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耳的故事（精品多篇）

情繫故鄉玉溪山水 篇一

聶耳雖然出生在昆明，卻是在玉溪縣長大的，老家住在州城北門街3號。在學校的課外活動中，聶耳還參加了玉溪青年改進會（後改爲玉溪青年學術研究會），他對自己的故鄉玉溪，充滿着深厚的感情。

1920年冬天，聶耳初小畢業。當時，母親彭寂寬得了一場重病後，外公外婆十分想念她，多次從峨山縣來信，催她回家一趟。恰逢假期，彭寂寬就領着聶耳和他的二哥、三哥一起回外婆家探親。

聶耳的外公叫彭壽山，是傣族，原籍爲元江縣人。從小流浪到峨山縣幫地主家放馬，長大後在峨山結婚，住在峨山縣城大塘子邊上，靠做糯米白酒爲生。慈祥寬厚的老人，見到女兒帶着3個外孫回家來，非常高興。

聶耳跟母親回外婆家探親，有幾件事使聶耳終生難忘：

一是坐船經過水連天天連水的“五百里滇池”，使他大開了眼界，看到了祖國秀美的江山。

二是吃到外公親手做的甜白酒。這是聶耳有生以來吃過的最甜最香的糯米白酒。

三是他頭一次知道外公是“擺衣族”，母親告訴他回昆明後不許對任何人講，因爲少數民族在當時是沒有人看得起的。

同時，聶耳也看到了峨山縣城有很多破破爛爛的舊草房，還有些和自己一樣大的彝族小娃娃光着屁股，沒有褲子穿。所有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民族壓迫的種子，對他後來的音樂創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那一次，他們全家在峨山住了一個多星期就返回昆明瞭。

1927年農曆六月二十二至七月初十，聶耳又一次與母親回玉溪探親。當時，聶耳已國中畢業。因家庭經濟困難，一則是想回老家尋找職業，二則是利用假期複習功課，準備考高中。這次，聶耳在玉溪還寫了日記19篇。這些日記，記下了他在老家時的所見、所聞。

1928年2月，聶耳第3次回故鄉探親，這次又寫了兩篇日記。這兩次回家，聶耳還抽空去看了彝族火把節，豐富多彩的民間文藝表演，使他流連忘返。

1930年2月22日，是農曆正月大年初四。玉溪縣學生爲喚醒民衆，在玉溪青年學術研究會的統一組織之下，回到故鄉舉辦文藝宣傳晚會。此時的聶耳，已經長成一個18歲的朝氣蓬勃的小夥子。這是他第4次回故鄉。

演出地址選在玉溪鄉村師範學校的操場上，即現在的玉溪軍分區後院。據當天晚上與聶耳同臺演出的玉溪縣立女子國小學生楊溶波回憶，聶耳參加演出的文藝節目有《高矮人講話》、《賣花姑娘》、《外國女郎舞》、話劇《春閨怨》等。他曾經三次扮演女角出場，還在換幕時出來吹奏過笛子，表演過口技，這些別開生面的演出，給玉溪觀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0年6月19日，畢業分配的前夕，聶耳在昆明給二哥的信中說：“前幾天玉溪教育局長上省的時候，和我談了好幾次，他約我畢業後到本地服務，不是任縣督學便是到縣中學教書，我已經答應了。現在正式聘函還沒有來，不過，多半會是這樣。”如果畢業時不發生被叛徒出賣，上了黑名單的事情，聶耳很可能是回玉溪來當人民教師了，而不會去上海當店員。

1932年7月15日，聶耳在上海《電影藝術》雜誌發表評論文章《和“人道”導演者對話》時，他開始用筆名爲“浣玉”，意爲一個純潔的玉溪人。在百代電影公司工作時，他創作的一首歌曲《一個女明星》，就是用玉溪花燈曲調《玉娥郎》爲基調譜寫成的。所有這些情結，都生動地說明，玉溪，永遠在聶耳的心中。是故鄉的山山水水，哺育了他的成長，艱苦的環境磨鍊了他堅強的意志。

學校樂團裏的小指揮家 篇二

1912年，聶耳出生在昆明。他的父親聶鴻儀是玉溪頗有名氣的中醫師，於光緒末年帶着妻子彭寂寬到昆明懸壺行醫。在聶耳上面，有三個哥哥和兩個姐姐。聶耳原名聶守信，是家裏最小的孩子。

聶耳自幼生性活潑，除了在校認真讀書外，對音樂、戲劇、文學、美術和體育都有着廣泛的愛好。

由於聶耳自小受到雲南豐富多彩的地方戲曲和民間音樂的薰陶，10歲時，他就跟鄰居一位姓邱的木匠師傅學會了吹笛子。後來又陸續學會了拉二胡、彈三絃、彈月琴。聶耳所在的國小曾組織過一個學生樂團，聶耳在樂團裏不僅會演奏各種樂器，還擔任指揮。

聶耳的故事 篇三

聶耳的父親聶鴻儀在昆明甬道街72號開了一家成春堂藥店。1912年2月15日，聶耳出生在藥店的樓上，原名紫藝。不久，父親死了，藥店由母親經營，殷實的聶家開始中落。在幼年聶耳的記憶裏，母親經常坐在燈下，撥拉算盤，算完賬後，嘆氣，發愁。聶耳曾暗許心願：今後必須要“讓母親過好日子”。他到上海後，在寫給母親的信中，屢屢提到“匯錢”之類的字眼。

母親是聶耳最大的牽掛。從照片中看，母親彭寂寬是比較典型的傣族婦女的長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沒有上過一天學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夠讀醫書，丈夫死後還能坐堂把脈問診，養家活口。彭氏的聰慧，顯然也遺傳給了兒子。聶耳是家裏最小的兒子，乖巧伶俐，一支簡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繽紛，甚得親友疼愛。

母親能唱各種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間廣泛流傳的洞經調、花燈調、洋琴調，等等。動聽的歌曲與歌曲裏的故事讓小聶耳着迷。蔡鍔功成名就之時，聶耳還是黃口小兒，但他從母親的歌裏認識了蔡鍔。蔡將軍雲南首義討袁護國的壯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習武從軍曾是少年聶耳的一大志向。十六歲那年，聶耳最後憋不住了，揹着家人偷偷參軍，被編入十六軍湖南新兵隊受訓，後投考黃埔軍校不果，又被軍隊遣散，習武之念纔在無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轉而讀書、演戲、作曲，但成就偉業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觀》的中學作文中，聶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會從事宗教、哲學和科學的行當。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學，然後出外遊歷，最好是出國，行路讀書，增長見識，學術上有所建樹。最後掙幾個錢，與幾個談得來的朋友，找一處山清水秀的地方，讀書，彈琴，度悠閒時光。他還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將是自己隱逸的首選。

待到年長几歲也就是中學畢業考入雲南省立師範學校後，聶耳又寫了篇《我之人生觀》，他的學生腔明顯少了，代之而起的是，期望學工科，研究點藝術，做一個“並不是魯濱遜那種個人主義的思想”的遊歷家，然後“以實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設新的社會”。

演藝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聶耳來到上海，舉目無親，託人幫忙在“申莊”採購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員的工作。誰知“申莊”在昆明的總部雲豐商行正因偷稅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關門。聶耳失業了。

還好，天無絕人之路，聯華影業公司音樂歌舞學校刊登在《申報》上的招生啓事引起聶耳的注意。每月能掙十元津貼，還管吃住，吸引力實在是太大了。聶耳忐忑不安地進了考場，正因緊張而發揮得一般，但卻被主考官黎錦暉錄取了。

明月歌舞劇社的前身，是黎錦暉創辦的中華歌舞劇團。這是我國最早的職業性歌舞團。陣容雖然不大，但是正因擁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麗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國名噪一時。聶耳在羣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練習生。

七八個人一間的狹小宿舍，練琴時得站在牆角，但聶耳卻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幫忙昆明老家的朋友張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電影拷貝，得到一百元報酬。一百元啊，離開大家庭以來他還從未擁有過這麼多的錢，聶耳的心狂跳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郵局給母親郵去一半。另一半，買了一把小提琴，還有兩本樂譜。這把普通的小提琴，從此爲聶耳的生活增添了華麗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藝是聶耳的專職小提琴老師。於是，人們常常看到師徒二人認真地矯正指法，“錯了”，“又錯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時斷時續。“小老師”與聶耳同齡，平常爲人很隨和，教琴卻毫不馬虎。十九歲的聶耳，剛剛摸琴，連樂譜都看不懂，哪裏懂什麼對位、和聲，“小老師”有點急了。但聶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師。“必須能學會，”他對自己說。吃罷晚飯，大家都結伴去逛“四馬路”，到“大世界”看雜耍，聶耳卻一聲不吭，躲進房間練琴。他要完成自己的業務指標：一天至少“惡補”七個小時的琴。

“拼命三郎”聶耳很快出名了。其時，電影和戲劇往往裹挾在一齊。一套演員班底，一會兒在舞臺上演話劇，一會兒又聚集的水銀燈下。這樣做，雖出於製片商節省成本的策略，客觀上卻鍛鍊了演職員。比如王人美在電影《風雲兒女》中除飾演女主角之外，還要唱主題歌。拉小提琴的聶耳，也要時不時上場扮個什麼賣油炸臭豆腐的小販；或者塗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礦工。他善於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盡人皆知。1959年，趙丹在電影《聶耳》裏出演聶耳時，還不止一次地談及當時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灘演藝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孫瑜、卜萬蒼、金焰、鄭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麗珠、趙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觀名人，聶耳才體會到什麼是“風頭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於此只爲謀生的聶耳，眼界一下子開闊起來。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潑，天真，十九歲的聶耳是個孩子王，身邊總圍着歌劇社的小演員們。做遊戲，輸了，孩子們起鬨，聶耳樂顛顛地聳動着兩隻耳朵。大家不滿足，“耳朵先生，再來一個嘛！”聶耳又“秀”了一下。

聶耳最愛看電影，而且每遇動情之處必哭，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這個習慣常被朋友們當做笑料，他自己卻覺得再自然但是。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時，聶耳與他的同鄉、上海泉漳中學的教員李生萱來往很頻繁，此人即之後的著名哲學家艾思奇，聶耳因此對哲學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和嚮往。

“一·二八”以後，上海白色恐怖嚴重，中共提出在文藝界發展黨員，壯大左翼力量。年輕活躍的聶耳被列爲首批培養對象。培養和聯繫人是上海左翼劇團聯盟負責人田漢，之後說聶耳入黨的也正是田漢。但在聶耳目前保留下來的十多萬字的日記、文章、書札裏，關於田漢的描述卻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賬式的記錄，至多用“很好”這樣的字眼籠統地表示一下。勤寫日記和書信的聶耳，逢“田”何故謹慎規避？令人不得而知。當然，在田漢的眼裏，聶耳最初只是一個有着不平凡經歷的追求革命的貧苦學生，兩人閱歷、資歷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極大的差異。但這並不妨礙田、聶二人在音樂創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兩年間，田漢作詞，聶耳作曲，一同創作了《開礦歌》、《大路歌》、《畢業歌》、《碼頭工人》、《苦力歌》、《打磚歌》、《打樁歌》、《告別南洋》、《春回來了》、《慰勞歌》、《梅娘曲》、《採菱歌》、《義勇軍進行曲》、《打長江》等十四首歌曲，幾乎佔了聶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聶耳的處女作《開礦歌》是兩人合作的開端。之後被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則是兩人合作的巔峯。

電影《風雲兒女》劇本剛剛完稿，編劇田漢被捕了。聶耳見到導演夏衍的第一句話是：“《風雲兒女》誰來作曲？”第二句話就是：“我來寫吧，田漢也會同意的。”自信與篤定溢於言表。獄中的田漢果然同意了聶耳的請求。很快，聶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聶耳到日本後完成的。

在血與火的鬥爭中不斷成長 篇四

聶耳上中學時，正是我國革命形勢急劇變化的時期，中共雲南地下黨在學校開展工作，傳播革命思想。他從15歲時便開始讀馬克思的論着，還在日記裏寫了不少讀書筆記。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昆明也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3月28日，聶耳親眼目睹了共產黨員趙瓊仙老師英勇就義壯烈犧牲的情景。同年聶耳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團省委負責人李國柱的領導下，參加了印刷散發傳單、上街遊行示威、到監獄裏探望革命志士等活動，使他在血與火的鬥爭中不斷成長。

1928年冬，在同學們的鼓動下，聶耳瞞着家裏報考了駐湖南的滇軍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學生軍。1929年遇上軍隊整編遣散，於5月6日重又回到昆明繼續進省師攻讀。

聶耳從小是在苦水裏泡大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艱難困苦的生存環境磨鍊了他堅強的意志，三座大山的壓迫使他從小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使他在鬥爭中茁壯成長。

聶耳的故事 篇五

聶守信年輕的時候，對音樂個性敏感。大家都說，只要能從耳朵進去的，都能從他嘴裏唱出來。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一次聯歡會上，聶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模仿各種人說話，而且還能讓兩隻耳朵一前一後地動，這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大夥兒都被逗得大笑起來。總經理給聶守信送禮物，並稱他爲“聶耳博士”。聶守信笑着對大家說：“你們硬要把一隻耳朵送我，也好，四隻耳朵（“聶”的繁體字“聶”）連成一串，不像一個炮彈嗎？”從此，聶守信改名爲聶耳。

熱愛音樂

聶耳在北平時窮得買不起棉衣，卻在秋末深入到貧民區天橋等地，用有限的幾個錢來收集北方民間音樂素材，並在“充滿了工人們、車伕、流氓無產階級的汗臭”環境中聆聽賣嗓子、賣武功的吼聲，從中知道了他們“生命的掙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積攢，纔買到一把夢寐以求的廉價小提琴。在上海，他經常踏着晨霜夜路體驗女工上班的辛苦，從而創作出《新的女性》。聶耳還與小報童交上了朋友，天天問寒問暖，那首著名的《賣報歌》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吟誦出來的。

聶耳沒有像樣的創作條件，到上海一年後經過苦苦積攢，纔買到一把多年夢寐以求的廉價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熱，到北京一次連續登臺演出四天僅得6元錢報酬。這不僅僅使他從心底更憎恨資本家老闆剝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斷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聲。

創作國歌

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寇侵佔東北後又把鐵蹄伸向華北，國內的反動腐朽勢力卻仍沉溺於紙醉金迷中。社會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愛你”一類萎靡喪志的淫歌豔曲。共產黨員作家田漢找到聶耳，認爲如此“唱靡靡之音，長此下去，人們會成爲亡國奴”。二人就此議定，要創作一首歌，來戰勝“桃花江是美人窩”。二人研究了《國際歌》、《馬賽曲》和《船伕曲》，認爲很有氣勢，能夠借鑑。1935年初，田漢改編了電影《風雲兒女》，並寫了一首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由於發現國民黨特務已來追捕，他倉促間在一張小小的`香菸包裝紙上寫下歌詞，就被抓進監獄。

夏衍拿到田漢留下的劇本，在裏面發現了那張寫着歌詞的香菸襯紙。不久，聶耳來找夏衍，聽說此事後，主動提出：“作曲交給我，我幹！”聶耳根據同田漢一齊提出的構想，帶着滿腔激憤，只用兩天時刻便譜寫了初稿，隨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裏，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熱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軍國主義分子大肆鼓譟“擴大在支那利益”，並磨刀霍霍。聶耳由此更激發了創作靈感，迅速將歌曲定稿寄回國，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