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一些簡單歷史小知識【精品多篇】

永貞革新失敗的原因 篇一

永貞元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誦即位，這就是唐順宗。

他在東宮20年，比較關心朝政，從旁觀者的角度對唐朝政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認識。

唐順宗即位時已得了中風不語症，但還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進行改革。

永貞革新失敗的原因

一、時運不濟。

順宗由於身體羸弱，實際當皇帝才半年多。

就在這幾個月裏，也是重病在身，口不能言。

總髮動機停轉，改革產品當然下線。

二、權力基礎薄弱。

唐朝中後期，國家權力長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鎮手中，盤根錯節。

改革者只是一小羣地位較低的新人，有筆無劍。

兩相對比，一個是大樹，一個是浮萍。

比如宦官拒不交出兵權，二王一點辦法沒有。

“二王劉柳”一度頭腦發熱，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豪壯得意、不可一世。

這種狂熱不但引發了普遍的妒忌和敵意，而且也無法冷靜駕馭複雜政局，處理多方面牽扯關聯。

宦官集團則依靠實力強大的藩鎮和老臣，實施反擊。

改革者的權力如同圖畫山嶽，一戳就破，基礎太脆弱了。

三、“休克療法”操作太急。

德宗積弊已深，企圖採用“休克療法”或“震盪療法”，短短几個月就煥然一新，很難奏效。

只有循序漸進，方爲上策。

但“二王劉柳”擔心順宗不久於世，以百米跑速度接連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結果欲速而不達。

四、涉嫌。

改革集團仍然未能逃脫人性弱點。

他們在運動中忙於升官，急於求成，一個接一個提拔朋友和熟人。

只要團體內有人說“某甲可以擔任某官”，過不了兩天某甲便已得到這個職位。

二王得勢時，門庭若市。

王伾還專門做了一個收藏禮金的大木櫃，夫婦二人在大櫃子上睡覺，享受金錢快感，結果授人口實。

五、內訌。

改革深入之後，王、韋產生不同意見，竇羣事件就是個例子。

另外，王叔文要殺劉闢，韋執誼竭力勸阻。

還有個叫羊士諤的人指責革新運動，王叔文也要殺他，韋執誼以爲不可。

王叔文氣得不得了。

其實韋執誼的用意，是爲了緩解改革者與衆多朝官的緊張。

韋執誼派人向王叔文解釋說：“我並不是違背約定，只是多方設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罷了。”但王叔文不能容忍，甚至想殺掉韋執誼。

六、不善於妥協。

對立雙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魚死網破的鬥爭哲學之中，不能自拔。

王叔文固然勇氣有餘計謀不足，韋執誼在最後關頭也拒絕了與新皇帝憲宗妥協的餘地，實爲遺憾。

中國加入WTO的談判過程表明，掌握妥協的藝術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唐朝民間音樂的發展 篇二

隋唐兩代，政權統一，特別是唐代，政治穩定，經濟興旺，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不斷吸收他方文化，加上魏晉以來已經孕育着的各族音樂文化融合打基礎，終於萌發了以歌舞音樂爲主要標誌的音樂藝術的全面發展的高峯。

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

隋、唐時期的七步樂、九部樂就屬於燕樂。

它們分別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國的民間音樂，主要有清商樂（漢族）、西涼（今甘肅）樂、高昌（今吐魯番）樂、龜茲（今庫車）樂、康國（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樂、安國（今烏茲別克布哈拉）樂、天竺（今印度）樂、高麗（今朝鮮）樂等。

其中龜茲樂、西涼樂更爲重要。

燕樂還分爲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據白居易的《立部伎》詩，坐部伎的演奏員水平高於立部伎。

風靡霓裳羽衣舞一時的唐代歌舞大麴是燕樂中獨樹一幟的奇葩。

它繼承了相和大麴的傳統，融會了九部樂中各族音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結構形式。

見於《教坊錄》着錄的唐大麴曲名共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爲着名的皇帝音樂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爲世所稱道。

着名詩人白居易寫有描繪該大麴演出過程的生動詩篇《霓裳羽衣舞歌》。

在唐代的樂隊中，琵琶是主要樂器之一。

它已經與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無幾。

現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還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點。

受到龜茲音樂理論的影響，唐代出現了八十四調，燕樂二十八調的樂學理論。

唐代曹柔還創立了減字譜的古琴記譜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唐代末年還盛行一種有故事情節，有角色和化妝表演，載歌載舞，同時兼有伴唱和管絃伴奏的歌舞戲。

大面、踏搖娘、撥頭、參軍戲等這已經是一種小型的雛形戲曲。

文學史上堪稱一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

當時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詩爲快；詩人也以自己的詩作入樂後流傳之廣來衡量自己的寫作水平。

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爲有一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

這些機構以嚴密的考績，造就着一批批才華出衆的音樂家。

唐朝民間書院及產生的原因 篇三

唐開元年間，國家富庶，經濟和文化空前昌盛，史稱“開元盛世”。

開元五年（717年），唐玄宗任命學士馬懷素爲修書使，專門負責國家圖書，並且組織了一批文士在乾元殿整理編輯國家藏書，又借來民間流傳的異本，派人抄錄，使圖書更加豐富。

還委派了官員負責管理，設立了乾元院。

轉年，乾元院改名麗正修書院。

後來，在京都長安的光順門外、東都洛陽的明福門外，也設立了麗正書院。

開元十三年，唐玄宗召集張說和學士們設宴飲酒，唐玄宗非常高興。

當衆宣佈：“朕和衆賢士在這裏飲酒歡樂，就叫集賢吧。”於是麗正書院更名叫集賢殿書院。

任命張說擔任集賢院學士，管理書院事務。

收藏的圖書多達53915卷，唐朝學者自己着作的書，即有28469卷，真可以說浩如煙海，盛況空前。

所有的書籍都抄寫正、副兩份，分別在長安、洛陽的集賢書院兩處收藏。

集賢殿書院除負責收存圖書外，還向朝廷推薦賢才，並提出政策方面、文化方面的建議。

書院，畢竟是皇家用來收集貯藏書籍的寶庫，是推廣和應用知識的地方，是經常同皇帝打交道的無比榮耀的機構，所以是讀書人非常羨慕的'所在。

於是，一些私人也把自己的書齋書室誇耀爲書院。

開元年間曾經擔任過集賢院學士的徐安負，退休後回到原籍浙江龍遊，修建了自己收藏圖書、讀書治學的地方，便取名爲九峯書院。

就這樣官方的文化機構，逐漸演變成了私人讀書治學處所的名稱。

直至唐朝滅亡的一個半世紀的時期中，湮沒無聞的不計，有記載可查的，先後建立的大約有30多所書院。

爲什麼讀書人對“書院”情有獨鍾呢？原來從漢朝起，私人講學授徒的地方一直稱爲“精舍”，或者叫“精廬”。

自從東漢時佛教傳入了中國，到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起來，佛教的經師們借用名稱，把傳經授徒的地方也叫做精舍、精廬。

這一混起來，弄得僧俗不分，釋儒難辨，不知道精舍、精廬是哪一家的。

這種現象令自視爲正統的儒學先生們頭疼不已，不情願同僧侶們共用這一名稱。

感到用書院來命名治學讀書、講學授徒，比較恰當，於是，最終用書院的稱謂，完全取代了先前的精舍、精廬的稱呼。

“書院”之稱雖然出現了，但並不普遍，也還不是教育性質的場所，只能說書院尚處於萌芽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書院除了文人學士自己在這裏讀書治學以外，還附帶着教授子弟，或收徒講學。

有了學生，於是兼有了教學職能。

如江西永豐的皇寮書院，本來是吉州通判劉慶霖來到永豐定居之後“建以講學”的。

陳袞建立的江西備安東佳書院，收集書籍上千卷，供來學者閱讀，子弟到了弱冠年齡，都來這裏就學。

這時候書院已經具備了雛形。

五代十國時期，政權林立，連年戰亂，官方辦的官學受到嚴重破壞，但是，卻爲民間私人興辦書院提供了機緣。

人們要讀書求學，沒有官學可入，可以進入書院學習，這就爲書院發展創造了條件。

像河南的太乙書院、江西的梧桐書院、匡山書院、廣東的天衢書院，出現的書院數量雖然還不是很多，規模也不算大，但是已逐漸完成了向私立教育機構的轉型，而且孕育着蓬勃生機，日益顯示出書院在文化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從這時開始，書院在社會不斷展示其魅力，吸引名師講學，吸引衆多的弟子入書院攻讀。

一、書院產生的原因

根據文獻記載，唐朝時就出現了書院這個名稱〖詳見教材P204〗，當時有兩種場所被稱爲書院：一是由中央政府設立的主要用作收藏、校勘和整理圖書的機構，一是由民間設立的主要供個人讀書治學的地方。

到了唐朝末期，在私人設立的書院中，出現了授徒講學的活動，雖然沒有在整個社會形成制度，規模也不大，但可以看成是書院作爲教育組織的萌芽。

之所以在唐朝末年萌芽，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1、官學衰落、士人失學

經過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亂”後，唐朝就不斷地陷入軍閥割據的境地，各節度使擁兵自重，不斷地進行戰爭，使得中央和地方的財政走向困頓，社會秩序紊亂，官學日趨衰弱，士人大量失學，不得不另找求學的途徑。

2、書籍的積累與傳播

自從雕版印刷術在唐朝發明後，書籍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民間印刷作坊林立，書籍傳播迅速。

[比如元稹在給白居易的詩集——《白氏長慶集》寫的序文中就說：當時人們把白居易的詩“繕寫模勒”，在街上販賣，到處都是這樣。

從前人們把刻石稱爲“模勒”，到了唐代，也就把雕版稱爲”模勒“了。

這裏的“模勒”兩字就是雕版印刷的意思。

] 這就給書院的出現提供了技術基礎。

3、私人講學的傳統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私學就是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

雖然在秦朝曾短暫採取了禁私學的文教政策，但到了漢朝私學馬上得以恢復和發展，以書館、經館的形式遍設於全國城鄉各地。

魏晉南北朝時期又以家學的方式維繫文化傳承（象着名的《顏氏家訓》就出現在這個時期）。

可以說，每當社會發生**，官學無法維持時，私學往往能以頑強的生命力生存下來，成爲維繫教育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4、佛教禪林的影響

在第五講我們曾瞭解到，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到了唐朝佛教已經非常興盛了，佛教中的禪宗尤其具有社會影響力。

禪宗教徒往往選擇風景優美的山林僻靜之處禪定修煉、講經說法，形成了一套很有特點的教育方式。

[見教材P205]這對後來書院的辦學方式很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