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時代輿情該怎麼處置挑戰與應對？

5G時代輿情該怎麼處置挑戰與應對建議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廣電發放5G商用牌照，標誌着我國正式進入5G商用元年。但是隨着5G時代的來臨，超高網速、超短時延、超大容量等特徵都將改變輿情的傳播、網民的上網習慣等等，如何在5G時代做好輿情處置應對與輿論引導工作，成爲必須面對的課題。

一、5G時代傳播特點

一是傳播突破時空尺度，時效性和靈敏性大大加強。與4G相比，5G網絡有着更高的速率和更低的延遲。在5G網絡下，網絡傳播理論上能達到10GB/s的最高速度、1毫秒的網絡時延。一部10G的視頻，5G下載僅需9秒。這意味着，5G時代的信息發送與接收都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大幅提高媒介傳播效率，避免由於接收反饋不及時而造成損失的情況。從空間角度看，5G傳播進一步突破了信息傳播的地域性。雖然4G的傳播技術理論上能達到全球化傳播的效果，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由於各個國家或地區的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限制，傳統媒體的覆蓋範圍往往被侷限到特定空間內。而在5G時代，衛星互聯網和地面5G網絡兼容一旦變成現實，將真正實現時空壓縮，信息傳播將達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無論是邊緣地區還是人口密集區，均能通過移動設備進行遠程交流與溝通。

二是傳播突破物理尺度，推動“萬物互聯”。當前信息傳播更多是人與信、人與人之間連接，而5G時代將推動“萬物互聯”時代的到來。屆時，5G技術將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包括智能家居、健康管理、智能交通、智慧農業的應用場景，均能實現信息傳播。甚至有人預測，將來觸覺、味覺也可以信息化，而且信息可以變成數據，用一個移動設備就都可以獲得。

三是視頻傳播、網絡直播將無處不在，成爲新聞報道的主要方式。視頻傳播及網絡直播對網絡速度的依賴程度較大，5G網絡的高速率和低延遲必將帶來視頻與直播的幾何增長。特別是短視頻，更加流暢的體驗、高清的畫質更易被接受，或將成爲用戶尤其是年輕人高頻使用的信息獲取方式。此外，與傳統文字信息報道相比，視頻的新聞報道方式信息豐富，細節充分，在5G技術的推動下，或將成爲新聞報道的主要方式。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兩會新聞中心首次實現了5G信號全覆蓋，能夠有效支撐大屏高清信號編碼回傳和新媒體手機實時直播，進一步豐富了媒體報道方式和手段。

二、5G時代輿情應對挑戰

5G時代高速率、低延時和大容量等特徵帶來傳播的變革，對於相關部門輿情處置與輿論引導工作，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首先，5G時代對輿情應對時效提出了更高要求。2016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在政務公開工作中進一步做好政務輿情迴應的通知》要求，對涉及特別重大、重大突發事件的政務輿情，最遲應在24小時內舉行新聞發佈會，對其他政務輿情應在48小時內予以迴應，並根據工作進展情況，持續發佈權威信息。同年11月《〈關於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實施細則》要求，重大輿情5小時內發佈權威信息，24小時內舉行新聞發佈會。

5G時代的來臨，輿情傳播將比現在更快、傳播範圍更廣、影響更大，輿情事件從萌芽到發酵再到全面爆發時間大大縮短，輿情傳播面臨即時化的風險。因此，“5小時內發佈權威信息”“48小時內予以迴應”等規定將受到5G傳播的挑戰。在重大輿情發生後，需要相關部門第一時間介入，第一時間發聲，對事件的起因、經過、性質、影響等給出權威定義，展現負責、重視的姿態，獲得網絡輿論的話語權。5G時代，“第一時間”將會越來越短。

其次，5G時代視頻、直播衝擊網絡輿論生態。5G網絡傳播速度理論上比4G網絡的傳輸速度快數百倍，因此視頻“即拍即傳”將完全實現，信息審覈窗口期被大大縮短，或將進一步導致虛假信息及“新聞反轉”現象出現，衝擊信息管理與社會治理。當前，已有不少輿情事件源頭來源於短視頻，由於發佈門檻較低，契合當下網民移動化、碎片化、快節奏的閱讀模式，加上比文字、圖片更直觀，因此易增強網民信任感與參與感，易推動輿情快速發酵及廣泛轉發傳播。

今年3月江蘇響水天嘉宜公司“3·21”爆炸事故中，一些造謠者藉助短視頻、網絡直播等新傳播形態，如通過剪輯拼接，將真實視頻內容移花接木，並杜撰文字加以傳播，加大了辨別謠言的難度，引發次生輿情。3月22日，江蘇省公安廳官方微博@平安江蘇發佈#微博闢謠#，盤點了一些流傳較廣的並非鹽城響水爆炸現場的視頻。微博文末再度呼籲“請大家不信謠、不傳謠，對真實保持敬畏”。可以預見，5G技術的廣泛應用，此類“謠言視頻”將更多出現，助推輿情**發酵升級。

最後，5G時代帶來更爲複雜的信息管理難題。5G技術推動下的“萬物互聯”，每一個聯網的物體都有可能被媒體化、平臺化。比如奔馳最近發佈了未來汽車概念，稱自己爲“未來出行平臺”和“下一代媒體”，整個汽車的功能、內飾、外觀都將結合智能互聯與移動媒體理念來設計。寶馬、奧迪等汽車品牌近期也都強調自己未來將承載移動信息終端和智慧媒體功能。這也意味着，未來車聯網、智能家居等5G應用都可能是製造網絡新聞和產出網絡輿論的平臺，也可能成爲輿情**的“策源地”與“發酵池”。

此外，隨着5G技術的廣泛應用，更大量的信息涌入網絡，信息交互性更強，流動速度更快。比如，網民只要一部手機就可以成爲信息的發佈者和議題的發起者，完成一個出鏡、採訪、剪輯、發佈等複雜的信息採集任務，並通過5G網絡快速傳播併產生影響。這將加劇輿論場“衆聲喧譁”，或在一定程度上淹沒主流聲音，輿情**的爆點也將增多。

三、相關建議

一是掌握輿論生成及傳播規律，是5G時代輿情處置的基本前提。只有掌握網絡信息傳播規律，瞭解輿情背後的利益訴求，才能真正做好突發事件的輿情處置工作。比如傳統對待謠言、虛假信息採取的刪帖、封堵等被動手段，在5G網絡高速率的衝擊下，效果面臨挑戰，需要相關部門主動迴應，提升應對效果。而傳統輿情迴應“黃金4小時”也可能被壓縮到“黃金2小時”“黃金1小時”或更短。因此，面對輿情**，需要相關部門更早發現，更早介入，同把握好“時、度、效”，因勢利導，才能取得最佳輿論引導與處置效果。

二是進一步提升領導幹部網絡媒介素養，是5G時代輿情處置的重要保障。5G時代，相關部門首先應主動用網、觸網，不斷學習和運用新載體、新技術、新手段，建設網絡陣地。通過網絡陣地建設，暢通網民表達渠道，從而有的放矢地迴應關切、解疑釋惑，並推動問題解決。比如當前不少政府部門入駐微博、微信等平臺，開設政務頭條號、抖音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再如5G時代，視頻直播傳播將成爲常態，面對輿情**，領導幹部或將需要在鏡頭前進行權威發佈、迴應關切，來紓解輿論情緒、平息輿情。

三是加強媒體技術創新，是5G時代輿情處置的現實路徑。互聯網時代是技術驅動的時代，新技術正在重構輿論格局和媒體生態。如近年來一些商業平臺通過大數據對受衆畫像，再通過“智能算法”實現精準推送，實現內容分發“千人千面”。這一技術手段改變了傳統媒體運用編輯推薦的內容分發模式，提高了內容的精準到達率，也重塑了用戶的閱讀習慣和行爲偏好。在當前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的背景下，需要國家投入專項資金，支持主流媒體與科研院所、技術企業合作，力爭在5G技術發展與升級中實現從跟跑到領跑，把握5G時代輿論引導的主動權。5G時代輿情處置挑戰與應對建議

近日，工信部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國5G已經具備商用基礎。6月6日，該部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廣電發放5G商用牌照，這標誌着我國正式進入5G商用元年。國內市場期盼已久的5G商用終於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5G時代的來臨，其超高網速、超短時延、超大容量會讓內容的視頻化顛覆我們的閱讀習慣，還將把我們帶入“萬物互聯”“萬物智能”的時代。如何在5G時代做好輿情處置應對與輿論引導工作，成爲必須面對的課題。

一、5G時代傳播特點

一是傳播突破時空尺度，時效性和靈敏性大大加強。與4G相比，5G網絡有着更高的速率和更低的延遲。在5G網絡下，網絡傳播理論上能達到10GB/s的最高速度、1毫秒的網絡時延。一部10G的視頻，5G下載僅需9秒。這意味着，5G時代的信息發送與接收都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大幅提高媒介傳播效率，避免由於接收反饋不及時而造成損失的情況。從空間角度看，5G傳播進一步突破了信息傳播的地域性。雖然4G的傳播技術理論上能達到全球化傳播的效果，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由於各個國家或地區的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限制，傳統媒體的覆蓋範圍往往被侷限到特定空間內。而在5G時代，衛星互聯網和地面5G網絡兼容一旦變成現實，將真正實現時空壓縮，信息傳播將達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無論是邊緣地區還是人口密集區，均能通過移動設備進行遠程交流與溝通。

二是傳播突破物理尺度，推動“萬物互聯”。當前信息傳播更多是人與信、人與人之間連接，而5G時代將推動“萬物互聯”時代的到來。屆時，5G技術將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包括智能家居、健康管理、智能交通、智慧農業的應用場景，均能實現信息傳播。甚至有人預測，將來觸覺、味覺也可以信息化，而且信息可以變成數據，用一個移動設備就都可以獲得。

三是視頻傳播、網絡直播將無處不在，成爲新聞報道的主要方式。視頻傳播及網絡直播對網絡速度的依賴程度較大，5G網絡的高速率和低延遲必將帶來視頻與直播的幾何增長。特別是短視頻，更加流暢的體驗、高清的畫質更易被接受，或將成爲用戶尤其是年輕人高頻使用的信息獲取方式。此外，與傳統文字信息報道相比，視頻的新聞報道方式信息豐富，細節充分，在5G技術的推動下，或將成爲新聞報道的主要方式。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兩會新聞中心首次實現了5G信號全覆蓋，能夠有效支撐大屏高清信號編碼回傳和新媒體手機實時直播，進一步豐富了媒體報道方式和手段。

二、5G時代輿情應對挑戰

5G時代高速率、低延時和大容量等特徵帶來傳播的變革，對於相關部門輿情處置與輿論引導工作，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首先，5G時代對輿情應對時效提出了更高要求。2016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在政務公開工作中進一步做好政務輿情迴應的通知》要求，對涉及特別重大、重大突發事件的政務輿情，最遲應在24小時內舉行新聞發佈會，對其他政務輿情應在48小時內予以迴應，並根據工作進展情況，持續發佈權威信息。同年11月《〈關於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實施細則》要求，重大輿情5小時內發佈權威信息，24小時內舉行新聞發佈會。

5G時代的來臨，輿情傳播將比現在更快、傳播範圍更廣、影響更大，輿情事件從萌芽到發酵再到全面爆發時間大大縮短，輿情傳播面臨即時化的風險。因此，“5小時內發佈權威信息”“48小時內予以迴應”等規定將受到5G傳播的挑戰。在重大輿情發生後，需要相關部門第一時間介入，第一時間發聲，對事件的起因、經過、性質、影響等給出權威定義，展現負責、重視的姿態，獲得網絡輿論的話語權。5G時代，“第一時間”將會越來越短。

其次，5G時代視頻、直播衝擊網絡輿論生態。5G網絡傳播速度理論上比4G網絡的傳輸速度快數百倍，因此視頻“即拍即傳”將完全實現，信息審覈窗口期被大大縮短，或將進一步導致虛假信息及“新聞反轉”現象出現，衝擊信息管理與社會治理。當前，已有不少輿情事件源頭來源於短視頻，由於發佈門檻較低，契合當下網民移動化、碎片化、快節奏的閱讀模式，加上比文字、圖片更直觀，因此易增強網民信任感與參與感，易推動輿情快速發酵及廣泛轉發傳播。

今年3月江蘇響水天嘉宜公司“3·21”爆炸事故中，一些造謠者藉助短視頻、網絡直播等新傳播形態，如通過剪輯拼接，將真實視頻內容移花接木，並杜撰文字加以傳播，加大了辨別謠言的難度，引發次生輿情。3月22日，江蘇省公安廳官方微博@平安江蘇發佈#微博闢謠#，盤點了一些流傳較廣的並非鹽城響水爆炸現場的視頻。微博文末再度呼籲“請大家不信謠、不傳謠，對真實保持敬畏”。可以預見，5G技術的廣泛應用，此類“謠言視頻”將更多出現，助推輿情**發酵升級。

最後，5G時代帶來更爲複雜的信息管理難題。5G技術推動下的“萬物互聯”，每一個聯網的物體都有可能被媒體化、平臺化。比如奔馳最近發佈了未來汽車概念，稱自己爲“未來出行平臺”和“下一代媒體”，整個汽車的功能、內飾、外觀都將結合智能互聯與移動媒體理念來設計。寶馬、奧迪等汽車品牌近期也都強調自己未來將承載移動信息終端和智慧媒體功能。這也意味着，未來車聯網、智能家居等5G應用都可能是製造網絡新聞和產出網絡輿論的平臺，也可能成爲輿情**的“策源地”與“發酵池”。

此外，隨着5G技術的廣泛應用，更大量的信息涌入網絡，信息交互性更強，流動速度更快。比如，網民只要一部手機就可以成爲信息的發佈者和議題的發起者，完成一個出鏡、採訪、剪輯、發佈等複雜的信息採集任務，並通過5G網絡快速傳播併產生影響。這將加劇輿論場“衆聲喧譁”，或在一定程度上淹沒主流聲音，輿情**的爆點也將增多。

三、相關建議

一是掌握輿論生成及傳播規律，是5G時代輿情處置的基本前提。只有掌握網絡信息傳播規律，瞭解輿情背後的利益訴求，才能真正做好突發事件的輿情處置工作。比如傳統對待謠言、虛假信息採取的刪帖、封堵等被動手段，在5G網絡高速率的衝擊下，效果面臨挑戰，需要相關部門主動迴應，提升應對效果。而傳統輿情迴應“黃金4小時”也可能被壓縮到“黃金2小時”“黃金1小時”或更短。因此，面對輿情**，需要相關部門更早發現，更早介入，同把握好“時、度、效”，因勢利導，才能取得最佳輿論引導與處置效果。

二是進一步提升領導幹部網絡媒介素養，是5G時代輿情處置的重要保障。5G時代，相關部門首先應主動用網、觸網，不斷學習和運用新載體、新技術、新手段，建設網絡陣地。通過網絡陣地建設，暢通網民表達渠道，從而有的放矢地迴應關切、解疑釋惑，並推動問題解決。比如當前不少政府部門入駐微博、微信等平臺，開設政務頭條號、抖音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再如5G時代，視頻直播傳播將成爲常態，面對輿情**，領導幹部或將需要在鏡頭前進行權威發佈、迴應關切，來紓解輿論情緒、平息輿情。

三是加強媒體技術創新，是5G時代輿情處置的現實路徑。互聯網時代是技術驅動的時代，新技術正在重構輿論格局和媒體生態。如近年來一些商業平臺通過大數據對受衆畫像，再通過“智能算法”實現精準推送，實現內容分發“千人千面”。這一技術手段改變了傳統媒體運用編輯推薦的內容分發模式，提高了內容的精準到達率，也重塑了用戶的閱讀習慣和行爲偏好。在當前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的背景下，需要國家投入專項資金，支持主流媒體與科研院所、技術企業合作，力爭在5G技術發展與升級中實現從跟跑到領跑，把握5G時代輿論引導的主動權。

四是利用互聯網邏輯進行社會溝通的通路建設。 不同於大衆傳播時代“一對多”的傳播特徵，在互聯網邏輯下，新媒體基本傳播形態是“一對一”、“點對點”的傳播。在這樣的傳播形態下，傳播質量的高低並不是競爭因素在起作用，而是連接協同在起作用，激活能力、整合能力、連接能力決定其能否成爲新媒體“贏家”。

五是在後真相時代要重視“立場態度優先於事實邏輯表達”的傳播範式、溝通範式和認同範式。後真相時代的出現是真相共識機制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公衆更大程度上要依賴和自身利益相關、情感同頻共振的參照系來決定從哪個維度認同真相。因此，他指出，實現輿論治理，與公衆情感同頻共振，已成爲當今進行社會溝通和輿論引導的出發點和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