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論文【多篇】

金融危機論文範文 篇一

那麼，外資銀行的進入真的會成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嗎？

一加入世貿之後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銀行市場的基本趨勢

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的有關協議，中國銀行業開放時間表的主要內容包括：（1）取消外資銀行在中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在加入WTO後，立即取消在下列城市的限制，即上海、深圳、天津、大連；在加入WTO一年內，取消在廣州、青島、南京、武漢的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內，取消在濟南、福州、成都、重慶的限制；加入WTO三年內，取消在北京、珠海、廈門、昆明的限制；在加入WTO四年內，取消在西安、瀋陽、寧波、汕頭的限制，加入WTO五年內，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2）取消外資銀行在中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客戶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內，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企業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即人民幣的批發業務放開；在加入WTO五年內業務，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居民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即人民幣的零售業務放開。顯然，這是一個漸進式的對外開放協議。

在這個協議的框架下，基於對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的不同判斷，不同的機構對於外資銀行的進入速度表現出不同的預期。總體上看，大致可以劃分爲以下幾個方面：

（1）相當謹慎的預測。這一點以找重開拓高端市場的花旗銀行爲代表。花旗銀行的專家在分析其進入中國市場的份額預期時強調，如果花旗在中國的市場佔有率太高了，華爾街的分析師會提醒投資人：“花旗正在成爲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這會降低銀行在市場上的價值，這不是股東們所願意看到的，因此這些聚焦高端客戶的部分外資銀行只會努力做好在中國的、其市場定位範圍內的部分業務，但不會追求市場的份額。換言之，在花旗銀行的專家看來，如果不能爲花旗銀行帶來不低於其在其他市場的盈利水平，花旗銀行是不會盲目擴大在中國市場的份額的。這一點在近期花旗銀行浦東分行對於理財客戶最低存款限額的規定上就可見一斑。

（2）謹慎的預測。這一點以渣打銀行的研究報告爲代表。渣打銀行的研究報告預期，在中國加入世貿十年後，外資銀行在中國貸款市場的佔有率會由現時的低水平上升至百分之八。根據該報告的預測，假如開放銀行市場能讓銀行業總借貸額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間每年增長13%，外資銀行貸款增長每年將達到四成的複式增長，在二零一零年時外資銀行貸款額將有百分之八的市場佔有率。目前，外資銀行在中國內地的貸款市場佔有率仍低，截至2001年九月時，外資銀行的放貸額只及中國內地銀行業的百分之一點七。

（3）較爲廣泛接受的預測。目前經濟界被較爲廣泛接受的預測，是預計10年之內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平均會達到10％，這一預測稍高於渣打銀行的預測速度。

（4）樂觀的預測。這以亞洲開發銀行的專家的預測爲代表。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莫利預測說，中國的銀行將在入世後喪失相當大的市場分額，其利潤份額也將大大縮小。他說，目前外資銀行在中國金融市場所佔的份額過低，中國加入WTO後10到15年，將可能佔據中國金融市場約30％的份額。

那麼，如果外資銀行按照上述較爲樂觀的預測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是否會引發中國的銀行危機呢？實際上，對於銀行體系來說，只要不發生支付危機，只要流動性保持較好狀態，即使出現較大比例的壞賬或數額較大虧損，也能在相當的時期內維持正常的運營局面，這是爲各國的銀行體系所證明的。因此，即使外資銀行以上述速度進入中國銀行市場，在某種臨界狀態下，中國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即使失去一大批存貸款客戶，也未必發生支付危機，而且，在這種限定的前提下，我們所能收到的必然是銀行類金融服務得以改善的效果。這裏所說的臨界狀態，是國有銀行體系通過拓展業務帶來的相對穩定的增量負債來支持包含一定比率的不良資產的流動性資產及總資產。根據現有的實際數據和經驗比例，這是不難測算出來的，而且國有銀行也是不難滿足和達到這一臨界指標的。因在此前提下，所謂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引發金融危機基本上可以說是聳人聽聞的說法，中國的分步驟市場開放策略更是分散了外資銀行迅速進入可能對國內銀行業帶來的衝擊和風險。

當然，在保證不斷拓展業務、並且不發生支付危機的臨界狀態以下，中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只有提高營運效益才能不斷補足核心資本，提高自身的抗風險能力，外資銀行的進入當然會導致部分優良客戶的流失，但是我們的分析和預測不能靜態地看待中資銀行的經營行爲，因爲在這個過程中，中資銀行既有坐以待斃的可能，更有能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在外資銀行壓力下加快內部市場化改革、並維持和爭奪業務份額的可能。

二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的競爭力對比分析

實際上，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速度，取決於不同銀行的市場定位及其相對的競爭優勢。

一般來說，外資銀行在經營機制方面的優勢目前來看是明顯的。由於外資金融機構在國際聲譽、薪酬待遇、激勵制度等方面比中資銀行有較大的優勢，可能會導致一定程度的國內銀行人才外流。由於外資銀行的市場定位和以盈利爲導向的經營目標，外資銀行通常會注重高端市場的開拓，注重高增值和高收益的業務，這一部分業務在整個市場份額中的比率是有限的。同時，外資銀行爲外資企業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所促進的優質企業的成長，業能夠帶動總體的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與此相對應的是，由於市場定位和中國金融監管當局對於外資銀行設立網點的約束，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銀行對吸收居民儲蓄存款的興趣有限，對於企業存款的競爭會相對激烈。

因此，在當前對於中國加入世貿之後外資銀行進入市場後的影響的討論中，一些金融機構實際上有意無疑地誇大了外資銀行對於中國金融市場的影響力，這一誇大可能會形成政策上的影響力而對促進金融機構推進改革發揮積極的影響，但是也可能誤導金融界對於外資銀行的政策舉措。即使不考慮當前外資銀行相當有限的市場份額，對於外資銀行競爭力的誇張實際上也低估了中資銀行本身具有的競爭力和相對優勢。近10年來，中資銀行業的管理人員日益年輕化、專業化、技術裝備具有國際水平，分支機構網點更是遍及全國，而且在五年的準備期裏，中資銀行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另外，在中國市場上拓展業務的外資銀行同樣面臨許多經營風險，相比之下還缺乏國內銀行所具有的各種優勢。中國雖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放開外資銀行在華展開業務的機會，但真正的市場開放，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與一連串金融改革齊頭並進的。外資銀行在華經營既有跨國投資的一般風險特點，也有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同的中國特色的風險。首先是道德風險。由於中國市場還缺乏完善的激勵約束機制和良好的信譽環境，導致一些企業經營者濫用和挪用貸款，這會直接或間接增加外資銀行的風險，這是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都共同面對的。其次是市場風險。由於中國的非經常項目還沒有對外開放，一定程度上也對外資銀行深化業務形成了約束。再次是信用風險。由於中國企業的資信程度還較低，企業財務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有限，連帶影響貸款的償還能力，這是西方銀行系統不常見的現象。從資金來源方面，實際上人民幣資金來源問題始終困擾着外資銀行，加上沒有一個公開、有效的最終貸款者制度，致使外資銀行承擔着較高的流動性風險。還要指出的是，外資銀行在信息技術支持等方面並不比中資銀行高出許多。中資商業銀行經過20多年的磨練，在信息技術支持等方面雖然與國際著名銀行尚有差距，但距離並不大，而且外資銀行無論投入多少資金和物力，在網點規模上仍無法與中資銀行分庭抗禮，在人文環境上，外資銀行更無法與中資銀行相抗衡。

因此，更爲務實的看法，可能是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在競爭中合作，共同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和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共同把中國金融市場的蛋糕做大，則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都能夠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

三從香港市場的銀行競爭格局看中國內地銀行市場的演變趨勢

市場的開放會引發金融市場的動盪嗎？不僅國內家電等行業的開放不能證明這個結論，以金融市場高度開放的中國香港爲例，外資銀行的靈活進出和高度競爭，實際上推動了相當銀行體系的完善和發展，而且到目前爲止，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支配性的。

歷史地看，20世紀80年代可以說是香港銀行業的黃金時代。香港是世界上除紐約、倫敦之外，外國銀行最多的第三大銀行中心，全世界資產排名表前50名的銀行中有44家在香港開有分支機構。溯本探源，1978年3月以來，香港取消限制，向外資銀行打開大門，金融政策逐步自由，才吸引了大批外資銀行蜂擁而至。香港金融業因此發展迅速，直追紐約、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而成爲世界上金融機構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

目前，香港銀行市場主要由三大銀行集團主導，即中銀集團、匯豐-恆生集團及渣打銀行香港分行。三大銀行集團佔香港整個銀行貸款市場50%以上，處於第二層次的東亞銀行佔4.5%，道亨銀行佔3.5%，其他中小型銀行份額不高，平均市場佔有率僅1%-2%。

歷史地看，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銀行市場開放前可以說是英資獨霸市場，現在歷經風雨後的的香港銀行業是天下三分，其一是英資銀行，它在香港銀行體系中一度居於壟斷地位，主要有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其二則是中銀集團系的中資銀行，它在香港已有70多年的歷史，但是真正崛起也只是伴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間的事情。其三則是其它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家外資銀行，它們大多是實力雄厚的國際性大銀行，在世界500家大銀行中排在前100位。主要有美資銀行、日英銀行、加拿大銀行和歐洲、亞洲、澳大利亞各國的銀行，其中以美、日資銀行爲最強大。剩下的一股力量就是當地銀行也稱華資銀行，居於香港銀行業的第四梯隊，它的黃金時代是1946年至1964年，華資銀行規模小、分支數量多，在香港華人特別是中下階層和中小企業中獨具競爭力。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或被外資大銀行及其它機構參股控股，或被被全面接管，真正獨立的只剩下三五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不同的銀行有不同的市場定位和自身的盈利空間，共同促進香港金融體系的發展。目前，香港的銀行業的資本充足比率高達18.8%，遠高於巴塞爾協議要求的8%，而且香港銀行的平均盈利水平爲亞太區內最高，股本回報率達15%，開放和競爭給香港銀行業帶來的共贏，這一點對於當前中國內地把握外資銀行開放進程及其影響有相當的借鑑意義。

四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之間的競爭性合作會推動中國金融體系運作效率的提高

如前所述，由於外資銀行與其中資銀行的市場定位不同，所具有的相對比較優勢也存在差異，因而儘管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對中資銀行的經營形成相當的壓力，但是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同樣存在廣泛的合作空間；由於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速度是漸次推進的，因而外資銀行的進入並不容易引發銀行危機或者金融危機。在這個金融開放的進程中，真正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是中資銀行在外資銀行的經營壓力下，不能及時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經營效率，有效控制經營風險。

可以預計，外資銀行的進入會促進中國銀行業的市場重組進程，中國加入世貿之後開放銀行市場將增加銀行的收購與合併活動，而且並不限於大陸銀行之間的合併，也可能涉及外資銀行。特別是考慮到部份外資銀行有興趣與內地銀行合作，從而受惠於內地銀行現有的網絡及市場聲譽，這種購併活動會趨於活躍，並且使得中國內地的銀行業的競爭更爲激烈，從而促使銀行體系運作效率的總體提高。

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的競爭性合作，能夠共同把中國金融市場的蛋糕作大。實際上，外資銀行能夠選擇進入中國市場，也是與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分不開。在這個不斷擴張的市場中，外資銀行和中資銀行因爲經營優勢的差異，選擇服務的市場區間自然會有差異。例如，從目前有限的幾家外資銀行看，由於這些外資銀行的運營成本高，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客戶上，例如，花旗銀行要求理財的客戶每個星期存款帳戶不低於（或等值於）2000美元，客戶每月日平均總存款額不低於（或等值於）5000美元，否則將收服務費人民幣50元或美金6元。匯豐銀行則要求客戶的定期存款的起存金額爲2000美元，活期存款雖然不設起存點，但如果客戶每半年的賬戶平均金額低於2000美元，則要收取每6個月20美元的服務費。與此形成對照的而是，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爲主導的中資銀行則更多地是利用廣泛的網絡佈局服務於更多的普通客戶。在這個競爭性合作的過程中，中外銀行之間是競爭對手，也是策略夥伴。而銀行市場的競爭將使得企業和居民等金融服務的最終消費者獲得益處，他們將切實獲得更好的金融服務和更多的金融服務選擇空間。

五中國加入世貿也爲中國金融業開拓海外市場提供了空間和機會

中國加入世貿之後，目前主流的注意力大多放在如何防範和應對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上，實際上，中國加入世貿也爲中國金融業拓展海外銀行市場提供了機會，這一方面是中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對於金融服務提出的客觀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世貿組織這個開放的國際性平臺爲中國的金融企業提供了更爲市場化的業務空間。中資銀行通過拓展海外銀行市場，有助於其發揮海內外行和海外行之間的聯動優勢，與擁有國際網絡優勢的外資銀行共同爭奪期望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性大型跨國公司。

金融危機論文範文 篇二

格林斯潘曾經在2002年稱讚複雜衍生工具能夠使風險得以分散。但這場危機證明，當金融衍生品成爲逐利的手段時，它非但難以分散局部風險，反而會產生龐大而複雜的系統風險。高收益率、高槓杆率從來都是和高風險相伴而生。但不能就此因噎廢食，不能把金融創新作爲導致危機爆發的“替罪羊”。要看到，和美國發達的金融體系相比，目前我國金融創新尚處於較低層次，金融產品單一，金融體系運作效率較低，運營體制和監管模式落後，還不能滿足實體經濟快速發展對金融巨大而多樣化的需求。要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階段，以國際化、市場化、系統化爲方向，積極穩妥地推進金融產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創新，在創新中加快推進體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時，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特別是對錶外資產的監管，加強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風險警示，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真正做到“防患於未然”。

二、金融必須根植和服務於實體經濟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其根本功能是爲實體經濟提供資金融通服務，降低經濟運行成本，推動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因此，金融必須根植於實體經濟並服務於實體經濟這一根本，其價值創造必須源於實體經濟的真實價值。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這次危機已經證明，金融一旦脫離實體經濟這個元神，就會成爲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虛擬的金融資產就會迅速膨脹，最終在肥皂泡破滅的同時，也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巨大的傷害。要着眼於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推動重點產業振興，加強貨幣政策、信貸政策、財稅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別是當前形勢下，要着力把金融資源配置到真正能夠創造財富的行業，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長價值的企業，配置到資源能夠發揮最大效用的領域，立足於做大做強實體經濟，不斷夯實經濟發展的“實體基礎”。

三、必須維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

長期以來，美國奉行低儲蓄、高消費的發展模式，實行鉅額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政策，2008財年美國財政赤字達到4860億美元，貿易赤字連續三年超過7000億美元。新興市場國家則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方式，進行資金迴流，來彌補美國巨大的“雙赤字”。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也可以看作是對美國鉅額雙赤字、新興市場國家鉅額雙順差所導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調整。隨着我國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逐漸開放，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複雜。當前，要抓住國際能源原材料價格大幅回調契機，加快進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國的戰略要素儲備體系；抓住國際金融危機導致技術、人才從發達國家大量溢出的機遇，加快引進我國亟須的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和高端人才，進一步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要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四、宏觀調控必須加強國際協調，重建國際金融體系

經濟金融全球化在帶給人類極大便利的同時，也使得在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擴散迅速超越國界，影響到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面對危機的肆虐，任何一個國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各國必須聯起手來，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擴大經濟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穩定國際金融市場。這次危機充分暴露了現行世界金融體系和治理結構的缺陷，目前世界金融體系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改變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形成的由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金融體系，建立一個新的世界金融體系，把美元發行置於國際監管之下，促進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向多極化發展。提高金融市場運作的透明度，努力推動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五、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貨幣政策，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當前主要發達國家已經集體陷入衰退，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我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也明顯加大。爲此，必須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爲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擴大政府投資規模，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加大對低收入家庭補貼和救助力度。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反週期調節和保障流動性供給的重要作用，保持銀行體系充裕流動性，促進貨幣信貸穩定增長；鼓勵商業銀行發放中央投資項目配套貸款，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產業發展，增強貸款利率下浮彈性；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支持開展汽車消費信貸業務，積極擴大農村消費信貸市場。

六、加快中國經濟轉型，轉變發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經濟體系中積累的問題在中國經濟體系中得到反映，中國經濟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趨嚴重，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導致的內部失衡與國際收支盈餘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導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國經濟宏觀失衡的基本特徵，這種失衡和美國經濟的內外失衡方向相反、互爲補充，共同構成當代世界經濟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隨着要素邊際收益的下降和資源環境約束的日益強化，傳統的粗放式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爲繼。要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務經濟爲主、三二一產業融合發展的產業結構，不斷增強經濟的抗波動性。

參考文獻：

[1]李成馬凌霄：金融危機理論研究及其給我國金融安全的啓示。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6,4

[2]胡援成：對外開放中的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廣東金融學院學報，2008,3

[3]胡星：從次貸危機到全球金融危機：警示與思考。社科縱橫，2009,1

五、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貨幣政策，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當前主要發達國家已經集體陷入衰退，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我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也明顯加大。爲此，必須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爲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擴大政府投資規模，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加大對低收入家庭補貼和救助力度。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反週期調節和保障流動性供給的重要作用，保持銀行體系充裕流動性，促進貨幣信貸穩定增長；鼓勵商業銀行發放中央投資項目配套貸款，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產業發展，增強貸款利率下浮彈性；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支持開展汽車消費信貸業務，積極擴大農村消費信貸市場。

六、加快中國經濟轉型，轉變發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經濟體系中積累的問題在中國經濟體系中得到反映，中國經濟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趨嚴重，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導致的內部失衡與國際收支盈餘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導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國經濟宏觀失衡的基本特徵，這種失衡和美國經濟的內外失衡方向相反、互爲補充，共同構成當代世界經濟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隨着要素邊際收益的下降和資源環境約束的日益強化，傳統的粗放式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爲繼。要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務經濟爲主、三二一產業融合發展的產業結構，不斷增強經濟的抗波動性。

參考文獻：

[1]李成馬凌霄：金融危機理論研究及其給我國金融安全的啓示。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6,4

[2]胡援成：對外開放中的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廣東金融學院學報，2008,3

[3]胡星：從次貸危機到全球金融危機：警示與思考。社科縱橫，2009,1

金融危機論文 篇三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遊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爲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後，這種觀點較爲流行。規律論認爲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着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着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爲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爲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爲此後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於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爲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裏，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爲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於德國統一後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爲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後，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範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後，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後，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麼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爲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爲，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於雙重製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鬆散的國際貨幣體系，儘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並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

”,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盪。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爲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盪，這種影響可以分爲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鑑於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爲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爲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繫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衝擊[3]。首先，以美元爲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採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着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麼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盪乃至金融危機。由於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盪，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佈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於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遊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遊資。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遊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於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於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後淨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遊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佔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後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遊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並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遊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爲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衝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衝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槓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爲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併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徵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衝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徵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鉅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遊資爲什麼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衆所周知，國際遊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週期。金融週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遊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遊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誇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蹟”、“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後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誇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遊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遊資嫺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後，國際直接投資(fdi)爲什麼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後，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爲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着產業結構調整滯後、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徵較爲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氾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遊資在世界範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爲了振興經濟採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後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麼國際遊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遊資不是採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於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遊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遊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採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遊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遊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遊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爲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國際遊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擡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並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羣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後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遊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遊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遊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爲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爲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並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於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後，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遊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於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4]宗良。對國際遊資衝擊金融市場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金融危機應對論文 篇四

調整分配格局，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是培育和擴大國內需求、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手段。儘可能地增加就業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別是提高低收入羣體及農民的收入，最終擴大消費需求，通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購買力由居民收入增長來拉動市場銷售額增長，進而拉動投資增長及整個經濟增長，才能形成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一）加大分配改革力度，增強全社會的消費能力

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整和改革的着力點應當是放在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上面。在城市，一方面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總量，有針對地搞好下崗及失業職工的再教育和職業培訓工作，提高這部分人的工資性收入，以增強他們的消費購買能力：另一方面要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並根據經濟發展情況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水平。

在農村，一方面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型農村，另一方面要大力增加農民收入，消除制約農民消費的障礙。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居民即期消費

刺激消費的關鍵在於使人們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良好的預期。目前，傳統的福利制度提供的條件逐漸轉爲市場來提供，而有關的社會保障機制還沒有健全和完善，人們出於對自身和家庭未來經濟安全的擔心，不得不約束消費，乃至不計機會成本地擴張儲蓄。因此，消費萎縮、邊際消費傾向低的狀況還將在一段時間內影響乘數效應的發揮。應當繼續加大中央財政對落後地區低收入者羣體的轉移支付力度，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提高人們的收入預期來增加入們的消費傾向。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居民收入發展第三產業是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速度一直滯後於第二產業，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這種滯後更爲明顯。

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產出佔GDP的比重不僅低於發達國家，還低於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發展潛力非常巨大。第三產業中各種服務行業的發展潛力更是如此。在分配使用國債投資資金時，應該考慮加大支持第三產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數量，重點解決就業問題。目前積極有效地發展第三產業相當重要的意義就在於這樣做有利於增加就業。

二、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社會供給

經濟結構調整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從我國宏觀經濟的現實運行來看，過剩經濟的實質是在產品結構未能適時提升、新的經濟增長點沒有出現情況下產生的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的錯位問題。從長期來看，作用於總量的需求擴張政策並不能解決結構性的矛盾。而產品結構取決於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又取決於投資結構。因此，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也要利用金融危機的時機改善供給，提高國內產品競爭力，使得政策調控不僅能夠解決短期需求總量不足問題，還要着眼於中長期供給結構的改善。

（一）通過完善產業組織優化供給

這可以從兩方面着手：

1.按照規模經濟的要求關閉那些規模不經濟的落後小企業。對於那些技術條件及管理水平都比較低下的小企業，在生產普遍過剩的情況下往往只能提供無效和低效供給。目前經濟處於低谷時期，正是淘汰落後技術和過剩產品的最佳時機，如果單純擴張總需求則可能使落後技術與產品倖存下來並在經濟繁榮時期到來時再度膨脹。因此對於衰退行業和落後產能，應加大淘汰力度。落後產能和衰退行業的自行退出會面臨一些障礙，應在財政支持下安排產業調整援助基金，完善失業保障和再就業基金等。

階層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上面。在城市，一方面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總量，有針對地搞好下崗及失業職工的再教育和職業培訓工作，提高這部分人的工資性收入，以增強他們的消費購買能力：另一方面要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並根據經濟發展情況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水平。

在農村，一方面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型農村，另一方面要大力增加農民收入，消除制約農民消費的障礙。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居民即期消費

刺激消費的關鍵在於使人們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良好的預期。目前，傳統的福利制度提供的條件逐漸轉爲市場來提供，而有關的社會保障機制還沒有健全和完善，人們出於對自身和家庭未來經濟安全的擔心，不得不約束消費，乃至不計機會成本地擴張儲蓄。因此，消費萎縮、邊際消費傾向低的狀況還將在一段時間內影響乘數效應的發揮。應當繼續加大中央財政對落後地區低收入者羣體的轉移支付力度，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提高人們的收入預期來增加入們的消費傾向。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居民收入發展第三產業是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速度一直滯後於第二產業，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這種滯後更爲明顯。

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產出佔GDP的比重不 本站 僅低於發達國家，還低於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發展潛力非常巨大。第三產業中各種服務行業的發展潛力更是如此。在分配使用國債投資資金時，應該考慮加大支持第三產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數量，重點解決就業問題。目前積極有效地發展第三產業相當重要的意義就在於這樣做有利於增加就業。

二、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社會供給

經濟結構調整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從我國宏觀經濟的現實運行來看，過剩經濟的實質是在產品結構未能適時提升、新的經濟增長點沒有出現情況下產生的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的錯位問題。從長期來看，作用於總量的需求擴張政策並不能解決結構性的矛盾。而產品結構取決於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又取決於投資結構。因此，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也要利用金融危機的時機改善供給，提高國內產品競爭力，使得政策調控不僅能夠解決短期需求總量不足問題，還要着眼於中長期供給結構的改善。

（一）通過完善產業組織優化供給

這可以從兩方面着手：

1.按照規模經濟的要求關閉那些規模不經濟的落後小企業。對於那些技術條件及管理水平都比較低下的小企業，在生產普遍過剩的情況下往往只能提供無效和低效供給。目前經濟處於低谷時期，正是淘汰落後技術和過剩產品的最佳時機，如果單純擴張總需求則可能使落後技術與產品倖存下來並在經濟繁榮時期到來時再度膨脹。因此對於衰退行業和落後產能，應加大淘汰力度。落後產能和衰退行業的自行退出會面臨一些障礙，應在財政支持下安排產業調整援助基金，完善失業保障和再就業基金等。

2.消除各種壟斷，尤其是行政性的壟斷。壟斷往往會引發無效供給與低效供給，形成需求不足性的供求關係失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活動範圍應以市場是否失效爲準則。凡是可以由市場解決的，應當由市場來解決，政府不應插手其中。贏利性項目可以通過市場機制達到資源的高效配置，政府主導往往會因體制性問題導致效率低下，創新能力有限，使得經濟增長缺乏微觀基礎。而民間投資則更重視效益，更善於發現和捕捉市場機會，不斷開發新產品來創造需求引導需求，因此增加民間投資更有利於擴大有效供給。爲此必須界定政府投資範圍，減少政府在贏利性項目中的投資比例。

（二）通過技術創新優化供給技術創新可以從三個方面促進需求的增加：

1.技術創新本身就是新的需求，因爲技術創新可以帶來比原來更好的產品，並因此而刺激需求。

2.技術創新可以提高產品質量，從而擴大需求。

3.技術創新可以降低產品成本，從而擴大需求。

在發達且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贏利性領域的結構調整是市場自發進行的。但在我國市場殘缺以及贏利性國有企業大量存在且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結構調整就需要政府及其財政的參與。政府要在參與基礎部門投資的同時積極支持主導產業與新興產業的發展，並淘汰落後產業部門的生產能力，以此來促進市場導向下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在政策運作上要廢棄計劃體制下完全無償、全面介入的方式，改爲選擇重點主導產業，着眼技術進步，採用財政投融資或貼息擔保等方式參與。

三、着力改善消費環境，加大市場監督和監管力度

加強社會信用和個人信用體系建設，培育消費信用法制環境，切實保護誠實守信，進而發展消費信貸，提高流通領域的信用度。消費者協會、產品質量監督與市場監管機構，要發揮各自的作用，大力整頓和規範市場秩序，淨化消費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依法懲處各種製假售假、危害人民羣衆健康的非法行爲，消除消費者懼怕假冒僞劣的心理障礙，使人們敢於消費，放心消費，從而間接達到促進居民消費的目的。

參考文獻：

[1]羅曉紅。擴大內需：實現“一保一控”經濟目標的戰略選擇[J].改革與發展，2008,6:70-72

[2]劉輝。美國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及中國的政策走向[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8,6:51-56

[3]查爾斯。I.瓊斯。經濟增長導論[M].舒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