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社會論文（精品多篇）

歷史與社會論文範文 篇一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學內部逐漸出現了一股“歷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類學日漸注重歷史研究的視角，開始關注“他者”的歷史，由此產生了新的理論洞見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歷史的，並在歷史建構中具有重要的能動作用，以此爲基礎提出了“文化界定歷史”的創新性理論架構，衝擊了傳統的“客觀歷史”說，根本性地突破了人類學中長期存在的“文化”與“歷史”、“結構”與“歷史”、“結構”與“事件”等基本矛盾的對立。另一方面，傳統民族誌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類學研究方法從單一的田野調查中解脫出來，走進了歷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獻史料、田野調查於一體，人類學文化撰寫方式日漸呈現綜合性、多元化的發展態勢；同時，這種方法論意義上的發展與更新還相應帶來了認識論上的深刻變革，凸顯了“他者”與世界共享着同一時間和空間的歷史，對隱藏於人類學知識生產過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思想進行了解構。總之，人類學的“歷史化”，正如弗賓(James ion)所言，“已經成爲一種多變的社會和文化現象，它並不僅僅代表一種純知識體系上的更新變革，也標誌着倫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轉型”。除了上述社會環境的影響之外，筆者認爲，有利的學術環境是促動西方人類學“歷史化”的不容忽視的深層次因素。本文將對西方人類學“歷史化”的學術環境進行系統梳理，以期能對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類學的“歷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學對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關注

德國蘭克史學作爲西方傳統史學(政治史階段)的代表，在進入20世紀尤其是在二戰後，遭到了法國年鑑學派、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美國社會科學史學的批判。這些後起學派主張跨學科，提倡總體史，注重底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關注經濟社會史，由此引發了戰後以經濟社會史爲主要標誌的西方新史學(社會史階段)的到來。在稍後的70－80年代，以後現代主義文化批評、歷史敘述主義和文化人類學爲理論源泉，新文化史應運而生，即西方史學又出現了由經濟社會史向文化史過渡的新趨勢。在實現這兩次轉型的過程中，西方史學對人類學理論與方法表現出極大關注，或者說人類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轉型過程中(社會史階段)，西方史學開始對人類學傳統主題和方法產生興趣。法國年鑑學派主要開創者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創造奇蹟的國王》(1923年)，從那時的宗教禮儀、風俗習慣、醫療狀況等爲傳統史學家所忽視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國民衆的風俗與信仰，揭示了當時的普遍社會心態；另一位開創者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沒有像傳統史學那樣以拉伯雷的書爲史料去探討拉伯雷的思想，而是着力考察拉伯雷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和風俗，剖析該時代的各種社會文化因素和社會心態結構。法國年鑑學派的第二代領軍人物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強調了長時段中的結構，認爲傳統史學所關注的事件並不是重要的。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華拉杜裏(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審訊記錄，吸收了民族誌撰寫中的一些表現手法，生動地描繪了蒙塔尤這個14世紀法國小村莊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狀況。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態度和意識作爲研究對象，研究其文化的構成，認爲工人階級身份的真正形成不僅僅是社會經濟意義上的，還包括工人階級對自身地位的文化認同。

在第二次轉型過程中(文化史階段)，人類學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鑑到史學領域中來，對史學的影響更爲直接和強烈。被視爲“宏觀意義上”的歷史學家的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將文化比喻爲尋找解釋意義的文本(text)，倡導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寫作方法。這些見解和方法受到了許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睞。戴維斯(Natalie s)的《馬丁・蓋赫返鄉記》(1984年)，以16世紀法國農村中的一個冒充農婦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絕爲題材，指出通過深入研究該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兩性關係的史料，史學家可以重構該農婦的思想歷程，即歷史學家可以通過一個朝着史料定向但又超越於它以外的想象力來填補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維斯看來，事實與虛構之間並元明顯的界線，但首先要承認來源於解釋學的、存在一個諸如農民文化之類的更大的整體性聯繫，這樣的重構才能成爲可能。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的《屠貓記》(1999年)，從解釋18世紀的一羣印刷工人集體屠貓這樣一個事件出發，用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的方式來處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誌觀察入微的方式來洞察歷史，揭示了當時法國人心態中對貓的種種象徵意義以及屠貓行爲所具有的儀式性和文化解釋，深入探討了18世紀法國人的思考方式。

自結構功能學派產生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人類學在整體上多是拒斥歷史的，這使得人類學“主動疏遠”了歷史學，它們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涇渭分明。而西方史學在二戰後的兩次轉型，對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關注和借重，使兩個學科之間的關係重新密切起來，達到了更高層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復交”(reapprochement)，從而爲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學的“歷史化”傾向營造了良好的學科外部環境。

二、馬克思主義在西方人類學中的興起和影響

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學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時代，孕育了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和英、美政治經濟學等新的人類學理論流派。這些新流派試圖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方面加以應用、修正和新的詮釋，從不同角度體現人類學對“歷史”的“關懷”，爲70年代以來西方人類學“歷史化”潮流的發生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學科內部氛圍。

西方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發端於法國，英、美等國的人類學界也受到影響。二戰後，法國人類學界出現了列維一斯特勞斯(Levi－Strauss)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列維－斯特勞斯相信支 配歷史進程的是一種無意識的潛在因素，這種潛在因素只有通過理論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來，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歷史是由寓於生產方式運動之中的內在矛盾決定的，矛盾又是人們經過精心的研究之後才發現的。因此，在列維－斯特勞斯看來，他的“結構”概念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內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響下，以葛德利爾(Maurice Godelier)爲代表、試圖對馬克思的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論進行修正的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學派應運而生。1966年，葛德利爾出版了代表作《經濟上的理性與非理性》。該書強調文化中非經濟性制度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所發揮的經濟，並以功能性的階序觀來取代生產模式觀。葛德利爾主張把生產模式看成一個系統，而內部各個結構分別爲小的系統，小系統在整體中發揮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間的約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範圍時，則發生社會組成和歷史的變遷。這與馬克思主義把系統內部的矛盾尤其是階級鬥爭視爲歷史發展的動力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區別。葛德利爾對歷史發生興趣的目的在於修改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使之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構架下適用於前資本主義社會演變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歷史其實是在“靜態”的結構理論的架構上建立起的社會進化史，儘管其材料來自人類學家的實地研究，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擺脫了早期進化論者的臆測。“歷史在葛德利爾那裏，既不是年代學的重擬，也不是人類學合作主體藉以建構他們的世界的過程，正確地說，歷史是把社會現象的起源看作從社會制度的邏輯中推演出來的派生物。”因此，雖然葛德利爾聲稱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是人類學與歷史學差別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歷史研究卻被他忽略了。儘管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學派受到了種種批評，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關注了歷史分析，爲發展出一種具有“批判性”的解釋理論做出了貢獻。

二戰後，美國人類學界出現了懷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進化論和斯圖爾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線進化論。與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進化論相比，懷特的進化論體現的是一種更爲系統化的技術決定論，強調進化過程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性；斯圖爾德則更注重進化路線的複合性和多樣性。他們都企圖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理論進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圖爾德和懷特的理論統合起來，提出了文化生態學和文化唯物論的觀點，尋求環境需求與社會制度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尋求支配歷史發展的新法則。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擊哈里斯的基礎上，提出社會文化決定生產過程的新觀點――因爲文化既決定人們要生產什麼，又決定人們怎樣去生產。此外，薩林斯還對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認識性質的觀點做了新的詮釋。在薩林斯看來，人類創造了自身的歷史，但人類只能根據自身的意識來創造歷史，因爲認識總要受制於文化。斯圖爾德的學生沃爾夫(Eric )和敏茲(Sidney z)則着重應用世界體系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中資本主義制度下有關農民社會的有關理論，研究了農民社區內外的階級關係，研究了地方性、小規模農民社區與其所處的廣闊政治經濟過程之間的關係，將地方史置於世界史的範疇和視野之中。

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國人類學界，功能論、平衡論佔據統治地位，因此往往忽略了強調階級衝突和矛盾的馬克思主義，對研究中的殖民情境(colonial situation)幾乎視而不見。英國曼城學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Glackman)強調社會衝突，但從整體上講他從沒有采納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的弟子沃斯利(Peter Worsley)在題爲《號角即將吹響》(1957年)的一項研究中，強調被研究的那些部族正在受到廣大地域中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剝削和利用，才日漸顯示了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影響。1973年，由阿薩德(Talal Asad)編輯的論文集《人類學與殖民遭遇》已經明顯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開始對以往英國人類學靜態的、和諧的、無歷史的功能論展開嚴厲批判，揭示了人類學與殖民主義之間的深層次關聯：功能論者用“原始人”來代替“被殖民化的人”，缺乏一個對殖民情境的整體性概念，沒有把殖民形式整合到他們的分析中去；以馬林諾夫斯基爲代表的應用人類學更是與“間接統”、“殖民地管理”密切聯繫在一起，將作爲政治和歷史問題的殖民制度與人類學之間的聯繫掩蓋起來，他們既是非歷史的(a－history，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爲代表)，也是反歷史的(anti－history，以馬林諾夫斯基爲代表)。自此，以功能論、平衡論爲特色的英國人類學逐漸改觀，開始注意“他者”的歷史，關注隱藏在研究者與“他者”之間的矛盾和鬥爭。

三、西方人類學的反思

西方社會科學的整體反思(reflexivity)或解構(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紀60年代以來蓬勃開展的各種社會反省運動的基礎之上。這種反思，來自對“殖民情境”的檢討，源自對西方政治權威、學術霸權的解構。當知識創新的批評精神在現象學哲學、解釋學、後現代主義思潮滲入實地調查的經驗研究以後，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類學的反思意識。以往的“無歷史”的田園詩般的“現實主義”民族誌描述方式成爲反思和批判的對象，歷史人文主義成爲新的實驗民族誌的主要追尋目標之一。

由後現代主義等新思潮武裝起來的新一代人類學家，試圖使人類學帶有敏銳的政治和歷史感，力求使人們對文化多樣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們在對傳統的文化撰寫方式進行反思、對寫作的文本本身進行解構的同時，開始嘗試和實驗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對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質化觀念下表述文化差異所存在困難的感受；二是涉及對歷史和政治經濟現實的再認識。在後一種實驗策略中，又有兩個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世界體系理論的強烈影響，試圖克服以往人類學將自己侷限於地方社會、相對缺少歷史觀點的局面，將大規模政治經濟體系與地方文化狀況聯繫起來。這種走向還對民族誌美學化、詩學化提出了批評，認爲要把民族誌作爲一種歷史現象去理解，結合社會、政治和物質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釋學的影響，探討民族誌敘述中歷史時間與場合的恰當的表述方式，對傳統民族誌或者將敘述置於歷時背景之下或者將歷史一併放棄的種種做法提出批評。這種新的實驗策略就是要使民族誌富有歷史感，在民族誌敘述框架中展示時間和歷史的視野。

美國人類學家哈里斯認爲，後現代主義在人類學中最有代表性的體現之一就是後過程主義(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觀的過去，我們對過去的呈現只是源自個人社會文化視角所製造的文本，是我們自己的一種“創造”。他指出，考古學等研究進化的科學忽視了社會行動的意義建構以及人類文化的歷史特殊性，科學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類學家試圖客觀地描 述現在，但實際上與寫小說無異。後現代主義等思潮對科學、技術負面影響的批判，對被科學扭曲的人性的關注和推崇，使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學逐漸從“科學”人類學的影子中走出來，“人文歷史主義”成爲新一代人類學家深切關注和反思的時代主題。有學者認爲，這會從整體上對人類學造成危機；但也有學者認爲，這是人類學激動人心的新時代的開始。

人類學自身的反思，既是時代整體反思的產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學在自身反思與實驗過程中所體現的對人文歷史主義的推崇、對民族誌描述歷史化的訴求，加速了人類學研究方法的轉換、更新，促進了人類學“歷史化”思潮的醞釀與形成。

四、美國民族歷史學的特殊貢獻

民族歷史學(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學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於1909年率先提出來的。在他看來，民族歷史學就是依靠結合民族史和考古學的數據來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紀實檔案(documentary)的同義語。當然，這種檔案並不是由當地土著來提供的。1915年，博厄斯的另一個弟子羅維(e)對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實性做出了負面評價，進一步擴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響。當時的民族史方法論，無論對人類學家還是對史學家而言，都是一樣的，即主要利用檔案資源來討論“他者”的過去。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民族歷史學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規模族羣社會爲研究對象。這一時期，無論是人類學家還是歷史學家，對此都不太關注，因爲小規模族羣社會並不是當時史學研究所關注的重點，而人類學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於尚與歷史有嚴重隔閡的現在時民族誌上。因此，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民族歷史學作品數量不多、影響有限，其主要作用在於最初填補了人類學與歷史學之間的空白領域。

20世紀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學生克魯伯(ber)、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謂心理結構學派(文化與人格學派)，幾乎背離了博厄斯所開創的歷史主義傳統。隨着心理結構學派的興起，美國民族歷史學在二戰前的作用和影響更爲微弱。二戰後尤其是50年代，歷史主義重新在美國民族學、人類學界擡頭，1954年創刊的Ethnohistory則突出體現了這種情緒。這一時期，美國民族歷史學主要有兩大方面的特徵：利用文字檔案材料探討印第安各部落的傳統邊疆問題，以幫助他們維護自己的土地所有權；出現了所謂的“經濟人類學”，即從歷史主義的觀點、用現代的經濟概念去研究原始社會。其方法論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檔案等爲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資源。自此，美國民族歷史學作爲一種獨特的學術思潮和新的研究範式，才登上了西方學術舞臺，並日漸繁盛。

20世紀上半葉，人類學與歷史學之間的劃分是明確的，但從70年代以來，這兩個學科明顯匯合了。人類學家使用歷史材料和歷史學方法，史學家也使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由此，原初作爲在人類學與歷史學問起聯繫和溝通作用的民族歷史學，隨着時代的變遷，其內涵的界定也就變得越來越困難。有學者猶豫地仍稱之爲民族歷史學；有學者簡單地將之視爲歷史學；有學者認爲，民族歷史學不再是一門學科，而是一種方法；有學者認爲民族歷史學是重建無文字民族的歷史；有學者則將之界定爲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還有學者則戲稱民族歷史學爲“歷史學與人類學的雜種兒子”。

在凱奇(Shepard Krech Ⅲ)看來，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已經對民族歷史學本身的界定持有懷疑態度，很難對“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進行明確區分。有些學者拒絕使用“ethnohistory”這個名稱，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術語。民族歷史學已經逐漸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來那樣帶有某些歧視色彩地用來專指部落少數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變爲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類學史學(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爲人類學理論方法與史學理論方法互換、混合的產物，成爲人類學“歷史化”的產物。“Ethnohistory”這個名稱，也逐漸爲“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無論哪種取代，都合乎邏輯，都不會辱其名，因爲人類學學者應該關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歷史學者應該關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樣。凱奇認爲，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爲合適，“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徵時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內涵，能大致消除用語上的混亂局面。

席費林(Edward Schiefflin)和耶韋特(Deborah Gewertz)的討論主要在於揭示民族歷史學的本質特徵。在他們看來，“在過去，民族歷史學指的是利用文獻或考古材料建構民族史。對歷史學家(及許多人類學家)來說，傳統上民族歷史學指的是替沒有文字歷史的民族重建歷史，……對我們來說，這種民族史的觀念即使不能說不對，也是不適當的……民族歷史學……最根本的是要考慮到當地人自己對事件是怎麼構成的看法，以及他們從文化角度建構過去的方式”。這種見解，與之後以薩林斯爲代表的西方人類學“歷史化”思想的主旨是一脈相承的。

歷史與社會論文 篇二

關鍵詞 文科專款圖書 引文分析 讀者調查 實證研究 歷史學

1 引言

自1982年教育部“高校文科圖書引進項目”（以下簡稱“文專項目”）和2004年“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中心”（CASHL）運行以來，我國高校人文社科文獻資源建設與服務上了一個新臺階。爲深入瞭解讀者利用文專項目藏書情況和讀者需求的發展趨勢，本文以武漢大學歷史學科爲例，運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分析讀者利用外文圖書與文專項目藏書保障的關係。

2 研究思路與方法

武漢大學歷史學科創建於1913年，現有覆蓋12個二級學科的國家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其中國古代史、世界史被列爲國家重點學科，具備雄厚的學科優勢和科研實力。因此，武漢大學圖書館的文專項目藏書中，歷史學是重點收藏學科，選擇歷史學院作爲調研對象，研究文專項目藏書對科研的保障情況，能真實反映文專項目藏書的建設質量和保障水平。

本文從統計歷史學院師生十年來（2000—2010年）在覈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人手，析出其中有外文參考文獻的論文，着重分析外文圖書的引文情況；同時進行讀者問卷調查，分析讀者利用外文圖書的特點。

2.1發文量統計分析

在國內外各類引文數據庫（英文數據庫SSCI、AHCI、CPCI-SSH、SCI、CPCI-S，中文數據庫CSS—CI）及中文全文庫（CNKI）中，查詢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教師、博士生、碩士生十年來（2000—2010年）發表的論文，選取有外文參考文獻的論文爲調查樣本，即對227篇論文進行統計分析。

2.2論文參考文獻中的外文圖書引文分析

抽取以上論文的外文引文部分（包括參考文獻、腳註尾註），進行整理合並，外文引文中的圖書專著部分有1754條，合1689種，將外文圖書比對武漢大學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和CASHL外文書目數據庫，得出歷史學科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獻資源保障率。

2.3歷史學院利用外文圖書讀者問卷調查分析

對人文社科文獻資源的需求和利用情況開展問卷調查，共設計14個問題（13個選擇題和1個開放題），包括調查者對外文文獻的需求情況、本校圖書館外文文獻對調查者教學研究的保障情況以及CASHL外文文獻對調查者教學研究的保障情況三部分，內容涉及文獻類型、文獻年代、文獻語種，獲取文獻的途徑，對CASHL的熟悉程度和評價以及對圖書館和CASHL在外文文獻資源收藏和服務方面的建議等。通過問卷調查，分析教學科研人員對外文文獻的需求程度，本校圖書館、CASHL對其需求的滿足情況，得出歷史學科的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獻資源保障率。調查問卷發放及調查者身份見表1。

3 數據與事實分析

3.1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師生10年來（2000—2010年）發文情況

歷史學教師、學生等科研人員10年來發表的論文（只統計含外文引文的）總計227篇，作者131人，按論文篇次合計作者272人次。

3.1.1發文量按年代分佈情況及與館藏量比較分析

從圖1中可以看出，武漢大學的歷史類外文圖書自2005年後年進書量增長超過了發文量的增長速率。2009年因補缺，進書量突增。總的來看，在數量上，本館收藏的歷史類外文圖書年進書量對科研是起到支撐和保障作用的。

3.1.2作者分佈情況

在131位作者中，發表1篇論文的有80人，佔所有作者人次數量的61%，符合洛特卡定律，即寫一篇論文的作者的數量約佔所有作者數量的60%。單個作者發文量最多的爲14篇，根據普賴斯定律確定：n=0.749×14，n≈3，即3篇以上的爲核心作者，共30人，發表的論文佔總論文數量的55%，符合普賴斯定律“完成該專業論文總和一半的高產作者的人數在數值上等於該專業作者總數的平方根”的假設（見表2），他們不僅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科研的中堅力量，也是武漢大學圖書館外文圖書的重點讀者，其研究方向是歷史學科外文圖書建設和服務的重點。

3.1.3發文量按學科研究方向分佈情況

中，學科研究方向高度集中，發文量排名前三的學科方向佔到總髮文量的60%，說明利用外文圖書的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對英國、德國、美國、二戰的研究，這與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重點研究方向相一致（見圖2），也是館藏曆史學外文圖書收藏的重點。

3.2歷史學外文圖書引文分析

我們把被調查引文中的外文圖書按照館藏情況、年代、語種、引用次數最多文獻等進行分析。其中年代分析分爲1900年以前、1900—1949年、1950—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9年、1980—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年以來8個時期（沒有註明且查不到年代的記作無年代），語種分析包括英語、德語、日語、法語、俄語、韓語和其他等。

3.2.1外文引文中引用圖書高於引用期刊及其他類型文獻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科研人員被調查論文的外文引文情況見表3。總體來看，引用外文圖書的數量遠高於外文期刊和其他類型文獻。外文圖書具有累積性強、學術價值高等特點，最具理論性、權威性，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外文圖書的館藏保障水平影響着人文社科的學術研究。

3.2.2 CASHL館藏大幅提升了歷史學外文圖書的保障水平

從表4中可以看出，CASHL館藏佔外文引文總量百分比達38.20%，遠高於本館館藏的19。44%，所以建立以CASHL爲主導的聯合保障機制是非常必要的。

3.2.3引文年代分佈表明歷史學外文圖書保障率隨文專項目的發展而逐步增長

按年代分類的被引外文圖書數量以及CASHL外文書目數據庫和本館圖書館館藏目錄的館藏情況見表5。

歷史學學科科研人員引用的外文圖書數量和CASHL館藏、本館館藏數量的年代分佈步調一致，相對數量最多的是1990—1999年和1980—1989年，最少的是1900年以前和1900—1949年。

隨着文專項目的實施，CASHL歷史類外文圖書年代滿足率最高的是1980—1989年（48%），本館歷史類外文圖書年代滿足率最高的是1990—1999年（30%多），而CASHL項目能滿足讀者對1900年以前出版的外文圖書的需求17%左右，遠高於本館的6%左右，是對本館藏書的重要補充。

3.2.4引文語種分佈表明歷史學外文圖書中“小語種”圖書保障率較低

被調查論文引用的外文圖書涉及的語種包括英語、德語、日語、法語和俄語等。各語種圖書被引用數量以及CASHL外文書目數據庫和本館圖書館館藏目錄的館藏情況見表6。

在被調查論文引用的外文圖書中，英語圖書的被引用量以及在CASHI，外文書目數據庫和本館圖書館館藏目錄查到的館藏數量在所有語種圖書中比例最高（引用比例80%多，CASHL和本館館藏率超過90%）。英語圖書的CASHL館藏語種滿足率和本館館藏語種滿足率最高（CASHL：40%左右，本館：20%左右），日語圖書的館藏語種滿足率也較高（CASHL：約30%，本館：約10%），其他語種相應數據則均處在較低水平。

3.2.5歷史學外文圖書保障水平還須進一步提升

從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歷史學外文圖書的保障水平還有待加強，而表7引用頻次較高的圖書收藏現狀，更是直觀地佐證了這一結論。在歷史學科研人員被調查論文引用的外文圖書中，被引用次數不低於3次的有9種（40條）。有4種（20條）未能在CASHL外文書目數據庫查到館藏，有7種（31條）未能在本校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查到，保障率僅爲44%，和圖書館文獻正常保障水平的80%還有較大差距。歷史學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外文圖書情況見表7。

3.3歷史學讀者問卷調查情況

3.3.1歷史學研究者對外文圖書有較強需求和依賴

被抽樣調查的讀者中，33%表示對外文紙本圖書嚴重依賴，28.9%表示對外文圖書非常需要，31.8%表示對外文圖書一般需要，5.8%表示不太需要外文圖書。

通過對本館與CASHL館藏滿足情況比較發現，CASHI。滿足程度高的讀者達36%，遠高於本館的19.12%。滿足程度一般的讀者則都超過60%。（見圖3）

3.3.2需求比和滿足比在文專項目實施後有較大提升

按年代調查外文圖書需求與滿足發現，1980年以後，外文圖書的滿足率已經超過對外文圖書需求的比例。1980年以前的外文文獻，CASHL滿足比例高於本館，1980年以後差別不大，CASHL滿足了讀者對早期外文圖書的需求。（見圖4）

3.3.3各語種文獻需求比和滿足比與CASHL文獻收藏成正比

對不同語種外文圖書需求與滿足調查發現（見圖5），只有英語圖書的滿足比例大於需求比例。CASHL小語種圖書的滿足率均高於本館，說明CASHL是本館小語種外文圖書的重要補充途徑。

3.3.4CASHL服務深入人心，服務水平還須進一步提升

在調查利用CASHL獲取外文文獻的必要性和便利性時，讀者一致認爲很有必要，但只有50%的人認爲很方便。讀者認爲利用CASHL遇到的問題主要是查不到所需資料（29%）、獲取文獻時間長（23%）、費用過高（21%）、查詢系統不方便（12%）、手續繁瑣（15%）等。

從引文分析和問卷調查的結果看，歷史學科讀者對外文圖書有較強的需求，需求文獻的年代分佈比較廣泛。文專項目已經在讀者閱讀與研究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文專項目圖書已經爲科學研究提供了比較有力的支撐與保障。

4 小結

4.1文專項目圖書的投入產出率高

根據調查，CASHL的歷史類外文圖書保障率爲38.20%，與國外高校圖書館70%的圖書保障率還有很大差距，但考慮到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圖書每年採購的外文新書近4萬種，只佔歐美地區年度文科學術圖書出版量的30%。說明文專項目圖書的投入產出率高，每一分錢都用在了刀刃上。預計今後十年，隨着文科項目專款經費的增加，高校外文圖書的年收藏量將達到8萬種，收藏總量將達到200萬種，人文社科外文圖書的保障率將會達到90%，重點學科將會更高，力爭達到95%的國際一流文獻保障率。

4.2文專項目圖書的收藏質量較高。

根據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獻資源的佈局與保障研究”課題組子項目“高校1950—2000年人文社科外文圖書學科保障方案”的研究，國內高校人文社科圖書收藏率與國外一流高校相比還是很低的，但與國內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圖書利用率相比還是比較好的，說明CASHL收藏的外文圖書達到了爲重點學科服務的目標（見表8）。

4.3文專項目圖書的小語種服務更有針對性

根據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獻資源的佈局與保障研究”課題組研究，對比本次調查結果，在歷史學外文圖書小語種收藏與利用方面，德文和法文的收藏率雖然低，但利用率相對較高（見表9）。

讀者問卷調查表明，有三分之一的被調查讀者對紙本外文圖書非常依賴，文專項目對小語種圖書、1980年以前的外文圖書的收藏是對本館收藏非常重要的補充。

4.5讀者認可CASHL服務平臺

讀者問卷調查表明，被調查者一致認爲CASHL服務很有必要，並對CASHL服務充滿期待，提出了很好建議。

歷史與社會論文範文 篇三

1．1政治文明的含義政治文明屬於人類的歷史範疇，政治文明在人類一步步發展的歷程中不斷提高和不斷完善，他隨着社會的形成，國家的發展不斷的向前推進。當然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政治文明是人類不同利益集體不斷鬥爭和改革妥協中形成的果實，是人類政治智慧所形成的良好的結合體。人類文明三位一體，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約和促進該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對政治文明產生影響，那麼如何處理三者的關係，關係到政治文明能否更好的爲社會的發展提供有力的促進作用。

1．2古代的政治文明夏朝的建立，中國從“公天下”走向了“家天下”，“世襲制”代替了“禪讓制”，國家開始逐步完善法律，設立軍隊，監獄等暴力機構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封建王朝歷經商周之後，在周朝末年，戰亂四起，國家動盪不安，封建社會土崩瓦解，戰國末年秦國滅六國而一統天下。秦始皇建立秦朝，中國進入了兩千多年的專制君主時期。兩千多年的專制君主制政治，中央圍繞着兩條主線，其一不斷加強皇權，削弱相權，其二加強中央權力，削弱地方權力的政治制度改革，當然其中夾雜着籠絡知識分子的科舉制度的形成。威懾邊疆少數民族地方的民族政治政策。古希臘雅典政治文明是人類政治文明中的精華，經歷專制王朝的中斷後。雅典形成了超前性的民主政治文明。他的超前性體現在人類文明還沒有達到該有的內涵，他已經開始形成了足以讓兩千年後，都爲之羨慕和震驚的民主形式，他極端的強調個人主義，尊重每個人的權力，每個人都對城邦有重大事物的表決權。由於他所處的時代。並不能給予他前進的基礎，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這種高度的政治文明被時代淘汰。不過優秀文明總是如深地草根，一旦社會真正形成該文化的基礎，這種政治文明將是另一種姿態重新出現。

1．3現代政治文明嚴格意義上來說，“現代西方政治文明源起於1215年的《大》。”“其後在西方几百年權力鬥爭的歷史過程中，經歷了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新大陸的發現、工業革命、資本主義革命勝利。現代政治文明的內涵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權力制衡等要素開始融人到這個社會。1956年結束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開端。1978年之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國良性的政治文明開始逐步形成，並且在後來歷次的會議中，爲政治制度的建設確立了正確的方向，政治文明開始穩定向前。

2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面臨的挑戰和困境

2．1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帶來的困境

馬克思1859年所寫的《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中指出：“無論哪一種形態，在它所能容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早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十月革命，已經預示着社會主義將在資產階級統治的世界中脫胎而出，蘇聯經歷了自身的內戰和對外戰爭，社會主義蘇聯在混亂中開始穩固。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面積的形成，應得益於二戰中蘇聯的力量，社會主義國家在東歐遍地開花，這正是應對了馬克思在《宣言》中的那句結論性的話語。但是在社會主義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之初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後來慢慢的舉步維艱，制度僵化，政治文明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所有的矛盾在1989—1990年爆發，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這給社會主義國家帶來了沉重的打擊。這也應對了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評》中的“兩個絕不會”，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沒有到達那種程度。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政治文明的建立，要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

2．2之前的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讓人心有餘悸

從1956年開始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22年中，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年，讓所有取得的成果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中國良好的政治制度被破壞的體無完膚，政治文明建設幾乎倒退。擔心再次出現這種情況，成爲了有政治意識的廣大羣體最大的心結，當然避免這種情況的再次出現，應該也成爲了我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建設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3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符合歷史發展

3．1資本主義固有的缺陷

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得以彰顯資本主義從產生開始就伴隨着血和淚的擴張。他們用盡一切手段進行資本積累圈地運動、早期的海盜運動、對工人進行無情的剝削。這些種種行徑爲了成爲財富貴族，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同時爲了擴大市場，進行殖民擴張，發動對外戰爭，把落後25l的國家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商品銷售地，給這些落後的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傷痛和災難。現今社會下資本主義打着“人權”的政治旗幟，實質是擾亂世界安寧，推行自己政治模式的暴行之舉的傾向。資本主義自身的缺陷，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文明的優越性得以彰顯，社會主義不僅提倡效率，同時也提倡公平。

3．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進入了良性循環

在十三中全會公告中指出；“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政治就進入了—個良性發展圈。爲了適應日益發展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斷的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最初的推行改革開放到日益重視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經濟。從司法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司法制度，另一方面不斷的將更多的權力直接賦予廣大的人民羣衆。使他們能在真正的成爲國家的主人，從經濟來看，中國經濟碩果累，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些成績都證明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符合中國具體實際，符合中國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進入了一個良性發展時期，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

歷史與社會論文範文 篇四

關鍵詞：歷史人類學；日常生活史 ；社會文化

中圖分類號：C9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681（2013）04-0017-06

收稿日期：2013-09-10

作者簡介： 常建華（1957-），男，河北張家口人，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明清史、社會史研究。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hould be from Alltagsgeschichte

CHANG Jian-hua

Abstract： Anthropology studies historical changes of folk customs to show social culture embodied by human behaviors during exact historical periods . The social culture roots in daily life，so Alltagsgeschichte is the important point from which Anthropology develops，because it is not an unique researching object but a kind of researching view and method. Many European major schools stressed the researching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n the basic of daily life to some extend. Anthropology researching of china，especiall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was on the base of region and field practice，had involved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daily life and anthropology. As there is scarcely no study specialized in anthropology from the approach of daily life，it is necessary to stress that the research should be started from the daily life.

Key word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Alltagsgeschichte；Social Culture

歷史人類學在當今的中國已經廣爲傳播，不乏論述者。然而專門從日常生活的視角理解歷史人類學的專門論述似乎罕見，筆者試爲之，以就教於時賢。

一、歷史人類學主張以日常生活史爲基礎

社會—文化人類學將社羣及其生活置於主要研究對象，如果要區分社會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的話，一般而言，文化人類學徑直以研究日常生活爲主，而宣稱研究人際關係網絡的社會人類學，是將社會建立在生活基礎之上的。舉例來說，英國人類學家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經典《努爾人——對尼羅河畔一個人羣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其主題是政治制度，作者明確指出：“如果不把環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慮進來，就不能理解這種政治制度。”將研究目標設定爲：“描述努爾人的生活並揭示他們的社會結構的某些原則。”[1]難能可貴的是，1961年埃文斯-普里查德：“要求人類學家以歷史學家爲師，原因是歷史學家在分析研究歷史文獻方面較有經驗，能把握時間和變化。”[2]如此將人類學田野調查同分析歷史文獻相結合，把握所探討問題的時間和變化，就把人類學與歷史學結合起來。

何謂歷史人類學？1978年法國學者安德烈·比爾吉埃爾《歷史人類學》一文指出：“歷史人類學並不具有特殊的領域，它相當於一種研究方式，這就是始終將作爲考察對象的演進和對這種演進的反應聯繫起來，和由這種演進產生或改變的人類行爲聯繫起來。”“爲了讓過去稱作‘道德習俗史’的這一領域重新煥發青春，我們可以將歷史人類學叫做一門研究各種習慣的歷史學，這些習慣包括：生理習慣、行爲習慣、飲食習慣、感情習慣、心態習慣。……人類學的特性在於研究那些能用來確定一個社會和一種文化的現象；用一句眼下時興的術語來說，這些現象無關宏旨，而是被社會所說明，也就是說通過社會來理解和心領神會的。”“人類學在這裏也從文化生活的底層征服了史學，這些底層也就是最無關緊要的、最鬆散的表達：如羣衆信仰、浸潤於日常生活之中或聯結於宗教生活的儀式、少數人的或私下的文化等，簡言之即民俗”[3]。他認爲歷史人類學研究民俗習慣的歷史變遷，以揭示人的行爲反映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而社會文化根植於生活。

1979年問世的瑞典學者奧維·洛夫格倫、喬森那·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一書，作者在《緒論》中揭示出當時歐洲對於日常生活史的重視，也是歷史人類學的研究特色：“不管它們叫心態史、文明進程研究、文化社會學，還是歷史人類學，這些研究方法都旨在關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用歷史的方法挑戰今天習以爲常的觀念。”[4]即歷史人類學旨在關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

20世紀70年代末，法國年鑑學派的第三代領導人勒高夫，在其《新史學》中倡導歷史人類學研究。1993年他來到中國，倡議建立歷史人類學。他說人類學“研究方向對我們十分重要，因爲我們得以更好地理解人們日常生活的歷史，一切人的歷史，而不單純是理解社會上層的歷史。然而人類學主要是從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兩個學派內部發展起來的。可是，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並不重視時間，也不考慮歷史。所以，有意成爲人類學家的史學家應當創立一門歷史人類學。”[5]勒高夫把理解人們日常生活的歷史，作爲歷史人類學的重要追求。1993年創刊的專業雜誌《歷史人類學：文化-社會-日常生活》，反映的就是這種對於歷史人類學與日常生活關係的理解。

美國文化史家羅伯特·達恩頓也指出歷史人類學在於揭示生活的意義：“最令人激動、最有創意的歷史研究，應該通過個別事件挖掘出前人的人生體驗和當時的生存狀況。這類研究有過不同的名稱：心態史、社會思想史、歷史人類學或文化史（這是我的偏好）。不管用什麼標籤，目的是一個，即理解生活的意義。對‘生活的意義’這樣偉大哲學命題，要想找到它的終極答案是徒勞的。但我們不妨從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觀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是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的。”[6]

較新的表述是2002年德國學者漢斯·梅迪克撰寫的《歷史人類學》詞條，指出：“對於‘歷史人類學’的獨特形象而言，一個重要的出發點是日常生活史與體驗史。……‘歷史人類學’的出發點認爲，歷史的生活方式與社會關係不能被理解爲完美無缺的，而應該被理解爲‘文化文本’與‘文化建構’。在理解‘歷史人類學’時，人們必須在歷史進程中研究歷史的物質性。”[7]

行文至此，也有必要目前國際學術界對於“日常生活史”的理解。德國學者阿爾斯·呂特克撰寫的《日常生活史》詞條，指出：“‘日常生活史’這一概念指的是一種觀點，而不是一種獨特的研究對象”，常見的說法是“小人物的歷史”與“下層歷史”，而他則認爲：對於日常生活史性的強調應被理解爲對於批評的批評，日常生活史是一種以行爲爲導向的視角，日常生活史已經成爲大量研究項目與描述作品的一種維度，發現‘橫亙’在社會與統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性。[8]

儘管最新的歷史人類學作爲人學涉及多學科，研究範圍很廣，瑞士學者雅各布·坦納還是歸納其基本問題則是三個：一是涉及人類圖像的演變，涉及以人爲中心的自我描述的討論和傳媒條件的演變；二是關乎人們用以組織和調節自己社會共生的社會實踐和符號形式；三是問及人類本性的歷史性。雅各布·坦納並且指出：“不論從何種視角出發進行闡釋或解釋，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歷史人類學的代表人物，都把日常史、習慣史以及人類生活方式再生史和變化史當成了歷史研究的對象。”[9]日常生活史在歷史人類學當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我們注意到，阿爾斯·呂特克的日常生活史與前述安德烈·比爾吉埃爾的歷史人類學，均強調二者不是一種獨特的研究對象而是強調一種研究視角與方法。

二、西方具有日常生活史特色的

歷史人類學研究

法國具有歷史人類學的學術傳統。安德烈·比爾吉埃爾在《歷史人類學》還指出：勒格朗·多西著有《法國私人生活史》（1782年），並準備研究一種法國人道德習俗的社會史。因此“實際上，我們自年鑑派形成以來所看到的並不是歷史人類學的問世而是他的復興”[10]。

法國著名人類學家克洛德·萊維-斯特勞斯1949年發表《歷史學與人類學》一文，揭示歷史學與人類學關係。作者認爲：“這兩個學科之間的根本區別不是主題、目的或方法的不同。它們具有同一個主題，即社會生活；同一個目的，即更好地瞭解人，以及，事實上，同一種方法，其中不同的僅僅是各種研究技術所佔的比重而已。它們的主要區別是在於對兩種互爲補充的觀察方法的選擇不同：歷史學是從社會生活的有意識的表達方面來組織其資料的，而人類學則通過考察它們的無意識的基礎來進行研究。……雖然人類學家的分析主要是應用於社會生活的無意識成份，但如果以爲歷史學家從來沒有意識到它們，那就大錯特錯了。歷史學家毫無疑問首先是希望從那些使社會現象具體化的事件以及個人對這些現象進行思考和經歷它們的方式上來解釋這些現象。但是在掌握和解釋那些在人們看來似乎是他們的表述和行爲的結果（或他們之中一部分人的表述和行爲的結果）的東西的過程中，歷史學家很明白，並且越來越明白，他們必須求助於無意識的詳盡說明的全副手段。我們不再滿足於以再度合理性說明和再解釋爲線索編排歷代王朝與戰爭的政治史了。”[11]明確指出，歷史學家研究社會生活需要藉助於人類學。由於歷史學與人類學均以社會生活爲研究主題，以對人類的深刻了解爲共同目標，可以交叉滲透構成歷史人類學。

年鑑學派的第二代學者費爾南·布羅代爾《物質生活和資本主義》研究的主題是前工業社會中世界的居住條件、服飾、飲食等，“寫了一本歷史人類學的著作。布羅代爾並不滿足於只列舉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事物，而是主要指出經濟平衡機制和交換的流通怎樣塑造和改變着人類自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演進軌跡，指出人們的行爲怎樣集中於口味，重複性的行爲以及爲什麼某種食品從一個大陸傳到另一個大陸，或從一個社會階級傳到另一個社會階級，會改變人們的習慣等等”[12]。

雅克·勒高夫等第三代學者倡導打破學科界限的新史學，光大了歷史人類學。1971年勒高夫出版《爲了另一箇中世紀：西方人的時間、勞動和文化》一書，聲稱要“對西方世界前工業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的構成作出貢獻。”1980年法國史學評論家保羅·利科認爲該書有人類學的三個特點：第一是“另一箇中世紀”意味着中世紀與我們有區別。第二，這也是一種對主題有所選擇的人類學：時間和勞動，勞動和價值體系，雅文化與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這是一種注重無法撰寫自身歷史的普通人的人類學[13]。

在英國，E·P·湯普森以《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揚名。1976年他在印度歷史大會演講《民俗學、人類學與社會史》，指出歷史學需要借鑑人類學，但不是盲目和喪失歷史學特點的。他說自己過去十年在研究18世紀英國社會史時，碰到過尋找和了解通俗文化及儀式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普遍被認爲更接近社會人類學，而不是經濟史。他指出70年代歷史學家對於研究儀式的興趣：“儀式不僅滲透到家庭生活，而且還滲透到社會政治生活中。最近幾年，歷史學家一直用新的方法考察長期以來一直比較相象的生活各個方面：鄉村和城市儀式與節日表；社交生活中的娛樂場所；工業革命前後勞動與閒暇節奏的變化；社團中青少年地位的改變；很少被看作經濟紐帶而是被看作社會紐帶的消息、聊天、謠言聚集中心的市場和集市；羣衆反抗形式的象徵意義等。”[14]可見歷史人類學需要處理大量儀式生活。

20世紀70年代末形成於意大利的“微觀史學”，顯示出歷史人類學的特點。其代表人物卡爾洛·金茲伯格的《奶酪和蛆蟲》，關注16世紀意大利東北部一個叫“梅諾其奧”的磨坊主的宇宙觀和思想，進入生活世界。

前引瑞典學者《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一書，透過豐富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間的瑞典中產階級的生活圖景：他們在努力營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也認爲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進的，並應被推廣給普通大衆，中產階級自身的文化和價值觀成功地滲透到現代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1989年美國學者傑弗·埃利介紹西德社會史發展的新方向。他認爲過去10年西德史學領域中最重要的新發展當屬日常生活史的起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者採用人類學認識方法，馬克斯·普朗克歷史研究所成爲歷史學與人類學交叉問題的國際性中心，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人類學的影響很大。阿爾夫·呂德克是日常生活史的創始人之一，他強調“日常生活史意味着用一種不同的方法提出有關社會進程與結構的重大問題；日常生活史並非忽視政治問題，而是更徹底地提出公開的與私下的、人身的與政治的問題。”[15]

美國的兩位人類學家影響到歷史研究。克利福德·格爾茲提出的“深描”的文化解釋方法，對歷史學家來說，提供了揭示日常生活表面現象所代表的深層文化象徵的途徑。薩林斯認爲，人類學家稱爲結構的東西是具有歷史性質的客體[16]。20世紀70～80年代由格爾茲和“以一種更強烈的歷史成分而由馬歇爾·薩林斯爲代表的文化人類學，越來越成爲新的日常生活史的歷史研究的一個樣板”[17]。

總之，西方史學界到了20世紀70年代，轉向微觀史，與他們受到人類學家的影響有關。80年代初，美國學者伊格斯爾指出：“目前，幾乎所有的歷史都是社會史，但現在其社會科學基礎是放在諸如人類學和符號學這類探索集體意識、價值和意義，並將人視爲歷史局勢中的積極因素的學科之上，而不是放在地理學、經濟學或人口統計學這些對人類自由加上了外部限制的科學之上”[18]。英國學者彼得·伯克認爲：“一般說來，微觀史家志存高遠，雖不敢稱從一粒塵埃看整個世界，但也必聲稱從局部數據中得出一般性結論。對金茲伯格而言，梅諾其奧這個磨坊主就是一個傳統的、口傳民間文化的代言人；而勒魯瓦一拉杜裏則通過他所謂的‘大海中的一滴水’，即有關蒙塔尤的專題研究展現了中世紀村莊的全貌。……有理由表明使用社會顯微鏡是可取的。單個樣本可以微縮地代表一種狀態，即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根據其他理由）業已知曉的某種流行狀態，這一事實促使他們選取這些典型並加以研究。在有些案例中，微觀史研究使用計量方法；歷史人口學家時常對單個家庭進行個案研究，或利用電腦模擬某種家庭體制中某個人的生活。”[19]拉杜裏的《蒙塔尤》使用宗教裁判所審問異端村民的記錄，試圖揭示“構成和表現14世紀初蒙塔尤社區生活的各種參數”，即“社區的生活本身”[20]。

三、中國歷史人類學實踐中的日常生活史

中國的現代人類學研究中，日常生活居於重要位置。漢族社會人類學研究開創者之一的林耀華先生，持有社會結構的能動性和功能平衡的觀點，也認爲國學當中從文本到文本的古今持續性研究，爲中國新生的社會學/人類學積累了珍貴的文獻遺產。林耀華早期的研究，既有依據文獻的拜祖討論，更有進行田野調查的福建宗族探索。林先生回憶創作《金翼》時說到：“我在田野工作程序中運用了很多人類學理論，仔細剖析了芬洲和東林兩家的日常活動，他們的人際關係程序，試圖告訴讀者地方人民生活的圖景。”[21]他還總結研究實際生活的方法，先考察每人每日的常規，“這些材料纔算是社會結構裏的真正內容，詳細記載了個人日常生活之後又應漸漸推張個人生活和家庭、家族、氏族或整個社會的關係，再而找出團體與團體的生活關係。”[22]我們由此可以推斷，林耀華的漢人社會研究，是以日常生活出發的。

中國社會史的探討，具有歷史人類學特色的是華南研究。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閩粵區域史研究的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的歷史學者研究社會經濟史，結合田野調查，發生了人類學的轉向。目前這種研究風格在擴散，如徽州與江南、華北的區域社會史研究中，就顯露出來。

鄭振滿與海外人類學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別是莆田地域的社會史。他認爲歷史學者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就是從民俗研究歷史。民俗說到底就是人情世故，就是做人的規矩。民俗存在於日程生活中、社會大衆的行爲規範；民俗是有繼承性的，是相對穩定的，所以通過研究民俗有可能瞭解民衆的歷史。通過民俗研究更深層次的歷史，研究歷史的深層結構。我們的看家本領就是解讀歷代留下來的歷史文獻，這些典籍究竟有什麼意義，我們回到日常生活才明白。看它們對當時的百姓究竟有什麼意義，有沒有影響到百姓的經濟活動、社會關係、政治生活和各種各樣儀式行爲。歷史人類學就是要儘可能把歷史學關注的那些最基本的問題與民俗（地方性知識、日常生活的規則）聯繫起來，透過這種聯繫去解讀它的意義。①鄭振滿走向民間與田野，經常看儀式、訪談、採風，通過對分家、祭祖、婚姻與收養、民間信仰與社區組織的研究，從民間日常生活習俗入手，揭示了民俗背後社會機制與社會歷史的變遷②。他又說：“由於學術旨趣的不同，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對歷史人類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歷史學而言，歷史人類學的特徵應該是‘從民俗研究歷史’。這就是說，我們研究歷史首先要從民俗入手，考察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民衆的思維習慣和行爲習慣，然後把各種民俗現象和宏觀歷史進程聯繫起來，揭示民俗所具有的歷史意義。”[23]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一書，深入宗族的日常生活史，祖先崇拜下的祭祀信仰、家庭的再生產成爲宗族研究的基礎，成功地揭示了宗族文化建構的歷史過程與結構性特徵。這種歷史人類學從日常生活到社會結構的研究手法，也反映在劉志偉身上，他強調人類學家注意到社會和文化結構的形成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我們歷史學家就不得不重新反省對“過程”的結構作歷史闡釋的角度和方法[24]。

中國風俗史特別是明清社會風氣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從風俗論走向社會史[25]。然而，還有一個有待加強的研究取向，即從歷史人類學的視角看待風俗，將風俗史研究轉化爲日常生活史的探討，可以爲風俗史、社會史的研究帶來新的活力。

歷史人類學研究離不開民間文獻，而理解民間文獻離不開對於民衆日常生活的認識。鄭振滿指出民間文獻與民衆日常生活的關係，他說：“每一種民間文獻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羣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關。如果不把民間文獻放在具體的社會環境中，不瞭解各種民間文獻的作者和使用範圍，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間文獻的歷史意義。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做田野，就需要歷史人類學了。”[26]就是說，歷史人類學通過田野調查與解讀民間文獻理解“人羣”和“生活方式”。程美寶、蔡志祥也有類似的表達：“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直接影響著歷史學家對歷史文獻的界定和解讀。……許多歷史學家往往只重視甚至迷信文字資料，而無視資料產生的過程，更忽視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創造出來的資料。這些資料，如婚帖、訃告、帳簿、人緣簿、分單、鄉村告示、符紙等，很多是暫時的，很快被銷燬；或是束之高閣，只作爲家庭、鄉黨、夥友緬懷過去或計算將來的參考。與此同時，地方社會的歷史，不少是口耳相傳，或在鄉民的生活空間和生活方式中產生或呈現的。因此，單靠帝皇將相或官宦士紳製造出來的史料，不足以讓我們瞭解地方社會的組織和結構，也不能讓我們明白國家如何進入民間，鄉民如何理解國家。歷史學家必須走出森嚴的檔案庫，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體驗鄉民的歷史，一方面把當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資料轉爲有用的、可長期參考的資料。在這方面，人類學家發展出來的方法和理論，足資讓走向民間的歷史學家參考。”[27]

陳春聲談到《走向歷史現場》問題時，結合自己在韓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區的研究實踐，闡明歷史人類學瞭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強調在歷史現場中“瞭解傳統社會生活中種種複雜的關係”；在提倡“眼光向下”、強調重視普通人日常生活經驗的時候，要把握百姓的“歷史記憶”表達的常常是他們對現實生活的歷史背景的解釋；在“國家”與“民間”的長期互動中形成的國家的或精英的“話語”背後，百姓日常活動所反映出來的空間觀念和地域認同意識，是在實際歷史過程中不斷變化的[28]。

在華北區域社會史研究當中，趙世瑜承擔的課題《10世紀以來華北村社、移民與宗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副標題爲“10世紀以來的北方城鄉與民衆生活”[29]。這項歷史人類學研究，從民衆生活進入華北村社、移民與宗族的主旨鮮明。

長期利用民間文書研究徽州的學者王振忠，近來注意排日帳資料。他認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需要發掘新的文獻史料，而排日賬（工夫賬）以其翔實的記錄，爲此項研究提供了極爲豐富的史料來源。排日賬的記錄者並非侷限於下層民衆，除了以往所知的農民之外，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私塾先生，同樣也有撰寫排日賬的習慣。徽州當地日常生活中銀錢的借貸往來，土地買賣中田地稅賦之推收過割，以及婚喪禮俗等活動中的諸多社交應酬等，都促使彼此之間的銀錢結算顯得極爲頻繁，這應是現存排日賬在徽州所見獨多的原因所在。如何以文本爲基本線索展開實地調查，藉助田野考察所獲的感性認識，加深對民間歷史文獻的理解，進一步認識傳統中國農村社會，可能是今後需要着力開展的一項研究。[30]這實際上也是從日常生活史出發，利用民間文獻探討歷史人類學問題。

四、結語

歷史人類學重要的出發點是日常生活史，強調的是一種研究視角與方法，而不是一種獨特的研究對象。因此，我們應當擴展對於歷史人類學的理解，雖然歷史人類學重視田野調查，但絕不限制於此。如諸多藝術社會史的研究就體現出歷史人類學的特色，牛津大學藝術史系講座教授柯律格研究明代書畫家文徵明，在送禮活動中尋找文徵明作品的根源，指出：“日常生活中早已存在着一套言語與姿態的陳規，以界定種種收受的時機與場合。”[31]他將文本作爲物品，注意其在流傳中的物質性殘留，如題跋或藏印等。特別是借鑑人類學家莫斯等的早期禮物研究，也關注1990年代楊美惠、閻雲翔、任柯安討論中國禮物的研究成果，思考的問題是“文徵明、與他有關的人以及在他們之間流轉的物品如何一同在一連串特定的社會脈絡中運作其能動性。”[32]研究了各種場域下的社會關係，進入文徵明及其作品創作、流傳的生活狀態。重視藝術實踐與日常生活中交往與應酬的關係，也體現在藝術史家白謙慎對傅山的研究當中。③物質文化的研究與日常生活、歷史人類學的探討不可分割。

在西方學術界，無論是法國的年鑑學派，還是意大利的“微觀史學”，從英國馬克思學派的社會史，到德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乃至美國人類學、文化史的歷史人類學主張，都在一定程度上強調立足於日常生活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或有人擔心日常生活史容易使歷史研究導向瑣碎化，失去與國家以及大歷史的緊密聯繫性。其實生活史是構築總體史不可少的，或許某種意義上來說失去國家而獲得了世界，這正是當下全球史所追求的。美國著名學者彭慕蘭指出：“對於‘總體史’——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日常生活史——的追求。……把目光轉向各種社會史主題似乎是很自然的，因爲在這些主題的研究中，國家的概念用途不大。……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許更不容易衡量，但是它們也是全球史的重要內容，這要歸功於年鑑學派的影響，同樣也歸功於諾伯特·埃利亞斯和米歇爾·福柯的影響。……早在大衆消費市場——更不必說全球傳播媒介了——形成前，那些慣常認爲地方氣息很濃的私人生活史，都有着重要的世界史維度。”[33]日常生活史對於總體史、全球史有如此的重要性，歷史人類學以日常生活史爲出發點，不會偏離歷史學的發展方向。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社會史研究異軍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會生活的文化意義，立足地域考察歷史，構成新社會史的特徵。日常生活史也是近來國際社會史研究所重視的，“許多研究描繪了日常生活的構成和變遷，從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到與動物的關係，從食物習俗到娛樂、節慶和宴飲方式”[34]。新社會史的興起與歷史人類學產生不解之緣，一些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努力實踐歷史人類學。由於近世歷史資料豐富、歷史遺存衆多、便於田野調查，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表現出明清時期較熱的特點。明清時期則立足於地域與田野實踐歷史人類學，已經處理到日常生活與歷史人類學的關係。然而有意識地進一步強調日常生活對於歷史人類學的重要性，或者說歷史人類學研究應以日常生活史爲出發點，似乎仍有必要。

註釋：

①鄭振滿：《從民俗研究歷史——我對歷史人類學的理解》，原刊《潮聲：廈門大學人文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2003年；收入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附錄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69-279頁。

②請參考鄭振滿以下論文：《清至民國閩北六件“分關”的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宋以後福建的祭祖習俗與宗族組織》，《廈門大學學報》1987年增刊；《閩臺道教與民間諸神崇拜》（與丁荷生合作），《民族學研究集刊》，第73期，1992年；《吳真人信仰的歷史考察》，《吳真人研究》，廈門：鷺江出版社，1992年；《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史林》1995年第1期；《明清福建里社組織的演變》，鄭振滿、陳春聲主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其中後面的四篇論文，收入鄭振滿《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卷三“民間信仰與儀式傳統”，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173-253頁。

③白謙慎：《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年版；白謙慎：《日常生活中的書法：以傅山爲例》，胡曉真、王鴻泰主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19～5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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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社會論文 篇五

[關鍵詞]歷史教科書戰爭記述分析

一個時期以來，有關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的問題激起了各國各界人士的強烈關注。中學教育是一個國家公民教育的最重要階段，在教科書中向學生傳授怎樣的歷史知識，不僅是日本社會如何認識過去的問題，更是日本如何面對未來的關鍵。在此，就日本新歷史教科書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歷史的記述問題及其背景作一評析，以供同仁參考。

戰爭歷史記述問題事態

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按慣例是每隔4年修訂一次。上次日本中學(國中)歷史教科書審定是在2001年，今年重新審定，教科書將於2006年四月起採用(新學年於四月份開學).

目前，日本共有日本書籍，東京書籍，帝國書院，清水書院，大阪書籍，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及扶桑社等8家出版社擁有國中教科書發行權。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再次審定通過準備發行的8種國中歷史教科書內容雖然良莠不齊，但總的傾向仍然是把日本對中國，韓國等的侵略戰爭歷史簡略化。其中最引起關注的還是扶桑社出版的由日本右翼"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編寫的國中《新歷史教科書》.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屬於日本專事美化侵略戰爭的右翼文人"自由主義史觀派".這個組織近年來十分活躍，不僅大量著書立，而且還專門編寫"新歷史教科書",其目的是把日本社會右翼的歷史觀，通過教科書傳授給日本的青少年學生。尤爲突出的是這種教科書中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戰爭責任的記述，集中體現了其右翼史觀和特徵：

在平成18年(2006)版《新歷史教科書》的第五章"世界大戰的時代與日本"中，在記述日本全面進攻中國的歷史時，該書在"中國的排日運動與協調外交的挫折"標題下稱："隨著中國國內統一的進行，排外運動也跟著高漲。中國人對於根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享有優惠的列強十分排斥，除了民族的反感之外，受到以武裝革命成功的蘇聯共產黨思想的影響，運動有急進的傾向。對勢力日益擴大的日本，除了拒買日本商品之外，也時常出現攻擊日本人的的排日運動。……然而，中國的排日運動卻仍然無法有效地控制。因此以日本軍部爲首，開始有人認爲對中內政的不干涉政策不足以解決問題，批評幣原外交爲軟弱外交的聲音逐漸高漲。"這樣的表述，似乎是日本的進攻是由於中國的"排外",爲其開脫隨後的帝國主義侵略做好了鋪墊。

接着這本歷史教科書在"從盧溝橋事件到日中戰爭"標題下稱："在外國人權益集中的上海發生的二名日本人將兵被射殺事件，成爲中日之間的衝突一發不可收拾的導火線。日本軍原來以爲只要攻陷政府的首都南京，便會降伏，於是於12月佔領南京。然而卻遷都到後方的重慶，持續抗戰。"其荒謬邏輯是如果中國不抵抗，就沒有戰爭了。

關於南京大屠殺，該書在第199頁圖片說明中稱"日本軍造成了中國軍民多數的傷亡(南京事件).此外，此事件的犧牲人數資料受到質疑，並且有許多不同的見解，至今仍在爭論中。"

在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記述上，這本"新歷史教科書"刻意美化侵略，甚至反覆強調日本的進攻有助於亞洲各國的獨立。該書在第五章第二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代"下，以"大東亞會議與亞洲各國"爲標題宣稱："擴展到亞洲的獨立希望日本首戰的勝利，帶給了東南亞及印度人民獨立的夢想與希望。如果沒有當地人民的協助，日本軍在東南亞不可能有勢如破竹的進展。更有被日本軍俘虜的英國印度人士兵結成印度國民兵，協助日本軍進攻印度。不論是印尼或緬甸的軍隊都是在日本軍的指導下組織而成的。"並稱1943年11月的"大東亞會議"歷史地位在於"會議中發表了和同盟國大西洋對抗的大東亞共同宣言，宣揚各國的自主獨立，相互提攜相互發展，撤消人種的差別。會議之後，日本以排除歐美勢力，建立亞洲人的大東亞共榮圈作爲戰爭更明確的目的。"

該種歷史教科書進而更在"亞洲各國與日本"標題下強調"日本敗戰撤退之後，這些殖民地在十數年間相繼以自己的力量完成獨立，當中也有留在當地參與獨立戰爭的日本士兵。日本往南方的進出，原先是爲了獲得資源，卻成爲加速亞洲各國獨立的楔機之一。"按照該歷史教科書中的邏輯，幾乎等於說希特勒侵略波蘭是爲了幫助其獨立於蘇聯。

這樣一種宣揚皇國史觀，美化侵略戰爭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被日本文部省宣佈審檢"合格",並將於2006年面向中學生，實際上是日本社會近年來右翼史觀膨脹的體現。更令人不安的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其他各家出版社雖然沒有完全採用右翼史觀，卻也明顯"自律".從2002年度以來的各種歷史教科書的內容看，相對於1997年以前的版本，各家出版社均大幅削減或淡化了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隊的戰爭暴行的史實，尤其是大幅度減少甚至刪除了歷史教科書中關於慰安婦，"三光政策"及南京大屠殺等問題的記述。

二，日本教科書問題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日本出現篡改歷史的教科書問題決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歷史和社會背景。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佔領日本的美國對日本教育曾經進行了改造，採取了包括修改教育內容，禁止傳播軍國主義思想；實行政教分離，禁止教育單位參預祭祀和參拜活動等措施。這些有力地限制了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發展。但是，隨着冷戰的開始，和美國實施利用日本牽制前蘇聯和中國的戰略，其對日本的控制改造政策發生逆轉，右翼史觀在戰後日本教育領域內又重新滋長。

朝鮮戰爭時期，在日本右翼勢力影響下，日本文部省在1951年將歷史教科書審定標準《學習指導綱要》中的"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改成了"日本對中國的進出",直至2002年4月。1956年，日本政府廢除了原來的《教育委員會法》,實施《地方教育行政組織和管理法》,把教育委員民選制改爲任命制，又向戰前的教育制度靠攏，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右翼思潮在日本教育界進一步擡頭。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對歷史教科書的審定中，要求刪改對亞洲鄰國的侵略史實，南京大屠殺，731部隊，慰安婦等也被淡化成戰爭時期由於混亂而發生的行爲。這激起亞洲鄰國和日本國內的強烈批評。中國和韓國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交涉。日本政府在當時的形勢下表示願意傾聽意見，改善與亞洲鄰國關係，並隨後在相關的教科書審定條例中增加了"鄰國條款".但這並不能解決教科書中的歷史觀問題，.

此外，日本政界也不斷出現爲侵略歷史翻案的言論。一些高級閣僚如藤尾正行，奧野誠亮，永野茂門，櫻井新，島村宜伸，江藤隆美等人紛紛因就歷史問題"失言"受到譴責而離職。1993年8月，日本細川內閣成立後，才公開承認以前的戰爭是侵略戰爭。1995年再度審定中學歷史教科書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紀念期間，也是社民黨委員長村山富士出任首相期間，對侵略戰爭的歷史有反省表示。但隨後日本社會和政界便出現了聲稱反對"自虐"史觀的"國民運動",並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陸續組建了"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等團體，正式編寫貫徹右翼史觀的中學歷史教科書。

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的崛起，日本社會，特別是日本政界，右翼勢力上升。日本執政者刻意以歷史問題來刺激因多年經濟不振而消沉的國民情緒，並達到修憲，強兵，走向國際事務的目的。日本決策層內，小泉及其未來的繼任者，在歷史問題上會更強硬。日本很可能會因歷史觀問題與亞洲鄰國陷入新的政治冷戰和對立。日本國內的歷史教育中，也會在有關戰爭歷史的內容上，更加右傾。與此相應，中，韓兩國的反日情緒可能增長。針鋒相對的歷史觀，可能會成爲東亞和平，和諧格局的死結。

日本歷史教科書中有關戰爭歷史的記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種觀念是戰後日本社會變化發展的產物，這些內容和觀念既受日本社會歷史觀和價值觀的直接影響，產生了許多扭曲的歷史記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時反過來影響了日本社會對歷史的集體記憶。日本歷史教學中有關戰爭歷史內容所形成的各種歷史觀念和政治意圖，會融入到日本的社會意識和理論思維，並在相當程度上成爲日本意識形態和戰略思考中的要素，進而會影響未來東亞地區的國際關係和歷史進程。聯繫到當今日本在對華戰略乃至國際政治上日趨強硬政策的思想背景和淵源，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使人們愈益關切。

三。日本戰爭歷史觀問題產生的思想原因

第一，日本在政治上並沒有與舊時代完全割裂。將日本與德國比較可見，德國舊國家機器完全被粉碎，其戰後的政治與納粹時代完全劃清了界線，德國人可以超脫於舊時代之外而對其戰爭歷史加以無保留的反省和批判。而在日本，舊時代的一些成分在戰後仍在一定程度上維續了下來，戰時的天皇在戰後雖然失去了權利，但對其戰爭責任並沒有追究。日本人不可能像德國人將戰爭責任歸咎於希特勒那樣將罪責歸於天皇，不能與舊時代完全分清界線，舊歷史仍是日本人現在所生活時代的一部分，這樣日本人就一直揹負着歷史的重壓和罪責。德國人批判過去的歷史不等於批評現在的國家，而日本人批判歷史則意味着批評國家本身。與舊時代無法割斷的聯繫使日本人難以對仍然與他們現在生活相聯的歷史加以徹底的批判。

第二，在對戰爭歷史的認識上，日本右翼史觀的理念是認爲日本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這樣的觀念必然導致對戰爭歷史的歪曲。與德國對戰爭歷史的反省相比，誠然，並非每個德國人都感到對戰爭有罪，但作爲一個民族它感到有責任。日本右翼人物的史觀則表明他們既不覺得有罪，也不覺得有責任。而沒有責任感便不可能對歷史進行深刻反省。

第三，在歷史觀念上，由於歐洲一體化思想的影響，歐洲國家更傾向於將本民族的歷史看作是歐洲歷史的一部分。而亞洲一些國家，尤其如中國和日本，有時則傾向於將亞洲歷史看作是本民族歷史的一部分。如同中國對於古代亞洲歷史的一些觀念，日本對於亞洲近現代歷史的觀念也傾向於以本國爲中心，強調日本本位文化的確立。以這樣從本民族角度而不是從整個地區大歷史角度出發的觀念去回顧和看待歷史，便自然會導致民族主義傾向等偏差和錯誤認識。

第四，在對亞洲大陸的觀念上，自近代以來，日本社會就一直存在着"脫亞論"的潛意識，認爲就像歐洲歷史發展有脫離伊斯蘭文明影響的"脫亞"過程一樣，日本歷史發展也有脫離中國文明影響的"脫亞"過程，認爲日本應追求歐洲文明而脫離亞洲文明。"脫亞入歐"的意識使日本思想界搖擺於歐洲文化與亞洲文化之間。而事實上日本既不可能融入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割斷與亞洲傳統的聯繫。現代日本科學很發達，文學也發達，而哲學卻不發達，原因可能就在於其文化沒有明確的定位，彷徨於東方文明於西文明之間。更爲重要的是，"脫亞論"的思想導致了日本的島國思維和對亞洲大陸的對立意識，導致了日本對亞洲鄰國的蔑視，敵視，和敵對。這樣的潛意識過去是引發日本侵略亞洲國家的思想因素之一，現在也是日本保守勢力歪曲侵略亞洲歷史的重要原因。

四，我們如何面對

首先，面對歷史教科書問題，我們應該超越民族的仇恨，而從整個東亞未來的和平與發展大業的高度來看待問題。應堅持理性的原則，如果只是以一種極端去取代另一種極端，那麼，東亞只會在思想上變成另一箇中東。對戰爭歷史的認識，需要在觀念上要衝破民族的限制和人性的狹隘，現在東亞各國在歷史問題上的相互態度，除了政治和社會因素，更需要面對很多人性的弱點，這無論對於中國，日本都是一個挑戰。如果能勇敢面對這一挑戰，而不是繼續在人性的漩渦中怨天尤人，那麼通過這一問題在理智上勝利的民族是一個智慧的文明的民族。歷史問題應該也能夠促進兩國走向更加文明之路。

其次，應將少數日本右翼勢力與日本主流學術界區別開來，增強交流和合作。應深入瞭解和理解日本學術界的真實狀況和理念，理清問題的根源，並構築亞洲學術界相互支持和信賴的關係。在這方面，日本也確有責任努力去取得鄰國的信任，日本對於自己的戰爭歷史，必須通過自己的誠意向亞洲各國和世界人民展現自己的道義感和責任心，這是最首要的。對過去的歷史作深刻的反思，不會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而只會是一個時代的開始。

歷史與社會論文 篇六

關鍵詞：史料；劃分；論文；結合

一

什麼是史料？“所謂‘史料’，就是指過去人類存在或活動的所有蹤跡，是人類物質活動或者精神活動的各種實物的、文字的和抽象的遺蹟，可以提供關於過去歷史的信息和知識的所有的資料。”簡而言之，史料是囊括所有人類留下來的痕跡，包括實體的或者非實體的材料。

初步把握史料的含義之後，就牽扯出史料的劃分問題，因爲史學研究的前提是要恰當應用史料，而這個前提的前提又需要合理劃分史料。總的說來，學術界大致有如下幾種比較常見劃分方式：1、史料的來源途徑：“得史之途徑，一曰在文字記錄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記錄者。”2、史料的意圖：年鑑學派馬克・布洛赫提出了“有意的”史料與“無意的”史料兩大類；3、從史料的遺存方式來分析，又可以劃分爲遺留性史料和記述性史料。

史料的類型是客觀存在的，而研究者根據需要和自我價值取向，纔會產生不同的劃分方式，筆者在本文闡述的是史料與論文寫作的結合問題，相對傾向的是從論文寫作角度去劃分史料類型。

二

首先是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又可以稱作第一手史料與第二手史料。直接史料最接近事件發生的年代，相對較客觀與真實；而間接史料卻相對於前者更加的充足。“直接史料的價值高於見間接史料的價值，但後者的量往往比間接史料豐富，研究任何歷史課題，直接史料爲其基礎的根本，但僅靠直接史料必不充足，須廣泛利用間接史料。”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要相互補充，相互考證真僞，這樣才能夠更好的還原事實。

其次，舊史料與新史料。近年來考古技術的進步，許多帶有考古價值的遺蹟遺址先後被髮掘出來，對固有的研究成果可能會產生一定的衝擊，如：關於《孫子兵法》的作者，有說是孫武、有說是孫臏，直到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兩個的竹簡體，證實了孫武是《孫子兵法》的作者、孫臏是《孫臏兵法》的作者。雖然這些新的發掘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現爲研究研究帶來了新的血液，但並不是新史料就能夠完全取代舊史料的存在，新史料也需要研究者去考證其真僞性、去衡量其價值，這個過程就需要結合舊史料；然而，舊史料真實性也需要新史料加以佐證、辨析。

再次，中外史料。其通過國內外兩種不同的視角來觀察歷史，閻步克指出：“事物的特點是在比較中呈現出來的。其所涉樣本至少在兩個以上，超越個性的深層法則，便開始重要起來。”比如：1840年中英戰爭，我們把這場戰爭稱作“鴉片戰爭”，是英國爲了打開中國國門、維護鴉片貿易而發動的；而英國稱爲“中英戰爭”，並稱發動戰爭是爲了保護僑民及貿易平等。由於所處的環境不同，就會出現英國人眼中的中英戰爭、中國人眼中的中國中英戰爭、非中英兩國人眼中的中英戰爭；所以，需要我們將中外史料結合起來、彌補彼此的不足。

最後，跨學科史料。“史學中跨學科方法的運用不僅能開闢歷史研究新領域，而且有助於史學新分支學科的形成，能夠解決單一學科方法所難以解決的問題，有助於解釋事物的本質。”史學研究離不開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需要涉獵其他學科的知識，形成全面綜合的知識體系與多元的史料蒐集方法，從多個方面來佐證歷史事實，建構理論支撐。

三

史學研究的過程中，“史料主導論”與“觀點主導論”一直以來都存在着爭議，如：清代乾嘉學派的“訓詁考據”、“蘭克學派”十分倡導唯史料論，傅斯年在此基礎上，提出過“史料學即歷史學”的論斷；而梁啓超提出：“歷史是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他在史料與論文的關係上，相對強調史學研究的目的和作用。所以，如果過多的強調史料本身，難免會有當時史家本身的價值取捨問題或者當時的時代侷限問題，可能會忽略史料對今人的啓發意義和價值；相反，只強調論據的作用也會導致：“將是否符合現實需要作爲評判歷史研究價值的唯一標準，歷史研究就會變成爲某些觀念或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所以，客觀嚴謹的論文需要我們正確釐清史料與論文的關係。

第一，從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中外史料、新舊史料、以及跨學科史料這四個方面做一個初步的劃分。比如研究民國時期西方基督教在上海傳播狀況，我們能夠蒐集到的史料比較豐富，但籠統的蒐集出來各類的期刊雜誌、報紙、地方誌、外國相關文獻等等，則顯得相當的冗雜，這就需要我們將史料做一個大致的劃分，然後進一步與論文的所要闡述的具體觀點相結合。

第二，挖掘充分的史料，夯實基礎知識。史料的掌握是一個“開源節流”的過程。其中，“開源”是指不斷挖掘史料，而史料的挖掘又可以歸納爲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在文獻類挖掘；另一種是非文獻類的挖掘。當然，現在我們的研究主要是以文獻類的史料爲主，佐以非文獻類的史料，這並不是就此忽略非文獻類史料，主要是由於這類史料相對較少而且發現具有偶然性。“節流”則指對現有史料反覆提煉掌握，“不斷積累史料，下深功夫，一定能夠獲得可觀成績，而且能夠站住腳，不易被人否定，也就是說較易成爲定論。”

第三 ，史料與論文合理的契合並與當前社會具體問題掛鉤。我們在平時研究中，以史料作爲佐證的基礎上，還需要了解不同類型的史料對文章的不同作用，做到有機的調和各種史料的關係；如果史料引用不恰當，則有斷章取義之嫌。再次是將研究成果與實際生活密切結合，“當生活的發展需要他們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的就會變成現實的。”我們借鑑過去的歷史，最終也需要合理的銜接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爲我們的研究與社會發展提供參考。（作者單位：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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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社會論文 篇七

[關鍵詞]史學論文寫作 改革 創新 模式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4）04-0121-02

在高等教育中，歷史學科是基礎之一，必須堅持把培養高素質的人才作爲教學活動的根本目標，同時，要緊密結合改革的步伐和社會的需求來培養人才。歷史學專業的培養目標是：培養適應21世紀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基礎紮實、知識豐富、具有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中國小師資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和相關專門人才。根據這一目標，改革和創新史學論文寫作的理論教學和寫作實踐，必將對我們實現目標、培養人才起到突出的作用。

史學論文寫作課程教學和學年論文、畢業論文是實現培養目標的重要教學環節，是培養學生創新精神、提高實踐能力和綜合素質的重要途徑。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寫好論文是提高本科教學質量的關鍵，學生通過論文的寫作，將所學的專業基本知識運用於實踐，掌握論文撰寫的步驟、方法和技能，並且在思想品德、工作能力、工作態度和創新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爲畢業後從事科研、教學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整體優化構建

（一）改革理論教學

改革以往史學論文寫作課程的傳統理論教學方式，增加研讀、探求兩個環節，來提高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時，有必要逐步改革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這兩門歷史專業核心課的內容和體例，使之更好地反映時代變化和學術的最新發展。三年級將較多地開設專業選修課（包括必選課和任選課），地方高校尤其要注重開設部分區域歷史文化課程，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增加有關生態、拓殖、人口、社會思潮、大衆心態、社會生活等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的內容，將歷史學習與現代社會問題諸如區域穩定、邊疆經濟、生態變遷等緊密聯繫起來，使學生更多地瞭解新的研究成果和學術趨勢，凸顯歷史學的社會功能。要增開反映本學科前沿成果，有助於提高學生基本功訓練和理論思維能力的選修課，特別是文化史、社會史、宗教史、外交史等領域的專門課程以及斷代史研究的專題，拓寬學生的認知面。

（二）創新實踐方式

要結合理論教學的改革，充分挖掘和利用歷史文化的豐富內涵，發揮歷史學教化與教養的功能，凸顯歷史學科功能和價值，培育經典名師，講傳經典文獻，開設精品課程，打造精彩講堂；培養學術人才，加強地方特色文化研究，提高校園文化品位和學生人文素質，建設文化名校；培養社會人才，滿足社會對具有一定史學功底的應用人才的多樣化需求。同時，結合高校教學團學一體化建設的實踐，創辦校園歷史文化節、“歷史與文化”學生論文大賽、學生學術論壇等學術實踐活動，以演講、辯論、沙龍、歷史劇、考古調查等形式，豐富校園文化、提高學生能力，在學校建設和發展過程中體現歷史專業獨特的魅力。

（三）增強教師指導

教育目標的實現，歸根結底是通過教師的具體教學活動來完成的。建立結構合理的學科梯隊，進一步完善師資隊伍的知識儲備，是保證改革順利進行的不可忽視的前提。必須把教師隊伍建設放在重要位置，要抓好中青年教師隊伍的穩定及其知識結構的完善，採取相應措施保證絕大多數教授、副教授都承擔本科教學第一線教學任務，充分調動廣大教師的教學科研積極性。不僅對學生在知識結構、思辨能力、認知水平、學科體系、考研素質等方面着力進行培養，還要對學生在創新思維、實踐能力等方面進行全面打造。四年級學生除了繼續進行少量課程的學習外，在教師的指導下，要積極參與地方歷史文化研究和項目活動開展。尤其是結合論文寫作課程、畢業論文（設計）、歷史文化研究競賽等活動，提高能力。

二、積極開展課題研究

（一）具體分工與集體攻關相結合

課題的研究和實踐，需要課題組全體成員積極配合、協調統一來展開。在總項目之下，設置若干子項目，充分了解歷史學專業本科學生學術研究傾向；調查歷史學專業學生讀書情況；理清教學、團學工作一體化與創新改革的關係等等。對每一個子項目進行具體分工，展開工作，不定期進行集中討論。最終在子項目完成的基礎上，通過實踐檢驗和集體修訂，形成最終方案。

（二）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相結合

要在現代教育理論、教育思想、教育教學新理念的指導之下，緊緊把握教育教學理論研究的前沿成果。結合國家、地方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法規、政策，認真學習，融會貫通，將核心內容滲透在課題的研究和實踐中。同時，教育教學改革成果的形成，必須通過實踐活動展開，如對相關現狀的調查，就必須通過大量的調查問卷來進行，而初步研究形成的方案，也必然通過教學實踐活動來進行檢驗和不斷完善。只有理論與實踐的相互結合，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三）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相結合

課題的研究要立足於具體高校，但又不能僅侷限在一所院校，必須與歷史學專業改革發展的趨勢目標相統一，與地方高等教育發展的目標和趨勢相統一，與國家中長期教育發展規劃相統一。課題的研究主要針對史學論文寫作，但又不能僅侷限在寫作上，要充分考慮應用型人才對各學科知識的需求，對各種能力的需求，以及教學團學一體化建設的思路。

（四）專業課程與知識拓展相結合

課題的研究還包括在歷史學專業傳統的課程設置以外，有效地對教師資源進行整合，以師資特色開設專門史、斷代史專題選修課來培養“學術型”人才；同時，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結合歷史過去性的特點，以多媒體輔助教學，集聲像、音響、圖片於一體，增強歷史教學的生動性，激發學生學史興趣。開展專業考察、地方遺址遺蹟參觀瞭解等方式，增強學生對知識的應用能力。

三、主要特色和創新

經過長期的摸索和實踐，我們提出，創新史學論文寫作教學和實踐活動，具有特色的“123模式”是有效的途徑。

“123模式”具體來說包括兩個“123”，即教學中的“一堂課、兩論文、三環節”；實踐中的“一結合、兩展示、三監控”。

在史學論文寫作教學活動中，創新“一堂課、兩論文、三環節”。一堂理論課程，對歷史學本科學生繼續開設史學論文寫作理論課程，要通過調整使學年論文能夠和畢業論文更好地銜接，學年論文總結和畢業論文啓動同時進行，爲畢業論文的寫作打下堅實的基礎。兩論文，即兩個寫作實踐，包括歷史學本科學生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科學合理地安排指導教師，加強對學生的鍛鍊，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三環節指理論教學過程中的三個具體環節，包括研讀式環節、探求式環節、思辨式環節。改變以往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弊端。在理論學習中，首先結合理論學習，指導學生選擇感興趣的學術論文進行研讀；其次，結合理論學習進行對史料的蒐集整理，以探求本質；第三，指導學生對具體選題進行思辨，然後再進行寫作實踐。

在史學論文寫作實踐環節中，進行“一結合、兩展示、三監控”。一結合指將學生學年論文寫作與學生社團活動相結合。學生進行學年論文寫作與歷史論文寫作大賽相結合，積累經驗，適時地將寫作大賽範圍逐漸推廣到全體歷史學專業學生，並進一步推廣到全校範圍內，以此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激發學生的研究旨趣。兩展示是指論文大賽獲獎學生的學術論壇展示和畢業論文答辯展示。在每年的論文大賽結束後，舉辦由獲獎論文學生爲主的“學術論壇”，同時邀請部分教師參加，面向全校學生展示歷史文化研究的魅力。通過對學年論文的高標準、嚴要求，進行規範、嚴格的畢業論文開題、答辯，向全校學生展示歷史學專業學生精益求精的學術風氣。三監控是指從目標監控、過程監控和評價監控三個方面構建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的質量監控體系，保證學生論文的質量，充分達到原創性、學術性、科學性的統一，使學生論文選題能夠具有較強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論文能夠公開發表，能夠有新觀點、新視角、新史料。通過培養，使歷史專業的學生能夠廣受社會各界和用人單位的好評，真正實現教書育人的目的。

歷史與社會論文 篇八

【關鍵詞】研究性學習中學生 歷史教學 歷史小論文

Simple analysis of exploratory learning used in history teaching

Liu Gang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writer has expatiated an exploratory learning way that can make students learn independently------writing the history paper and also made a 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history paper teaching, hop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mproving the history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Exploratory learning Student History teaching History paper

普通高中歷史新課程強調，要轉變學生的學習方式，倡導學生在多樣化、開放式的學習環境中主動學習，在新課程背景下，傳統教學方式已經不適應歷史教育的要求，如何轉變教育教學理念，提高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和基本技能日益成爲一個突出的問題。作爲歷史教師，尋找符合研究式學習模式的、並能使學生主動參與、樂於探究的教學方法是當務之急。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本人認爲適當地讓學生撰寫歷史小論文不失爲一個有效的方法。通過歷史小論文教學，對學生來講既鞏固了知識提高了認識，也鍛鍊了學習歷史的基本技能和其他能力（如閱讀能力、分析能力、綜合能力、語言組織和表達能力、合作能力等）；對教師來說既可以檢查學生的知識水平和思想認識水平，也可以用來培養學生的各種能力，同時也有利於調動學生學習歷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學生善學、好學、樂學。下面就談一談歷史小論文教學的有關方法、注意問題和意義。

1．歷史小論文的教學方法。

1．1 精心設計問題。精心設計並提出富有啓發性的問題是保證學習質量的前提。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問題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的動機。“疑者，思之始，學之端也”。“疑”就是問題，最容易引起探究反射，使學生深入思考，由此及彼，由表及裏，認識“廬山真面目”。從新課程的學習目標來看，問題的設計應體現新課程對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三維目標。從課堂學習過程看，問題是使課堂學習過程由教師主導向以學生爲主體轉化的橋樑，把學生置身於探索者的位置，通過自主學習獲得發展。因此，定題是關鍵性的第一步。在此環節設計問題主要應針對學生學習的重點、難點問題，一般指對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歷史現象、歷史人物，或者與此相關的當前形勢、與社會發展聯繫密切的熱點問題。題目要源於教材，但要高於教材。舉例如下：有人認爲秦始皇是有名的一代暴君，他罪惡滔天所作所爲阻礙了歷史的發展，對他應該全盤否定。你的看法如何？請自擬標題試論自己的觀點。

1．2 提供一些材料。考慮到高中學生知識範圍的限制，除了要求學生閱讀教材、查閱課外資料外，教師還需要提供一些可信的歷史材料作爲補充。在歷史學習中引進歷史資料，體現了歷史學科的特色。歷史資料對於歷史學習就如同自然科學必須要進行實驗一樣重要，同時，歷史資料的運用也是新課程提倡研究性學習、探究性學習的基礎。爲了拓寬視野，深化認識，教師應該補充相應的歷史資料或引導學生自主查找相關資料。資料的內容是與問題有關的原始資料、史學界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和文獻。資料的形式可以是多樣的，如文字、圖表、圖畫、地圖及音像資料等。補充資料的途徑主要是鼓勵學生從圖書館、互聯網等渠道多方獲取。爲了面向全體學生，照顧中下水平的學生，教師也可以提供有針對性的、經過擇取的客觀性的歷史資料。另外，適當提供一些教材中未體現的觀點來開闊學生的眼界，如翦伯贊評價“焚書坑儒”：“……在當時統一與分裂激烈鬥爭的年代裏，秦始皇用這種手段來打擊復活封建貴族政治的思想，又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事。”

1．3 給予一定的指導。對於歷史小論文這種形式，高中學生開始難於把握，所以給予一定的指導非常有必要。一要指導閱讀，教會學生如何查閱資料；二要指導分析討論，教會學生提取有效的歷史信息；三要指導撰寫小論文，教會學生如何做到論點明確、論據充實、論證嚴密。

1．4 給學生一點時間和空間。對於教材中材料豐富的、學生有一定知識儲備的論題，可要求學生課堂內完成。而對於涉及範圍大的、需要較高程度的理解和分析的論題，就要給學生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讓他們到圖書館去讀書查閱資料，思考分析，拓展思維空間。還可以把學生分成多個研究小組，設一名組長負責分配任務和協調工作，在小組內討論、交流、研究論題和材料，開闊其眼界活躍其思維，同時加強同學之間的合作，培養他們的團隊精神。

1．5 給學生一個恰當的評價。有學習，就有對學習的評價。學習評價是對課堂學習行爲及其效果進行價值判斷的過程，必不可少。新課程倡導發展性評價，強調在學習評價中要使學生成爲評價的受益者和參與者，突出評價促進學生髮展的功能。歷史小論文是學生研究學習的成果，教師要認真負責地批閱每一篇文章，做出恰當合理的評價。可以劃出表達準確而生動的語句，在旁邊批語表揚；也可在最後寫上總批語，表揚肯定其突出之處，婉言指出其不足之處。

1．6 給學生一個及時的反饋。對於學生寫作的情況，要做好統計工作，以及時反饋給學生。建議最好是開一堂總結課，採取分析加總結的方式來提高學生的認知水平。在總結的過程中，要肯定表揚立意新穎的小論文；指出並質疑觀點論據分析有誤的文章，也可以再放給學生討論辨析這些問題；對於觀點出現對立的情況，教師還可以組織學生分組進行辯論，以使他們的思維更加活躍和開放。

以上是教學歷史小論文的一般方法，在具體的教學中教師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靈活把握教學方法，以最好的形式激發學生對撰寫歷史小論文的興趣。

2．歷史小論文教學中應該注意的幾點問題。

2．1 要注意歷史小論文與專業論文的區別，不能把歷史小論文等同於歷史專業論文。歷史專業論文的撰寫者主要是歷史研究者、史學專家、大學生等，他們具備廣泛的知識儲備，深厚的基本功底，對論文的專業性要求很強。而歷史小論文所面對的是中學生，他們知識面狹窄，對歷史材料和論題的分析解決能力較差，所以我們不能用專業論文的標準來要求中學生。“只要能以歷史事實爲依託，言之成理，持之有據，論述清楚即可”，我們不必求全責備，要求過高、過嚴，反而限制了學生的想象力和思維空間。

2．2 設計問題情境應注意幾個原則。①設計的情境應有一定的複雜性，問題的複雜更具有挑戰性，才能促使學生調動各種資源和能力、綜合各種方法來分析解決問題。②問題應符合學生的實際，只有從學生的現有學習水平出發設計的問題，學生能通過自身的努力最終解決，纔會有興趣去研究解決這些問題。③問題的設計要有一定的現實性，注意聯繫現實生活，引導學生關注社會生活。如：通過伊拉克戰爭讓學生談談對美國霸權思想的認識。這使學生不僅關注了歷史也關注了現實，把他們的眼光從教科書引向更廣闊的社會天地，達到了“開眼看世界”的目的。④要留給學生創新思維的空間，如：人類歷史中你最敬佩的歷史人物是誰？結合歷史談談你對他的認識，標題自擬。此題能讓學生自由選擇心中的偶像，發揮想象力，充分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認識，不同的學生會有不同的情感和思想認識，其實這也是創新學習的過程。

2．3 注意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和教師的指導作用。撰寫小論文的過程就是學生蒐集、整理與表達歷史資料的過程，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就應該在撰寫小論文的各個階段，放手讓學生自主設計相關活動，不能過分約束他們的行動。充分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既要適時組織學生的蒐集、分析討論、寫作等學習活動，又要以參與者、引導者的身份參加活動，不斷鼓勵學生，激發他們的興趣和積極性。

2．4 對小論文的評價，教師不必面面俱到，應以肯定爲主，及時鼓勵學生的每一點進步，讓學生體會成功的愉悅。不管採取什麼評價方式，都應有助於學生實現更高學習層次的目標，激發學習熱情，實現學習效果的增值。

2．5 注意保護學生的積極性。如分析指導時，教師不能完全替代學生的活動，更不能嫌麻煩減少學生的活動，否則就會打擊學生的積極性。教師應該主動參與學生的學習活動，與學生平等地探討問題，不失時機地鼓勵學生，努力保持學生的學習熱情，這也是教學中的一個重要策略。

3．學生撰寫歷史小論文的意義。撰寫歷史小論文對於學生的學和教師的教都有着重要的意義，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3．1 撰寫歷史小論文有利於學生學習方式的變革。傳統的教學模式中，學生總是被動地接受知識，他們多采用“死記硬背、題海戰術”來學習歷史知識，結果是“背完就忘，考完就扔（書）”。用這種方法學習歷史，不僅所學的知識質量不高，而且記憶的牢固程度也很低，消磨了學生的興趣，限制了思維的發展。這與時代的要求、素質教育的目標也是背道而馳的。而撰寫小論文屬於研究性的學習方式：①它是主動學習的方式，論題的挑戰性激發了學生不斷地探索研究的慾望，促使學生自覺地安排學習活動。②它是體驗的方式，撰寫小論文也是體驗歷史的過程，在體驗中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就會取得更多的收穫。③它是綜合學習的方式，小論文的撰寫要求學生調動自己的各學科知識，而不侷限於歷史學科，這也體現了知識的聯繫性和綜合性。④它是合作學習的方式，學習者在學習活動中，相互交流，相互切磋，論爭答辯，有助於培養學生與人合作的能力和團隊精神。可以說，撰寫小論文是研究式學習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它的優勢在於讓學生主動接受學習，在滿足好奇心的探究過程中，潛移默化地記憶知識、提高認識和鍛鍊能力。這是學習的革命，現代中學生理應掌握這種學習方式，掌握一定的學習方法是學生終身學習的需要。

3．2 撰寫小論文有利於學生掌握基本知識、提高思想認識和培養綜合能力。當學習者對某個歷史概念或歷史事件不甚瞭解時，他會主動去查閱有關資料，那些他感興趣的、經分析而理解的內容記憶相對要牢固。在體驗歷史的過程中，學習者不斷地進行情感意志的體驗，並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情感認識水平和修正人生目標。學習者在實踐中發現和探究問題，體驗知識發現的過程，有助於綜合認識能力的提高與思想方法的形成。如在評價秦始皇的小論文中，學生既能看到秦始皇暴政的一面，又能肯定他統一中國的偉大功績，這使學生感受“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的英雄氣概的同時，也鍛鍊了學生正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讓學生學會了用歷史的眼光一分爲二地評價人物。撰寫歷史小論文還有利於提高自學能力。“自學能力是學生搞好學習的必要因素”。“學生一旦具備了自學能力，就增強了學習的獨立性，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獨立地獲取新知識，擴大和加深原有的知識和經驗的廣度和深度，併爲探索新知識創造了條件”。

3．3 小論文教學有助於培養學生嚴謹求實的學風。“歷史課的靈魂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培養學生形成正確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觀”。歷史論文必須以史實爲基礎，脫離史實泛泛而談肯定行不通。對文章所使用的論據，必然要經過一番深入地分析加工，才能提取有效信息爲己所用。這些活動是一種科學研究的行爲，要求研究者必須實事求是。同時在這一過程中，學生能切實感受到“史由證來”和“論從史出”。這些對培養學生嚴謹求實的學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4 小論文教學有助於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小論文的寫作既要求學生應用綜合知識，又要求運用自己的綜合能力。在他們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閱讀能力、判斷分析能力、提取有效信息能力、語言組織和表達能力都會得到充分地訓練。長此以往，學生的自學能力與應用知識的能力就會得到明顯的提高。學習知識的根本目的在於應用，這種強調知識應用的教學方式，能夠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符合現代素質教育的要求。

總之，撰寫歷史小論文的教學設計在於激發、鼓勵、支持學生養成獨立觀察、判斷和解決歷史問題的能力，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積極性與參與性，培養學生探究歷史問題的能力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尤其有助於培養創新意識、創新觀念和創新能力，提高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

4．教學實踐中遇到的困難。撰寫歷史小論文在教學實踐中也存在着許多困難。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時間和空間的矛盾問題。學生蒐集資料、分析討論及撰寫論文等階段都需要有一定的時間保證，而課堂時間是有限制的，往往滿足不了需要，這是時間的矛盾。蒐集資料僅僅在教室是完成不了的，學生必須走出教室接觸更多的信息形式，才能獲得較充足的信息資料，而現實的課程安排限制了學生的活動空間，學校的圖書資料也不能很好地滿足教學的需求，這是空間的矛盾。面對這些矛盾，教師必須精心地設計活動內容和巧妙地安排時間，儘量不和課程發生衝突。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同樣，撰寫歷史小論文的教學設計也不盡完美，但在教學實踐中，應該讓它佔有一席之地，也衷心希望各位同仁實踐研究，不斷髮展完善這種教學方法，從而推動整個中學歷史教學的發展和進步。總之，萬事開頭難，讓我們在新課程理念的指導下，以主人翁的姿態積極投入到實踐新課程的浪潮之中，與新課程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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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社會論文 篇九

人類交往的世界歷史進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品格

社會實踐的現實定力是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變革的根本，也是無產階級政黨改造舊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中國共產黨人新時期走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即“中國道路”，遵循人類交往與世界歷史進程的客觀性要求，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判斷爲總依據，以戰略性的現實定力和實踐品格獲得了發展的強大動力。人類始終以自己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動性而自豪，感嘆“精神是世界的花朵”、“人是萬物之靈”。但是，這種主觀能動性及其自豪感被哲學家們以精神、觀念、理性、思想、理論的重要性“抽象地發展了”②。在西方，黑格爾以“思想支配世界”把人的能動性編織成唯心主義哲學體系。黑格爾哲學的信徒青年黑格爾派、“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懷着宏大抱負，試圖把這種理論運用於改造不合理的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的主張中。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考察使馬克思從一個青年黑格爾派走向“從前信仰”的反面，以新唯物主義歷史觀批判了青年黑格爾派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歷史觀的虛幻性，從而把他們的共產主義理想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基礎上。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家們，無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分工的客觀性，而是隻看到“人”的理想，用他們的“標準人”來代替過去每一歷史時代中所存在的現實的人，並把“標準人”描繪成歷史的動力，把現實歷史過程看成“人”的自我異化過程，“把整個歷史變成意識發展的過程”③。他們甚至把思想、意識或“自我意識”的作用誇大到這樣的地步，“對人的本質的認識所產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結果已經是真正人類的生活了”④。以爲只要我們給人以正確的理想觀念或創制一套理論理想，“真正的社會主義”就能夠實現。馬克思恩格斯尖銳指出：“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爲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⑤因爲，社會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產物，社會機體是人的交往關係之網，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是人們交往關係由“民族的地域性歷史”向“人類的世界性歷史”轉變的過程。人們的交往也不是人的“類本質”使然，而是受到生產力、生產關係的制約。就歷史的每一階段而言，“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數量的生產力總和，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係，都遇到有前一代傳給後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儘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爲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⑥。“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爲全世界的歷史。”⑦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也是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條件。“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質，並以大工業爲基礎的時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捲入競爭的時候，保存住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纔有了保障。”⑧其實，在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之間，誇大理論的作用、理想的作用，急於求成，是理論家和革命家最容易犯的錯誤。鄧小平曾經說過，“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因爲“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⑨列寧在十月革命成功後立即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絕不僅僅是因爲戰爭需要的外在原因，主要還是因爲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支配了當時俄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所以列寧後來說：“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地設想也許較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在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創的。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急於向人民兌現革命戰爭年代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政治承諾，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急躁冒進地搞社會主義建設，在分配關係上，把平均主義視爲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先是原本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結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時間就宣告完成。緊接着就搞了“化”運動，不顧農業生產力的極度低下而把生產關係提升到“一大二公”的水平，還以類似組織戰爭的方式搞了生產“”。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提出“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社會主義已經“佔了壓倒的優勢”，於是追隨蘇聯共產黨並與其一起提出用15年時間“超英趕美”的空想目標。這種理想主義的思維慣性使黨在指導思想上出現“左”的錯誤，“很多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沒有得到貫徹落實，甚至發生了‘’這樣的全局性、長時間的嚴重錯誤，使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歷程中遭到嚴重挫折”。以鄧小平同志爲代表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打開人們封閉僵化而又夜郎自大的思維方式，從世界格局反思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提出了幾個重要判斷：第一，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黨的全部工作必須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第二，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並存的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在經濟、軍事、科學技術上佔有優勢，我們只有實行開放，學習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東西，才能迎頭趕上。第三，當代世界問題可謂千頭萬緒，“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概括說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東西關係是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南北關係是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關係，在這兩大關係中，“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但“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從而用“發展”找到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窮國與富國的利益交匯點。發展需要和平條件，因此，世界的主要問題不是誰戰勝誰的問題，而是和平與發展問題。第四，我們要學習借鑑國外一切先進的東西來發展自己，但絕不能搞“全盤西化”，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從此，我們才以理性平和的心態冷靜看待自己的社會主義，辯證看待世界資本主義，以務實的精神瞭解世界、擁抱世界，進而影響世界、引導世界。通過與世界的普遍交往，我們在經濟、科技、管理等方面，發揮了後發優勢，在許多方面迎頭趕上了發達國家，有的方面大大縮小了差距，有些方面還超過了發達國家。可以說，我們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走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路程，因此，今天的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世界，今天的世界同樣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中國。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黨的十向世人再次宣示：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關於這個“總依據”的實踐要求，同志是這樣告誡全黨的：“不僅在經濟建設中要始終立足初級階段，而且在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也要始終牢記初級階段；不僅在經濟總量低時要立足初級階段，而且在經濟總量提高後仍然要牢記初級階段；不僅在謀劃長遠發展時要立足初級階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記初級階段。”

個人解放的世界歷史性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本視界

無論是科學社會主義還是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空想共產主義，都是基於對人的關懷而產生的。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與各種人本主義的根本差別不在於是否關心人，而在於如何看待人，如何切實實現人的全面解放，表現出歷史唯物主義基於世界歷史進程實現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科學特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觀區別於傳統社會主義的寬廣人本視界。在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學社會主義的時代，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海爾曼•澤米希以十分高調的人道主義論調來消解當時的各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主張，認爲只有他的人道主義纔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寫道：“爲什麼要分什麼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呢？我們都是人。”瑏瑤“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歸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義中了。”瑏瑥怎樣纔是他所謂的人道主義、如何才能實現他所謂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呢？他甚至天真地以爲：“對人的本質的認識所產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結果已經是真正人類的生活了。”瑏瑦愛是人的本質，於是他宣佈：“兩性的結合只是愛的最高階段並且應當是愛的最高階段，因爲只有自然的東西纔是真正的東西，而真正的東西纔是道德的東西。”瑏瑧“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也關注社會，但是，他們除了抽象的兩性之愛的宏論，就是在分與合、全體與集體、普遍與特殊的關係中抽象地議論所謂的“福利”和“類的平等化”。另一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魯道夫•馬特伊提出：“我促進總合的福利，也就是促進自身的福利；我促進自身的福利，也就是促進總合的福利。”“因此，最終的結果是單個生命和總合生命的有意識的統一，是和諧。”瑏瑨“有機社會的基礎是普遍的平等，它通過個人和普遍之間的對立發展爲自由的和諧，發展爲單個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統一，發展爲社會的〈!〉公共的〈!!〉和諧，發展爲普遍和諧的鏡像。”瑏瑩他們據此攻擊共產主義，認爲“人在共產主義中不會意識到自己的本質……共產主義把人的依賴性引導到極端的、最粗暴的關係，引導到對粗暴的物質的依賴，即引導到勞動和享樂之間的分裂。人不能達到自由的道德活動”瑐瑠。馬克思指出，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者理論體系中所謂“標準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現實的人，從這樣的人出發，他們根本弄不清“單個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間”爲什麼會表現爲“有時互相鬥爭，互相敵對，而有時又互相制約，互爲基礎”的深層原因，也解決不了人的任何現實問題，所有美好動聽的主張都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種社會關係就是現實的人與人之間基於物質生產的交往關係。隨着交往的擴大，特定民族的經濟關係必然要“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範圍”瑐瑣，個人的勞動成果成了“世界市場”的要素，個人活動也成爲“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狹隘地域性的個人爲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瑐瑤。世界市場雖然對於個人來說是“異己的、統治的”力量，但是，無論對於單個個人還是對於單個民族，正是在普遍交往中才能揚棄自己的片面性和侷限性。在普遍交往中，個人之間以及“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變革都有依存關係”，因此，“每一個單獨的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爲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瑐瑥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從另一角度看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可見，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進程視野中的人的解放，絕不是老子視野中讓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樂其俗”(《老子•八章》的小國寡民式的封閉性自我滿足，而是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世界歷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發展壯大於改革，同樣發展壯大於開放。我們的開放，從最初吸收借鑑世界各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以發展我國落後生產力的單一目的、局部開放，到今天全面走向世界、引領世界的全方位開放，使中國徹底告別了閉關鎖國的歷史，成爲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國家。“世界”、“外國”對中國人來說不再是個陌生的、神祕的字眼，相當多的普通中國人開始走出傳統的村落、社區、國家，活躍在世界各地，或經商，或留學，或探親，或旅遊，或考察，今天的世界，幾乎所到之處都有中國人的身影，各種建設都有中國人的汗水，各種大事、難事的解決都離不開中國人的智慧。當代英國社會學家羅伯森認爲，全球化本身具有一種“普遍的自律”和“內在的邏輯”瑐瑦。中國人三十多年開放過程的自律和邏輯證明，中國人通過世界化實現了現代化，又通過現代化推進了世界化，從而在社會空間和地理空間上開啓了中國人發展進步的世界歷史性的新階段、新高度。這是中國人發展解放的歷史性飛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步展示出的價值魅力。

共產主義的世界歷史性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動力

承接人類歷史由地域性歷史向世界性歷史的轉變，既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結果，也是資本擴張的結果。這種結果既是生產力發展使然，也是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歷史證明，“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質，並以大工業爲基礎的時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捲入競爭的時候，保存住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纔有了保障”瑐瑧。資本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爲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侷限性日益成爲不可能”。瑐瑨當資本主義處於經濟強勢的時候，“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爲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瑐瑩。在世界範圍內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不平等，都根源於世界市場中的資本關係的強制，這種客觀的國際社會關係，使得共產主義不能作爲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無論是它的社會主體，還是社會制度本身，都是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寫道：“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業———共產主義一般只有作爲‘世界歷史性的’存在纔有可能實現一樣。”瑑瑠共產主義一方面要創造發達的生產力，同時要“佔有”人類創造的“現有的生產力總和”，因此，“共產主義只有作爲佔統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時發生的行動纔可能是經驗的”，而這正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有關的世界普遍交往爲前提的。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瑑瑡。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家們一直津津樂道於列寧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多國勝利論”發展爲“一國勝利論”，而沒有認真區分“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勝利”的根本差別。其實，列寧心裏很清楚，他領導蘇聯人民在資本主義統治的薄弱鏈條上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要鞏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並最終建成社會主義那是一件極爲艱辛的事業。於是，十月革命後，蘇聯共產黨(布)立即宣佈《和平法令》，廢除沙俄時代與中國等國家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與德國簽訂了《不列斯特和約》，一方面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理念，另一方面，改善國家關係，防止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受到攻擊，同時幫助中國等亞洲、歐洲國家的共產黨，以擴大共產主義力量。經過蘇聯共產黨和各國共產黨的努力，無產階級革命節節勝利，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形成了兩個市場、兩大陣營，而且幾乎平分秋色、勢均力敵。由於傳統的思維，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上的差別視作政治上的水火不容，把國家關係意識形態化。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爲了戰勝德、意、日法西斯曾經生死與共的美、英、法、蘇、中同盟國，在戰爭的硝煙尚未完全散去時，以英國首相爲代表的資本主義世界就挑起了扼殺“共產主義新生嬰兒”的冷戰，繼而形成了以美國爲首的北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和以蘇聯爲首的華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的長期對峙和無休止的對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全面開放的視野與世界互動，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活動與外續動力的承接，徹底改變了人們兩極對立的“零和”思維方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歷史性的實踐哲學。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在國際關係中弘揚平等互信、包容互鑑、合作共贏的精神，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全面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致力於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斷揚棄着“地域性共產主義”，也以新的向度影響着世界歷史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表明，當人類交往由地域性歷史進入世界性歷史時代，任何國家和民族，只有順應普遍交往的社會趨勢，學會與其他國家和民族共處，學習借鑑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長處，才能發展和完善自己；社會主義只有不斷吸收人類創造的先進文明，建立起真正富有包容活力、發展動力和價值魅力的理論、道路、制度，才能揚棄“地域性共產主義”，走出民族、國家、地區的限定而成爲“世界性存在”。

民族性—世界性相互促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範導效力

一個民族在長期相對封閉的生存生活環境中，會形成鮮明的民族個性，正是這種個性或特有的生存方式、生產方式，維持着民族的統一和發展，使民族及其文化囿固於“地域性存在”方式。然而，當民族與民族之間有了交往，以至交往普遍化時，民族個性中有部分成爲適應普遍交往的親和性因素，它既有利於本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也有利於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共同發展，這些成分會因爲民族交往而逐漸融合爲世界性元素；也有部分則成爲阻礙民族交往、抑制民族發展的排他性因素，這些內容就成了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民族的片面性和侷限性”。一個民族也只有在民族交往中自覺地拋棄自身的片面性和侷限性，才能融入世界，成爲現代民族。一方面，任何經濟和科技落後的民族，如果不融入世界市場並遵守其規則，就將被世界所排斥、所拋棄，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在資本的世界市場中，“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不僅物質產品成了公共產品，各民族的精神產品也成了公共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侷限性日益成爲不可能。”瑑瑢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自己的民族個性，一個民族就只能被資本主義世界所吞沒，不可能有自己的獨特地位和獨特貢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以全方位開放不斷揚棄自己的片面性和侷限性的同時，又以鮮明的文明個性迎接世界各民族文化，學習並借鑑世界一切先進文化，始終以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過程張力延綿於當代世界，以獨特優勢影響世界文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基於中國共產黨人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開始的。中國特色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與現時代特徵相互作用而熔鑄的結果，它“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展進步要求，有着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瑑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的經驗在於“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結合起來，把中國經驗與世界經驗結合進來，把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形成的文化品格是“包容”———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國家交往建立互信，從而包容不同文明的特殊性，借鑑其他文明的優越性；交往的基本原則是“共贏”———拒斥我富你貧、我安你亂甚至我活你死的思維方式，通過全面合作實現互利共贏；追求的結果是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下，社會主義存在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價值模式”瑑瑤，那麼，今天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存在的價值，就在於它爲世人提供了一種學會世界性共處共贏的思維方式，健全全球處世哲學，確立當代中國的“新天下觀”瑑瑥。它告誡每一個立志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國家，如何學會自尊與尊人，揚長補短，使自己與世界一同進步，共同美好。這就是“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獨特的文明發展道路”瑑瑦深深蘊含的“中國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