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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毛概論文(精品多篇)

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毛概論文(精品多篇)

毛概的5900字論文:《試論作爲建構對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篇一

摘 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爲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存在,具備三種相互關聯的結構形態:具體結構、分析結構、描述結構。任何一種結構的塑成與穩定,都與該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和研究起點息息相關。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必須將其三種結構根植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時空聯繫中。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體結構;分析結構;描述結構;辯證統一

在大量的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爲研究對象的教科書或者學術專著中,其邏輯體系幾乎都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黨的建設、一國兩制與和平發展等板塊形式來建構的。這種安排的好處在於,能夠將這一理論體系具體結構的實體性內容以感性的直觀突顯出來,但同時也存在着沒能將感性的直觀昇華至理性的思維、過多地囿於具體結構而較少關注分析結構、缺少對描述結構的科學運用等缺陷。應該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爲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存在,具備三種相互關聯的結構形態,即:具體結構、分析結構、描述結構,每種結構的塑成與穩定,都與該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和研究起點息息相關。因此,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必須將這三種結構根植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時空聯繫中。

一、具體結構

任何客觀存在的事物,大都具有直觀上的具體結構特徵。作爲研究對象的理論、思想、觀點,同樣可以從梳理外部特徵入手找出其具體結構。從直觀思維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首先進入理論視域的不是它那清晰的概念、嚴密的邏輯和環環相扣的推理,而是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構成性因素。比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它們從最原始的意義上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具體結構,同時也塑成了該理論體系的骨架性內容。

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爲該理論體系本身的實體性內容,而是基於理論是對現實的反映這一基本的道理。馬克思主義認爲,任何一個具體社會的結構形態都從最基本的意義上涵蓋了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等基本要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二大理論成果,它既是對馬克思主義本真精神的繼承和發展,又客觀真實地反映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現實。因而,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首先要從最一般的意義上掌握其具體結構的內容,否則就談不上“研究”或者“分析”。但是,認識事物的目的是從規律和本質的高度來把握其發展的客觀趨勢,以實現科學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願望。顯然,具體結構是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礎性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奠基性工程。但是,具體結構又不可避免地內生出直觀、感性、膚淺的缺陷。現有的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研究書籍之所以有“衆口一味”的感覺,其原因正在於此。所以,我們需要從感性的直觀進一步深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在機理,梳理出該理論體系的概念羣和範式譜系,從理性深度進一步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整體性形態。

二、分析結構

從具體結構出發,經過分析、綜合、判斷等邏輯過程,就可以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分析領域和分析結構。相對於具體結構,分析結構是對研究對象的本質和規律性的把握。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言,其分析結構的歷史使命是暫時拋開具體結構的外在形式而找出其深層次的、本質的東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分析結構,可以分成以下三層相互關聯的概念羣和範式譜系:

第一層,核心結構圈的概念羣和範式譜系。由於這一層級地位的特殊性和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就需要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最核心的概念,該概念既是整個理論體系最基本的範疇,又可以合乎邏輯地導出理論體系的其他範疇、命題、結論。換言之,從這個概念的簡單規定性開始而遞次塑成的一系列後概念的規定性,則從簡單發展爲複雜、豐富、具體和感性。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歷史演進,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應是這一理論體系的核心概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歷史起點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而改革開放的深層次原因就是圍繞上述兩大矛盾而展開的。其後所有的範疇、命題和結論,都基於這兩大矛盾的辯證運動及其解決,並遵循一定的方式而有系統、有層級、有結構地展開爲一個有機的理論整體,從而確證和支撐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科學性和合理性。而“矛盾”這一概念的統領性和建構力,也恰恰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要求。

第二層,亞核心結構圈的概念羣和範式譜系。亞核心結構圈雖然不具有核心結構圈的統領功能,但它卻是連接核心結構圈和第三層的結構外圍圈的中介,起着承上啓下的作用。一方面,它將核心結構圈的功能繼續向外輻射、傳送,輸入結構外圍圈;另一方面,它又將結構外圍圈的信息反饋至核心結構圈。在覈心信息流和外圍信息流的不斷交換中,亞核心結構圈同時吸取雙方的優點,並剔除異於自己的概念和範疇,從而既強化了自身的功能,又弱化了侵蝕自己的信息。這一層級的功能,主要是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哲學奠基,夯實理論體系質的規定性,把握理論體系正確的發展方向,正視理論體系面臨的最基本問題。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本質、發展戰略、發展階段、發展動力等,成爲亞核心結構圈的主要內容;而道路、主題、主線、旗幟、方向、理想等重要概念,也成爲這一層級不可或缺的探討對象。

第三層,結構外圍圈的概念羣和範式譜系。爲了保障核心結構圈和亞核心結構圈功能的順利實現,結構外圍圈的內容必須基於社會穩定和政局安全的基本考慮,以如何和怎樣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爲己任。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外交、國防、軍隊、階級基礎和羣衆基礎、政黨建設、祖國統一等,便成爲這一層級的主要內容。

需要說明的是,聯結核心結構圈、亞核心結構圈和結構外圍圈的生命線,是“以人爲本”的執政理念。一定程度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價值觀形態就是“人民性”。羣衆利益無小事,人民冷暖系生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價值主線,必須徹底貫徹“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在分析結構的體例安排上,將“全民共享”的價值取向作爲理論紅線貫穿其中,將民生、共享、共富、人民利益等充分展現在理論體系的描述結構中。與“以人爲本”緊密聯繫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研究起點,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包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但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體中,生產力又成爲重點研究對象。鄧小平提出“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其本身就包含着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重點關注。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出發,衍生出對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的渴求,進而推動政治建設、文化建設、政黨建設等上層建築的發展。

三、描述結構

描述結構的歷史使命,不是深化對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的研究,而是運用自己的思維、採用恰當的形式來表現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的內在機理。任何一種科學理論都有其嚴密的邏輯體系。在構建這種理論體系時,既要根據事物本身的內在要求,科學地安排其概念羣和範式譜系的排列次序,又要考慮人們主觀因素的影響,比如認知度和接受度的超前性或滯後性。因此,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其範疇、命題、邏輯起點等並非絕對服從其形成和發展的時間序列;它們之間的聯繫方式和前後位置,允許在描述結構中出現符合歷史的差異。

馬克思在論述“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時曾說:“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爲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1]18這兩條道路分別論述的是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區別和聯繫。第一條道路指研究方法,從感性的具體和客觀現象(包括研究起點)進入理性思維,進而揭示事物的本質及規律;第二條道路指敘述方法和邏輯方法,它是以邏輯起點爲基礎來說明具體的、感性的現象,採用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個別的演繹過程。研究起點雖然不完全等同於邏輯起點,但是兩者並非風馬牛不相及。研究起點必須能夠從邏輯起點得到合乎理性的解釋,邏輯起點也應當得到研究起點的現實支撐,兩者的異同性在描述結構的運用中更爲突出。馬克思明確提出:“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1]111描述結構的科學運用,可以使玄奧的分析充滿理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例如,即便是當年與馬克思的觀點完全對立的《星期六評論》,也不得不承認《資本論》的敘述方法“使最枯燥無味的經濟問題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1]108。可見,科學的描述結構決不是流水賬式的線性記錄,而是力圖將研究的焦點和中心要旨彙集於簡約和凝練的邏輯安排中。這樣,描述結構必須在實現邏輯起點和研究起點辯證統一的同時,努力實現敘述方式上的科學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歷史演進,與構建該理論體系的邏輯過程應當是辯證的統一,而不是簡單的、機械的重合,即兩者是“經過修正”的一致。因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進。其中,既充滿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的真相,這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主流和前進方向,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摻雜着非本質的、偶然的假相,擾亂甚至阻礙社會的正常發展。用描述結構來安排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就必須適當“修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自發形態,屏蔽大量次要的和非本質的現象,從而將邏輯重點和研究重點在描述結構中前後一貫地聯繫起來。因此,描述結構的科學運用,決不等同於它對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如影隨行的反映,而是經過選擇、篩選、過濾等邏輯過程,力求揭示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在規定性。因此,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在描述結構中出現的差異,不僅不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背離,恰恰反映了該理論體系內在的規律性,是更深層次的科學把握。恩格斯在闡述馬克思的科學理論體系和科學研究方法時曾說:“歷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如果必須處處跟隨着它,那就勢必不僅會注意許多無關緊要的材料,而且也會常常打斷思想進程;……歷史從哪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裏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1]43恩格斯的這段論述,充分體現了邏輯和歷史的辯證統一和有機聯繫,充滿了認識論中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

若以此爲據,則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使用縱向歷史和橫向比較的方式較爲理想。原因有二:

一是從時間序列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屬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的第二大理論成果,而作爲其構成內容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無一不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速度和質量,各個理論成果之間的代際傳承,必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必須體現出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這也符合“論從史出”的基本要求。

二是從空間比較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形成的,其概念、問題、論域等既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又借鑑了其他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有益成果,還大膽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描述結構就不能不採用空間比較的方式,將自身與他者的情況實事求是地加以對比,在甄別比較中真實展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的面貌。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描述結構,既要體現對歷史的回顧和反思,也要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同時還應當具有理論的前瞻性,科學地處理好傳承與創新的關係,在建構理論體系整體性的同時,合理安排其階段性的理論成果,充分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民族性價值和世界性意義。

四、三種結構的辯證關係

當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研究,往往較多地關注其具體結構的實體性內容,而缺少對分析結構和描述結構理性的條分縷析。有論者甚至認爲,掌握了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就可以科學地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框架,這是明顯的誤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構成內容豐富而完備,其問題範式鮮明而獨特,各階段性成果都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政黨等內容。因此,若不用恰當的描述結構梳理出同質內容的關係,就難以說明這一理論體系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實際上,在三種結構中,具體結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骨架性內容,它支撐着整個理論體系的框架和發展方向。沒有具體結構的實體性內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分析結構就缺少研究的對象,而描述結構也將因缺少基礎性質料的支撐而喪失科學方法的運用。

分析結構是在具體結構的基礎上進一步尋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規律性和本質性的東西。通過對具體結構的科學分析,可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些重要的範式譜系,如矛盾、規律、動力、政黨、人民等。科學地研究這些範式的涵義、內容、表現形式等,既可深度拓展分析結構的功能,又爲描述結構的科學建構提供了基本的理論前提。同時,在正確理解諸多概念羣的基礎上,還可以釐清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合理安排它們的理論位置和邏輯次序,避免因過多地關注具體結構而產生對分析結構認識上的斷裂。

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都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維反映,而採用恰當的方式將之具體地展現出來,則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描述結構。描述結構好似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背後的影子,是內化於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之中的。不管以什麼樣的形式安排配置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其結果都是論者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運用某種描述結構來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種描述結構的方法運用得是否科學,不是由論者的“名氣”決定的,而是看描述結構是否遵從了邏輯與歷史的辯證統一,因而,描述結構是以另外兩種結構爲基礎的。對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掌握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會直接影響描述結構的質量和效率。不能正確掌握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的內容,就無法形成科學的描述結構。但是,正確掌握了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的內容,並不等於就一定能用恰當的形式將它們的邏輯關係和概念體系科學合理地描述出來。實際上,科學的描述結構是依據自身的屬性,採用獨特的方法,將具體結構和分析結構以合乎歷史和邏輯的原則表現出來。它既不因具體結構先入爲主的感性作用而缺少適當的邏輯安排,也不因分析結構深邃嚴謹的理性影響而喪失理論的歷史感,這也正是描述結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毛概論文:《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篇二

摘 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長期艱辛探索的根本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三位一體構成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位一體;總任務;領導核心

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爲什麼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黨的報告對這些問題做出言簡意賅的闡述,這對於統一人們的認識、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長期艱辛探索實踐的根本成就

中國共產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三大歷史時期,每一時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90多年來,黨領導人民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90多年成就積累而成,是90多年各方面成就的集大成。它既是黨所取得的全部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對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等在內的其他一切成就的昇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的,也是建立在我們黨長期奮鬥基礎上的,是由我們黨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接力探索取得的。以毛澤東同志爲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在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在此基礎上,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探索,爲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以鄧小平同志爲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研究國際經驗和世界形勢的基礎上,發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3的時代強音,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新世紀新階段,以胡錦濤同志爲的黨中央,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90多年來,黨和人民奮鬥、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承載着幾代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和探索,寄託着無數仁人志士的夙願和期盼,凝聚着億萬人民的奮鬥和犧牲,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發展中國、穩定中國的必由之路。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由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構成的三位一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是社會主義,它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它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和價值追求;堅持以工人階級政黨爲領導核心;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堅持以人民當家做主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徵;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堅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等,這些方面都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精髓和本質特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究竟特在何處呢?黨的報告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三位一體的: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三個組成部分的內在聯繫: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途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行動指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鮮明特徵。由此可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就特在其道路上,特就特在其理論體系上,特就特在其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實現途徑、行動指南、根本保障的內在聯繫上,特就特在這三者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上。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真正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

道路問題是關係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首要問題。毛澤東曾經指出:“革命黨是羣衆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2]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事業,都經歷了尋找正確道路的艱難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取得了巨大成功,也經歷過很多艱辛。歷史和現實都證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中國共產黨團結的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進一步實現民族振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理論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黨的理論創新引領各方面的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它凝聚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它包括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各方面的體制機制等具體制度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中的有機統一,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終極意義來講,它不是目的,而是實現目的的一種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是要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在現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再創中華民族新的輝煌,是中國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以來,中華民族一切仁人志士的共同信念和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標。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團結帶領人民,經過90多年的艱苦奮鬥,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前景。實踐證明,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才能找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途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之路、成功之路。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只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現代化是世界歷史進程和發展潮流,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出的時代要求。當今世界,和平和發展是時代的主題。求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願。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造福於中國人民,而且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在中國實現現代化,就要回答“中國實現什麼樣的現代化、怎樣實現現代化”。中國共產黨人在60多年的建設實踐中科學解答了這一問題。中國現代化首先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化,同時又是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任何照搬“西化”或者其他“模式”都無法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只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在21世紀中葉,也就是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之際,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就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四、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近代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件。”“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3]1357中國共產黨從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擔負着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繁榮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使命;把爲人民服務作爲自己的最高原則,把代表工人階級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作爲黨的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最顯著標志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奮鬥史,就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實現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新時期,黨領導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爲了全國各族人民實現自己的利益、創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業。在當代中國,“要把十幾億人的思想和力量統一和凝聚起來,共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設想的。”[4]262

在新形勢下,黨經受着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四大考驗”、面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羣衆、消極腐敗“四大危險”。面對不斷變化着的黨情、國情、世情,承擔着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中國共產黨要確保始終成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持領導核心,就必須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

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同黨領導的偉大事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黨要完成歷史使命,就必須把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來。人民羣衆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性力量。“只有深刻認識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力,真誠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爲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們黨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依賴和擁護,才能無往而不勝”[5]6。爲此,必須牢牢把握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這條主線,堅持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全面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爲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爲堅強領導核心。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江澤民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5週年暨總結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大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毛概論文範文字 篇三

淺談愛國統一戰線思想

摘要:統一戰線,簡稱統戰,是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出自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採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在1939年《共產黨人》雜誌的發刊詞中,毛澤東將它與“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一起列爲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勝利的三大法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內統一戰線,先後經歷了五個階段,分別是大革命時期的國共統一戰線、土地革命時期的工農民主統一戰線、抗日戰爭時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社會主義時期的愛國統一戰線。

關鍵詞:統一戰線 毛澤東 抗日民族

我國的民主黨派是在中國民主革命發展過程中產生,在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影響,在中國共產黨政治上支持、組織上幫助下組建(或改建)和發展起來的。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民主黨派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時期。中國的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它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勝利,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合作爲基礎,由全國各族人民、各階層愛國人士、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以及海外華僑參加的團結抗日的全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中,各民主黨派及其所聯繫的階級、階層作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支重要力量,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妥協投降,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竭心盡力,從而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一、民主黨派在政治上堅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國共合作”、“反對投降分裂”的主張,並始終擁護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

(一)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爲實現停止內戰、抗日救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日矛盾已上升爲主要矛盾,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成爲各革命階級、政黨的共同願望和強烈要求。然而,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蔣介石卻實行“攘外必先安內”一方面,他下達“不抵抗”命令,縱容日軍侵入中國東北,致使東北全境淪陷;另一方面,他下令加緊進攻紅軍,將內戰推向高潮;與此同時,還加強輿論控制,嚴禁抗日宣傳,阻止各階級各黨派的抗日救亡活動。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有着強烈愛國精神的民主黨派人士的強烈不滿,他們不顧國民黨的政治高壓,勇於譴責誤國政策,主張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並積極撰寫救亡文章,致力發表抗日演講,公開呼籲:“國事至此,一切政見異同已成次要之問題,當務之急,惟在如何團結全國已渙散之人心,共臨大敵”。[1]

(二)積極促進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華北事變爆發後,共產黨審時度勢,放棄“反蔣抗日”口號,進而將口號轉變成“逼蔣抗日”。對於共產黨政策的轉變,民主黨派人士表示了歡迎和支持。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著名的《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各黨派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於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民主黨派立即表示積極響應和熱烈擁護:“大家相互祕密宣傳閱讀並奔走相告,心情十分激動。一致認爲《宣言》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反映了我們的願望和要求”。

救國會以“團結全國救國力量,統一救國方策,保障領土完整,謀取民族解放”爲宗旨,明確表示贊同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要求國民黨停止對共產黨的軍事行動,聯合紅軍,共同抗日,給予人民抗日言論和救國運動的自由;表示要堅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戰線的立場上,不動搖,不妥協退讓,直到中華民族取得完全勝利。1936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等民主人士聯名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系統地闡述了他們關於建立救亡聯合陣線(也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和主張,贊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3]各民主黨派的積極態度在客觀上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努力和各民主黨派的全力推動下,蔣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內戰,聯共抗日”。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及兩黨合作抗日的談話,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形成,對此,各民主人士無不歡欣鼓舞。

(三)反對投降分裂,支持團結抗戰,堅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二、民主黨派人士積極參與到抗日的行列中,以實際行動表達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擁護

民主黨派人士對中國共產黨主張的積極支持,不僅表現在在政治立場上擁護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表現在身體力行,積極奔赴抗日前線直接參加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抗戰初期,全國各地的救國會會員及其動員的千千萬萬青年羣衆,進入陝北、華中、華北等解放區參加八路軍和新四軍,投入到抗日浪潮中。鄉村建設派的部分成員,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和國民黨軍隊的狼狽潰退,堅決留在山東戰鬥,和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並肩作戰,不離不棄。在抗日戰爭中,民主黨派的許多人士在對日鬥爭的戰場上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

三、民主黨派人士運用輿論工具宣傳抗日主張,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進了抗戰的最後勝利

以知識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爲主體的各民主黨派爲了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在抗戰中充分發揮他們的知識特長,創辦了許多刊物和圖書。這些刊物和圖書及時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宣傳了正確的抗日主張,對於激發人民的抗戰熱情起到了極爲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以及抗戰的最後勝利產生了不可替代的影響。

1937年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部分成員編輯出版了《抗戰青年》、《抗戰婦女》、《抗戰農村》、《抗戰華僑》等刊物,這些書籍以宣傳抗日救國爲主要內容,對於聯絡各方面抗日力量起了重要的精神紐帶作用。著名民主人士鄒韜奮於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創辦了《抗戰》三日刊,主張加強全民族團結,進行持久抗戰。12月,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在武漢創辦了《全民週刊》,後與《抗戰》三日刊合併爲《全民抗戰》三日刊,堅持“全民動員,抗戰到底”的方針。與此同時,《全民抗戰》還編印了戰地版,大量送往前線,極大地鼓舞了前線廣大抗日官兵的士氣。

1938年9月11日,救國會又創辦了《國民公論》,此刊物在堅持團結抗戰、提倡民主,批評時政方面,與《全民抗戰》擁有同樣鮮明的態度。除了以上列舉的幾種刊物之外,民主黨派人士還創辦了《文藝陣地》、《救亡日報》、《進步日報》、《抗戰行動》半月刊、《國民公論》旬刊、《戰時教育》、《新中國報》等著名刊物,另外還出版發行了許多宣傳抗日救國思想的圖書,如《兒童抗戰故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戰時讀本》等。

四、民主黨派人士積極動員海外華僑爲祖國抗戰出力,爲抗戰的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幫助

抗日戰爭期間,民主黨派憑藉在海外華僑中有着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影響力的優勢,積極動員海外華僑爲祖國的抗日戰爭出力。美洲洪門致公堂(中國致公黨的主要派支)主席司徒美堂,積極發動美洲華僑捐款支援祖國抗戰,在整個抗戰期間,僅司徒美堂領導的募捐活動捐款數額即達5400多萬美元。抗戰前夕,世界各地總共有華僑1740萬人,上至富商、知識分子,下至工人、學生以至老人、婦女和兒童,都紛紛組織起來踊躍捐助,以物力和人力援助祖國抗戰。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從抗戰開始便每月捐款2000元直至戰爭勝利。抗戰期間,華僑每年匯回國內的外匯是10億元以上,這筆驚人的匯款極大地資助了國內因長年抗戰而吃緊的財政,爲抗戰的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幫助。

綜上所述,在長達八年的抗戰中,中國共產黨依靠廣大人民、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正確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策略和方針,擊退了敵人的陰謀,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毋庸置疑,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鬥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與此同時,作爲統一戰線重要組成部分的民主黨派在抗戰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民主黨派人士與共產黨人一道爲舉國抗日局面的形成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爲打敗日本侵略者,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從而譜寫了我國抗戰史和民主黨派發展史上光輝的一頁。從一定意義上講,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是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勝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