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老子與孔子”的思想

山東濟寧 **

《濟寧日報·文化週末》（2014年4月18日）載有劉漢斌先生撰寫的一篇短文《老子與孔子》。文中主要談及三大思想流派：老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和墨子的思想。筆者對文中的某些觀點不敢苟同，願以一孔之見與劉先生商榷。

關於老子的思想。劉先生的觀點有三處不妥。

一是“老子的思想反映了事物本質，闡述了天地萬物自然與人之間的和諧道理，是更深層次地闡述人對世界觀與人生觀的認知感”。無論從語法、邏輯角度來看，還是從思想體系而言，“老子的思想反映了事物本質”這種表述是極不恰當的。“闡述了天地萬物自然與人之間的和諧道理”也不是老子思想的專利，儒家思想也倡導這種觀點。“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中庸”思想，以及經漢董仲舒等學者闡述、由宋明理學總結並明確提出的“天人合一”觀 ，明確闡明瞭世間萬事萬物的生存發展之道在於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互平衡、相互協調，從而實現天下和諧大治。

二是“從本質上講，孔子的思想影響深遠，但老子的思想卻影響深刻”這個判斷偏頗，缺乏客觀依據。從本質上講，老子的思想在於出世，孔子的思想在於入世。兩種思想在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正如兩艘航行的巨輪交替航行在中華民族廣闊的思想海洋，共同豐盈着燦爛的文化。從影響上看都是深遠的、深刻的。但從發展的角度上講，孔子的思想作爲儒家思想的核心，卻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的主流思想而源遠流長影響深遠、歷久彌新已成爲不爭的事實。

三是“老子的思想適合所有人，不分階級，不分貧富，主要用於啓迪人類的慧根，教給人們對事物的認知力和判斷力，這對在亂世中增加人們的勝算大有教益”。這個判斷也太武斷、太誇張。任何一種思想的產生都有其背景、演變和發展過程，甚至是侷限性。拋開這些而大談其“通用法則”，恐怕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思想體系能“適合所有人”。至於說能“啓迪人類的慧根，教給人們對事物的認知力和判斷力”，孔子的思想同樣也具有這些作用。儘管孔子的思想是以仁愛、教化爲核心，但它不是空洞蒼白的說教，而是以其智慧的人生體悟、理性的人性輝光啓迪着人們自覺修身向善，引導人們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聖人境界攀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這些經典語句所呈現的哲學思想已深深根植於人們的心靈深處，並外化成就了一位位仁人賢哲。

關於孔子的思想。劉先生的觀點亦有三處不妥。

一是“雖然孔子對後世文化影響深遠，但孔子的思想畢竟是爲統治階級服務的，孔子的仁義禮學很大程度上只適合於統治階級應用”。這個判斷是對孔子及其思想的極大誤解甚或曲解。孔子作爲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其思想可謂包羅萬象、博大精深，不僅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社會道德的基礎，對當今中國文化、思想道德的發展有着深刻啓迪作用，而且對世界文化、思想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1988年在巴黎召開的“面向21世紀”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上，一批國際著名學者和諾貝爾獎得主探討了21世紀科學的發展與人類面臨的問題。在會議的新聞發佈會上，漢內斯·阿爾文博士發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說。最後，他得出瞭如下結論：“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現代儒學宗師柳詒徵認爲：“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 一部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就是以孔子儒學思想爲主流的文化發展史、思想發展史，儒學中的許多思想作爲古代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已遠遠超越了階級的界限而成爲每一位國民應當恪守的道德標杆和做人原則，成爲寶貴的精神財富。“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等，這些蘊涵着智慧哲理之光的名言佳句，怎能說是“很大程度上只適合於統治階級應用”？這頂 “階級論”的大帽子，套在孔子的思想上是不合適的。

二是“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用等級觀念來幫統治階級儒化教民，儒即愚也，主要用於對社會的和諧統治”。這個觀點是對儒家思想的錯誤認識。早期儒家思想產生的背景是春秋末期政治社會秩序的“禮壞樂崩”，天下無道。孔子爲了重建人間秩序，迴向“三代”，自覺地以更新當時的禮樂傳統爲大任，在“天人之分”間開創了一種全新的精神文化鏈接通道，由過去原始宗教的“天道”文化轉軌爲以“人道”爲主的“仁道”即“仁學”文化，從而確立了人的價值、人的生命意義。希望通過“克己復禮”的道德實踐，創設“天下歸仁”的理想格局，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謀其道，建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的和諧“大同”社會，這是儒學思想體系的價值所在和理想旨歸。“儒化教民”，何時成爲了“愚”民？儒學自先秦之後就漸漸偏離了其發展的真正軌道，歷代封建統治者將儒學視爲統治百姓的思想武器而任意“增損”，這顯然不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本源意義。漢儒講治統，宋儒講道統，近代拿儒學當宗教。其實，簡而言之，儒學就是教人做人的學說，不斷修養自我，實現“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人生理想。

三是“從對事物的認知度來講，孔子的思想衍生出來的更多的只是缺少認知能力的毫無創造性的教條主義。這就是爲什麼中國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在長達二千年的封建統治時期，很少有人在科技創新領域，對國家對人類社會做出過很大貢獻的重要原因。也是在封建社會末期，中國成爲東亞病夫，倍遭列強凌辱的重要原因”。這段論述的錯誤在於對儒學思想體系認知的錯位和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進程的簡單評判。評價歷史人物及其思想和儒學思想體系的價值，筆者前文已談及，不再贅述。據此，筆者認爲，劉先生論及“孔子的思想衍生出來的更多的只是缺少認知能力的毫無創造性的教條主義”的觀點就很難成立。“教條主義”這頂帽子套在本真的儒家思想體系中是不公允的，儘管孔子曾說他自己是“述而不作”，主張“克己復禮”，但縱觀孔子的言行，對三代之禮制等聖賢文化是有所“增損”的，並不是原封不動地機械式照抄照搬。至於劉先生得出的“在長達二千年的封建統治時期，很少有人在科技創新領域，對國家對人類社會做出過很大貢獻”“在封建社會末期，中國成爲東亞病夫，倍遭列強凌辱”的重要原因是孔子思想的“教條主義”的結論就更顯簡單和臆斷。誠然，儒家思想作爲中華民族文化的主流思想而源遠流長影響深遠是不爭的事實，單從邏輯判斷上分析其結論不能自圓其說。不固守“教條主義”也未必就一定能科技創新，因爲實現科技創新需要具備諸多現實條件。同理，有了“科技創新”也未必就一定能擺脫“東亞病夫，倍遭列強凌辱”的局面，因爲一個國家的強盛不僅僅依靠“科技創新”，還受政治體制、思想建設、經濟發展等諸多要素的共同制約。

關於墨家的思想。劉先生意欲將墨家的“科學技術創新”作爲孔子思想缺乏這種精神的註腳。這個觀點同樣背離了孔子思想產生的背景，也有違認識常理。或者說，是用現代人的視域標準來評判古人。試想，在一個天下無道、“禮崩樂壞”的時代，何以實現“科技創新”？家國秩序大亂、民不聊生，何談“科技創新”國富民豐？孔子的偉大貢獻在於引領人們通過爲政以德、爲人以德，實現化育天下、國泰民安的大同理想社會。

一得之見，願就教於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