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科學論文新版多篇

哲學科學論文 篇一

科技“雙刃劍”憂思錄

摘要：科學與技術在當今時代不僅發展迅猛，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關係也不斷加強，並在工業運用方面結成一個體系，全方位拓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空間，也爲其能轉化爲現實的生產力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途徑。科學—技術—生產已經發展成爲互動融合、循環往復與加速轉化的一體化系統。當技術規則的完善遠遠滯後於技術手段的發展時，科學技術的“非理性”因素就會急劇膨脹，人們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控制力也會隨之減弱。

關鍵詞：科技；“雙刃劍”；憂思錄；生態價值

一、科學技術的雙重屬性——“生產力”與“意識形態”

在21世紀的今天，“科技”可以說是世界範圍使用頻率非常高的一個詞語，國家及地區間的競爭更是以科學技術爲核心的競爭。經過啓蒙運動後二百多年的發展，科技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極舒適、極豐裕、極自動化與智能化的物質生活方式充分體現了人類理性活動的巨大發展。“科技理性”成爲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並逐漸滲透進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學”（ 包括“基礎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與“技術”的合稱，“科學”主要是認識論目的，用於探索和發現自然、社會、人自身等未知領域的現象、本質及規律。基礎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論探索，後者則注重定向的應用性探索，與現實生活聯繫更緊。而“技術”是應用科學具體化、物質化的表現，通過在生產活動中對科學的應用，以一種現實性的力量體現出來。應該說，應用科學與技術具有相同的目的和價值導向，即對規律的應用；所不同的是應用科學還處於應用性理論探索層面，而技術則處於應用性物質實踐層面，從應用科學到技術的轉化，就是從抽象到具體，從“紙上應用”到“手上應用”的轉化過程。對於科學技術的屬性問題，一直以來社會普遍強調和認可它的生產力屬性，“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就是對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隨着社會對科學技術需求的急劇增加，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生產力的空前發展上，而對於科學技術的存在本身卻很少進行深入的反思。實際上，一味強調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屬性，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調整統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礎的重要依據，當科學技術作爲一個相對獨立的變量按其進步的邏輯決定社會發展和運行軌跡，併爲人們帶來了更加殷實和舒適的物質生活時，人們反抗的意識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消弭。科學技術成爲一種更加隱蔽的統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們的思想意識當中，並發展出“科技理性”作爲絕對至上的理性原則來指導和規範人們的思想和行爲。

對科學技術持保守主義觀點的人認爲，對科學技術的盲目信任和依賴，必將把人類社會推向一個由機器來調控世界的未來，到那時，“技術系統再也不是按照行動着的主體的協調計劃來運行，由科學、技術、工業、軍事和管理結成的自主發展的動力體系，將超越人的構思，不受社會和人的制約和指揮，成了一個自然的過程”[1]。人的主觀意識將毫無意義，人們將不得不面對“用技術對抗技術”的無奈境地。保守主義的觀點似乎又過於悲觀，認爲科學技術的發展，毫無民主和自由可言，人類將受控於自己的創造物而無法解脫。這一觀點同自由主義觀點其實具有相同的前提預設，即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具有重大的導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個認爲導向“天堂”，另一個認爲導向“地獄”。圍繞科學技術的這兩種爭論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預設的理想主義怪圈，就“科學技術”談“科學技術”將無法預見“科學技術”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時在不經意間也成了“技術統治論”的幫兇，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化也會隨之加劇。

二、科學技術面臨的生態難題

環境經濟學有一個著名的論題叫“傑文斯悖論”，即“某種特定資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會隨着利用這種資源之技術的改進而加快，因爲技術改進會使以這種資源爲原料的產品價格大幅度降低，而價格降低會進一步刺激人們對這種產品的需求和使用”[2]。這個論題其實揭示了科學技術在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方面所面臨的生態難題，本想通過先進的科學技術提高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可結果卻大大加劇了自然資源的耗竭速度。那麼，科學技術在生態問題上到底扮演着何種角色？如果說它是“理性”的，那麼又該如何解釋它所帶來的“非理性”的後果？

隨20世紀中後期以來世界範圍內生態危機的日益加劇，愈來愈多的人對科學技術在解決生態問題上的作用不再盲目樂觀，而是抱着批判和反思的態度來看待“科學技術”。環境社會學家卡頓和鄧拉普認爲，生態問題的加劇歸因於人們普遍遵循的“人類例外範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簡稱HEP)，認爲人類不同於其他動物，科學與文化的累計可以使進步無限延續下去，並最終解決所有社會問題。這一假設直接導致一種錯誤的觀點，即環境的負荷能力可以無限制增長，愈取愈得，從而否定了匱乏的可能性。面對“傑文斯悖論”對“科學技術”的質疑，科技樂觀者辯解道，所謂資源有限論和生態危機加重論都是對資源與環境問題的靜態觀點，這只是現階段生產方式和技術體系條件下出現的暫時的生態失穩現象，而隨着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會開發出新的可利用資源，並推廣使用新的廉價的環保技術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這一論點存在幾方面的問題：一是否定“臨界自然資本的存在”，開發新的自然資源依然是對自然界的攫取，只是從匱乏資源向相對豐富資源的轉移，使用“可再生資源”也並不意味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當超出自然資源的自我更新和可再生的能力範圍，依然會導致自然資源的匱乏，科學技術該如何回答“維持生物圈所必需的臨界自然資本”問題；二是“所謂的科技發展觀”，把資源與生態問題看作科技發展中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就是不顧自然法則，不顧人類和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唯科技主義”的狹隘發展觀。這種觀點將直接導致“先污染後治理”的合法化，使環境問題非但不能有效緩解，反而在“科學發展”的指導下愈演愈烈。三是“局部大於整體”的論斷，科技的發展確實可以開發出經濟有效的環保技術，但從當前的世界形勢看，這些技術的使用只能在局部範圍內解決某個具體的能源或環境問題，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世界範圍生態問題日益嚴峻的現實，這其中有技術壁壘問題，有發達國家（或地區）向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污染轉移問題，還有“片面技術化”導致的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問題等等。

這些問題的存在，說明科學技術並不是萬能的良藥，使用不當將會造成無法預計的嚴重後果。烏爾裏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強調：“我們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風險威脅的潛在階段已經接近尾聲了，不可見的危險正在變得可見，對自然的危害和破壞——越來越清晰地衝擊着我們的眼睛、耳朵和鼻子”[3]。對於科學技術應用的風險性評估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緊要關頭。

三、科學技術與生態價值的關係

1、科學技術作爲生產力與生態價值的關係

傳統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主要表現爲探索自然和社會的生存和發展規律，並運用這些規律去改造自然和社會的過程。而隨着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開發和應用更多地偏向於利用自然，滿足人們最直接、最大化的物質需要，而對於是否符合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反而被忽略了，這就直接導致人類生產行爲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化。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興國”、“科技競爭”等口號的感召下，各個國家無不投入巨大的財力、物力發展科學技術，似乎只有科學技術才能引領文明進步的方向，只有科學技術才能帶給人類光明美好的未來。科學技術已不只是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了“生產力”本身，這就意味着發展科學技術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反之，就是逆生產力的前進方向而行。

在人們大談特談“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時候，卻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生產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作爲生產力的主體的“人”。生產力是人們認識和改造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能力，這個能力體現在人的目的理性活動的客體化程度、使用技術手段的水平，勞動強度與獲得收益的比值，以及潛在的規則約束。科學技術的進步對於人的目的理性活動的拓展的確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只是工具，無法代替人類自主的理性思維，當它脫離人的控制，而成爲一種獨立自主的“能力”的時候，就是人類必須面對的“機器倫理”與“人類倫理”交鋒的時候。

對科學技術規則的強調，就是要把科學技術的發展納入全人類共同的利益和價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學技術發展與人類其它同等重要的價值原則之間的關係。生態價值，作爲人類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價值原則，是一種基於關注所有生命形態和諧共生的價值形式，它把人類視爲生態系統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與其它生命系統相互聯繫相互影響，共同構建生物共同體的和諧、健康、穩定、完整與統一。生態價值對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當科技發展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爲基礎，就會朝着有利於全人類以及整個生態系統的福祉方向發展，而將可能造成的不利後果降至最低。科學技術的應用離不開物質生產領域，人類物質生產的需要也是科學技術開發和應用的直接動力，所以對科學技術進行生態價值考量的同時，也需要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方式進行相應的價值考量，即這種生產過程和生產方式是否既符合人與社會的需要原則，同時又符合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原則。當前，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已經開始了生產方式的“生態化”轉向，以適應後工業化時代的發展需要。生態化生產方式應該說是科學技術與生態價值的有機結合，是對工業化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進行的徹底的生態化改造，比起開發和使用具體的環保技術來解決生態問題更加有效，是從生產源頭截斷可能造成的環境危害。因此，對技術開發和應用的可行性評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證“它是一種高效率獲取所需物質資料的技術，而且是一種無公害技術；是一種能對生產過程及其環境影響進行全程監控的技術，即對生產與自然關係進行有效控制的複合技術，……它不僅體現爲對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還體現在對自然的建設能力”[4]。也就是說，對於技術的評估，不能片面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態價值、社會價值等綜合價值。只有建立這樣的技術評估體系纔能有效保障生態化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

2、科學技術作爲意識形態與生態價值的關係

前面我們談到，科學技術除了生產力的屬性之外，還具有意識形態屬性，雖然在現代工業社會，這一意識形態表現得更爲隱蔽和難以察覺，但它確確實實存在着，並在潛移默化中將意識形態的合法性灌輸到民衆的思想意識當中。科學技術作爲統治階級賦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識形態，不僅要人們相信它能解決任何問題，還要他們感覺到：不存在某種外在力量的壓迫或意識形態的灌輸，是他們通過自己的價值判斷所作出的理性選擇。他們相信科學技術的無限力量，更相信科學技術的締造者和應用者——科技專家的無限力量，他們的話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們能帶領人們走出危機，走向光明。所以，當出現某一社會問題時，總會聽到“專家論證”、“專家預測”之類的話，他們的話總是具有神聖的權威性和不可辯駁性，以至於他們認定的結果，往往就是民衆認定的科學的結果，至於論證的過程—因爲是科學—太專業化和技術化，民衆難以企及也就不會太在意了。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科學技術的論證結果有時會與民衆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於他們不得不思索一個問題：究竟該相信科學技術，還是相信他們自己的眼睛？在衝突的過程中，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性質也從合法化外衣下逐漸顯現出來。

以生態案例爲例，來分析一下科學技術作爲意識形態與生態價值的關係。前段時間有關環境事件的報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學技術對污染的評估與民衆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間的差異。一則事件是說，民衆普遍反映當地飲用水受到嚴重工業污染，因爲當地的癌症發病率在近幾年明顯升高，但專家的檢驗報告卻說，水質合格，達飲用水安全標準；另一則報道稱，幾個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魚爛蝦背到鄉鎮府門口作爲水污染的證據，但卻被告知無法證明那些死魚爛蝦就是來自那條重污染的河流；還有一起事件，村民狀告一家化工企業排放有毒廢水，造成許多村民魚塘裏的魚大量死亡，但專家卻說不能認定排放廢水與魚死亡之間存在必然的因果聯繫，甚至通過技術認定，得出該化工廠達到國家污水排放標準的結論，令人瞠目結舌。另外一則案例可以說把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化表現得淋漓盡致，就是前些時候由幾名自稱具有科學良知的科學家所披露的全球氣候變暖的內幕，他們聲稱：全球氣候變暖並不是政府所大力宣傳的二氧化碳氣體的超標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氣體排放與全球性氣候變暖之間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聯繫，太陽黑子的活動纔是氣候變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價錢扶持科學家羣體來論證二氧化碳對氣候變暖起決定性作用，就是純粹的意識形態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態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環境問題來撈取政治資本。科學作爲政治的附庸上演的這出鬧劇讓世界譁然。於是有學者站在民衆立場上提出質疑：如果科學技術走到了常識的對立面，如果看似精確、量化的數據卻不能客觀公正地反映認識對象，那麼科學技術是否還能稱之爲“真科學” [5]。

當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化無限膨脹時，生態價值將如何體現？原本客觀真實的價值標準因爲政治的橫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國家意識色彩。以平等、和諧、共生、統一爲基礎的生態價值觀也因此遭到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化的嚴重踐踏。生態價值不再是人們平等共享的價值權利，而淪爲被少數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化不但成就了“無聲的統治的藝術”，同時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數”。絕大多數民衆實際上被阻擋在科學技術大門之外，或者說被阻擋在所謂的專家系統之外，科技符號僅僅是少數人掌握的密碼，而普通大衆只有在門外等待技術專家爲他們做出“意識形態化”的“解碼”，而無權搭建起與科學技術直接對話的通路。科學技術變成了一種權力，科學技術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傳遞的非對稱性也造成了普通大衆制度性的弱勢地位。在環境問題上，科學技術如果不淡出意識形態色彩，不但會誤導普通大衆的生態價值觀念，而且還會使環境問題愈演愈烈。筆者在對環境事件的調研中深有感悟：僅僅依靠技術指標或者官方公佈的調查結果來判定環境污染狀況，不僅對環境治理無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結論

對於如何協調好科學技術與生態價值的關係，需要多學科的共同努力。就生產力方面來說，需要轉變工業化生產方式，代之以生態化生產方式來協調科學技術與生態價值的關係；就意識形態方面來說，因爲生態環境問題關乎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爲社會絕大多數的普通民衆排除在科學技術之外，他們擁有對科學技術的開發、進展、使用等情況的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與否決權；科學技術知識有必要走出專家世界的狹小範圍，而走進普通大衆的生活世界，並與民衆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識進行平等對接和對話，要讓他們感到科學技術是常識的深化和精確化，而不是常識的對立面，或者僅僅是一種“技術語言”；此外，科學技術的研究機構應該成爲獨立運作的部門，工作其中的科學家共同體應該具備公正、正義的“科學精神”和生態倫理道德，以全人類和整個生態系統的利益爲重，這樣既能有效規範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技術的發展以生態價值的基礎性原則），也能有效約束科學家自身的行爲，同時還能引導全社會積極構建健康和諧的生態生存理念和生態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學技術發展中引入生態價值考量，對於科學技術本身、人與環境、人與社會的發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參考文獻：

[1] 楊海音。哈貝馬斯科學技術觀述評[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7,(10):57.

[2] 楊通進編。走向生態文明[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3.

[3] 烏爾裏希·貝克。風險社會。北京:譯林出版社，2004:64.

[4] 趙成，方鴻志。論科學技術與生態化生產方式的形成[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7,(10):11.

[5] 陳阿江。從外源污染到內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環境惡化的社會文化邏輯[J]。學海，2007,(1)。

哲學科學論文 篇二

波普爾與庫恩思想比較研究

摘要：波普爾作爲科學哲學家，其思想自然有很重大的價值。但是我們還可以以其思想作爲一種參照系，來幫助我們看待其他人的思想，以獲得一種也許對雙方都有益地理解的促進。

波普爾應該說在科學哲學中體現了突破性，但是我們還要看到波普爾思想中的保守性。在科學發展模式中，波普爾的“不斷革命論”在某種程度上，應該說是對科學知識累積觀的突破。但其研究的出發點和着眼點卻與邏輯實證主義者並無二致：從邏輯和經驗兩條途徑來對科學進行哲學思考。並且對於科學知識累積觀也沒有完全放棄。

對於科學語言的研究，波普爾並沒有多加考慮，他認爲“我所認爲的維也納學派和邏輯實證主義瓦解的最終原因不應歸咎於它學說上種種嚴重錯誤……而應歸咎於對重大問題的興趣的衰退；歸咎於埋頭於細節……尤其是詞的意義；簡言之，歸咎於它的煩瑣哲學。”

波普爾對於背景知識的重要性以及理論負載觀念是有一定了解的。但他仍然不認爲人的主觀傾向和知識的社會建構對於科學知識的形成，科學理論的發展有多大的作用。他似乎認爲與經驗聯繫的語言還是中性的語言。

可以說波普爾在對科學哲學的研究途徑上，對語言的認識上還是堅持比較保守的觀點。本文立足於這幾方面，將波普爾與庫恩的思想做了初步的比較，在表達庫恩哲學與波普爾哲學的不同的基礎上，力圖展現出庫恩哲學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新方向：如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重視，對於科學累積觀的放棄，對於科學共同體的封閉性的說明，最重要的是對不可通約性的研究體現出其新的哲學觀。

科學哲學以邏輯經驗主義爲這一哲學門類的第一個成熟派別，發展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漸趨勢微。波普爾哲學出現。波普爾哲學從時間上介於邏輯經驗主義與庫恩之間，思想上繼承了邏輯傳統和經驗傳統，可以說是邏輯經驗主義的新形式。並且由於思想上的相悖，而時間上的相合，庫恩與波普爾之間不乏直接的交鋒，特別是在1965年倫敦科學哲學會議上。因此，庫恩和波普爾因其思想的各自代表性，成爲傳統科學哲學與歷史主義學派進行比較的對象。

波普爾(er, 1902-1993)英國哲學家。代表作有《研究的邏輯》、《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猜想與反駁》、《客觀知識》等。波普爾的思想傳播較廣，爲人熟知，在此只略述概要。

波普爾反對邏輯經驗主義的證實原則，提出證僞原則，並將理論的可證僞性作爲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標準。在科學發現方面，提出由猜想創造出理論，由經驗加以證僞的科學發生和發展模式，圖式爲“P1（問題）―TT（試探性理論）―EE（消除錯誤）―P2（新問題）”，其方法稱“試錯法”。波普爾承認客觀真理的存在，科學理論的逼真度會越來越高，理論的經驗內容會越來越豐富，科學是理性、進步的事業。同時他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認爲世界可分爲：世界1―物理世界，世界2―精神或心靈世界，世界3―客觀知識的世界，將科學知識的發展作爲一個主觀知識客觀化的過程，客觀知識自我發展的過程。波普爾在社會政治哲學和藝術等方面的思想也有較大影響，本文僅立足於其科學哲學思想進行探討。

一、科學發展觀的比較

波普爾的科學發展模式是其哲學特徵的顯著表現。如果僅就其發展圖式來說，庫恩模式和波普爾模式還是很相似的，即都呈現批判及重視變化的形式。波普爾認爲一個理論經由證僞而爲另一個理論所代替，而庫恩認爲一個範式發生危機經由科學革命而由另一範式所取代。如果批評波普爾是“不斷革命論”，那麼從宏觀上看，庫恩也是“不斷革命論”，只是時間上或促或緩，顯然這並非二者區別的根源所在。必須深入到兩個模式的深層，才能做出真正的比較。

先看波普爾，聲稱“應當把科學設想爲從問題到問題的不斷進步—從問題到愈來愈深刻的問題。”[1]波普爾這不是贊同一個理論代替另一個理論的進步方式，因而理論纔是科學發展的里程碑嗎？其實，理論在波普爾這裏只是一個經驗工具，其意義只在於是否能解決問題，“一種科學理論，一種解釋性理論，只不過是解決一個科學問題的一種嘗試，也就是解決一個與發現一種解釋有關或有聯繫的問題。”[2]因此可以看出波普爾將科學事業的發展看成一個經驗內容不斷累積（通過證僞的累積）的過程。其方向是一個確定的矢量。對理論的這種理解，使得理論和理論之間成爲可以溝通無阻的狀態。因爲理論針對的是經驗問題，經驗是對獨立存在的實在的反映，不同理論針對同一經驗問題，即是面對共同的實在而進行的探索。所以理論與理論是可以用一個共有標準來衡量的，即可證僞性；也是可以用同一標準來衡量不同理論與真理的接近程度的，即逼真度，用經驗內容的含量來指出理論和真理距離的遠近。

理論和理論間的這種狀態，使得它們所運用的語言也成爲共通的，正如波普爾所說：“一個公理系統（例如幾何學）的原始概念通常是可能和另一個系統（例如物理學）的概念相聯繫的，或者爲後者所解釋。在某一門科學的進化過程中，當一個陳述系統正在用一個新的（更加一般的）假說系統來解釋的時候，上述可能性特別重要。從這個新的假說系統中，不但可以演繹出屬於第一個系統的陳述，而且可以演繹出屬於其他系統的陳述。在這樣的情況下，用原來在某個舊的系統中使用的概念來定義新系統的基本概念是可能的。”[3]這可以說是波普爾對科學理論的語言觀再清楚不過的表述。概念的演變不僅合理，而且不同理論之間也環環相扣，實際上仍然堅持一種中性語言觀。這樣，科學和主要特徵自然集中到對經驗問題的解決方面，並沒有什麼令人捉摸不定的因素。理性而篤信經驗的波普爾自信滿滿。

庫恩的科學發展模式中卻缺少了波普爾那種明晰的表達和確定的矢量軌跡。他認爲科學的發展是從一個範式到另一個範式，而且也很難說是向真理步步逼近的。範式是針對經驗問題的，由範式結成的科學共同體的常規活動也是解決疑難，但不僅僅是一個經驗工具。其中對疑難及其解決的認定、實驗方法、理論選擇、乃至基本概念等等都是自成體系的。範式和範式之間不可通約。即使大部分概念相同，但某些基本概念的不同就可造成範式間的不可通約。“在一個理論到另一個理論的轉換過程中，詞的意義和應用條件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雖然大部分革命前的符號在革命後仍然沿用一致，如力，質量，元素，化合物，細胞，但它們中的一些詞附着於自然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有了變化。因此，我們說，相繼理論是不可通約的。”[4]由於語言而導致不可通約性；由於不可通約性，使得範式不能直接地溝通比較，因此很難象波普爾那樣指出一個共同的標準來選擇理論。

庫恩一方面承認理性標準—精確性、一致性、範圍、簡單性和有效性；同時又認爲“這些理由所構成的是用來進行選擇的價值，而不是選擇的規則。而共用這些理由的科學家可以在同樣的具體情況下做出不同的選擇。”[5]也即“科學家在相互競爭的理論之間所作選擇不僅依賴共有準則……還依靠由個人經歷和個性所決定的特應性因素。”[6]這樣，庫恩就不只考慮經驗內容的增減和與客觀實在的符合程度。與波普爾方向相異的結果是必須轉而考慮理論的構成、範式的轉換、個人選擇在科學事業中的地位等等問題。且科學也可以說是進步的，更好的，但不能說是不斷向真理進步的。

讓我們具體分析一下語言和不可通約性的關係。庫恩對理論的語言結構採取的是整體論的觀點：其一，概念與概念之間是密切聯繫的。如在學習類概念時(kind-term)時，認爲“大部分類概念必須作爲一組相互比較的概念中的一個來學習。”[7]假使學習“固體”概念，那麼同時就要掌握“液體”和“氣體”。而另外的概念，則要在一組相近的概念中學習，例如“力”就要與“質量”、“重量”聯繫在一起。這些概念是因自然定律而結合起來的。其二，單個概念和整個理論是相互聯繫的，概念除了是詞語外，還有自然界的意義，如果這種意義與範式針對自然界的知識體系相悖，便不能爲範式所容。概念與範式整體的關係是如此緊密，因此，當某些基本詞彙轉變時，實際上反映的是範式整體的轉變。不能忽視語言的些許變動，而認爲大部分詞彙相同或相似，並不妨礙理論間的交流。

庫恩的這種語言整體觀得益於奎因的語言觀。“奎因指出了他準備加以批評的兩個教條。第一個教條堅持‘在分析的、或以意義爲根據而不依賴於事實的真理和綜合的、或以事實爲根據的真理之間的根本區別。另一個教條是還原論：相信每一個有意義的陳述都等值於某種以指稱直接經驗的詞項爲基礎的邏輯構造。’……即在對真理的問題以及在修改一個人的信念時需要考慮什麼的問題的考察中，不要把一個人的注意力孤立地侷限在個別陳述中，而是要注意思想的整個系統。只有考慮了這種陳述的總體網絡—規律，邏輯原理和觀察報告等的相互聯繫的網—我們才能確定我們接受、拋棄或修改任何單個信念的理由。”[8]這段引文較長，但較完整地闡述了奎因的觀點。事實上，語言的整體觀從卡爾納普、亨普爾等邏輯經驗者那裏就有了較大的發展，到奎因，再到庫恩，應該說，還是有其內在的發展脈絡的。

波普爾語言哲學對此並不感興趣，“我所認爲的維也納學派和邏輯實證主義瓦解的最終原因不應歸咎於它學說上種種嚴重錯誤……而應歸咎於對重大問題的興趣的衰退；歸咎於埋頭於細節……尤其是詞的意義；簡言之，歸咎於它的煩瑣哲學。”[9]對於由語言整體觀而引致的不可通約，波普爾同樣不以爲然：“這正是一個教條，一個危險的教條—不同的框架就象是不能相互轉譯的語言。事實是，甚至完全不同的語言（象英語和霍皮語或中國話）也不是不可轉譯的，許多霍皮人或中國人相當好地掌握了英語。”[10]也就是說，語言作爲對實在的描述，都是針對同一個東西，只不過叫法不同罷了。相互交流，建立一種科學詞典式的關係並不是一種難事。

庫恩則在此也用了類似的比喻來回擊波普爾，即學習語言和翻譯是兩回事。“學習第二語言的困難不同於翻譯的困難，而且遠比翻譯的問題要少。……總之，翻譯總是包含着妥協，致使交流會有些改變，譯者必須決定什麼改動是可以接受。”[11]學習使用第二語言，是認同到第二語言的語境之中去。這裏的語境，並非單純的上下文關係，而是語言中蘊含的文化背景。此時是暫且放棄了第一語言及其語境的。若是在兩種語言間進行翻譯，將有如同奎因所指出的翻譯的不確定性因素在起作用，“不能保證一個系統所選擇的符號在另一種語言中有一個唯一相稱或對應的符號。”[12]庫恩解釋道：“對於文學和科學來說，在翻譯中的困難是同一個緣故，不同語言翻譯的經常性失敗在於語言中詞語間保持的結構性關係，或者在科學中的類概念的結構性關係。”[13]在語言構成上似乎已經找到了不可通約性的根源。

實際上，不可通約性應從更深層次上進行理解，同時，對於語言的認識也應更進一層。庫恩對比分析哲學的做法進行了說明。分析哲學認爲兩個人對不同概念用了同一個名稱，如水，那麼就可以區分爲“水1”、“水2”。儘管水1和水2在意義上不同，但大部分還是重合的。所以這兩個詞只是在語言用辭上有所不同，而並非不是指向同一物。

庫恩則認爲“一些居於兩個共同體所在範式內的類概念是不可調和地不同的，這種不同不再是描述上的，而是所描述的對象不同。”[14]也即兩個共同體眼中的世界已經變了。“我們想要說的是，在一次革命以後，科學家們是對一個不同的世界在做出迴應。”[15]換言之，“學習翻譯一種語言或一門理論就是學習描述世界，語言或理論在其中起作用的世界。”[16]不可通約性乃是理論背後的世界觀轉變造成的，而並非簡單的詞語不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庫恩同意範式間可以有部分交流或不完全交流(partial or imcomplete communication)，也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這蘊含着對語言的觀念和真理觀念的一個轉折。波普爾首先承認“我始終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實在論者”，肯定了客觀實在的存在；其次，又承認客觀真理即符合事實。這樣就將理論與自然界（實在）聯繫起來，理論的語言即是對自然界知識的客觀反映。知識與自然界（實在）的聯繫是直接的，語言只是一個載體、工具而已，自身並沒有在認識過程中成爲一個問題。庫恩對自然實在也是認同的，也同意理論是對自然界的知識，“自然界的語言和科學的語言都是設計來描述實在的世界的，而不是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世界。”[17]但是否科學理論可以達到波普爾意義上的客觀真理就難說了。“然而，另有一個或一類步調是很多科學哲學家想採取，而我卻拒絕的。即是，他們將理論比作自然的表現，比作關於‘什麼是真正的外在’的陳述。”[18]庫恩在反對波普爾的逼真性標準指出：“爲了在比較兩個理論中使用這種概念，就必須假定，同意對於事實上是否雪是白的達成技術性的一致。……它還得假定，所牽涉的客觀觀察者都是以同樣的方式來理解‘雪是白的’……我要說明，沒有這樣的中性語言。如果我是對的，那麼‘真理’有如‘證據’一樣，就會只是用作內部應用的一個術語。”[19]語言成爲在自然界和人的認識之間的東西（橋樑或障礙），語言所表述的知識也成爲範式內部的東西。換句話說，科學共同體在某種程度上也可稱爲語言共同體。

這裏所隱藏的是主體與客體關係的轉變與帶來的知識性質的轉變。在傳統哲學中，主客分立，主體客觀地反映客體。但在庫恩這兒，客體也是主體的客體，這並不是走向主觀主義，而是對科學圖景的重新定位。自然科學一直以來作爲客觀、理性的最高形式，但被忘記了自然科學也不過是人對外部世界的一種反映或者說是人的存在狀態之一種。自然科學的基礎—自然，也是爲人認識而引入人的意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無論我們把實在叫做什麼，它只是通過我們所參加的活動結構而被揭示給我們的。”（普里高津）應從哲學上給予自然科學以人的主體角度出發的真正位置。事實上，自然科學也應是一種主客合一的認識，並在語言中體現出來。但請注意兩點：其一，這是在庫恩思想中未明確表達的；其二，庫恩的這個觀點只能說在認識論層次的，而沒有自覺地在科學的存在論層次上進行反思。與之相連，知識也是人的知識，儘管自然界（實在）可能是外在同一的，但不同的科學共同體卻可以從自己的立場得到關於自然界（實在）的知識，即使針對同一對象也可能產生不同的結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庫恩反對中性語言觀，認爲不同的理論語言給予了不同的世界。而科學革命與語言建立起這樣的關係也就不足爲怪了：“科學革命的中心特點是它轉換了關於自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內在於語言本身，也先行於任何可以說成是科學的或日常的描述或概括的東西。”[20]在庫恩的論述中，未能清楚地明確主客體關係和知識的性質，只是在其論點中蘊含着。但如果不如斯理解，只將語言的轉向止於不可通約性的語言構造方面，是不足說明庫恩全部觀點的。

二、兩組概念的比較

下面具體說明不同語言觀下，波普爾與庫恩的哲學觀點的異與同。

1、理論框架與常規科學

波普爾承認科學認識中理論框架的存在，“我確實承認，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是被關進自己理論框架的囚徒。但我們又是匹克威克式的囚徒；只要我們願意幹，就可在任何時候打碎自己的框架。誠然，我們又會爲自己找到一個框架，但這一個會更好，更寬敞些，並且我們能在任何時候打碎它。”[21]儘管波普爾一直強調理論的不斷證僞，但也不否認理論有其穩定性。“在我們的背景知識沒有發生革命變革的限度內，我們對t1和t2兩種理論的評價將保持穩定。”[22]另外，根據世界3理論，客觀知識具有自主性。“自主性觀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論的核心：儘管第三世界是人類的產物，人類的創造物，但是它也象其它動物的產物一樣，反過來又創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領域。”[23]這樣，科學不可能從主觀願望出發一天幾次革命，而爲世界3本身的規律所制約。這種穩定性反映在波普爾對證實的接受上，“我的第三個要求可以分成兩部分：一是我們要求一種好的理論應在它的某些新預言中獲得成功；二是我們要求它不要太快地被駁倒，……”[24]“在我看來很清楚，只有通過我們理論的暫時成功，才能相當成功地把我們的反駁歸因於理論迷宮的一定部分。”[25]理論框架是證僞和證實的統一體。

常規科學是庫恩提出的一個概念，指嚴格根據一種或多種已有科學成就所進行的科學研究。這種爲科學共同體所認同的成就是範式。“一個範式和一種更祕藏的研究方式的取得，是任何一個科學領域的發展已經成熟的標誌。”[26]科學家在常規科學時期進行的往往就是驗證預期，使理論更精密等非創造性的工作。波普爾認可常規科學的存在，並認爲是庫恩給自己澄清了一個重要問題。但他對常規科學和常規科學家進行大力批判，更加反對將常規科學作爲科學成熟的特徵。“對此我只能說在這中間，在它成爲常規的那種可能性中我看到了一種相當大的危險……一種對科學，而實際上是對我們文化構成的危險。”[27]此處的“危險”指一種對科學的無批判態度。

如果將庫恩與波普爾的分歧只置於兩人所達到的層次的話，是不夠的，即“發現的邏輯還是研究的心理學”。不僅是波普爾承認科學的合理發展是批判進步的，庫恩則認爲科學受心理學、社會學等的影響而自洽於共同體中。還應看到是二者對知識本質的理解不同造成的這一差別。

波普爾的知識觀將知識看作純經驗的東西，更好的知識就是經驗內容更豐富，又更容易被證僞的知識。因此經驗知識的不斷增長，便不斷突破原有的理論框架，而經驗內容是科學理論中最重要的東西，科學的革命就在於經驗知識的更新，無怪乎波普爾被稱爲“不斷革命論”。

庫恩的知識觀則與其語言的轉向緊密相連，知識是依託範式的知識，並非單純的客觀經驗內容，它包含了許多範式的限定，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爲共同體的

世界觀所決定。科學通過實踐的經驗知識的增長，不過是在範式所規定的實驗條件下，對理論預期的驗證。也就是說，科學在常規科學時期，在範式的領域內，得到範式所預期的知識，同時，常規科學又與科學革命相對，只有達到範式的轉換才能稱爲革命。這樣，理論框架和常規科學雖在形式上都有穩定性的特點，但又全然不同。

具體地說，不同在於理論框架直接與經驗相連，知識內容在不同的理論框架中並沒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影響理論框架的破與立。如果發生破與立，則表明了知識的增長。常規科學與範式相連，範式的轉換造成的是知識的根本不同，經驗也納於範式之中。理論框架和常規科學的不同，在於其變化性質的不同知識觀的不同，所折射的是波普爾與庫恩語言觀的不同。

2、背景知識和範式

波普爾早已認可觀察滲透理論，“我們的日常語言是充滿着理論的，觀察總是藉助於理論的觀察。”[28]也就是說，在科學認識中充斥着背景知識。“討論問題時我們總是承認……各種不成問題的東西，它暫時地並且針對討論這個特點問題而構成我稱之爲背景知識的東西。”[29]背景知識出於實用的目的而保持不受懷疑，成爲科學可以在此基礎上進步的臺階。這與上文對理論框架穩定性的看法是相符的。但背景知識也並非永遠免受批判，因爲畢竟科學的劃界標準是可檢驗性。這裏的背景知識無疑指的是經驗知識。觀察滲透理論，也就是在已有的確鑿而中性的經驗知識的基礎上進行觀察，並不因人而異，而是因經驗知識本身的發展而不同。

庫恩也同意“觀察滲透理論”，只是此處的理論指的是範式。範式所含和知識並不是波普爾意義上的客觀知識，而是在規定的，或者說共同體認可的，概念、理論、儀器和方法論之內所得到的知識。範式包含了一個共同體的世界觀，不同的共同體有不同的世界觀。正是在此意義上，庫恩的觀察滲透理論纔會出現“在革命以前在科學界中的鴨子，在革命之後成了兔子”的結論。而在波普爾的觀察中，是鴨子總是鴨子，也許有的差別就是長大了或是更肥了。

波普爾和庫恩也都認爲語言受了理論的污染，才達到觀察滲透理論的結果。但出於上面的討論，請不要忽略語言的不同意義。波普爾所說的語言是指對自然界客觀知識的載體；庫恩指的語言則是某一共同體對自然界知識的載體，這裏的客觀性只能指共同體的一致同意，即非私人性。

庫恩認爲語言既然是非私人性的，又是非普遍性的，那麼是否可以說具有團體性的特點？這是語言的不可通約性必然導致的結論。並且庫恩進一步提出他的科學觀：“（科學不是那種能把參與者組成共同體的唯一的活動，但它卻唯一地使每一個共同體僅以自身作爲聽衆和裁判。）……就絕大多數學科而言，一個封閉的專家共同體形成是其走向成熟的一部分。”[30]這也可看作語言的轉向所帶來的影響。

庫恩的這種科學觀在傳統科學哲學中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說科學是自我封閉的，單說科學內部是由封閉的科學共同體組成的，便已令波普爾爲代表的傳統科學哲學家難以認同。在傳統科學哲學中，以經驗爲基礎，將科學事業不論從其共時性還是歷時性都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在深入瞭解語言所負載的含義後，對庫恩的這種離經叛道的論斷便不以爲異了。

科學理論是一個歷史事件，凝聚着世界觀、技術水平、研究目的、方法等一系列爲當時文化所決定的因素。從歷時性看，是一個非連續的過程。從共時性看，不同的科學共同體由於採取不同的世界觀、研究方法、評價標準等，相互之間難以交流，在科學內部造成了封閉狀態。科學本身作爲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種，與人們其它生存方式存在着世界觀的差異，如巫術，甚至日常生活等，也使科學處於相對封閉狀態。加之科學將自己作爲理性的化身，當代世界的最高評判，而置於其它生活方式之上，也更加深了隔閡（這裏相當大地涉及到在文化間及文化內部進行評價的問題）。語言作爲文化的體現，科學語言體現了科學的上述特點。而庫恩的語言觀在體現了語言歷史性的同時，集中反映了科學語言封閉的一面。此前的科學哲學家（如波普爾）的語言觀將語言和經驗做中性的連接，而未能通過語言探索到科學歷史性的一面。

三、小結

庫恩哲學語言觀的轉向是指在科學哲學中確立了語言的根本性地位，成爲人與世界的中介，人所理解的世界都是在語言中把握的世界。這個轉向具有的意義：一方面對語言的結構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令理論的表達更易爲人把握；另一方面，將知識作爲共同體的知識，否定了中性知識，使人在科學探索中能夠吸了所得知識的過程和限度。總之，對科學認識有直接的指導。更重要的是對傳統“意義”、“真理”、“客觀”等概念的否定，蘊含着對科學存在論的思考，引向了對科學本身性質的反思的可能性。由語言而指向科學的歷史性，這既是發掘了科學的有限性，又是其開放性的前提（科學實踐的多種可能性），將人的科學活動和整個文化活動聯繫起來，體現的是理性歷史化。

科學理所當然的基礎是人對自然的認識，具有有限性。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相信有一個離開知覺主體而獨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學的基礎。”[31]科學相對於外在世界是有限的，更由於它的外展性指向而缺乏對自身的反思能力。科學哲學就是對科學的一種反思。科學是人的科學，作爲人對自然界圖景的一種反映，絕對意義上的“真理”、“客觀”等觀念都是可疑的，人建立在科學上的對真理的步步逼近的進步過程也是可疑的。科學賦予人的對認識的自信也應是有限的。應該看到自然界始終對人來說都具有神祕性。

庫恩哲學的轉向分析其原因，不外兩種：其一，內因可歸納爲a、對科學史研究的注重，b、語言整體觀的發展，c、對科學認識研究的進展，如格式塔心理學、觀察滲透理論的提出等。其內部原因較爲易見。

其二，外因則要聯繫西方哲學的潮流來分析。自二十世紀以來，英美分析學派明確宣稱發生了語言的轉向，以德法爲代表的歐洲大陸哲學或者在研究中多方倚重對語言的考察、辯析，或者把本體論問題和語言問題融爲一體。語言問題成了當代西方哲學的共同點。在這種潮流下，對科學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儘管在具體表述上出現了種種分歧，但其文化精神，即對語言與存在、語言與認識的關注卻是一致的。

下一頁分享更優秀的<<<哲學科學論文

哲學與科學的論文 篇三

再議科學與哲學

摘要：科學與哲學之爭歷來已久，對於二者之關係，牟宗三先生分別從中西方哲學家思想中去找尋。通過辨析，他將哲學與科學做了較爲明確的區分，指出了自近現代以來，人們對哲學概念的錯誤理解。同時，也進一步闡釋了哲學對科學所產生的引導意義，開啓了當代哲學發展的新方向。

關鍵詞： 心思哲學科學

一、“哲學底科學之誤”

1、科學的興盛與哲學的萎靡

用“底”這個助詞來表示所屬，已是一些哲學家的所愛。“哲學底科學”，即哲學是依附於科學而誕生、發展的。這種觀點對於我們學習哲學的人來說，真乃大謬。他們真不知哲學。那麼，何爲哲學？哲學與科學又有何關係？此間，又回到何爲哲學該問題上來。牟宗三認爲：“科學是爲人之學，哲學是爲己之學。己以外即爲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科學在忘己而取物。”此處，他雖沒有很具體、明確的給哲學下定義。然而，卻以比較的方式，將哲學與科學做了細緻、明白的劃分。這種區分就表現在“內外的劃分與物我的合離”。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科學多是與思（意識）有關，哲學則和“心”同在。依科學而言，對象是思維運行的前提條件，對象不現，思維便無法運行，目的就不可能達到，科學的意義也蕩然無存。但是，從實際生活中來看，思，無不是無時無刻都在運動的。畢竟，在現實生活中，與人們交往最密切的仍是無限量的物(外)或 對象。因次，在急需物慾的社會之中，一些人“預言”哲學將會消失。然而，就事實來看，哲學並不因科學的繁華、壓制而退出歷史舞臺。

2、現當代的“玄學”

此處所言之“玄學”並非魏晉時期的玄學，而特指科學之後之對象之學。言科學之後，是指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推論出在目前已發現的最新之物（對象）之背後必然還“有”（隱藏）着一個“對象”。只是該“對象”在目前之科學的能力下尚不可解除。因此，將其懸起而稱之爲“玄”。也即是該“對象”還看不見，摸不着。―――“存而不實有，內而不外現。”比如：在物理學中，已能通過數學方法推出“超旋”的表達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學的情況來看，其尚無能力憑藉實驗、作用以將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暫時被賦予“至小”的概念。但若僅僅從理論上來推斷，那麼，則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對象”而將其構成，使其成爲可能。由此，這些只可通過理論推出但仍無法科學驗證的“存在”――“科學之後之對象”便成爲所謂的“玄學”或“哲學”領域的分子。依此言說，那麼，此處所謂之“哲學”實質與科學無異。這就好比是“已開花但尚未結果之大樹一般”；“開花之樹”爲科學，“未結果”則爲“哲學”。因此，牟宗三說：“但以爲整個哲學即在依附，則不是好事。因爲依附科學，從科學的根據上抽繹出道理，這無異於錦上添花，仍是錦耳，於錦之本質並無所增益。同樣，於科學根據上抽繹道理，亦仍是科學耳，於科學本身並無所增益。”

二、上下合一，一體平鋪

此處言“上 下”是指形而上與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那麼，將科學劃歸爲形而下，而把哲學歸於形而上則未有不可。目前，人們對“道、器”的解釋不少，取任何一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結合本文，“形”可作爲“兩境”之界線。“兩境”――即形上之世界與形下之世界，“形”暫定爲具體事物。其，上可歸宗於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據，保障（向內）；下可探究爲對其他存在所發揮之功用（向外）。馮友蘭講：“一物之存在是以整個宇宙作爲其存在之依據、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於整個宇宙。”正所謂：萬物一體，彼此聯繫，互爲因果。猶如亞馬遜“蝴蝶效應”――亞馬遜蝴蝶扇動翅膀，美國西海岸將產生颶風。若依此說法，那麼將會陷入一個不可調和之境。先設一命題：你以非你作爲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爲我存在的依據。那麼，按照數學原理將“你”與“我”做一個交集，得出的結果即是獨立的“你”與“我”。因爲，除你與我之外，其他均爲一致。亦即是從“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後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於從“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餘的那部分。這是從形式邏輯上來推的。畢竟“我”與“你”都是所屬於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體即用，體用不二，不可分而別論之。然，爲了便於說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開。由此，所分離出來的“我’與“你”纔是真正意義上的“性體”，而非生物之我（意識）之你。因爲，他們(思)都是科學的產物，不是真我。故而，對真我的感悟則如牟先生所言，須：“主客不離，一體平鋪，物我雙忘，然而，我們不講認識則以，即講認識，則不能不擡高主體，即不能不特顯主體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顯主體的特殊性能，亦不能達到最後境界的一體平鋪，到處皆是。”

科學的任務是認識對象的構造以及其變化發展之規律。使人們明白，什麼是什麼。這主要強調的是自然科學的作用。而對於社會科學而言，則往往表現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之中。如：被就業、被買房等等。然而，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即是：客體的彰顯，主體的隱退。主體即是作爲認識的我，客體就是被認識的“他”。目前，對客體的追溯與主體本身的遺忘，已成爲當今人類的現狀，它佔據了人們的整個思維空間。同時，也相對的屏蔽了人們本來所固有的“性體”“本心”。使得本來就難得被人們所顯之“主體”被埋藏的更深、更隱祕。因此，對主體的彰顯便成爲了當今學科的任務，思想的革命。彰顯主體不僅可以填補空虛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調節、平衡已失衡的客體世界與主體境界的結合，使其回到和諧的狀態之中。以至人類與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發展。然而，受科學學科本身性質的影響，其在對主體的彰顯方面似乎“無能爲力”。哪怕是所屬於其的心理學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認識，而無法行“自我”的內顯。所以，只能由專注於向內的哲學來予以分解，參悟其中之根本，彰顯主體的自我，最終讓科學與哲學達到高度的統一。

哲學科學論文 篇四

科學的思辨 哲學的批判

1. 引言

自從“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使語言學成爲一門獨立的科學以來，語言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至今語言學界尚未形成互洽(mutual harmonization)，乃至自洽(auto-harmonization)的語言學理論體系，而國內甚至還沒有提出自己完整的語言學理論。我們的科研“成果”畢竟是轉述的多，批判的少；承襲的多，革新的少。德國哲學家康德(1982：3)曾說過，“我們的時代是批判的時代，一切事物都須受到批判。宗教由於其神聖，法律由於其尊嚴，似能避免批判，但宗教法律也正因此導致疑難而得不到誠實之尊敬，所以只有能經受理性之自由和公開之批判者，才能獲得真誠之尊敬。”秉承這種批判精神，趙彥春教授(下文簡稱“作者”)最近推出了他的新作《語言學的哲學批判》(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Linguistic Theories)(下文簡稱“《批判》”)。翻開該書的扉頁，題記豁然眼前：

哲學是語言學的出發點和歸宿。

從科學的角度進行思辨，從哲學的高度對各個流派的語言學理論進行批判，這是對語言學研究方向重新定位的嘗試。該書從語言本體論問題入手，探討語言與哲學問題，然後概覽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生成語言學、系統功能語言學及認知語言學的理論，而所有這些理論又均被作者重新加以整合，並從哲學高度提出批判，充分體現了作者高屋建瓴和融合貫通的學術意識。這種綜合中外各家之言，對語言學理論進行哲學批判的專著在國內還不多見。

2. 內容簡介

全書共分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緒論)：在第一節，作者通過對當今科學研究中重引進、輕批判現象的剖析，指出由於科學的侷限性、認識的侷限性和客觀實在的不確定性，學術批判使得科學穩定且有效，使其客觀性不斷增加。在第二節，作者憑藉其深厚的哲學理論知識，探討語言與哲學之間的緊密關係——“語言學源於哲學，又歸於哲學”，闡釋喬姆斯基提出的“語言現象一半屬於神祕”的內涵，並針對語言學的前科學性，指出不瞭解語言學理論背後的哲學基礎，就不能達到對語言學各種理論的透徹理解，也就無法察覺其根本上的侷限，即必須從哲學的高度反思語言學。

第二部分(第一章)：作者在這一章側重糾正許多學者關於神學、哲學和科學毫不相關的錯誤認識，闡釋三者之間的互補性和統一性，指出以宇宙論爲參照，綜合哲學的命題和神學的啓示來進行語言本體論研究的必要性，而且只有在語言本體論的關照下才能達致對語言學第一定律——語言任意性等重大問題的辨證認識。此外，作者從創世以來的人類經典、宇宙科學以及大批哲學家關於語言的論斷中總結出“大言”和“小言”之間的區別和聯繫，並論證了語言的表徵性和人類特有性。

第三部分(第二章)：作者進一步從語言哲學着眼，將分析哲學思潮分爲形式語言學派和日常語言學派，並重點闡述日常學派的意義，繼而整合並從正反兩方面客觀地評價了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爲理論、格萊斯的會話含義理論和後格萊斯研究，最後論述了日常學派的侷限性。

第四部分(三至六章)：轉向對現代語言學各主要流派，即結構主義語言學、生成語言學、系統功能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理論的整合和批判。第三章整合了索緒爾語言學理論體系產生的哲學語境、對前人的繼承及其學術貢獻，科學地評價了索緒爾的歷史地位和影響，並對索緒爾語言學系統進行再思考，重點評價了語言的任意性原則。第四章整合了喬姆斯基理論的哲學假設、政治觀點、TG的研究對象、理論目標、理論特點及發展的三個階段，並對喬姆斯基形式語言學進行了初步評論，揭露其體系內部的矛盾性。第五章整合了系統功能語法的淵源和基本理論，着重探討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兩個主要問題，即語法隱喻和主/述位問題，提出質疑並對其含混性和虛妄性進行了論證。第六章整合了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及理論取向，以及認知語言學對語言系統的研究，最後就哲學和語言學兩個方面對認知語言學的立論基礎和作用範圍進行了評價和討論。

第五部分(附錄一、二)：作者選取了自己曾在《山東外語教學》和《現代外語》發表的兩篇論文“符號象似性與任意性問題的辨析”和“Burzio內論元說證僞”，生動地展示了學術批判的無窮魅力，迴應了緒論指出的學術批判之於學術的重要意義，也凸現了書名的深刻內涵。

3. 簡評

該書前面三個部分是基礎性、統領性的，屬於“形而上之”的論辯範疇，具有恆定的理論指導價值。後面兩個部分針對性和批判性更強，是本書的核心。作爲一本以宇宙論爲參照，審視、梳理當代語言學流派的理論，並從哲學的高度進行批判的著作，《批判》具有如下四個特點：

1) 整合性。《批判》在介紹某一語言學理論流派時並不求面面俱到，而是通過該流派主要代表的理論主張來凸現其理論概貌，並把它們整合成作者的批判對象。作爲一名理論語言學研究者，作者從理論取向、哲學基礎和主要語言觀等三個方面整合各流派的語言學理論。整合過程中包含着對比。在整合的基礎上，作者再進行思辨和批判。如形式語言學與認知語言學的對比如下：

2) 客觀性。《批判》在整合不同的語言學流派理論時，儘量客觀、公正地評價它們所作的貢獻和存在的缺陷。作者反覆強調，形式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系統功能語言學等是在不同的層面上，從不同的角度研究語言的某些方面，缺乏多個參照系，才造成許多語言觀點片面甚至荒謬。作者以爲，“對於語言的認識，我們必須綜合起來才能全面。綜合也不是僅僅侷限於語言學科內部的各家各派，我們還要放眼人類知識的浩瀚時空這一大座標。”比如，在對認知語言學進行評價與質疑時，作者認爲，“認知語言學與形式語言學的對立並不是真理與謬誤的對立，而是真理的不同方面的對立，儘管各自的研究中都難免包含非真理的東西。”各種理論如身在廬山識廬山，難識廬山真面目。作者以人類經典和最新的宇宙論爲參照系，從語言的本體論出發，像一名冷靜的法官，客觀地評價各個流派的是與非、優與劣。

3) 思辨性。四大流派的語言學理論固然都包含真理，但各自的研究中都難免包含非真理的部分。作者在整合各種理論的同時，並非一味地認同，而是進行更高層次、全方位的科學思辨，並提出種種質疑。比如，索緒爾將語言比作下棋，但作者經過分析，推翻了這一貌似有理的比喻，並得出結論，“語言的關係系統與象棋的關係系統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再比如，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爲認知語言學推翻了西方的哲學傳統，是“對喬姆斯基革命的革命”，但作者提出反問，“顛覆西方的哲學傳統？顛覆形式語言學？”所有這些思辨都爲後文從哲學的高度進行批判奠定了基礎。

4) 批判性。從哲學的高度對當代主要語言學流派的理論進行綜合批判，是《批判》不同於其他語言學著作的最顯著的特色。就批判採用的方式而言，作者大體上採用“整合理論 → 提出質疑 → 分析批判”的順序邏輯地、全方位地進行批判。就批判採用的參照系而言，作者綜合了哲學、科學和神學的參照系。就批判採用的哲學工具而言，作者主要是從語言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出發進行交互批判，它們就像一條三位一體的紅線貫穿於批判的全過程。

作者對主要語言學理論的批判概述如下：

4. 結語

作爲綜觀的、大視野的理論著作，《批判》不可能面面俱到，作者自謙爲“初步的、粗淺的嘗試——只是參照以往的種種理論就近年來語言學界最熱點的問題進行反思和詰問，不求和聲但求爭鳴”(前言：IV)。因此《批判》也只能是以點代面式的，它在對語言學理論進行示例式的批判時，對產生這種理論的思想根源、發展歷程和如何走入誤區的批判便顯得不夠詳盡。

總之，《批判》系統地整合了當代主要語言學理論，客觀地看待各種理論之間的對立，科學地思辨它們的合理之處，並以宇宙論爲參照系，從哲學的高度批判其侷限性、荒謬性和矛盾性。《批判》的最大意義不僅在於它本身，更在於它的學術意義，即時代的批判精神。在當代語言學迅速發展、需要引進但更需要批判的今天，《批判》所做出的努力顯然是十分有價值的。?

參考文獻？

[1] 康德。 純粹理性批判[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2] 趙彥春。 語言學的哲學批判[M].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哲學與科學的論文 篇五

摘 要：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認爲科學與哲學有着緊密的聯繫，科學的進步和發展對哲學的不斷豐富起着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哲學的發展也制約和影響着科學的發展，兩者具有着辯證統一的關係。科學與哲學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都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類對兩者關係的探索也從未停止過。

關鍵詞：科學；哲學；辯證；關係

隨着時代的發展，科學與哲學呈現出分離的發展狀態：哲學家認爲具體的科學家總是被限制在某項具體的技術研究範圍內，研究總是限於很小的領域內，而哲學則是統籌整個世界；而具體的科學家則認爲哲學家無所事事，一直侷限於某種空想的理論當中，對現實社會的發展沒有太多的現實意義和價值，而具體的某一項科學技術則能夠直接的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這兩種思想對於科學家和哲學家無疑都是有害無益的，他們沒有真正的把握科學與哲學的內在關係是密不可分的，這對科學與哲學自身的發展有着不利的影響。

一、哲學與科學分別什麼

1、哲學是什麼

“哲學”一詞，源自古希臘，“philosophia”，是“愛智慧”的意思，最早使用這一詞語的是畢達哥拉斯。哲學即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是關於世界觀的學說，是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是自然知識、社會知識、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西方的哲學最早始於古希臘時期的自然哲學，判斷依據是其區別於迷信，並且以理性的方式歸納出自然界的道理。後來的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及亞里士多德等進一步奠定了哲學的基礎，他們提出了形而上學、知識論和倫理學問題，一直沿用至今。

“哲”在我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在我國古代“哲”或“哲人”是指善於思辨以及學問精深者。我國的哲學起源於東周時期，代表人物爲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還有法家，然而事實上在這之前的《易經》一書中易經討論了諸多的哲學問題。1874年，日本的啓蒙家西周最先在《百一新論》中用漢子字“哲學”來翻譯philosophia，後經康有爲等將這一譯稱帶回國內，並逐漸通行。在十九實際末二十實際初，“哲學”一詞在我國書報雜誌上頻繁出現，逐漸取代了過去的“玄學”、“形而上學”等不準確的名詞。

2、科學是什麼

“科學”英文翻譯爲“science”，源於拉丁文“scientia”，是“知識”、“學問”的意思。科學一詞在我國古代漢語中解釋爲“科舉之學”。在明治時代，日本著名的啓蒙思想家首先用漢字“科學”來翻譯“science”，之後由我國進步人士康有爲等帶入國內，並且被廣泛的運用。“Science”主要是指發現、積累並公認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運用，已係統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識。

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科學技術的發展史。科學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繁榮，科學總是在人們的“爭議”中，一次次地取得勝利。隨着科學的發展，人類的進步，越來越多的人在總結和反思哲學與科學之間的關係。

二、科學與哲學的區別

1、科學與哲學的內涵不同

科學與哲學是人類認識和把握、觀察和體驗的兩種不同的方式，它們所表示的是人的存在的兩種不同的狀態。哲學的基本問題主要有：一、思維和存在、意識和物質何爲本源，主要依據是是否承認物質的第一性；二、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大部分的哲學學者都贊同這一觀點，但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陣營在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法上各有不同。兩個基本問題也就構成了哲學的主要內涵。從古至今，人們對科學內涵的探索就沒有停止過。在《現代科學技術概論》一書中這樣寫道：可以簡單地說，科學是如實反映客觀事物固有規律的系統知識。同時也有人說科學是獲取知識的過程，而非知識本身。然而，人們普遍認爲科學就是不斷的問“爲什麼、怎麼辦”。這與哲學的內涵具有着較大的區別。

科學與哲學屬於兩種不同的運動，即科學是線性運動，隨着時間的發展，現代科學必定超過古代的；而哲學則是鐘擺式的運動，它以一箇中線爲軸回來擺動，這個中線就是人的存在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說哲學不存在現代優越於古代的問題，現代人也不比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聰明，甚至現代人比他們離那根中線更遠。

2、科學與哲學的地位及作用不同

在人類的發展和進步過程中，科學進步是哲學發展的基礎，而哲學發展是科學進步的指導。哲學是統籌整個人類、甚至整個世界真理的知識體系。普遍理性體系構成了高層哲學體系，哲學對包括科學在內的其他學科都具有指導作用，應用範圍廣泛。科學的發展和進步始終是在正確的哲學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哲學在指導科學發展的同時也逐漸的指導着人類在發展的過程中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著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這樣談論哲學：如果把哲學理解爲在最普遍和最廣泛的形式中對知識的追求，那麼，哲學顯然就可以被認爲是全部科學之母。

科學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規律的知識體系，是獲取知識的認識與研究活動，是哲學發展進步的基礎。科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人和自然界，不斷的追求真理爲目的，最終爲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具體的某一方面技術上的服務，因此科學的使用範圍與哲學相比要小的多。科學的發展能夠更加直觀的促進人類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的合理調整，爲人類創造豐富的物質財富。

3、科學與哲學屬性不同

科學始終追求的是客觀真理，無論出於怎樣的地域或時代背景，它的成果屬於全人類，科學沒有階級性，它具有中立性的特點。科學主張通過經驗和理論的結合去探索客觀世界各種食物的性質及其發展規律，充分體現了人的智慧和力量，它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重要表現。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科學的發展都以不斷的追求真理爲目的，爲全人類服務。而哲學的發展卻有一定的時代和地域烙印。哲學的發展具有濃厚的地域色彩，例如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哲學強調人的主體地位，而我國從古至今的哲學思想都以天人合一，也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爲主。另外，哲學的發展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例如西方哲學的天賦人權思想，主要順應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時代潮流；我國古代著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爲了維護統治階級的需要而產生。

三、科學與哲學的共性

作爲理論的科學和哲學，都具有向上的兼容性、時代的容涵性和邏輯的展開性的三方面特徵，都具有解釋性、規範性、批判性和理想性的四種基本功能。

科學與哲學在理論上都有三個基本內涵：1、兩者都是由諸多的概念、範疇和原理組成的知識體系。在客觀上有利於人類瞭解現實世界，又爲人類提供了改變世界的理論。2、兩者的知識體系在構成過程中都形成了一定的思維方式。3、作爲知識體系和思維方式的科學和哲學，在很大程度上約束着人們的行爲，影響着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無論是科學還是哲學都是人類智慧力量的體現，兩者的發展對於人類社會的進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下一頁分享更優秀的>>>哲學與科學的論文

哲學科學論文 篇六

科學發展的哲學基礎及其與法治的契合

摘 要：科學發展觀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和理論基礎，同時，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又離不開必要的客觀環境和社會條件，正是立足我國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鑑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而提出來的。在以人爲本的前提下，法治爲科學發展觀的落實提供了空間和着力點。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哲學基礎；法治；契合

一、科學發展觀的哲學基礎

科學作爲社會意識形式之一，是指運用範疇、定理、定律等思維方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知識體系。科學來源於社會實踐，服務於社會實踐。而實踐是人(意識、觀念)與自然、社會相統一的基礎。有什麼樣的社會實踐活動，就會有什麼樣的觀念形態。科學發展觀作爲一種思想觀念根植於社會實踐的現實之中。這裏的關鍵在於必須對目前的發展模式進行科學的認識並對之進行科學的批判，惟其如此，才能理性地改變唯利是圖的竭澤而漁式的發展模式，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一)唯物的世界觀和歷史觀

世界觀是人們對世界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世界觀的基本問題是精神和物質、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恩格斯明確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對兩者關係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哲學史上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唯心主義世界觀。

在階級社會，世界觀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不同階級的人們會形成不同的甚至根本對立的世界觀。各種世界觀的對立和鬥爭，歸根到底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鬥爭。不同的世界觀會指導人們採取不同的行動，從而對社會的發展起着促進或阻礙作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一徹底的科學的世界觀，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

唯物史觀認爲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能動地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一社會基本矛盾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動力；在階級社會，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人民羣衆是推動歷史發展的主要力量。

(二)辯證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在堅持從物質到意識的認識路線基礎上，把辯證法應用於認識論，並把實踐的觀點提升到首要地位。認爲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是在實踐基礎上的主體爲了改造客觀世界而進行的積極能動的反映，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從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的多次反覆才能完成。科學發展觀的產生過程是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前提下，摸着石頭過河(實踐)、總結反思(認識)改革發展經驗，不斷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到社會實踐，從而推動發展目標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不斷融合的過程。

方法論與世界觀具有內在統一性，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方法論。正確、科學的世界觀可以爲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正確的方法，錯誤的世界觀則會給人的實踐活動帶來方法上的失誤。如前所述，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可見，科學發展觀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基本要求和統籌兼顧的根本方法，本身就是辯證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二、法治的價值理念

作爲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由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構成：以法治理念爲主導的權威系統，以權利和法律爲中心的概念範疇系統，以司法制度爲社會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和以個人權利及法律爲依歸的文明秩序意識。

法治理念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其基本的核心理念包括正義、公平、自由、秩序。而作爲秩序，在我們今天就是講的和諧。作爲依法治國的方略的法治，就是通過立法、司法、執法等一系列地法治過程來營造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環境，營造人、自然和社會和諧發展的環境。不論是通過法律規範來建立法治政府，促進依法行政，還是利用法律規範來平息人與人、人與集團、人與政府之間的糾紛，促進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抑或是使用法律規範的強制規定對於一些嚴重危害國家、社會或者他人利益的犯罪行爲進行懲罰，促進社會和諧的恢復等等，都體現了法治維護社會秩序的理念。法治把秩序引入其規範之中，其精髓正符合維護社會的和諧，維護人、自然和社會的和諧。一旦這種和諧被打破，我們就會通過法律或者法治的手段、途徑予以恢復。這就是法治過程的價值精髓所在。

現代法治另一價值理念是自由。正是由於人們對自由的不懈追求，才產生了社會性中介機構和多元利益集團，從而得以確立權力制約制度。權力制約制度是民主制度建立的第一塊基石，是法律至上權威性和良法產生的制度保證。對自由的追求和對權力的懷疑態度也爲程序制度和司法審查制度的產生提供了客觀條件。

三、科學發展觀與法治的契合

(一)自由、平等、權利等法治理念是經濟、政治、社會得以科學發展的重要前提

自由、平等、權利等法治理念作爲普世價值，並非西方國家所獨有。溫家寶在去年答法國世界報記者問時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這說明，自由、平等、人權等法治理念作爲超越意識形態的普世價值，已爲黨和國家領導高層所認可。

科學發展是以人爲本的發展，以人爲本的前提是承認人的自利性。自利性是人維持自我生存、自我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人的本質屬性。人的自利性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爲目的。基於自利性的自利行爲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之下，表現形式和產生效果也不盡相同。在當代非法治國家，憲法在形式上也規定若干公民自由和權利，但由於實際操作中難以真正兌現，加之公民缺乏這些價值信仰，往往造成掌握公權的人採取權力尋租的方式自利而不受制約；另外，在此情況下，一些不法分子經常採取權錢交易雙向尋租的方式獲取非法利益，正所謂“官無商不富，商無官不安”。這就難以避免權力腐敗、官商勾結，形成對守法公民和社會公益的掠奪，進而破壞社會和諧與公平正義。而在以自由、平等、權利爲價值信仰的法治國家，政府和公民的自利行爲能夠在法律框架內得到有效規範，公民能夠通過自由選舉、輿論監督、司法救濟等途徑對掌握公權力的人的自利行爲進行監督和制約。

(二)權力制衡、有限政府、司法獨立等法治要素是保障經濟、政治、社會得以科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我國社會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其根源主要在於兩方面。一是高度集中的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官員腐敗猖獗且不斷披上“合法”外衣；二是社會利益分配嚴重失衡，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不公平比改革開放前更加凸顯。歷史經驗表明，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在權力高度集中的時代不可能出現良性持久的科學發展。權力過分集中“同我國曆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5怍爲上層

建築的政治制度對社會經濟發展既能起到促進作用，也能起到阻礙作用。因此，科學發展不僅包括經濟、社會發展，還應包括政治體制適應經濟社會需要的改革與發展。在市場經濟深入發展、法治入憲、公民意識覺醒的背景下，權力制衡、有限政府、司法獨立等技術層面的法治認知已成爲國人的基本常識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科學發展既是滿足人民羣衆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發展，同時也是不斷滿足人民羣衆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參政需要的發展。而這些政治權利得以充分行使的前提恰恰是政府權力的制衡和司法權威的樹立。惟其如此，科學發展觀才談得上以人爲本，科學發展才能真正做到全面協調可持續。

(三)民主、憲政等法治架構爲經濟、政治、社會的科學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1945年，黃炎培在延安問毛澤東：歷朝歷代難逃政權興衰週期率，共產黨是否找到了跳出這個週期率的道路。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個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纔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纔不會人亡政息。”由此對答可以發現，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在建國之前就已認識到民主對於政權興衰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民主的道德基礎是，人應該自由、平等、有尊嚴且自律，因而所有的成年公民都有參與政治生活的同等權利。憲政的精髓則在於憲法是政治權力的唯一的法律來源。㈣憲政意味着法律之上、權力受到限制(分權、制衡、司法獨立、法治);民主則意味着，在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統治之下，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受到憲法和法律的明確保障，憲法同時也對政府的權力加以嚴格的限制，因此，個人的權利得以免遭民間和官方的侵害和剝奪。民主的指向是權力歸屬，憲政的指向則是權力限制。民主與憲政的功能發揮都離不開法治的支持。基於此，十七大報告指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爲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爲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從國家與社會分野來看，所謂的“以人爲本”實際上是社會的民主要求在國家管理層面的直接反映。我國政權的民主性質決定了政府必須完成從管理者向“以人爲本”的服務者的角色轉換。在民主、憲政的法治架構下，目前諸多影響科學發展的諸如城鄉二元體制、財稅體制、農民戶籍等落後的不合理制度必將獲得解決，從而爲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廓清道路。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科學發展不但要求摒棄阻礙社會發展的舊制度，而且要求建立符合科學發展要求的新制度。總之，不破不立，我國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過程既是不斷滿足人民羣衆物質文化需要的過程，也是黨領導人民羣衆不斷革除弊政、建設具有中國特色民主法治的過程。

哲學論文 篇七

哲學的祛魅——當代西方哲學地位的變化

哲學旨在通過聯繫的方法來闡述問題，使人瞭解我們的經驗世界，併爲創造更偉大的創造而作各種嘗試。一種哲學思想的變化，往往能決定人們思維方式的改變，甚至帶來某種巨大的社會變革。

一、哲學史概說

科學和哲學可以說都起源於宗教，或者毋寧說，起初科學、哲學、和宗教是一回事，神話是瞭解世界最原始的嘗試。因此，在西方世界有一句名言“神學大於科學”，就是這個道理。人最初根據自己淺薄的經驗來解釋那大部分以某種理由（主要是實用的理由）而引起注意的現象，人賦之以生命，把設想現象看作是活着的靈魂，因此有了“神話”之說，神話將其人們無法合理解釋的自然及社會現象物化，因此有了人們心目中的“神”。在許多民族中間，這種模糊不清的物化論，慢慢地影響着個人的創造或他們的邏輯思維，進而變成了他們所擁有的智慧，當然，其中想像和意志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哲學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學，只有少數幾個民族的思辨不可以稱之爲歷史。

目前我們所提到的哲學史，通常意義上都是指西方哲學史，而西方哲學往往從古希臘人開始，現代哲學文明都是建立古希臘人的文化之上的。我們通常把哲學史的發展歷程劃分爲古代哲學、中世紀哲學、近代哲學和當代哲學。哲學史有其繼承、演變、發揮和推翻的過程，要研究整個哲學史，不是在一篇文章甚至一部著作中就能完成的，因爲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的思想傾向和意識形態。哲學史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很難做到不偏不倚，並且盡如人意。因此，筆者再次無意探討這一浩繁的歷史畫卷，僅就當代哲學發展歷程做一粗淺的探討。

研究當代西方哲學的發展歷程意義重大。很多有識之士都對目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幹興趣，都力求爲人類如何在文明世界中找到自我而絞盡腦汁，然而，答案向來不統一。顧名思義，人們要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之根本生存原理，就必須弄清過去和當代的理論、宗教、政治、法律和經濟思想之間的關係。而當代西方哲學地位的變化，爲我們打開了一扇門。瞭解當代西方哲學地位變化，有助於我們形成自己獨特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有助於瞭解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以在歷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後現代主義對西方哲學演進的影響

如果給當代西方哲學一個時間界限，筆者認爲應該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那個時候，西方哲學在主題、對象、方法、內容及表達形式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系列的變化使得西方哲學在其發展方向、行動趨勢以及歷史地位上完成了徹底轉折，其影響極其深遠，甚至當下的很多哲學思潮的出現，都與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那次變革相關。哲學領域的這次舊時代的終結和新時代的開啓主要與後現代主義的出現相關，後現代主義這場席捲當代社會各個領域的具有反叛性、革命性、時尚性和另類的思想運動。它首先顛覆了傳統哲學的霸主地位，褪去了哲學頭上的光環，洗盡了哲學曾有的魅力和神祕，使被稱之爲科學之科學的西方哲學風華不再，流浪人間。同時，後現代主義使哲學領域綻放出了一道五光十色的異彩，呈現出了哲學多元化的場景，這種多元化進而成爲了未來哲學發展的潮流。

在此期間，哲學開始向美學轉向，日益被反應爲日常的生活化、大衆化和世俗化。同時，那些曾經給哲學當小兄弟的文學、史學、自然人類學開始和哲學套近乎，哲學終於成爲了“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推進者。哲學精英和大衆的分野日益消失，在“作者死亡”的口號下，人人稱孤道寡，處處浸染滄桑。儘管捲入這場波瀾起伏、離經叛道運動的大多數思想流派或思想家有着迥然不同的、甚至互相對立的理論和思想觀念，但他們都無可否認地具有以下特徵：

第一、後現代主義懷疑一切，以往的權威、常識和真理都被後現代主義作爲了他們革命的對象。第二、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本來被應用在自然科學領域，這時也被搬入了哲學的殿堂，後現代主義站相對主義立場上，對多元文化進行相對認知，誇大人的作用，把人的價值標準作爲萬物衡量的尺度。第三、後現代主義的語言學轉向，以及對語言的解構主義分析。第四、後現代主義提倡的浪漫主義風格，對從前的啓蒙主義形成了極大的挑戰。第五、後現代主義的東方主義情結，以往的西方哲學關注的都是西方世界，以西方文化爲研究背景，以西方世界作爲研究對象，後現代主義的最可取之處在於，它把眼光從西方轉移到了東方，不再單一的看世界，而是全方位的看。第六、後現代主義提出的審美主

義。審美是一個寬泛的概念，美學理念影響着 文學創作，也影響着 哲學的 發展。第七、後現代主義反理性、反本質、反形而上學，主張結合實際解決問題，這顯然與從前的思辨邏輯不符。第八、後現代主義對人類中心論的批判。第九、後現代主義提出的對哲學終結論的批判。第十、後現代主義將哲學範式進行了徹底顛覆，對個體理性與主體中心進行了解構，認知方法從認識論走向瞭解釋學。以上是筆者對後現代主義十大特徵的總結。

顯然，後現代主義旨在於哲學和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中標新立異，反傳統，反權威是它的中心思想，懷疑一起是它的鬥爭方法和手段。它鼓吹否定性、非中心化、片斷化、差異和重複，批判和顛覆理性、統一和真理。它所關切的現實都是破碎的、變化的，非理性的，非傳統的，非連續的。後現代主義認爲，哲學和科學都已經喪失了其本來魅力，它的終極目的是要剷平哲學和文學間的界限。後現代主義對於西方傳統哲學的批判，是整個西方哲學發展史上哲學批判和論戰中最全面、最根本性的一場批判。在這場批判中，哲學的王冠被摘下，有如當年高高在上的楊貴妃在面臨馬嵬兵變時，表現出的“花鈿委地無人收”，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開始崛起，大家都想通過這場對西方哲學的徹底批判來完成自我學科的救贖和新生。

三、西方哲學地位的走向——從認識論到解釋學

前文我們提到了後現代主義對西方哲學的徹底批判和顛覆，實際上，西方哲學地位的最終轉化，就是“認識論”的轉向，是認知方法的改變，也是人類認知思維的改變，也就是要從中世紀哲學，也就是傳統哲學的本體論問題，轉向近代的認識論問題。而後現代哲學又從認識論轉向瞭解釋學。從認知的範式來看，筆者認爲後現代主義所帶來的這種西方哲學地位的變化，實際上就是要改變人的一種思維邏輯，即人文思維邏輯。這種邏輯的特徵我們前文已經提到過，這就是試圖改變傳統的思維確立，反對本質主義對普遍性的約束力，重視對象的差異性，尊重對象的多元化，重視人的個體思維，重視人的全面發展。這種人文思維邏輯的意義還不僅於此，它的根源在於轉換你的認識範式，即從主客體對立，實現主客體的統一，以實證科學爲楷模，重視邏輯批判性，重視 語言的作用。與之相伴隨的，人們認識世界的方法逐步由客觀轉向合理，由普遍轉向合法。

結 語

西方哲學地位的變化標誌着人類思維新範式的一種確立，使得不同認識主體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由對立轉向對話，由鬥爭轉向合作，從而改變了整個世界。

下一頁分享更優秀的>>>哲學論文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