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韜》讀後感（共2篇）

第1篇：《六韜》讀後感

《六韜》讀後感

當閱讀完一本名著後，你心中有什麼感想呢？這時候，最關鍵的讀後感怎麼能落下！你想知道讀後感怎麼寫嗎？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六韜》讀後感，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姜子牙的《六韜》是先秦軍事思想集大成之作，幾乎涵蓋了先秦各家的軍事思想特徵，在研究我國軍事思想發展方面體現着巨大的價值。

姜子牙在《六韜》敘述了戰爭觀點、用兵之道、軍隊問題和權術，開兵家權謀之先河。《六韜》主張“伐亂禁暴”的戰爭觀點，認爲戰爭需要具備正義性這就明確了戰爭的目的與原則。“上戰無與戰”是《六韜》的重要思想，它認爲戰爭的關鍵在於靈活用兵，而非力敵。所以“密察敵人之機”非常重要，這就是說，要根據敵人的具體動向制定戰略戰術。《六韜》中記載了許多古代軍中祕密通訊的`方式，說明了它重視信息在戰爭中的作用，同時也體現了它“上戰”的思想。

對於用兵之道，《六韜》指出貴在於“一”。這個“一”是指權事專一，兵力集中。這樣就能讓軍隊靈活機動，不受任何牽絆，在戰爭中取得主動權。在具體的戰爭中，地形與氣候對戰爭有着重要的影響，攻城的最佳方式是圍困打援，這樣就能迫敵投降，取得戰爭的勝利。《六韜》中還記載了一些具體的兵種戰法，比如步兵、騎兵和車兵的獨立戰法以及這些兵種的協同作戰方法等。這些都是《六韜》的主要戰略戰術思想，同時也是它在軍事思想方面的卓越表現。

對於軍隊的內部建設和管理，《六韜》認爲首先要重視將才的培養與提拔因爲“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對於將領的提拔，它提出了“五材”、“十過”的原則，同時也提出了許多考察將領的方法，並要求將領對自己下屬的才能要有清醒的認識，爲提任做準備。它還提出了建設參謀部門的相關事項，這一點有着明顯的思想進步性。《六韜》強調了軍隊自主權的問題，並提出將領在軍隊中應有絕對自主權的觀點。這一點與用兵之於“一”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要求軍隊絕對服從將領的領導，而“軍中之事，不聞君令”。言下之意就是，“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這樣將領才能在戰爭中根據實際的情形指揮戰鬥，以便於取得戰爭的勝利。

在軍隊的管理中，令行禁止是至關重要的一項。所以在封帥授權的時候，要求舉行具體的儀式，以樹立將帥的威信。如果軍隊不服從將帥的領導，則應採取“殺大賞小”的原則，樹立威信。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指斬殺位高不服者震懾衆人，賞賜位卑者以鼓勵下層。以“殺”和“賞”作爲樹立威信的方式在其他兵書中也有提過，如《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但明確提出“殺大賞小的原則，則以《六韜》爲首創。

《六韜》中還體現着鮮明的陰謀權術思想，比如《文師》說:“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言下之意就是說，國君統治人民就要像漁民釣魚一樣，要以魚餌來誘惑他們，以供驅使。這是《六韜》思想的“陰暗面”。總體上來看，它的學術價值比不上《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但它具備一些特殊價值，尤其是它提及的政治攻勢對於戰爭的影響，初步探討了戰爭與政治的聯繫，對後世具有一定的影響。

這就是我的讀後體會。

第2篇：

讀《韜奮全集》有感

石尚 140610232

鄒韜奮作爲中國現代史上傑出的新聞記者、政論家和出版家，先後編輯過１１種報刊，一生著述繁富，不僅在幾十種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的新聞、政論等，而且在媒介（新聞）批評方面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在他的有關評述性文章中，針對當時新聞媒介及新聞作品、新聞現象等進行解讀、分析、品評的文字爲數不菲。學術界對於鄒韜奮的研究可以說已經比較充分，但至今尚未見到對其有關新聞批評的貢獻進行系統縷述的文章。有鑑於此，本文在梳理鄒韜奮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其新聞批評實踐與思想作一初步探討。 一

鄒韜奮雖然沒有直接對新聞批評進行過界定，但他曾經在《批評的真精神》一文中，從廣義的角度回答過“什麼是批評”這個問題。他明確地說：“批評就是鑑別一件事情（一物或一人）的優點或缺點。抉出優點的本旨，是要使得這個優點能夠永久保存，並且使得別人知所觀感。抉出劣點的本旨，是要使得這個劣點不至無改良的覺悟和機會，並且使得別人不至蹈其覆轍。”他曾在《可以不必做的文章》的新聞批評專論中，將其新聞批評文字比喻爲“輿論的輿論”。他力主批評不是惡意的攻擊，而應該是善意的、建設性的，尤其不能將批評作爲個人發泄私憤的手段：“我們要知道批評是要顧着所批評的題目，鑑別他的優劣，不可於題外東拉西扯，溢出範圍，作無謂的嚕囌；並要知道批評的本旨無論在積極方面或在消極方面，都是心存好意，欲求存善去惡，不可藉爲攻訐之工具，以泄私人的仇恨。”如果打着批評的口實，題外生枝，對批評對象進行人身攻擊，滿紙虛驕惡毒之氣，韜奮認爲就是失掉了批評的真精神，而失掉了批評的真精神，同時也就失掉了批評的真價值。何以如此呢？韜奮解釋道：“有了批評的真精神，可使是非明白，沒有批評的真精神，反使是非混淆。有了批評的的真精神，可以長進研究者縝密心思和審慎態度，沒有批評的真精神，反使謾罵長其惡毒之心增其凌人之焰。”也就是說，批評是任何事業在前進旅程中所必不可少的：“我以爲批評也可以說是進步之母，最無進步希望的諱疾忌醫，不願人批評，甚至不許人批評。”批評當然包括新聞批評，因此，鄒韜奮認爲對新聞批評及其功能也可作如是觀。

作爲一個新聞記者，出於職業的習慣，鄒韜奮對國內外新聞事業的發展現狀甚爲關注。他不僅平時注意蒐集和評述有關國外新聞界的情況，就是到國外旅行，也非常重視對該國新聞事業進行實地考察。他在介紹國外新聞界的情況時，常常要與國內的新聞界現狀進行對比，以促使國人對新聞界的落後現狀有清醒的認識，而後謀劃改良之策。１９３３年他在《生活》週刊上發表了《蘇聯的出版事業》一文，在用翔實的數字介紹了蘇聯的新聞出版事業在革命後的飛速發展的情況後，在文末不忘提醒讀者：“在今日的中國，有日銷十萬份左右的日報，已算是刮刮叫的‘大’報，有每期銷到十幾萬份的週刊，便引起注意或嫉妒，甚至引起強有力者的壓迫和覬覦，其實以中國人口之多，在出版事業的種種障礙排除之後，服務於出版界的人們將要忙得轉不過氣來！區區十幾萬份的出版物算得什麼！”把國內新聞界的現實放在國際背景下進行觀照，其認識意義更爲強烈。在《土耳其嚴厲對付搗亂的西報記者》中，他縷述了幾起不公正報道土耳其有關情況的西方記者被驅逐出境和吊銷護照的事例，接着話題一轉：“反觀我國，慣於造謠惑衆醜詆中華民國的英國報紙《字林西報》，雖經黨政當局議有取締辦法，令全國海關及郵局扣留該報，不與遞寄，又令外交部向美國公使交涉，將該報記者索克斯基驅逐出境，但這個無惡不作的記者何時出境，闃其無聞，而所謂《字林西報》者，仍毫無忌憚，肆其咆哮，視中國政府及國民如無物。”在這裏，新聞採訪已經與國家的主權聯繫在一起了，而這卻是當時很多人所沒有意識到的。 二

客觀公正是資產階級新聞工作者推崇的一項基本新聞工作原則，但絕對的客觀是無法做到的。就是那些以客觀的形式進行報道的新聞，也無法完全掩蓋隱藏在其字裏行間的主觀傾向。鄒韜奮多次對報紙上的有關新聞進行個案剖析，重點揭露其客觀報道形式所遮蔽的主觀傾向，以引導讀者提高閱讀能力，是鄒韜奮新聞批評的一個顯著特點。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４日，《時事新報》報道了著名雕塑藝術家江小鶼與其妻朱湘娥離婚，未幾又與其已逝之友的妻子徐芝音結婚的消息。這樣的新聞在報上披露後，一時間轟傳社會，滿城風雨。鄒韜奮在《江朱事件》中，就《時事新報》的有關報道進行了分析： 《時事新報》關於此事消息的來源，謂“有悲朱女士之際遇者，爲談其間經過情形，希望社會有所主張，”顯有爲朱女士抱不平的意思。《時事新報》雖似以客觀態度敘事，但字裏行間，亦可看出爲朱女士抱不平，例如第一日新聞的末段：“書據（指離婚書）既經確立，七載相安之夫婦，遽告仳離，朱女士懷書歸校，芳心忐忑，如失魂魄，夜臥宿舍，時適悽風陣起，冷雨敲窗，女士懷念愛人，不覺黯然飲泣，出書重讀，血淚俱下，然度小鶼此時，必呈書於某夫人之前，方欣然樂道其家庭革命之成功也。有與江朱審者言，若小鶼之亡友陳某者死而有知，亦正大可自負其有先見之明，而幸其妻兒之得所，蓋非知己之友，豈能以妻兒重託之，且終託之哉！言下慨然！記者握管至此，亦爲之悽愴擱筆也。”“慨然”的幾句話，尤盡挖苦之能事！鄒韜奮認爲，兩性關係，只有完全出於雙方自由選擇，彼此都合於彼此心中最崇拜的人，纔有雙方的真正幸福可言。倘若牽於人爲的束縛，無論是經濟的，或是制度的，或是傳統思想的，都只有痛苦。報紙對這樣的事情應該秉持中立的態度進行等距離報道。但由於人們先天的同情弱者，而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女子處於弱勢地位，應該受到社會同情，因此，號稱客觀公正的新聞報道也會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主觀傾向性來。

至於國外媒體在涉華報道中，其主觀傾向更是明顯。１９３３年７月，鄒韜奮被迫出國作環行全球的漫遊。在漫遊期間，他“一面忙着閱看有關係國的書報刊物，抽出一些餘下的時間‘走筆疾書’。”在倫敦期間，他寫下了一系列有關英國新聞事業的觀察記，其中《英報背景和對華態度》一文就專門分析了英國媒體在對華報道中，遇有中國東北的新聞，向來只有“滿洲國”的字樣，但遇着英國人在東北被海盜綁去，“中國”字樣似乎萬不可少。所以便在大標題上大寫“中國土匪”（“Chinesebandits”），描寫海盜怎樣怎樣的殘忍，看報的人就把它當作一般中國人的真實寫景。以至鄒韜奮每每聽到英國的朋友老實地說，在他們未和中國人做朋友以前，見着中國人便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畏心，有的就把中國人當作半野蠻人看待。鄒韜奮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他們的報紙乃至一切出版物對華態度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這一分析性的結論，由於建立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之上，因而具有無可辯駁的說服力，對於人們認識某些媒體的真實面目確有極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