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研究論文【精品多篇】

國際金融論文範文 篇一

一、國際會計準則對於金融穩定和資本市場全球一體化的意義和作用

現有國際金融框架的資源基礎是國際金融資本，其資本實力來自於國際金融市場，而且主要是以美國爲首的發達國家的市場。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最高決策機構不是聯合國，而是控制着國際金融市場的西方七國集團的首腦會議。1997年東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處於國際金融框架的決策高峯的西方七國集團首腦會議，於1998年10月發出了要求證券監管機構國際組織承認國際會計準則的呼籲。

會計直接承擔了管理和監督微觀經濟實體的有關重要職責，因而對國際金融和經濟全球化具有基礎性和戰略性的重大影響。經濟和金融越發展，會計越重要。會計是在經濟和金融的發展過程中發展，也就是在適應和滿足經濟生活的客觀需要和金融業務的實際要求的曲折和進步中發展。與其他的國際經濟活動相比，國際金融活動更爲突出和集中地體現資本運動、資本社會化和資本運動全球化的實質性要求，更加需要準確、真實、可靠、可比的會計信息。

在經濟全球化和資本運動全球化的過程中，國際金融的發展對於國際會計的發展有更爲直接的需求，是國際會計發展的更爲直接的推動力。國際會計可以一方面減少國際經濟生活和國際金融活動的風險和曲折，一方面促進國際經濟運行和國際金融活動的發展和效益，從而保障和促進國際經濟、國際金融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一個全球統一的資本市場，需要資本運動的全球化和跨國性資本所有權個人化的有機結合。沒有國際會計準則，或者是隻有準則而沒有實務權威性和實際約束力，這樣的有機結合就沒有基礎，更不可能形成全球統一、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國際會計信息系統。於是，一個全球統一、高效率、低成本、資金容量和流量空前巨大的資本市場也就難以出現。

跨國性和國際性的微觀經濟實體集團的出現和發展，使得國際會計對於國際經濟和國際金融以及其框架體系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國際會計準則已有二、三十年的發展歷史，其業已發生的積極影響在於達成和促進國際經濟和國際金融活動中的財務信息的交流和溝通，爲國際經濟和國際金融中的投資、貿易和信貸建立信用基礎並提供決策信息，維護和促進國際金融體系的規範、效率、安全和穩定。

但是，由於美元具有的世界貨幣主導地位和美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影響，美國會計準則在國際金融市場舉足輕重。而國際會計準則在國際金融業務和國際資本市場上的地位則缺乏權威有效的法律保障，在實際應用中主要依靠各國的跨國公司和企業自願採納，實務權威性較爲有限。會計信息的編制與披露缺乏國際公認和統一有效的原則和標準，使得會計信息跨越國境的處理成本提高，傳遞效率與內涵清晰度降低，不利於國際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

二、國際會計準則與國際資本市場的分割狀態和統合難點

目前的國際資本市場，實際上不是一種高度有機統一的國際市場，而是由各自爲大並吸收外國公司上市的各國資本市場所組成的一種國際拼板市場，存在着影響全球資本市場統一的一些重要裂縫。例如，公司要得到和保持在外國資本市場的上市資格，必須向該資本市場呈交根據該國會計準則編制的財務會計報表。這種財務會計信息管理制度，以遵守東道國會計準則作爲各國資本市場的跨國准入條件，在實際上分割了國際資本市場，從而也限制了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和效率。全球統一準入條件等市場管理基本制度的國際資本市場始終未能出現，以這樣的資本市場爲基礎並服務於全球化經濟的國際金融框架也尚未形成，除了還有其他的複雜原因之外，國際會計準則的實務權威性不足以統一或取代主要發達國家的會計準則，各國資本市場會計信息的制度和標準不銜接，市場準入條件尚未國際化，也是一個重要障礙。

由於歐洲包括倫敦在內的國際金融市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得到恢復與發展，加上近二、三十年來美元的地位逐漸發生微妙變化，發展中國家的國際金融市場陸續形成、逐漸成長，國際會計準則應運而生，逐步發展。近一兩年來，國際會計準則的實務權威性得到了較大的提高，但是距離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資本市場一體化的基本要求還有差距。資本市場全球一體化的進程要真正地上一個臺階，首先要看美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與此對應，國際會計準則是否具有全球統一的實務權威性，首先有待美國資本市場的認可與接納。但是，國際會計準則在美國發生資本市場會計危機之前完成的機構、制度和準則內容的大幅度調整，仍未能達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美國財務會計基金會對於會計準則質量的要求。而且，從美國有關方面的角度來看，國際會計準則在質量上明顯低於美國會計準則。從表面上看去，國際會計準則的質量水準似乎纔是美國資本市場承認國際會計準則的實務權威，從而進一步統一準入條件和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對外開放的前提。

引人注目的是，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這兩年實行調整並大幅度靠攏美國會計準則的同時，美國有關方面爲了鞏固和更好地發揮美國會計準則在本國資本市場的地位和作用，展開了關於“高質量的會計準則”的公開大討論。與此同時，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關於加強對美國上市公司的會計監督力度的一些建議，卻未能說服美國國會。不久之後，從安然公司與安達信會計公司涉嫌串通的假帳事件，到世界通信公司似乎瞞過了安達信會計公司的假帳事件，一系列重大的上市公司財務醜聞使資本市場會計危機在美國全面爆發。華爾街股市指數在這一次資本市場會計危機的高潮中持續下落，美國經濟衰退後的復甦，在經濟基本面狀態似乎良好的情況下，卻面臨着再次衰退的直接威脅。在野的爲此發難，執政的共和黨開始擔心由此造成中期選舉的失利。爲了應對這一場資本市場會計危機，美國政府和國會不得不採取應急和減災措施，加快推出對公司會計業務加強監管的公司會計監督法，並抓緊動用刑法嚴懲造假舞弊有關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發動了自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時代以來影響最深遠的美國商業行爲改革”。與此同時，進一步改進和提高美國會計準則的質量，已經成爲維護和穩定美國資本市場的一項迫切議程。

隨着國際會計準則對於國際金融框架和經濟全球化的意義和作用越來越明確，大家在質疑和思考這種資本市場會計危機的發生原因和整治措施的同時，一方面越來越看清：國際會計準則繼續發展並取得實務權威性，是資本市場全球化的一個必要條件；一方面又不得不擔心：國際會計準則是否比各國的會計準則更能保證會計信息質量和防範市場會計危機。三、國際金融框架與國際會計準則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相互促進

國際金融框架與國際會計準則，分屬於兩個不同的、但是卻又相輔相成的專業領域。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大加強了國際金融框架與國際會計準則之間的密切聯繫。國際會計準則在國際金融活動中的實務權威和普遍遵守，前提是要有國際金融框架的自願接納、正式承認，並且需要形成有效的法律保障。在國際金融方面，人們非常重視國際金融框架的變化、調整和進步。在會計學方面，人們的關注焦點之一是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實施和修改。本文認爲需要進一步關注的，還有這兩個方面的相互關係和相互影響及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作用和走向。

國際會計業務活動的發展，必須適應國際經濟、國際金融和國際資本運動的客觀需要。與國際會計準則的發展相比較，國際會計業務活動的發展是一種國際經濟生活中自然而然的發展。國際會計準則的發展，本身當然也要反映國際經濟、國際金融乃至國際資本運動的自然和客觀需要。由於國際會計準則必須體現爲一種具有國際公認性的專業文獻，而這種國際公認性必須依賴於其制定和機構本身在人員構成、資金來源和工作程序等方面公認的國際獨立性、國際專業水平和國際透明度，因而必然是一種社會政治因素及國際和各國的人爲因素更多的事態發展。總之，國際會計的發展服務於國際金融的發展，國際會計準則的發展則更爲明顯地受制於國際金融框架的發展，而國際金融框架的改革、發展與穩定，也必須要有國際會計信息服務的支持和國際會計準則的專業保障。這樣一種的相互制約和相互促進的關係，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各國逐步接納和應用在國際會計準則的歷史過程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四、資本終將確定自己在國際金融框架中的會計信息標準

美國會計原則對國際會計準則的影響力，依賴於美元和美國資本市場對於跨國公司、國際金融和世界貿易的影響力。反過來說，美國會計準則的國際實務權威性，同時也維護了美國資本市場和美元的國際強勢地位。合起來看，美元、美國資本市場和美國會計準則這三個支柱，支撐着美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強勢地位。這種三柱支撐的強勢地位，形式上顯然比依靠強勢貨幣的單一支撐更爲穩定。但是在實質上，人們已經在這次美國資本市場會計危機中首次看到了美元、美國資本市場和美國會計準則的同時搖晃。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財務會計基金會在國際活動中對於國際會計準則的態度，在東亞金融危機以後從無暇一顧轉爲積極參與。其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得到長足的恢復、進步和發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新興資本市場的興起，前蘇聯東歐集團的全面瓦解，使跨國投資、國際金融和世界市場的統一潛力得以進一步發揮，各國經濟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既合作又競爭、以求自身發展的基本前景進一步明朗。美元、歐元和日元既相互競爭、又相互配合，三足鼎立的國際貨幣體制已現雛形，美元地位的相對下降，美國資本市場日益感受到來自倫敦、東京和法蘭克福的競爭壓力。然而，綜合分析美方處理資本市場會計危機的能力和表現，及其對於國際會計準則近年來改革的重大影響，又說明了美元、美國資本市場和美國會計準則在當前和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將分別在國際貨幣體制、國際資本市場和國際會計領域佔據主導地位。

應當看到的是，在加強金融安全合作和加強國際金融框架建設的過程中，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證券監管機構國際組織、保險監管國際協會和金融穩定論壇等幾大國際金融機構通過近幾年來積極和密切的協商，已經於2000年3月26日在新加坡舉行的金融穩定論壇第三次會議上，明確地將國際會計準則列爲關鍵的的國際金融準則之一。金融穩定論壇是一個國際論壇，不同於國際合作的決策機構，對於國際金融框架並沒有實際約束力。但是，其表態向世人展示了論壇成員對於國際會計準則的基本態度和原則立場。對此，國際會計師聯合會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作出了積極的迴應，重新調整了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組織結構，大幅度修改和加強了原有的國際會計準則，並且通過國際會計發展論壇去探討國際金融框架問題。

國際金融組織和國際會計組織的這一呼應姿態，順應了經濟全球化和資本市場全球一體化的歷史潮流，得到了許多國家的贊同。其中，美國財政部已於2001年6月25日將國際會計準則作爲的主要國際金融準則之一、與本國的有關準則對照列入自己的互聯網頁。美國資本市場的監管機關是證券交易委員會而不是財政部，該部這一動作對於美國資本市場沒有實際約束力，因而既不代表、也不預示美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但是可以視爲美方對於國際會計準則表示的一種肯定態度和積極姿態。與美方的態度相比歐洲方面對於國際會計準則的態度更爲積極，業已通過歐盟的法律程序，決定從2005年開始在資本市場上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制定的財務報表。

國際金融論文 篇二

作者又依據已存的一些理論假設，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論，可能會發現一些不同的理論和預期得到的貿易和金融在數據上的正相關的關係。下面列舉了一些可能的理論：

1．金融相當於對貿易的輸入。由於雙方更強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導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風險，更大的國家間的資金流從而產生。但由於更便宜的交易信貸，金融的發展也使得貿易繁榮。

2．信息溢出。通過商業活動，產生了貿易聯繫；貿易聯繫加強了兩個經濟體之間的信息交流，但這也反過來刺激出更大的將金融資本的流動。相反的因果關係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強的財政的交互作用何能會導致更客觀的信息交換，這也會刺激更多的貿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間也會泄露。

3．完全違約和貿易懲罰。貿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違約時的懲罰手段。

4．名聲的間接影響。持續的低風險，在商品合同中的誠信交易可以提升名聲，進而提升長線交易的可持續性。

5．風險共享和產量劃分。國家間的金融發展和合並推動了風險共享，這就可以根據各國的比較優勢產生更加專門的產品模式，從而提高貿易量。

6．外國直接投資。由於有建立“出口平臺”的願望，外國直接投資是有動機的。它是由價格因素決定的。FDI隨着貿易的變化而一起變化。當運輸成本太高時，本地市場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廠家，FDI就替代了貿易。

基於上面的理論和雙邊貿易、資金流等數據的可靠性，作者假設上面的項目存在一定的關係，這個關係可用於從某個策源國到幾個目的國的資金流：

ln(FinancialFlow/GDP)it=a+bln(TradeFlow/GDP)it+cXit+uit

金融資本流動量由參與國的規模適當規劃，X是其他影響國家間金融流量的變量的矢量，u是誤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這裏有些單元是在過去某時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個時期的平均數據。典型的數據可以通過不同時段的幾個接受部分的數據獲得。這裏所依賴的變量值用來衡量雙邊金融流入量。類似的，貿易值也可以衡量貿易。可控變量X包括人均收入、貨幣制度等。這些變量值對貿易量、金融流動量、或二者兼有影響。

（一）穩健性檢測：其他控制變量

經過分析，得到一些變量，這些變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補充對該國的資本流動的因素的貢獻：勞動力增長（通過人口增長率和移民率反映），人們的資本積累水平（通過教育費用衡量），自然資源（通過代表出口資源反映）。這四個另外加上的變量沒有對私人部門有很大影響但初級產品變量對公共投資造成了較大影響。

（二）穩健性檢測；輔助變量估計：

作者再次運用工具變數校正貿易潛在內生性的方法進行基準分析，當用貿易的工具變數分析時，貿易對私人和公共投資的影響都要比在運用OLS分析時要大。從結果中得出在該例中貿易金融關係對於由金融到貿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內生性保持穩定。

（三）穩健性測定：違約和制度

對圖表的分析可以得出，體制質量對資金流動沒有決定作用。但這並不意味着體制質量對資金流動沒有影響，因爲該影響是間接的。討論說明大英帝國繼承了優良的體制，該體制和帝國與高的貿易流相聯繫，促進了更多的資金流。貿易和金融的關係，從表中得出的結論對默認值變量和體制變量並不敏感，事實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檢測：貿易帝國的交互作用和懲罰理論

最後，拋掉沒有意義的體制係數，對戰前例子中加入一個關於殖民的變量。關於殖民的係數可以說明貿易對資金流的影響相對獨立國家是強還是弱。關於懲罰假說，表中沒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貿易對金融的影響並不遜於獨立國家。我們得出貿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聯繫是一樣強的，同時對懲罰理論造成了懷疑。

二、討論

在美國情況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兩次戰爭之間，美國的投資並沒有像戰前英國那樣被貿易所引導向私人部門。因爲人們公認在兩次戰爭之間時期的貿易比戰前貿易更爲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戰後持續的貿易銳減，金本位的崩潰，更嚴重的貿易壁壘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於上述問題過於嚴重，從而使得連通私人部門間關係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領域處於領導地位，給戰前英國足夠的時間來展示這些累積的力量。然而在兩次戰爭期間，在美國霸權建立的早些時候，美國沒有顯示出這種積累。這一在新金融霸權出現期間聯繫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基於因果累計，信息及信譽外溢理論的正確性。

我們接下來指出在兩次戰爭之間所出現強烈的所得效益。這些所得效益對於私人投資和總投資說明了新的霸權是建立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上的。如果在兩次戰爭之間，信用薄弱，持續時間很短且難以有效獲得信息的話，美國的投資人將會尋找一個可選擇的信號來幫助他們找出較好的債務人。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視爲在該國能可靠經商投資的信號。這一因素在強烈的貿易-金融關係中尤爲明顯。

最後，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對於其他衰退的影響是十分輕微的。在研究中，貿易關係與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資目標國的貨幣體制更能吸引投資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貿易變量的一部分。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許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國家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把殖民地這一因素和金本位這一因素結合起來看的話，我們可以把金本位制視爲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結論

總體結論是貿易-金融之間關係在1870-1913和1920-1929確實存在併發揮作用。通過對於機制等變量的分析可以發現：增長的貿易將導致從兩個霸權國家獲得更多的投資，一戰前的英國和戰後的美國的銀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與信用有貿易外溢到投資的理論可能會藉助於我們分析中所發現的兩個霸權國家之間的差異。由於英國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夠的時間來建立相互關係及信用，外溢現象在一戰前更爲顯著，而由於美國是新興的霸權國家，缺少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充當領袖的記錄，這一關係在兩次戰爭間的美國較爲薄弱。考慮到這一點，我們發現在兩次戰爭間私人投資的貿易-金融參數較小。

最終作者對懲罰理論造成了懷疑，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基於因果累計，信息及信譽外溢理論的正確性。

有關貿易與金融之間的聯繫的解釋說明應着眼於在各個時期都有效，並加入其他外生變量如政治，帝國，組織機構，運輸成本及其它可以更好的說明這一理論的變量。

國際金融論文 篇三

【相關摘要】國際金融衍生產品及其法律監管制度是國際金融法上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本文運用國際金融法學理論和比較法對國際金融衍生產品及其市場監管中的若干法律問題進行了研究。除導言外，全文共分八章，約22萬字。上世紀國際金融創新的一個主要標誌是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和發展。大量國際衍生產品的誕生和發展，不僅深刻地改變了傳統國際金融市場的格局和發展趨勢，也對傳統國際金融法的演變和發展帶來了影響。有關金融衍生產品的法律研究通常可以從合同法、侵權法、信託法、公司法等私法角度展開，而本文則主要是從公法角度來研究金融衍生產品的國際法律監管制度。由於金融衍生產品種類繁多、金融創新持續正在進行等原因，本文主要是對現行國際監管立法中的重點問題，如金融衍生交易場所和交易中介機構的法律問題、金融衍生交易中的客戶保護、金融衍生交易的風險管理制度等。第一章是對金融衍生產品及其市場演變的基本介紹。在該章內容中，本人首先對金融衍生產品從法學和經濟學兩個角度概括了其基本含義，並對金融衍生產品的主要分類和新出現的複雜品種做了介紹；其次，文章對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的出現和發展做了簡要介紹，重點是對參與衍生交易的資格、交易目的，以及不同種類衍生產品的法律性質等問題進行了論述。第二章是對金融衍生產品國際法律監管制度的分析。上世紀60年代出現的金融創新不僅改變了傳統的國際貨幣金融法律制度，也促進了金融衍生交易相對發達國家的金融監管立法的改革。在本章中，本人分析了各國金融衍生監管立法的演變和發展趨勢，並概括出金融衍生產品國際監管法律制度的五大法律特點。第三章研究了金融衍生交易場所及其非互助化改革的法律問題，包括場所設立、產品設計、市場監管和非互助化改革所產生的法律問題等。第四章論述了金融衍生交易中介機構的法律問題，重點是中介機構的市場準入、業務行爲的法律監管、交易透明度，以及禁止的業務行爲等。第五章是有關金融衍生交易中客戶保護的法律研究。由於金融衍生交易的風險性和創新特點，因此對客戶保護成爲各國金融監管立法的重要內容。本章從金融衍生交易的適合性和風險揭示原則入手，對衍生交易的行爲規範、投資者賠償制度和爭議解決機制等法律問題進行了論述。第六章是金融衍生場外交易市場及其法律監管制度的研究。本章主要從合同發的角度對場外金融衍生交易合同的成立、法律性質、合同轉讓與變更、合同違約與法律救濟、合同法律適用與法院管轄等問題進行分析。此外，對場外衍生交易市場國際法律監管制度的確立提出了本人的思考和建議。第七章是有關金融衍生產品風險管理制度的分析。首先本人對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識別和衡量做了論述，其次是對風險管理的法律框架，以及交易場所和場外市場的風險管理重點法律制度做了比較研究和闡述。第八章是金融衍生產品在中國的實踐和監管立法的思考。在對中國金融衍生產品失敗實踐的法律原因進行分析歸納以後，文章論述了中國發展金融衍生產品的必要性、衍生交易法律制度建設、國債期貨交易法律制度重建等方面的法律問題。文章的最後部分還對中國金融監管體制和監管理念的更新做了一定的探討。

國際金融論文 篇四

國際金融組織援助貸款的目的是幫助貸款國的發展。從國際發展援助經驗看，國際金融組織貸款是一種風險較低的財政赤字融資渠道，既有可能給貸款國帶來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積極效應，也可能使該國政府造成嚴重的財政壓力而事與願違。大多數研究認爲國際援助貸款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個國際援助貸款的飽和點（國際援助貸款佔GDP比重爲15%耀45%），在其範圍之外，國際援助貸款的作用是遞減的。近期一些提議中要求在增加對發展中國家全面援助的同時，將援助資金的結構從貸款向贈款傾斜。美國財政部（2000）指出將貸款轉爲贈款可能會壓制捐贈國公衆對發展中國家轉移支付的支持，而且難以得到司法上的認可，反而限制了貧困國家對於融資資源的整體獲得性。奧德多昆（2004）從理論和實證上探討了貸款和贈款的一些經濟和政治問題。克萊米、笈多等（2004）對1970—2000年接受外部援助的107個國家的經驗進行了研究，檢驗贈款和貸款對國內財政收入的不同效應。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管理經驗方面，陳蘭、朱留財（2008）介紹了全球環境基金在節能減排領域同我國的合作前景。雲南省財政廳涉外（2009）針對雲南省1984—2008年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的具有典型意義的若干項目進行分析、總結，提煉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王雨晴（2011）通過世界銀行貸款北京環境二期項目分析了世行的項目設計和管理特色。高梅（2009）結合上海的案例分析在小城鎮環境基礎設施項目中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特別融資平臺。在地方經濟發展方面，陶風華等（2009）分析了甘肅省利用國外貸款對經濟發展的拉動效應。張悅玲、白永慧（2010）分析了金融危機背景下河北省借用政府外債的問題。張景輝（2011）通過對黑河市的研究提出把國際金融貸款與國內金融貸款結合使用，既可以優化政府債務結構，緩解政府債務償還壓力，還可以加快地方經濟發展。謝煊（2012）針對新疆利用的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存在的問題提出“十二五”期間穩步擴大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贈款等思路。貸款績效評價方面，雷剛（2010）對世行貸款山東城建環保二期項目進行了績效評價，建議在項目建設中逐步推行全過程績效評價。李娟（2010）以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爲例分析了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監察機制及其對我國西部地區的影響。彭潤中、趙敏（2011）通過對我國約50個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的數據從相關性、效率、效果、可持續性和項目綜合績效等五個方面的評價結果進行歸類整理，對項目績效評價工作中的相關經驗和問題進行初步分析與思考。朱洪祥、彭山桂（2012）針對現有《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績效評價操作指南》評價體系指導項目準備期績效評價的不足，對評價框架和評價方法進行調整優化，提出建立以結果爲導向的項目投資決策機制。唐斯斯（2012）對財政部和我國利用國際金融貸款農業項目的績效評價實踐進行了梳理。孫翔（2012）闡述了改進後的績效評價框架，指出新框架的優勢及其在實務中可能面臨的問題。加強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是間接利用外資的重要內容。國際金融組織的援助不僅可以優化政府債務結構，還可以將“引資—引智—引技”三大功能服務於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爲此筆者試圖通過分析河北省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的狀況，研究在新形勢下如何繼續加強與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從而爲河北省經濟改革和發展戰略提供政策建議。

二、河北省與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及其變化

（一）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規模不斷擴大，數量金額逐年增加

河北省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始於1981年。30多年來，貸款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14年3月，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48個，簽約貸款額21.14億美元，累計使用20.3億美元。從表1中河北省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結構看，2004—2014年3月10多年的新增貸款主要來源於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其中，亞洲開發銀行貸款增長率達到39%。

（二）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行業分佈趨於集中化，農業行業位居首位

河北省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涉及環境保護、基礎設施、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基本屬於公共財政範圍和公益性項目。但是從2004—2014年10多年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行業分佈來看，河北省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涉及行業主要集中在農業、城建與環境。其中，農業項目的增長率達到45.45%，城建與環境項目的增長率達到28.57%（見表2）。從行業分佈來看，農業、城建與環境項目排在優先位置。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有白洋澱生態建設與環境綜合治理、小城鎮開發示範、林業綜合發展、張河灣抽水蓄能、河北節能減排促進、節水灌溉二期等六個項目，這些項目主要分佈在農業、城建環保、節能減排、能源等領域，項目實施促進了河北省農業基礎條件進一步改善、交通基礎設施進一步配套，城市環境和基礎設施進一步優化。

（三）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支持經濟和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社會經濟效益並重

河北省積極發揮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的作用，促進了有關行業領域的快速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通過實施世行貸款“小規模肉牛發展項目”，五個項目區農戶養殖業純收入平均由項目前1600元提高到2100元，提高了31%。林業可持續發展項目，項目區森林覆蓋率提高了2%~3%，對河北省平原的防沙治沙、改善生態環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促進了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提高了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承載能力和服務能力。京深高速公路（石—安段）利用世行貸款5.5億美元，大大提高了河北省的交通運輸能力。三是促進節能減排，對發展循環經濟、減少污染排放、提高大氣質量，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四是提高了教育衛生服務質量，促進了衛生、教育等社會事業的發展。河北省教育廳利用世行貸款“貧三”項目的實施，解決了貧困地區辦學經費不足問題，項目縣校舍危房比例大幅度下降，辦學條件得到很大改善，教育質量明顯提高。

（四）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提升了管理水平，引智引技作用明顯

河北省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發揮了“引資—引智—引技”作用，提升了河北省經濟社會發展的省際競爭力。一是引進先進的項目管理模式和經驗，推動了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融資改革。我國現在通用的工程監理機制，投資、運營和管理模式，採購公開招標制度等多是從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實施與合作中學習借鑑得到的。此外，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清潔發展機制，林權、水權制度改革實踐等，對河北省發展市場經濟、進行投融資體制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世行貸款河北省城市環境項目引進的供水、污水收費制度，爲河北省給、排水價格體制的改革積累了寶貴經驗。二是提高了項目人員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改善了人力資源結構。國際金融組織爲了保證投資效益，每個項目都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培訓機會，使河北省相關行業的人力資源結構有了明顯改善，通過項目培訓與實施，人們更新了觀念，開拓了視野，增長了見識，掌握了本領。

（五）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績效評價走在全國前列，注重信譽以評促效

在財政部的統一部署下，從2008年開始河北省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的管理中逐步引進了“以績效爲基礎，結果爲導向”的績效評價機制，由主要領導任組長的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績效評價小組，聘請專業人員爲小組成員。問時，對被評價單位相關人員和評價小組所有成員進行專業培訓，詳細講解績效評價的方法、步驟和工作程序等。評價中，評價小組根據被評價單位上報的有關資料，採取案卷研究、因素分析和綜合指數等相結合的辦法，對項目立項、申報、實施，項目完工後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等進行全方位的評價，根據各評價因素所佔的分值和權重進行評分，評出“優“”良”“中“”差”等級，並寫出項目的績效評價報告。通過績效評價，學習和掌握了績效評價理念和方法，打造了一支政策明、業務精的評價隊伍，建立了準確、全面的信息收集和數據庫，確保了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績效評價的權威性，績效評價走在全國前列。

三、當前河北省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面臨的困境

（一）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總量和投向的約束性增大，獲得貸款難度增加

隨着我國實力不斷增強，預計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將於2015年或2016年前後觸及世行、亞行硬貸款“畢業線”，加上之後不超過5年的過渡期，在2020—2021年前後從世行、亞行硬貸款畢業，到達“畢業線”的日期日益臨近，國際金融組織對中國貸款總量呈逐步下降趨勢和貸款投向更爲嚴格的限制。世行新的國別夥伴合作戰略與中國確定了未來幾年雙方的三個合作重點：綠色發展、包容性發展和加強中國同世界互動，世行集團中國際復興發展銀行將保持年均15億美元的對華貸款規模，國際金融公司預計每年在華投資5億美元耀10億美元。世行貸款將致力於知識及知識合作、能源和環境、貧困和質量問題，主要投向我國的中西部地區。亞行對中國2013—2015年的國別貸款分配額度分別是14.45億美元、14.35億美元與13.30億美元的貸款。亞行《2011—2015年中國國別夥伴合作戰略》繼續加大在包容性增長、環境可持續發展、區域合作與一體化等三大支柱下的合作，強調合作將更加突出創新、附加值及示範效應，合作重點將突出自然資源與農業發展、節能環保、交通、城市發展、私營部門業務等五大領域。在貸款總量下降和貸款投向嚴格的限制條件下，相對於獲得更多支持的中西部地區而言，作爲東部沿海省份的河北省爭取硬貸款的難度有所增大。

（二）對於“舉債”有認識偏差，錯失項目立項機會

加強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是一個重要的融資渠道，它不僅風險小、收益大，而且可與國際金融組織之間建立互信互利、良好的夥伴關係，將國外的先進管理理念和技術應用於企業，從而促進企業的發展，加快地方經濟持續增長和經濟轉型，增進社會福祉。有的相關部門思想解放不夠到位，意識不強，對國際金融組織合作在“引資—引智—引技”方面的作用認識不夠，對於合理適度利用外債認識不夠深刻，將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簡單地理解爲負擔和債務，擔心項目失敗給當地財政帶來還貸風險和負擔，爭取項目和資金的動力不足。有的相關部門認爲貸款資金量不大，審批程序漫長又複雜，管理制度嚴格，資金使用起來受限制較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的機會，導致當地利用外資工作進展不大。二是外債風險意識欠缺。國際金融組織貸款作爲國家主權外債，按照貸款協議是必須要償還的。有的部門缺少外債統籌規劃，還沒有建立外債風險預警機制，償債準備金沒有完全列入預算。因此，主動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爲河北省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服務的意識還有待於進一步加強。

（三）項目實施過程中存在監管不足現象，責任跟蹤不能放鬆

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管理涉及申請、實施到還款、持續發展等環節。一是有的部門重項目引進、輕監督管理，沒有及時把工作重心轉移到項目實施管理上來，在項目設施與達到預期發展目標方面監管不夠，缺乏責任追蹤相關管理意識和手段及其相應制度配合實施。二是個別基層單位存在配套資金落實不到位現象。由於受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制約，有些項目配套資金未能及時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項目的實施進度和質量，相應主管部門沒有完全盡到監管責任，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河北省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的高質量工作開展。

四、新形勢下河北省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空間的拓展

（一）將知識合作打造成新的增長點，拓展新的合作空間

當前，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主要是貸款項目、技術援助項目和知識合作三種形式，貸款項目這一傳統形式已觸及世行、亞行硬貸款“畢業線”，從客觀上講，傳統的貸款合作受到國際金融組織畢業政策的限制無法無限期地做下去，這就需要通過創新合作內容和形式，拓展新的合作空間，開闢新的合作領域，打造新的增長點。在世行、亞行和國際農發基金與發展中國家合作過程中，知識合作將成爲工作核心。知識合作不僅通過所提供的分析諮詢工作和技術援助，更重要的是通過投資項目這一載體來進行，通過具體投資項目的示範和試點，幫助地方政府爲其各自的發展方向尋找有效的解決方案。新成立的世行—中國發展實踐知識中心以及亞行—中國區域知識共享平臺是地方政府深化知識合作的兩個具體抓手。2008年開始，河北省先後對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和外國政府貸款項目實施了結果導向績效評價，其中河北省石安高速公路項目、河北省城市環境項目和河北省小城鎮發展示範項目等被財政部和評價專家組評爲典型案例並收錄典型案例彙編。

（二）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推動企業走出去

隨着主權外債業務的逐步退出，世行國際金融公司和亞行私營業務部門非主權業務（非主權業務指的是由國際金融組織資助、與地方國有企業、其他公私主體或私營部門主體作爲還款方或被投資方而開展的業務）將逐步成爲財政工作新的着力點。在與中國合作戰略期間，國際金融公司將適度擴大與中方合作規模，重點工作之一就是從私營部門角度幫助實現在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的南南合作方面的目標。亞行《2020戰略》將促進私營部門業務發展列爲其戰略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亞行開發的非主權業務涉及能源、交通、城市、農業和電訊等領域，還包括爲貧困家庭、農村家庭提供創新和深化金融服務以及在當地拓展一般業務，並將環境和社會因素納入其業務目標。河北省利用國際金融組織促進民營經濟發展，需要加強業務政策指導，做好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發展民營經濟的總體思路，結合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工作的特點，探索和完善財政在民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理順現有的管理機制和程序，積極探尋加強民營經濟管理的工作要點；需要進一步挖掘與國際金融公司、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亞行私營部門業務局的合作潛力，積極引導非主權業務的發展方向，尤其是在金融改革、小微企業融資、節能減排（如能效提高、綠色建築節能、區域集中供熱等）、可再生能源（如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生物質能發電等）、環境保護和資源綜合利用（如城市垃圾發電、污水和污泥處理等）等領域，引入新的機制和先進技術；需要積極探索國際金融組織與民營經濟開展合作的公私合作伙伴關係（PPP）模式，促進城鎮化投融資機制創新，推動民營經濟與國際金融組織開展“三方合作”，共同投資於亞洲、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農業、能源等產業和工業園區建設，通過承辦國際會議、接待高訪團組等機會，組織開展研討推介活動，爲引進外資和智力資源、推動企業“走出去”等牽線搭橋。

（三）利用國際金融組織開闢新的資金合作渠道，優化環境惠及民生

目前，在我國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農發基金、全球環境基金、歐洲投資銀行、綠色氣候基金等國際金融組織開展的合作中，世行是全球最大開發性金融機構，其在動員和配置全球多邊發展援助資源、制定國際發展援助規則等方面發揮着重要的作用。亞行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國際金融組織，致力於促進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國際農發基金是聯合國專業扶貧機構，爲發展中國家提供優惠資金，促進全球糧食生產和減貧事業發展。全球環境基金通過提供贈款，支持發展中國家開展具有全球環境效益的項目活動。隨着“畢業線”的日期日益臨近，河北省需要在繼續穩固發展與世行、亞行等傳統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的基礎上，深入拓展與國際農發基金、全球環境基金、歐洲投資銀行和綠色氣候基金等其他多邊金融組織的合作。緊密結合河北省“十二五”規劃，根據京津冀一體化協調發展的實際需求，突出支持節能減排、環境保護、城鄉統籌、區域發展和民生等領域發展，做好國際金融組織貸款新項目申報和規劃內項目的前期準備、對外談判和簽約實施工作。

（四）提升與國際金融組織技援合作的層次和水平，突出戰略性及有效性

國際金融組織是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國際開發協會（IDA）、國際金融公司（IFC）、亞洲開發銀行（ADB）、聯合國農業發展基金會和其他國際性、地區性金融組織。對我國提供技術援助的國際金融組織主要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地方政府利用國際金融組織技援資金要結合當地發展規劃、改革重點領域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摸清需求、有效對接，不斷提升技援合作的層次和水平，搞好地方經濟社會體制機制改革的頂層設計，爲地方經濟社會改革發展提供指導。在技援項目選擇方面，要看是否有助於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能源資源節約及生態環境保護；是否有助於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城鄉均衡協調發展；是否有助於促進民生改善和社會事業改革與發展；是否有助於深化宏觀經濟管理改革與促進結構調整。在技援資金的投向方面，要採取靈活多樣的方式，結合地方政府的特點和需要，進一步加大國際金融組織技援資源向地方傾斜的力度。在技援項目的管理方面，要主動向有關部門介紹國際金融組織技援資源，主動查清技援合作的潛在需求，提高技援項目的戰略性、針對性和有效性，同時強化技援項目的結果導向管理，促進項目成果的推廣應用，及時總結宣傳項目成效。

五、河北省深化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的路徑選擇

（一）注重合作，提升服務水平

國際金融組織貸款有嚴格的政策要求和投向限制，目前主要用於環境保護、農業、扶貧開發、清潔能源和新能源（包括農村沼氣）開發利用、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這就要求相關部門要認真學習研究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的新政策，結合河北省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本行業的實際需求，根據貸款支持方向和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謀劃和設計項目，以提高項目申報的成功率。在資金投向上，要發揮貸款資金的補位效應，在符合貸款資金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力求使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一般財政性專項資金在用途上相統一，重點用於政府應辦而限於財力不足未辦的公共性項目；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管理和一般財政預算項目管理上，相互借鑑，取長補短，尤其是學習與借鑑國際金融組織在環境治理與保護、節能減排、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先進經驗與技術，總結和發揮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管理的示範效應；在合作渠道上，進一步加強與國際金融組織開展知識領域的合作，包括技術援助資金在內的多種渠道的贈款、貸款資金，充分利用國際資源，針對河北省的經濟社會熱點問題進行研究，比如與外方合作開展防治大氣污染研究，引進先進知識和經驗、介紹河北省實際做法、實現共同發展。

（二）加強管理，提高項目質量

（三）立足實際，創新合作模式

一是創新業務管理模式。對貸款業務可以通過貸款批准方式、中間金融轉貸、提前收回貸款資金滾動使用等方式，從而達到項目準備時間較短、利用金融機構的專業知識降低貸款風險、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的目標。例如河北省利用亞行貸款節能減排促進（能效電廠）項目貸款，由於節能減排項目具有建設週期短、時效性強等特點，爲避免出現子項目發生變化，河北省綜合考慮國家金融政策、產業政策、貸款轉貸流程、貸款資金安全等因素，採取了“財政轉貸和中間金融機構服務”項目模式。同時，引入合同能源服務模式，爲利用亞行貸款用於合同能源管理服務項目模式進行了有益嘗試。二是創新資金合作模式。探索貸贈款資金與國內預算資金、專項資金結合使用的新模式，促進內外資金的整合與優勢互補。進一步放大國際金融組織資金的槓桿效應和示範效應。可以通過發揮財政部門的平臺作用，結合國際金融組織非主權業務的開展，協調國際金融組織與地方政府、國內政策性銀行、清潔能源基金等合作成立專項基金，用於定向支持符合國家發展戰略和行業發展規劃領域的節能減排、清潔能源及民生改善等項目建設。同時，結合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項目申報，協調國內政策性銀行、清潔能源基金等以相對優惠條件提供配套資金融資，確保項目資金來源，發揮資金倍增效應。充分發揮國際金融組織貸款資金準公共資金的特點，進一步做好財政預算資金同國際金融組織貸款資金的結合使用。探索國際金融組織與民營經濟開展合作的公私合作伙伴關係（PPP）模式。由於自有資金有限，近年來世行、亞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積極鼓勵通過PPP模式撬動更多私營部門投資。在基礎設施等公共投資領域推廣PPP模式，有利於利用有限公共資金撬動更多的私營部門投資，擴大公共投資的槓桿效應。河北省正處於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時期，但目前地方政府自身財力有限，遠遠不能滿足快速城鎮化對基礎設施融資的巨大需求，PPP可以有效彌補地方政府公共資金的不足，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並通過引入私營部門管理和運營經驗提高基礎設施運營效率和公共服務質量。河北省可積極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資金和智力資源，爲在省內推廣和完善PPP模式創造條件。積極引進國際金融組織長期優惠資金，合作開發PPP試點項目，發揮創新示範作用，並藉以引入國外先進的項目管理經驗，提高河北省公共部門PPP項目管理水平；利用國際金融組織技術援助資金開展培訓，增強PPP項目的設計、實施、管理能力。

（四）與時俱進，爭取世行新的貸款品種

我國與世行的合作30多年來，不僅引進了大量的世行資金，也學到了國際上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技術，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隨着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國從世行獲得優惠傳統投資貸款額度越來越少。爲了進一步加強與世行的合作，世行將在我國推行發展政策貸款和結果規劃貸款兩種新的貸款品種。世行發展政策貸款產品是指通過向借款國提供非指定用途的一般性預算支持，促進借款國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實現減貧與發展目標。該貸款支持的範圍廣泛，包括加強公共財政管理、調整經濟結構、改善投資環境、完善公共服務等。世行對發展政策貸款的總規模和單個貸款項目貸款的規模沒有限制。一國使用該貸款的規模將根據不同國家的國情來確定，並遵守世行國別貸款上限的規定。世行結果規劃貸款產品是介於投資貸款和發展政策貸款之間的一種貸款產品，主要用於支持借款國某一部門的規劃項目，可以是新項目，也可以是在建項目。該貸款的主要特點是注重結果導向，每個項目均設有清晰完整的結果指標體系。世行貸款資金支付依據相關指標的完成情況，而不是按傳統世行項目的提款報賬制；世行可提供總額不超過貸款資金30%的預付金。面對新的形勢和機遇，河北省有關部門應未雨綢繆，積極與上級有關部門保持聯繫，搞好與世行的對接，謀劃一批既切合當地實際又符合世行要求的項目，爭取世行新的貸款品種早日在河北落地開花。

（五）提升素質，打造涉外隊伍

國際金融論文範文 篇五

關鍵詞：國際金融；金融危機；傳遞機制

文章編號：1003-4625（2000）01-0049-02中圖分類號：F821.5文獻標識碼：A

嚴兵（廈門大學國際貿易系，福建廈門361005）

［收稿日期］1999-10-20

［作者簡介］嚴兵（1977-），男，湖北荊門人，廈門大學國際貿易系在讀碩士研究生，攻讀國際經濟貿易專業。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於防範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範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爲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後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於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爲“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爲“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爲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爲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係。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爲例，東盟五國較爲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爲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於當時美、日、歐佔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爲此，東盟決定採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爲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麼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衝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於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爲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盪。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於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爲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爲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並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麼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爲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爲例）：由於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後，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爲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於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於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於是乾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爲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着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爲，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於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佔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係。那麼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儘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於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係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於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爲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爲就是把屬於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盪。

四、傳遞力度與傳遞中止

國際金融研究論文 篇六

如何讓人類充分享有發展成果，而不必吞食自己釀造的苦果，讓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永遠是一顆綠色而美麗的行星，是擺在全世界面前的共同難題。解答這些難題，需要積聚所有人的努力，特別是領導者的智慧。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也日益成爲全世界解決政治和經濟衝突不可或缺的手段。打破舊的金融秩序，重建新的金融秩序和制訂新的金融制度，已到關鍵時刻。衝突與爭端仍然不能避免，尋求理解和支持，在理性的協商和對話中才能發現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

爲此，全世界的金融精英迫切需要擁有一個常設的、平等的對話和交流平臺，爲增進理解與合作共同努力。

2003年10月，由中國政府部門、聯合國系統機構、相關國際組織、全球金融機構和相關領導人，共同發起成立的國際金融論壇（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IFF）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

之所以選擇在北京，有着深層的用意，正如諾貝爾獎得主、國際金融論壇學術委員會共同主席羅伯特・蒙代爾所言，“在中國設置長期性的國際金融論壇是非常必要的。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已經成爲世界的焦點，全球資本流動也逐步轉向以中國爲核心，積極參與建立一個高層次的對話平臺，將對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對國際資本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作爲常設的全球金融高峯會議，國際金融論壇的創立和召開都將向世界表達出自己的聲音。”

如同“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一樣，北京國際金融論壇作爲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的、非官方的國際組織，成立以來，每年召開一次大會。自2002年10月開始發出國際金融論壇籌備倡議開始算起，國際金融論壇得到了聯合國前祕書長安南、加拿大前總理克雷蒂安、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以及中國政府部門、聯合國系統機構、相關國際經濟組織和全球金融領袖的積極迴應。後來，又繼續得到包括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新西蘭前總理詹妮・希普莉、韓國前總理韓昇洙等200多位全球政治和金融領袖的支持。迄今，共有來自全世界500多位政治、經濟、金融領袖和著名專家參會並講演，致力於推動所有成員和參與者的全球合作，探討和協商國際金融領域面臨的重大問題，應對世界最重大的挑戰，推進更具包容性和廣泛性的全球合作與發展。

目前，北京國際金融論壇下設主席團、理事會、國際顧問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等組織機構，論壇的主席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和美國總統經濟復甦委員會前主席、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保羅・沃爾克共同擔任。論壇理事長爲原中國國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李貴鮮。論壇顧問委員會主席則是韓國前總理、第56屆聯合國大會主席韓昇洙，中國著名理論家、戰略家鄭必堅，以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前主席羅德里克・希爾斯。學術委員會主席則由中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蒙代爾共同擔任……國際金融論壇成員的強勢陣容，在推進論壇發揮更大的國際影響力方面將走得越來越遠。

2011年11月，國際金融論壇第八屆年會在北京如期召開。本屆年會正處在歐債危機持續發酵、G20峯會剛剛閉幕之際，因而吸引了全球衆多政治經濟要員，包括論壇顧問委員會主席韓昇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聯合國貿發會議祕書長素帕猜、國際金融協會總裁查爾斯・達拉拉等近百位全球金融領袖，以及學術界、商界和媒體界精英齊聚北京，圍繞“全球金融新框架：變革與影響”這一主題，就中國和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及其解決之道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國際金融論壇在推進全球金融精英對話和交流的工作中作出了積極努力。論壇除了每年一次的年會外，還爲各成員帶來更多項目，包括國際金融論壇會議、研究諮詢。不僅如此，論壇還致力於以更廣泛的形式傳播精英思想的工作。2007年11月，國際金融論壇戰略文庫正式出版，這是論壇爲學術建設而設立的高端學術叢書。文庫作爲論壇的重要學術窗口，是集研究成果、演講文集、國際金融領袖和論壇成員著作爲一體的系列出版物，旨在更好地發揮論壇全球平臺作用，成果定期或不定期出版，在前期出版的基礎上，2011年第八屆年會上，又隆重推出由成思危、韓昇洙、保羅・沃爾克擔任榮譽總編，鄭必堅、戴相龍和吳敬璉擔任總編，由王元龍博士所著的《中國抉擇》系列叢書。

2008年9月，國際金融論壇創立並籌備出版獨立的學術刊物《IFF》，11月推出創刊號。此外，2009年6月，論壇聯合中央財經大學建立了中央財經大學艾佛研究院，旨在整合全球經濟、金融界和學術界高端資源，建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綜合性、跨學科研究、教育培訓和智庫機構，包括爲政府決策部門提供戰略性和政策性的研究報告，爲各界提供交流、研討的高端平臺，爲金融機構提供一流的研究、諮詢和教育培訓服務，並與世界著名大學合作開展全球金融高級培訓課程等。

2009年11月，國際金融論壇又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簽署永久會址戰略協議，建成後的會址，將成爲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交流與合作平臺，成爲中國和北京首都金融發展的“新標誌名片”。

人們有理由相信，設立於北京的國際金融論壇，一定能夠完成“全面可持續發展――新資本・新價值・新世界”的精神使命，成爲具備戰略遠見的多邊對話通道。如同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一樣，北京的國際金融論壇在全球金融精英的不懈努力下，必將爲全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相關鏈接

國際金融論壇（IFF）目標

通過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運行機制，確保IFF的獨立、客觀、前瞻和包容性，通過對全球金融領域的深入研究，達到：

1.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

2.促進全球金融和區域經濟間更具廣泛性、包容性的多邊合作、交流與對話；

3.加強對金融監管、金融風險和金融穩定性的完善和研究；

4.促進全球金融可持續發展和綠色增長；

5.促進中小企業融資和國際化發展；

6.促進並開展廣泛的倡議行動、研究諮詢和教育培訓項目。

國際金融論壇（IFF）大事記

2003年 IFF正式發出全球倡議、召開首屆年會；

2004年 發表《IFF宣言》、建立全球理事會和常設機構；

2005年 參與重建佈雷頓森林體系會議；

2006年 發表《中國金融開放新格局》；

2007年 IFF全球戰略文庫正式創立出版；

2008年 籌備創立《IFF》學術刊物；

國際金融論文範文 篇七

法律的價值在於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就國際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於建立和維護國際金融秩序、保障國際金融安全、促進國際金融發展。簡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國際金融法的兩大基本價值。這兩個價值是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穩定是金融發展的基本前提，沒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穩定，也就無所謂金融發展；而金融發展又是金融秩序與金融穩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運行或停滯不前，都可能導致金融乃至整個經濟的混亂與動盪。另一方面，它們之間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維護國際金融秩序和保障國際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對金融業加以嚴格的宏觀調控和監督管理，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國際金融的發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鬆金融監管，可能導致金融業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反過來影響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這兩大價值的博弈直接影響到國際金融法功能實現的程度。我們知道，國際金融法作爲一門新興的法律學科，價值取向的定位不能因人們的主觀認識而轉移，它必須順應時代的潮流並與經濟基礎的要求相一致。事實也是如此，國際金融法的價值取向隨着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調整變化着。在國際金融法形成初期，即佈雷頓森林體系確定之後，安全曾一度是其基本價值取向。各國都把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視爲主要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

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相互依存、相互聯繫而形成的全球範圍的有機經濟整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7年5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爲，“經濟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市場、技術與通訊形式都越來越具有全球特徵，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減少”。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在貿易自由化、生產國際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對國際金融法的影響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現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金融主體所從事的金融活動在全球範圍內不斷擴展和深化，各國在金融業務、金融市場、金融政策與法律等方面跨越國界而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在時間上相互接續、價格上相互聯動，幾秒鐘內就能實現上千萬億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匯市場已經成爲世界上最具流動性和全天候的市場。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國際金融關係朝着多方向發展。從貨幣體系的全球化到資本流動的全球化，從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到金融機構的全球化，從金融信息流動的全球化到金融風險傳遞的全球化，從金融政策協調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設以及金融交易規則和契約條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內容可謂豐富多樣、無所不及。例如，從國際貨幣體系看，伴隨歐洲貨幣聯盟的運轉和拉美、亞洲、非洲等區域貨幣合作的開展，美元、歐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貨幣格局正在形成；從國際資本流動看，近二十年來全球資本流動的規模、流速、衝擊力均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其中，私人資本已取代官方資本成爲全球資本流動的主體，其逐利本性使資本流動表現出很強的波動性。金融市場作爲開展金融活動的平臺，其全球化則構成了金融活動的全球基礎，表現爲各國金融市場的貫通和連接，貨幣市場、資本市場等異類金融市場間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場的主要資產價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縮小，市場相關度顯著提高。貨幣、資本、金融市場等金融全球化的構成要素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資源在不同國家間和不同層次上轉移、劃撥、金融和

互動。從而促進金融資源的優化重組，促進金融效率的總體提高。

二、經濟全球化下國際金融法的價值取向

我們要看到，經濟全球化在爲金融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的同時，又具有放大金融風險的效果。縱觀金融危機接踵而至的經濟現實，我們不得不承認，經濟全球化帶來了金融風險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風險發生和傳導的全球化。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體遭受國際投機資本衝擊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變爲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體化的市場爲金融風險之跨國傳遞提供通道，“一榮具榮、一損具損”已成爲當代國際金融生活的寫真。由此警示我們，在看到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高效率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金融安全。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爲調整國際金融關係的國際金融法也要隨着經濟的變化而調整其價值取向。各國的立法者和監管者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經濟全球化加劇了金融競爭，而金融體系如果缺乏活力、運行低效，勢必無法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自然就談不上安全與穩健，更不必談發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場的開放力度，通過增加競爭以增加金融體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爲確保金融穩定和公衆對金融體制的信任而維持審慎監管。因此，法律必須在開放金融市場與加強管制之間加以選擇。換言之，在促進金融效率與保障金融安全之間進行權衡，單一的注重安全優先或是單一的注重效率優先都已經不能適應當今的經濟發展趨勢了。正是對效率與安全觀的重新檢視，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經濟轉軌國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體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爲基礎和核心，注重防範金融風險與促進金融發展相協調，當然，在以效率爲基本價值目標的同時，國際金融法在發展中也體現出對安全價值的兼顧。

以美國爲例，在經歷了20世紀70-80年代的效率優先的放松管制時期後，儘管金融自由化給美國金融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命與活力。但是給銀行業帶來的危機也逐年增加。據統計，1982-1992年間，美國共有1442家銀行倒閉。同時隨着經濟全球化的展開，對於開放程度高的美國來說，強調效率優先而放鬆監管也加劇了整個金融體系的危險。有人指出，20世紀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對廢法的廢止是不充分的。其結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銀行的競爭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無力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健。立法者和監管當局不得不重新審視放松管制的進程。在90年代裏，美國立法開始體現出了對安全與效率的並重。這些法律從不同的角度，鼓勵金融機構的競爭，注重金融體系效率的提高，加強對金融活動的風險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資源、實行混業經營和功能監管，實施兼顧安全和效率的審慎監管。英國《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日本自1994年着手進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無不如此。如英國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提出了“有效監管”的六條原則，要求在實施監管時必須同時考慮，並將其作爲新監管方式的指南。這六條原則是：使用監管資源的效率和經濟原則；被監管機構的管理者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權衡監管的收益和可能帶來的成本；促進金融創新；保持本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避免對競爭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壞。

考查有關國際金融的國際條約，也能看出對效率和安全並重這種價值取向的認同。無論是WTO還是NAFTA都強調放鬆金融管制，加強金融監管，促進金融自由化。WTO倡導金融服務的多邊自由化，但同時也注重對安全的保護。WTO有關協議規定了有關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員方可以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出現嚴重的收支平衡和對外財政困難時，對已作具體承諾的服務貿易部門採取或維持有關限制措施；《金融服務附件》規定的“審慎例外”，允許成員方出於審慎原因而採取措施，包括保護投資者、存款人、保單持有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信託責任的人而採取措施，或爲保持金融體系的完整和穩定而採取措施。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協調了“效率與安全”的目標衝突。NAFTA推進金融服務的區域一體化，都要求成員方拆除各種貿易壁壘和限制，有條件的開放金融市場，在保證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進金融領域的競爭，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組織和《基金協定》、世界銀行和《世界銀行協定》也都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爲指導，強調市場力量的自由運作，要求儘量排除政府的干擾。而市場機制主要是強調效率。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這三大國際經濟組織都是推行也鼓勵成員國堅推行的金融體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爲基本導向，注重對安全的兼顧。

晚近國際金融法價值取向上的這一變化，與金融全球化的國際環境有密切關係。因爲金融全球化勢必加劇金融競爭，而金融體系如果缺乏活力、運行低效，勢必無法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自然就談不上安全與穩健，更不必談發展了。正是對效率與安全觀的重新檢視，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經濟轉軌國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體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爲基礎和核心，注重防範金融風險與促進金融發展相協調，當然，在以效率爲基本價值目標的同時，國際金融法在發展中也體現出對安全價值的兼顧。

三、對我國的啓示

回顧我國的國際金融立法，防範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標。爲此，我國限制金融機構的經營業務範圍、控制金融產品的價格來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這種做法會導致金融市場得不到應有的發展，金融業競爭力低下，整個金融市場十分脆弱，這種做法實質上是以犧牲金融市場的發展爲代價。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也隨着我國加入WTO，金融市場已經大幅度的對外開放了，外資金融機構將利用其雄厚的資金實力、靈活的經營手段和先進的管理水平，與國內金融機構展開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還是通過強化監管，恐怕難以有效地防範金融風險，保證金融安全。我國應該轉變這種模式，在立法上應以效率爲基本導向，兼顧金融安全。放鬆金融管制，通過強化金融市場競爭，促進金融市場的發育與金融業的發展。這也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應有之義。在管制逐漸放鬆的過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風險不斷暴露和釋放出來，在應對風險的過程中，金融機構的風險防範能力和監管機構的風險監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從而有利於金融安全；同時這樣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領域的不確定性增加，因此，爲了維護金融安全，防止過快放松管制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必須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順序、路徑和節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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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賀小勇。國際金融立法的新趨勢與中國金融法的完善。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002，（4）．

國際金融論文 篇八

關鍵詞金融監管；國際金融規則；新動向

一、主要發達國家金融監管新變化

(一)美國金融監管新動向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美國金融業的變化，美國製定了和修改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規來規範金融市場和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從這些法規的制定和變化可以看出美國的金融監管有以下的新變化：

1.開始從分業監管注重統一和綜合性監管

美國在分業管理方面，傳統的限制變得越來越少，銀行的綜合化經營成爲一種趨勢。美國在1994年9月頒佈了《銀行跨州經營與跨州設立分支機構效率法》。1999年11月4日，美國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從而廢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金融業綜合化混業經營得到了法律上的認可。從而結束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金融分業和混業之爭，標誌着美國金融業從此走向混業。

2.注重風險管理，對銀行業實行差別待遇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注重通過對金融機構的現場與非現場監管，對系統風險做出評估，並根據客觀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不斷地修改風險評估體系和信用評級。美聯儲理事會在1996年12月20日又開始實施了一種新的金融機構評級系統“CAMELS”，也就是在原“駱駝評級制度”(CAMEL)基礎上增加一個S(SensitivitytoMarketRisk)，即“對市場風險的敏感程度”，美國製定了1991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革法》對資本狀況不同的銀行實行的差別待遇這樣有利於對銀行業進行個別重點監管。這種對資本狀況不同的銀行實行的差別待遇，從監督和自律兩方面促使銀行去努力達標，從而保證了銀行業的正常穩健運行。

(二)英國金融監管新變化

1.金融監管由分業監管向統一監管轉變

1997年英國成立了一家對金融領域實行全面監管的監管機構即金融服務管理局(FSA)由其取代英格蘭銀行傳統的金融監管職能。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國實行的是分業監管，共有9家金融監管機構，這些監管機構分別行使對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投資業、房屋協會等機構的監管職能。金融服務監管局(FSA)取代了若干個獨立的監管機構統一行使對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的監管職能，從而成爲英國整個金融行業惟一的監管局。英國金融監管模式的改革，對英國和全球金融業的發展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2.金融監管的目標由安全第一，開始注重安全、效率與成本的統一

英國的金融監管不再完全以限制競爭、維護金融穩定爲指導思想，而是適當考慮監管本身所帶來的成本，即監管對金融業效率和競爭力的影響。並將其明確列爲監管的一項重要原則。英國《金融服務與市場法》(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Bill)提出了“好監管”的六條原則，要求在實施監管時必須同時考慮並作爲新監管方式的指南。《金融服務與市場法》還要求金融服務局在推出任何監管法規和指南時必須同時公佈對它的成本效益分析，證明該項措施對金融業影響的收益大於成本。英國1994年就在當時的證券投資委員會建立了專門的成本效益分析部門，現在則由法律規定對任何新的監管舉措都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目的是幫助監管當局制定更適當的監管措施，避免出現產生違反初衷效果的監管行爲。由此可見，雖然監管的基本目標——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與安全&沒有改變，但其重心已在轉移。監管當局正越來越關注監管中競爭與安全、效率與成本這一矛盾的統一關係。

(三)日本金融監管新變化

1.日本金融由傳統的“護送船隊方式”開始注重金融市場的公正和效率

日本的傳統監管體制被被日本社會比喻爲“護送船隊方式”，他來源於二戰時期負責送糧食和武器的護衛艦隊。整個船隊的航行速度由最慢的船隻來決定。“護送船隊方式”的金融監管就是在大藏省的護衛下，以效率最差的金融機構爲標準制定各種監管措施。1998年4月1日通過新的《日本銀行法》，1998年6月22日成立金融監督廳使日本的監管體制開始走向相對獨立。2000年7月誕生了一個綜合性的金融監管機構——金融廳。金融廳一改過去的監管以安全爲主的目標，將確保金融體系的安全和金融市場的公正和效率作爲自己的首要任務。

2.金融監管有分業監管向統一監管改變

2001年1月，日本撤消金融再生委員會，將金融廳升格爲內閣府的外設局，獨立全面的監管金融業務。這標誌着日本的監管體制由多元監管向一元監管轉變。

二、國際金融監管體制的新變化與現狀

金融監管體制的選擇涉及兩個層次：一是分業監管還是混業監管；二是如果實行分業監管，銀行監管職能是放在中央銀行內還是中央銀行外；如果實行混業監管，監管機構是放在中央銀行，還是另外成立統一監管機構。

1.目前有些國家將銀行監管部門從中央銀行分離出來。例如，由於歐洲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將不復存在，所以在歐元區國家中，一半國家將銀行監管部門從中央銀行分離出來。

2.大部分國家考慮將分離出來的銀行、證券、保險監管機構統一於一個監管框架(綜合監管機構)內，加拿大於1987年、丹麥於1988年、挪威於1986年、瑞典於1991年、英國和澳大利亞於1998年都成立了統一監管機構，並將其移出中央銀行。日本2000年成立了一個綜合性的金融監管機構——金融廳、韓國、新加坡、冰島相繼仿效，愛爾蘭、以色列、拉脫維亞、墨西哥、南非、奧地利、德國、愛爾蘭和比利時都有類似改革傾向。

3.一些國家儘管已經或準備統一監管機構，但在159個國家和地區中，多數國家仍然由中央銀行參與銀行監管。在中央銀行不參與銀行監管的國家中：①一些國家(如英國、瑞典、丹麥等國)成立金融服務局的重要原因是，歐洲中央銀行的成立使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不復存在，銀行監管職能也就無所謂是在中央銀行內還是在中央銀行外；②一些目前沒有銀行監管職能的中央銀行，其銀行監管職能原來也不在中央銀行，而是在其他政府部門；③即使是將銀行監管職能從中央銀行分出的國家，中央銀行仍然以多種形式參與銀行監管。例如，中央銀行負責銀行的宏觀監管(德國中央銀行)；在中央銀行與監管機構之間建立備忘錄制度(MOU)，固定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交流與合作(英格蘭銀行與英國金融服局)。這些都說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十分重視中央銀行與銀行監管機構的交流與合作。此外，一些國家之所以在中央銀行外單獨建立金融監管機構，主要是因爲國內金融機構混業經營居主導地位。具體見下面的表格

三、國際金融規則的最新修改

國際銀行監管巴塞爾委員會(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在1988年制定了第一個《巴塞爾協議》(BaselCapitalAccord)(以下簡稱爲《巴塞爾協議I》)。隨着時間的推移，國際銀行業發生了重大發展，出現了很多新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巴塞爾委員會開始制定新的《巴塞爾協議》(以下簡稱爲《巴塞爾協議II》)，提出了銀行監管的新對策。

1988年，巴塞爾委員會制定了目前仍在實行的關於資本充足率的國際標準，即《巴塞爾協I》。資本充足率是銀行監管資本與銀行風險資產的比率，《巴塞爾協議I》的目標正是促成各國銀行監管標準的一致，保護國際銀行體系的安全和穩健，併爲各銀行提供一個公平的國際競爭環境。該協議已經被幾乎所有的涉及國際銀行業務的國家所採納。《巴塞爾協議I》提出了國際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最低標準及其計算方法。隨着金融的創新和發展，銀行資本和資產的定義一直在改變。一方面，銀行監管資本分爲兩層：第一層是核心資本，包括普通股股本和資本公積金等；第二層是附屬資本，包括長期次級債券和成熟期超過20年的優先股股本等

《巴塞爾協議I》規定，商業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得低於4%，總體資本充足率不得低於8%另一方面，銀行風險資產不僅包括風險加權的資產(risk2weightedasset，如貸款和證券等)，而且包括與資產相當的表外風險(risk2equivalentoff2balance2sheetexposure，如備用信用證，衍生產品契約責任等)。在計算風險加權資產時，需要根據不同資產的類型決定其風險權數；在計算表外風險時，表外風險需要換算爲相當的資產，並以資產加權方法進行加權。比如，商業貸款的風險權數爲100%，而對於住房貸款而言，由於其風險低於商業貸款，所以其風險權數爲50%。在風險分類和計算方面，起初的協議主要是關注信用風險的資本，使得銀行監管資本要求幾乎完全建立在信用風險的基礎之上。在1996年該協議修改後，市場風險也明確地成爲計算監管資本的一個要素。但是，其他的風險類型，比如運營風險等，仍然處於《巴塞爾協議I》的規制範圍之外。

《巴塞爾協議II》遠比協議I精細複雜。第一，在現代金融環境下，銀行承擔多樣性的風險，各家銀行之間的風險結構和特徵可能差異很大，《巴塞爾協議II》需要顧及到具體銀行的不同風險情況，從而更加準確地監管銀行風險。第二，與協議I不同，《巴塞爾協議II》具有多重目標，包括提升銀行的風險管理和估算水平；最大可能地將監管資本額與實際風險額聯繫起來；加強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的對話，共同努力決定最佳的風險管理模式；增加銀行風險承擔情況的透明度。總的來說巴塞爾協議的新變化有：

1.資本充足率規定更精細擴大了風險監管範圍

《巴塞爾協議II》修改了《巴塞爾協議I》關於資本充足率的規定，提出了新的計算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詳細規則。在新規則下，資本充足率的概念本身並沒有改變，仍然是銀行資本與其風險資產的比率，而且，最低資本充足率的數值也仍然是8%，銀行資本的定義也基本上沒有改變。而唯一作出重大改變的地方是對於銀行風險資產的定義。爲了更加準確地反映銀行的風險狀況，新規則對於銀行風險採用了更爲全面和敏感的估算方法。一方面，新規則對於信用風險的處理做出了重大修改，對於協議I沒有考慮到的資產證券化問題進行了專門規定；另一方面，新規則明確要求考慮銀行的運營風險，即由於銀行內部程序、工作人員或電腦硬件系統等問題所導致的損失風險。所以，運營風險的範圍非常寬泛，實際上是一個兜底條款。除了風險資產類型方面的不同之外，協議I與協議II在風險資產計算方法的選擇上也存在重大差異。協議I採用“一刀切”的做法，對於所有銀行都適用一個共同的計算規則；協議II則採用“因人而異”的做法，根據銀行的不同情況提供了多種計算規則。

2.開始注重銀行監管的激勵機制的作用

《巴塞爾協議II》強調了監管者的日常監督及幫助銀行進行風險管理自治的角色。引入激勵機制，銀行不應當僅僅滿足於達到簡單的最低資本充足率的要求，而應當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進一步建立更能夠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風險管理程序。充分發揮銀行自身的監管積極性。由於監管者對於銀行全行業具有宏觀的瞭解，知道各家銀行使用的風險管理技術，所以，它們能夠幫助各家銀行提高內部風險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激勵機制的作用下，監管者與銀行應當進行持續的對話和交流，從而能夠進行有效的監督並在必要時採取措施。通過激勵機制的作用促使銀行自己積極地發現並處理所有的重大風險，讓監管者能夠有效監督並幫助銀行進行風險管理。

3.更重視信息披露與市場約束

《巴塞爾協議II》要求銀行進行相關信息披露而引入市場約束機制，以加強對於銀行風險管理的監督。這些信息披露能夠讓市場參與者評估具體銀行的風險結構和資本充足問題。銀行在資本充足問題上具有一定的自主裁量權，有些銀行還可以使用自己內部的方法估算風險，比如信用風險基於內部評級的計算方法。監管者的資源和時間畢竟有限，而市場約束機制能夠持續地監督銀行。通過讓市場參與者也能夠評估銀行的風險，這樣可以促使銀行謹慎地行使自主裁量權，努力地開發更爲有效的風險管理技術。

四、結論

從以上的主要發達國家金融監管新變化、國際金融監管體制的現狀和國際金融規則的最新修改可以看出，國際金融監管有以下的新的變化：

1.國際金融監管理念發生新的變化。監管理念由機構監管向功能性監管過渡。由於混業經營的出現，傳統的以機構爲監管對象的方式受到很大侷限性，一些國家因而轉向以功能爲基礎進行監管；金融監管理念的重心轉向安全與競爭、效率與成本的權衡。國際上的監管當局越來越重視監管成本與金融業的效率和競爭力問題，並將其明確列爲監管的一項重要原則雖然監管的基本目標。金融監管理念由原來的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與安全，沒有改變，但其重心已在轉移。監管當局正越來越關注監管中競爭與安全、效率與成本這一矛盾的統一關係，在制定和實施監管政策、措施的過程會考慮可能對競爭、效率和金融創新產生的影響，權衡利弊，採取靈活的有應變能力的監管政策和手段，並不斷進行監管創新，以在穩定的前提下創造有利於競爭和金融創新的外部環境，達到安全與效率的最佳平衡。這已成爲衡量監管有效性的新標準。

2.國際金融監管方式發生新的變化。國際金融監管方式從注重合規性監管向合規性監管和風險監管並重轉變，從單一的行政監管向銀行內部控制和市場監管三者相結合轉變。金融監管的制度安排更加註重“激勵相容”，更加註重從金融機構、金融體系的內部激勵相容的方面來審查銀行的風險管理體系包括風險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風險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對風險進行了及時、準確的度量、監測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資本金來抵禦銀行面臨的風險，以及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內控機制，包括內部和外部審計制度。對銀行內部模型管理的認可和通過審查模型來實施監管，代表了隨着銀行管理方式的變革在監管方式上的重大轉變。這一發展趨勢與監管者越來越依賴於銀行自身管理的發展方向也是一致的，同時不僅給銀行的經營管理，而且也給監管者實施監管帶來了更大的靈活性。

3.國際金融監管體制發生新的變化。爲順應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許多國家的金融監管體制正由分散的、多層次的管理體系，向統一的綜合性的管理體系過度。監管體制也由分業獨立監管向統一監管轉變的趨勢轉變。現在主要的發達國家和一部分發展中國家都在監管體制上實行一元統一監管或正準備實行向一元統一監管。

4.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發生新的變化。《巴塞爾協議II》的新的規則不但要控制信用風險，而且要控制其他風險，特別是利率風險、操作風險或稱營運風險；新規則也考慮到控制國際銀行業的風險，不能只發揮各國金融監管當局的外部監管力量，而且要發揮內部管理約束的力量和市場力量，同時還考慮要具有更爲靈活的風險衡量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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