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杜甫的簡介資料新版多篇

遊玩軼事 篇一

王西平、張田《略論杜牧的文和賦》較全面地論述了《樊川文集》中杜牧的文和賦，認爲其主要特點是：一、筆鋒犀利，寓意深刻；二、旁徵博引，條分縷析，說理充分；三、議論和抒情相結合，議論中帶有濃郁的抒情色彩；四、善於形象地描寫、敘述，鮮明生動，富於真切感。文章又指出，可以從兩方面看出他的文章從唐向宋過渡的印跡：一是開宋文明白曉暢之先河，二是奠定了驕散結合的文賦基礎。寇養厚((論杜牧的散文》5指出杜牧的散文在思想內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政論談兵的長篇政論文中，他們的藝術熱點是：縱橫設辯，文勢充沛。結構嚴謹，推理周密。巧用偶句，散驕相輝。而他的一些記人敘事抒情狀物的文章在藝術上也別開生面，獨具匠心。文章最後說，“杜牧在繼承韓愈所領導的古文運動優良傳統的同時，又能獨闢蹊徑，自成一家。”吳在慶《杜牧與韓愈古文運動》認爲，從杜牧的創作主張及創作實踐看，他與韓柳、特別是韓愈的淵源關係是明顯的。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在對待文章的意、氣、辭的關係上，杜牧繼承了韓柳的觀點，又有所發展。二、杜牧提出的文以氣輔的主張，也與韓愈所說的“氣”的概念大體相同。三、在對待文章的詞采章句、文體的形式上，也可看出杜牧對韓柳的繼承和發展關係。文章最後指出，在晚唐時代，驕文隨着文風的浮豔有所發展的情況下，杜牧卻能反浮豔，堅持散體文的方向，力避用驕，實在比韓愈徹底。

杜甫趣事 篇二

杜甫雖爲唐朝著名詩人，但是其在世時自命清高，不願受嗟來之食，對朝廷腐敗之氣甚是鄙視，故其常生活清貧困苦，所以杜甫生前有不少趣事是因爲他家中貧困而發生的，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杜甫趣事吧。

且說杜甫在安史之亂後，聽聞戰亂結束所流露出愉悅之情所作的一首《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成爲一首名詩，廣爲流傳，而因這首詩所引出的趣事也成爲佳話。

原詩爲：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且說杜甫家貧，平日溫飽尚成問題，在他棄官離去，隱居在蜀中茅草屋的時日，雖暫得安定，也得好友相助，但依舊窮困潦倒。某日，有客人來訪，在杜甫草堂中欲以詩會友，遂杜甫必須在家中以好酒菜來待客，這可爲難了杜夫人，家中困至未有好菜可招待，杜甫見廚房內有酒菜雞蛋和豆腐便心生一法。

杜夫人之後端出三菜一湯，分別是炒韭菜加兩蛋黃、炒韭菜加蛋白、清蒸豆腐渣、韭菜豆腐湯加幾片白色蛋殼。雖很寒酸，但是經由杜甫賦予菜名後卻顯深意。這幾道菜麼，名字分別爲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於是深得幾位客人的拍手叫好。

於是此時得以流傳，在民間便有不少有才氣之人引用杜甫這件事，延伸了衆多趣事，不得不感嘆杜甫的才氣過人啊。

散文成就 篇三

杜牧的絕句數量與律詩相當，亦有很高成就，一向享有盛譽。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雲：“杜紫微天才橫逸，有太白之風，而時出入於夢得。七言絕句一體，殆尤專長。”`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雲：“杜紫微詩，惟絕句最多風調，味永趣長，有明月孤映，高霞獨舉之象，餘詩則不能爾。”“沈德潛認爲杜牧絕句“託興幽微”，可稱盛唐絕之“嗣響”，把其特色概括爲“遠韻遠神”。他的七絕成就最高，意境幽美、議論警拔、韻味雋永。詠史絕句，立意出奇，史識高絕。杜牧的寫景抒情絕句，意境幽美，韻味雋永，於盛唐七絕之外，別開妙境。杜牧善於捕捉自然景物中美的形象，用絕句體小詩加以描寫，含蓄精煉，情景交融，在短短的四句中，寫出一個完整而幽美的景象，宛如一幅圖畫，如《江南春絕句》。

杜甫妻子是誰 篇四

杜甫的妻子爲楊氏，史料中並沒有關於楊氏的具體記載，遂我們並不知道楊氏的全名，只知其爲弘農縣少卿楊怡的女兒，在當時杜甫與楊氏兩家門當戶對，楊氏比杜甫小了十來歲。

杜甫在三十歲的時候暫停了漫遊，回家迎娶了楊氏，他雖爲詩聖但並沒有用過多筆墨描繪其妻。而我們從杜甫詩歌等文章中可以看出楊氏乃爲賢妻良母，是個賢惠聰明的女子，一直在杜甫身後默默的支持他，彼此不拋棄，相濡以沫。

據資料可知楊氏爲杜甫生下八位子女，而他們的幼子因飢餓夭折。楊氏乃是一位堅強的女性，在那個動盪的年代，杜甫一心報國，只能留下妻子離去，當時逢“安史之亂”爆發，杜甫便將妻子安排在羌村，自己則北上。楊氏便只能獨自在那貧困的條件下撫養他們的孩子，一邊等着杜甫安全歸來。

在杜甫詩《北征》中描繪的是杜甫回家探親的所見聞和感慨家困情形，曾如此寫道：“妻子衣百結”、“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由此可看出杜甫妻子楊氏在杜甫不在家的時日生活極其困苦，而杜甫在《羌村三首》中曾如此寫道：“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表明戰亂中楊氏無時不在思念杜甫，兩人得以相見，竟然以爲是在做夢。

而《北征》也曾描繪楊氏得知杜甫即將回來，可以打扮一番，而他們的兩個小女兒也學者媽媽的模樣打扮，將臉蛋塗的亂七八糟，可見他們在此當時的條件之下，家庭也甚是和睦。

後杜甫病逝，楊氏因無力下葬，便將棺材置於嶽州，帶着孩子們回洛陽，之後不久便去世，後得子孫將他們合葬在故土。

文學成就 篇五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就因爲京官俸祿低，而難以養家請求外放杭州刺史，但是沒有批准。

宣宗大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爲吏部員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請求外放湖州刺史，連上三啓，終於應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認爲，杜牧請求外放並不僅僅是經濟原因，而是不滿意朝政，認爲自己無法在朝中有所作爲。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憑弔前賢，結識詩友，作了不少詩。一年後，他又被內升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長安第二年，遷中書舍人。這段時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別墅，並且閒暇之時經常在這裏以文會友。

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古詩 篇六

杜牧的文學創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詩、賦、古文都身趁名家，喜老莊道學。杜牧主張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之兵衛，對作品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有比較正確的理解。並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長處，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風貌。杜牧的古體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闊，筆力峭健。他的近體詩則以文詞清麗、情韻跌宕見長。七律《早雁》用比興託物的手法，對遭受回紇侵擾而流離失所的北方邊塞人民表示懷念，婉曲而有餘味。《九日齊山登高》卻是以豪放的筆調寫自己曠達的胸懷，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詩歌的總的趨向是藻繪綺密，杜牧受時代風氣影響，也有注重辭采的一面。這種重辭采的共同傾向和他個人“雄姿英發”的特色相結合，風華流美而又神韻疏朗，氣勢豪宕而又精緻婉約。

軼事典故 篇七

杜牧的律詩，其數量相當可觀，在《樊川文集》中約有一百餘首，加上《樊川外集》與《別集》，約爲一百六七十首。他的律詩在全部詩作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其藝術成就也很高，尤其是七律。杜牧詩歌俊爽峭健、雄姿英發的風格在律詩中最爲突出。後代詩評家都曾指出，“拗峭”是杜牧律詩的特點。宋代劉克莊《後村詩話》雲：“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爲體。牧於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明代楊慎雲：“律詩至晚唐，李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爲最。宋人評其詩豪而豔，宕而麗，於律詩中特寓拗峭，以矯時弊，信然。”杜牧在律詩中之所以“寓少拗峭”或“特寓拗峭”的原因就在於如清人趙翼所說的：“自中唐以後，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杜牧之恐流於弱，特創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矯其弊。”拗峭，一方面是指用不依律體格律而加以變化的詩句所造成的陡直峻拔的氣勢；另一方面是指在律詩中所表現出來的與古體詩有某種相似的豪宕雄渾的意境。杜牧在律體中故作拗句，或出以古意，表現出一種勁直峻峭、氣力健舉的氣勢，以力矯詩壇平弱圓熟之風。杜牧的七律有較強的現實性，此外，杜牧的律詩時用古調，豪宕纏綿中別有一種古樸瀟灑的風韻。

兩大詩人李白和杜甫 篇八

李白與杜甫，合稱李杜，一個詩仙、一個詩聖，都是對後世影響極其深遠的唐朝大詩人，李白比杜甫年長十一歲，一個是浪漫主義的典型人物，一個則是現實主義的代表，上下難分，文人相吸，他們之間一見如故的真摯友情也是名垂文學史的千古佳話。

李白與杜甫是在杜甫父親的家中相識的，兩個一遇便如知音般相見恨晚，當時的李白已經是聲名遠揚的大詩人了，而杜甫不過是侵犯權貴被放至山林的默默無聞之輩，但是同爲孤僻性格的兩人卻十分投緣，如同兄弟般珍惜彼此，一起喝酒作詩，十分暢快，在臨行分別時還寄詩相贈。杜甫的詩中表現出了對於李白的極其崇敬，對其詩文的評價也甚是貼切。李杜之間的關係，幾乎可以稱爲繼伯牙子期之後的最佳友情了。

但是二人此次一別，就再也沒有重逢過了。也許是中國太大，又或許是二人結識已晚，顯得李杜二人之間的交往過於短暫。在此之後，深情的杜甫一直沒有放下對於李白的想念，常於各處寫下深刻牽掛的詩句。而李白呢，他寄情于山河，步履不停，廣交友人，而杜甫也成了他漫漫遊歷長河中的一瓢。二人互相別無所求，兩大才子能有機會相逢相識，便已是世間難得之事了。

李杜二人都仕途不順，鬱郁不得志，但李白寄情思與山水，四處遊歷，而杜甫卻心繫百姓疾苦，揭露暗政。杜甫的天賦略微不如李，但他勤學嚴謹，依舊留下了許多不朽佳作。

杜甫人物生平篇九

摺疊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於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爲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爲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後。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着較爲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 ，有志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摺疊年少優遊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遊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遊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於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遊[3]。

天寶三載(744)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遊樑、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後，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過了4年，秋天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遊生活，回到長安[4]。

摺疊仕途不順

杜甫

杜甫生活於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 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和政治上的**、揭露統治者的醜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着唐玄宗後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5]。

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於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爲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鬱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6] 。

天寶十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爲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餘，爲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摺疊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是爲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陝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隻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爲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爲官小，沒有被囚禁。儘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着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爲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摺疊爲官時期

杜工部像

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陝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爲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後，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遊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後，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於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於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貶爲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爲，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並在回華州後，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摺疊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歎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後，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後被嚴武薦爲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0)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爲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後人又稱杜甫爲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着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飢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廣德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雲安(雲陽)，於大曆元年到達夔州(奉節)。由於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爲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僱了幾個僱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佔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爲著名的詩句爲：“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摺疊江舟長逝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七言難於氣象雄偉，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悲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嘗恨無復繼者[8]。

· 宋葉少蘊《石林詩話》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餘嘗戲謂學子，言老杜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浪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回，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者，當與渠同參[9]。

· 宋司馬溫公《續詩話》

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7]。

·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

孟嘉帽落，前世以爲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爾[7]。

· 宋周紫芝《竹坡詩話》

餘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鐺。”恍然如己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惟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爲佳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惟當所見處，乃始知其妙。作詩正要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險也[7]。

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餘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槍培(注：改爲木字旁)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注：不知在哪斷句，存疑〕”，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於此，可以爲工也[7]。

· 宋強幼安《唐子西文錄》

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詞。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雲“或紅如丹砂，或黑如沾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7]。

· 宋許顗《彥周詩話》

老杜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者如是之雲：“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老杜詩云：“真氣驚戶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詩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老杜衡州詩云：“悠悠委薄俗，鬱郁回剛腸。”此語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人亦當味此而泣者也。齊樑間樂府詞雲：“護昔加窮褲，防閒託守宮。今日牛羊上邱隴，當時近前面發紅。”老杜作麗人行雲：“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7]。

杜甫清《全唐詩》

元稹之言曰：“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白居易亦云：“杜詩貫穿古今，盡工盡善，殆過於李。”元、白之論如此。蓋其出處勞佚，喜樂悲憤，好賢惡惡，一見之於詩。而又以忠君憂國、傷時念亂爲本旨。讀其詩可以知其世，故當時謂之“詩史”。舊集詩文共六十卷，今編詩十九卷[10]。

陳志歲《江南靖士詩稿·謁杜甫陵園》

敬身推僞宦，傷世寫真辭。

劉大傑《魯迅談古典文學》

魯迅對杜甫的評價：“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裏似的。”曾經加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記》等名作參與發動“五四”文化革命之魯迅，到三十年代，巋然成爲衆望所歸之革命文學導師，晚年與友人討論中國文學史，以爲中古之陶潛、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詩人，繼而又說：“我總覺得陶潛站得稍稍遠一點，李白站得稍稍高一點，這也是時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裏似的。”魯迅晚年在政治上己與胡適分道揚鑣，惟此評論杜甫之寥寥數語，仍然與胡適笙磐同音。他還曾經說過：“杜甫是中華民族的脊樑！”

生暮年 篇十

會昌元年（841年），杜牧調任比部員外郎。

會昌二年（842年），外放爲黃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書上並無記載。杜牧自己認爲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擠。而李杜兩家爲世交，李德裕爲何不喜歡杜牧，有人認爲是杜牧爲人倜儻，不拘小節，與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黨爭，杜牧與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認爲是牛黨。後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爲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

會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遷池州刺史，這年四十二歲。池州治所秋浦縣（今安徽貴池）。

會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詔禁燬佛教。杜牧對於這一措施是很贊同的，後來他在宣宗大中年間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詳細敘述武宗禁燬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幫助，入爲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