’向希望成爲‘人民的和爲人民的’作家和朋友所說的一篇親密的當面的談話。”這段話完全是肺腑之言，是摯誠的讚美的文字，確切地表明瞭《講話》在國外深入人心的程度。其實，積極認真學習《講話》的不只是文藝工作者，許多知識青年也都渴望閱讀。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生組織的“中國文學研究會”在一篇題爲《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歷史》的文章中，就十分明確地決定說：“研究會第一次進行研究的題目，就是毛澤東的《文藝講話從”①一個外國知識青年組織，對《講話》竟如此傾心，鄭重地把它列爲學習、研究的頭等課題，可見《講話》在國外影響的廣泛。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講話》的思想影響已經超越了文藝工作者和知識青年的範圍，在國內固然是如此，在國外也是這樣。它成爲國外工人羣衆的思想武器。如參加早稻田大學學生“中國文學研究會”學習的d工廠工人鈴木君就深

有體會地說：“我本來是個封建落後的人，使我獲得正確認識的是中國文學研究會，特別是毛澤東的《文藝講話》，它成了促使我轉變的關鍵。”②這一工人的話，具體地道出了《講話》思想的深刻性、革命性和戰鬥性。許多國外的評論家都一致認爲，毛澤東是代表億萬戰鬥生活中真正的主人—工農兵說話的。對這一論點，日本鈴木君的感受和體會，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講話》在國外爲什麼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講話》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思想。羅馬尼亞作家協會書記託·賽爾瑪魯在紀念《講話》的文章《十年以後》中就正確地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淵源於列寧、斯大林的學說”，“是運用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於中國具體條件的典範”，“是一個具有特別現實意義的豐富的經典著作。”③這概括地說明了，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既堅持了文學的黨性原則，又發展了列寧、斯大林的學說；既具體地解決了中國文藝界的實際問題，又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日本中國文學研究專家竹內好更進一步具體地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從內容上說，接觸的都是文學藝術的根本問題，並且它不是紙上的空論，而是在實際工作中，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而達到相當高度的抽象理論。”④這就是說，《講話》是從鬥爭中總結出來的革命理論，它來源於實踐，又高於實踐，最富有生命力和指導意義。象竹內好一樣，許多國外的評論家也都十分稱讚《講話》高度的理論性和實踐性。正因爲如此，無數文藝工作者都把《講話》當作一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生動教科書，在有關的評論中，經常引用《講話》裏的精闢見解，加強自己的宣傳力量。關於《講話》在馬列主義文藝思想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朝鮮《勞動新聞》上一篇紀念《講話》發表三十週年的文章，表述得最爲確切。文章說：“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從擺在中國革命的文藝面前的迫切要求出發，對文藝工作者的立場(來源說明好範 文網)問題、文學藝術的對象問題，以及提高文學藝術戰鬥性和人民性的一系列原則問題作了解答，在馬列主義革命原則基礎上指明瞭革命文學藝術建設的正確道路。”“革命文學藝術建設的正確道路”就是文藝必須爲人民服務，文藝的工農兵方向。文藝爲什麼人的問題，是馬列主義文藝思想的核心，是各國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時刻關心和必須正確解決的問題，是決定每一文藝作品價值高低的準則。這一問題，列寧已以新的方式解決了。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以及在對德國女作家蔡特金的談話中，列寧明確地提出了文學應該“替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和“藝術屬於人民”的光輝思想，而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發展和豐富了列寧的這一光輝思想，並進一步具體地提出了與文藝爲人民服務這一中心有關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諸如作家世界觀問題，文藝與政治關係問題，批評的標準問題，普及與提高問題等。這一系列重大問題，各國革命文藝工作者在探索，但只有自《講話》發表後，在世界範圍內，纔得到比較明確的認識，纔得到系統、完整的解決，從而把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在國外所以產生如此深刻影響的另一個原因，是外國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和讀者從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中，具體地看到了《講話》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文藝運動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範。它的發表，開創了中國革命文藝的新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它象一盞光芒四射的明燈，照亮了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前進的道路和方向；它象甜美的甘露滋潤着中國的文苑和藝壇，使這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綻開了萬紫千紅的文藝花朵。《講話》發表後，無數革命文藝工作者懷着一顆火熱的心，積極響應《講話》的號召，深入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生活，到工廠，下農村，去部隊，和工農兵羣衆打成一片，許多優秀的作品，如《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無敵三勇士》、《呂梁英雄傳》、《原動力》、《兄妹開荒》、《白毛女》、《劉胡蘭》、《把眼光放遠一點》、《同志，你走錯了路》、《王貴與李香香》、《漳河水》等。在國統區，儘管《講話》恩想的宣傳和貫徹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黨的領導下，革命文藝工作者也寫出了不少優秀的作品，如《屈原》、《清明前後》、《升官圖》、《還鄉記》、《山野))、《蝦球傳》等。總之，1942年以後，中國文學開始了具有劃時代

意義的發展時期。國外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和讀者敏銳地看到了中國文學的這一繁榮景象。日本毛澤東選集刊行會在翻譯《講話》時，全面具體地指出了這一點：“《講話》發表後已經十二年。這期間，在抗日戰爭階段，這篇《講話》對解放區文藝工作者、對國統區文藝工作者來說，成爲革命文藝工作的旗幟，成爲指示新中國的新文藝方向的燈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爲《講話》所長期培養起來的大批文藝家和文藝工作者，從人民的各個階層各種崗位中涌現出來，因而出現了很多優秀的文藝作品，鼓舞了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對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其中有些作品已介紹到日本，給予了日本人民解放鬥爭以勇氣，指出了戰鬥的方向和方法。”⑤這些評論何等中肯！它代表了世界各國文藝工作者和讀者的真切心聲，表達了他們對《講話》指導中國文藝創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高度讚賞。從這些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點：一，國外廣大文藝工作者和讀者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和成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爲依據的；二，中國的這些優秀文藝作品，都是遵照《講話》的思想原則來進行創作的；三，中國雄壯的文藝隊伍是在《講話》的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四，國外翻譯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都被認爲是領會了毛澤東同志《講話》精神的爲人民服務的作品。顯然，國外廣大文藝工作者和讀者，不僅重視《講話》的理論，而且更重視《講話》的指導意義。他們從學習《講話》的文藝觀點，到考察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盛況，從翻譯和研究一部部具體的優秀作品，到對照《講話》的理論，從而進一步認識到了《講話》豐富的內容、深刻的思想和偉大的指導意義，從而在內心深處牢固地確立了《講話》的重要地位。現在，國外廣大文藝工作者，一方面，在國家報刊雜誌上經常發表介紹《講話》的文章，另一方面，大量地翻譯中國現代文學優秀作品，這已成爲他們引爲自豪的使命。

正確、及時地解決了國外文藝界和廣大文藝工作者面臨的實際問題，這是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在國外所以產生那樣深刻影響的第三個原因。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既具有強烈的民族特點，同時又具有超民族、帶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指導意義。一位印度作家說：《講話》不儀對中國知識分子很重要，而且對印度知識分子也很重要。日本文藝理論家原藏惟人更深有體會地指出：《講話》關於深入羣衆的言論，“不僅是中國的，而應當說是一切國家的革命文學家，有出息的文學家的座右銘和工作指針。”⑥事實上，許多國家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已經這樣做了，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如果我們概觀藏原惟人自己的國家—舊本戰後文學的現狀，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法西斯反動勢力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民主思想迅速萌芽和不斷髮展。但是，由於外國的武裝干涉，反革命、反人民的邪惡勢力仍然十分猖狂。因此，戰後的日本文藝戰線出現了矛盾尖銳複雜的局面。一方面，革命的文藝家，通過艱苦的創作實踐，在爲日本的獨立、民主、和平與中立而鬥爭；另一方面，反動的文學家則到處兜售腐朽、沒落、散佈民族前途絕望悲觀心理的文學；再一方面，進步文學隊伍裏的一些作家，他們雖然向人民靠攏，但世界觀仍保留着嚴重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面臨這樣複雜鬥爭的現實，廣大文藝工作者經常爲文藝一系列重大問題發生爭論，竭力尋求一種真正是以指導他們創作，把日本文藝健康推向前進的光輝理論。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的譯傳，正如一道閃電，照亮了日本進步文藝的領空，廓清了灰濛的天宇，使廣大文藝工作者心目豁然開朗，看到了革命文藝發展的道路和方向。在日本，在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鬥爭中，偉大作家德永直的感受最爲深刻，成績也最爲卓著。他在《講話》思想的啓發下，堅定走深入工農、深入鬥爭實際、努力改造世界觀這一根木的創作道路。他說：“向羣衆學習，不斷改造自己，同時又進一步走羣衆路線，事實就是指到工廠或農村，這種從事生產的地方去。”又說“這種事給我教育最深的是中國革命與中國文學，是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⑦而且，他還不斷用《講話》的思想來指導自己具體的創作實踐，不斷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他在那部代表作品《靜靜的羣山》第二部後記中，就具體地談到了《講話》對他創作的影響。他說：“從第一部到第二部之間，整整空白

了四年，其原因都在於作者，一是，作者想努力克服存在於第一部中的缺點—在第一部裏，作者企圖寫出當時日本階級鬥爭中所出現的幼稚性，但作者卻是以同一水平的幼稚性來描寫的；另一個是(其實是一樣的)讀了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知道自己創作上的缺點，想努力克服它”；又說：“如果第二部比第一部有點進步的話，這都是我受了日本人民英勇鬥爭的鼓勵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啓發，努力使自己接近工人和農民的結果。”⑧德永直這樣按照《講話》的思想，內省和磨鍊自己的世界觀，不斷提高自己的創作水平，使《靜靜的羣山》比以前的作品，無論在主題思想和藝術創造方面，都達到了新的高度。由於有德永直這一光輝榜樣，所以，在日本，在廣大的文藝工作者中，“把毛澤東同志的講話變成自己的血肉”已成爲一種急切的希望了。

當然，受到《講話》啓發教育，取得顯著成績的，不止東方各國的文藝工作者；對《講話》的學習有深切體會的著名作家，也不止日本的德永直。法國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就深有感受地說過：誰研究了《講話》，“並把他的體會應用到他的工作和周圍環境中去的話，他也就是爲自由與和平而努力的文藝工作者了。”⑨安娜·西格斯自己也就是這樣的文藝工作者。通過學習《講話》使她發現了許多以前不知道、但希望知道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爲她提供了不少正確的答案。她說：“毛澤東的講話在我數年前讀到它的時候，曾經幫助了我，它幫助我看到我的若干錯誤，它今後也將幫助我去避免犯錯誤。”⑩一個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斷學習《講話》，從而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文藝工作者，總對《講話》抱着這樣堅定的信念的。

以上大量的事實表明，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也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一樣，是一部光輝的文獻，它發表的四十年來，始終在啓迪着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指導着他們的創作實踐，成爲了各國進步文藝工作者的銳利武器，在世界各地的文藝領域中，顯示出了它的不朽的戰鬥性和深廣的意義。

注：

① ②《毛澤東文藝思想在日本》劉振贏，見《文學評論》1960年第3期第103頁。

③ 《十年以後》，羅馬尼亞作協書記託·賽爾瑪魯，見《新華月報》1952年6月號第202

頁。

④ 《毛澤東文藝思想在日本》劉振贏，見《文學評論》1960年第3期第104頁。 ⑤ 同上，第99頁。

⑥ 《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日本藏原惟人，見《文藝報》1957年第7期第

8頁。

⑦ 《毛澤東文藝思想在日本》劉振流，見《文學評論》1960年第3期第108頁。 ⑧ 《靜靜的羣山》第二部《後記})，德永直，作家出版社，1957年。

⑨ ⑩《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發表十週年》，安娜·西格斯，見《新華月報》

1952年，6月號第201頁。

（原載《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