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馬諫議書原文及翻譯多篇

答司馬諫議書對照翻譯 篇一

我們讀書人所要爭論的，特別是在“名稱”（概念、理論）與“實際”是否符合上。“名稱”與“實際”的關係明確了，天下的真理也就有正確的認識了。現在您所用來教誨我的，是以爲我“侵官”、“生事”、“徵利”、“拒諫”，以致天下的人都怨恨和誹謗我。我卻認爲接受皇上的命令，議訂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決定，交給主管官署卻執行，不算是“侵官”。發揚（恢復）前代賢君的治國原則，以便興利除弊，這不算是“生事”。替國家整理財政，這不算“徵利”。排除不正確的言論，批駁巧言諂媚的壞人，這不算“拒諫”。至於怨恨毀謗的很多，那是本來早就該料到會這樣的。

人們習慣於得過且過的守舊之風已經不是一天了，做官的人又大多不爲國家大事操心，以附和舊俗之見來討好衆人爲美德。皇上卻想改變這種現狀，而我又不顧政敵的多少，想盡力去幫助皇上抵制他們，那麼，衆人怎麼會不大吵大鬧呢？過去商王盤庚遷都，羣起怨恨的是老百姓，不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並不因爲有人怨恨的緣故，就改變他的計劃；他考慮理由正當，然後做去，他認爲正確，看不出有值得悔改的地方。如果您責備我執政很久了，沒有能夠幫助皇上大大地做一番事業，以此造福人民，那我自知有罪了。但如果說今天應當什麼事也不必幹，只是守着老規矩就行了，那就不是我所敢領教的了。

沒有會面的機會，不勝（實在）誠心仰慕得很。

拓展

翻譯 篇二

安石敬白：昨日承您來信指教，我私下覺得與您交往深厚密切已非一朝一夕，可是議論國事時常常意見不同，這大概是由於我們所採取的方法不同的緣故吧。即使想要勉強多說幾句，最終也必定不被您所諒解，因此只是很簡略地覆上一信，不再一一替自己分辨。後來又想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在書信往來上不宜馬虎草率，所以我現在詳細地說出我這樣做的道理，希望您看後或許能諒解我。

本來知書識禮的讀書人所爭辨的，尤其在於名義和實際的關係。名義和實際的關係一經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解決了。如今您來信用以指教我的，認爲我的做法是侵犯了官員的職權，惹事生非製造事端，聚斂錢財與民爭利，拒不接受反對意見，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誹謗。我則認爲遵從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開討論和修訂法令制度，責成有關部門官吏去執行，這不是侵犯官權；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來興辦好事，革除弊端，這不是惹事生非；替國家整理財政，這不是蒐括錢財；抨擊荒謬言論，責難奸佞小人，這不是拒聽意見。至於怨恨和誹謗如此衆多，那是早就預知它會這樣的。人們習慣於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士大夫們大多把不關心國事，附和世俗之見以討好衆人爲得計。皇上卻要改變這種狀況，而我不去考慮反對的人有多少，願意竭力協助皇上來對抗他們，那衆多的反對者怎會不對我氣勢洶洶呢？商王盤庚遷都時，連百姓都埋怨，還不僅僅是朝廷裏的士大夫而已。盤庚並不因爲有人埋怨反對的緣故而改變計劃，這是因爲遷都是經過周密考慮後的行動，是正確的而看不到有什麼可以改悔的緣故。假如您責備我佔據高位已久，沒有能協助皇上大有作爲，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澤，那末我承認錯誤；如果說現在應當什麼事也別幹，只要墨守從前的老規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領教的了。

沒有機會見面，衷心想念和仰慕您。

作者簡介 篇三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現爲撫州東鄉縣上池裏洋村），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爲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爲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爲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諡文。

作品賞析 篇四

全文立論的論點是針對司馬光認爲新法“侵官、生事、徵利、拒諫、致怨”的指責，指出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從而說明變法是正確的。司馬光的攻擊名實不符，全是謬論。文章逐條駁斥司馬光的謬論，揭露出他們保守、腐朽的本質，表示出作者堅持改革，絕不爲流言俗語所動的決心。

第一段主要闡明寫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因爲兩人之間有分歧，所以寫信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寫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昨日蒙教”是禮貌性套語；第二層提到與司馬光“遊處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濃，使司馬光很是舒服；第三層急速轉到“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接點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這三層意思集中在一句話裏顯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點所在。不傷感情，態度坦率。第二句又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司馬光見解堅定，並不肯輕易改變，所以“雖欲強聒”多講幾句，一定得不到見察；對於洋洋灑灑三千餘字的來信，只作簡單答覆，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層是：經過仔細考慮，司馬光很是看重自己，書信往來，不宜魯莽，所以要做詳細解釋，希望司馬光能夠寬恕。這裏說明了作者的態度和方法，又顯示出冷靜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駁斥的重點部分，作者以“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爲論證的'立足點，分別對保守派謬論進行駁斥，表明自己堅持變法的立場。在辯駁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問題一一名實問題。名正則言順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場，對同樣一件事（即“實”）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會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馬光在來信中指責王安石實行變法是“侵官、生事、徵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這些責難，如果就事論事地一一加以辯解，那就很可能會因爲對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現象或具體事實而陷於被動招架，越辯解越顯得理虧；必須站在高處，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質，才能從根本上駁倒對方的責難，爲變法正名。先駁“侵官”。作者不去牽涉實行新法是否侵奪了政府有關機構的某些權力這些具體現象，而是大處着眼，指出決定進行變法是“受命於人主”，出於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經過朝廷的認真討論而訂立；然後再“授之於有司”，交付具體主管部門去執行。這一“受”、一“議”、一“授”，將新法從決策、制定到推行的全過程置於完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基礎上，“侵官”之說便不攻自破。次駁“生事”。“舉先王之政”是理論根據，“興利除弊”是根本目的。這樣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國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擾民”。再駁“徵利”。只用“爲天下理財”一句已足。因爲問題不在於是否徵利，而在於爲誰徵利。根本出發點正確，“徵利”的責難也就站不住腳。然後駁“拒諫”。只有拒絕正確的批評，文過飾非才叫拒諫，因此，“辟邪說，難壬（佞）人”便與拒諫風馬牛不相及。最後講到“怨誹之多”，卻不再從正面反駁，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語帶過，大有對此不屑一顧的輕蔑意味，並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議論。

這一段，從回答對方的責難這個角度說，是辯解，是“守”；但由於作者抓住問題的實質，從大處高處着眼，這種辯解就絕非單純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駁斥司馬光所列舉的罪責的同時，也就反過來間接指責了對方違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爲天下興利除弊的錯誤。特別是“辟邪說，難壬人”的說法，更毫不客氣地將對方置於壬人邪說代言人的難堪境地。當然，對司馬光的揭露和進攻，主要還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進一步明確自己的立場和態度，緊承上段結尾處怨誹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無畏聲言，作者對“怨誹”的來歷作了一針見血的分析。先指出：人們習慣於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憂國事、附和流俗、討好衆人爲處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詩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義語；而“俗”與“衆”則是爲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這裏揭示出他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實質，正爲下文皇帝的“欲變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據。因此接着講到“衆何爲而不洶洶然”，只是說明保守勢力的反對勢在必然，卻絲毫不意味着他們的有理和有力。接下來，作者舉了盤庚遷都的歷史事例，說明反對者之多並不表明措施有錯誤，只要“度義而後動”，確認自己做得是對的，就沒有任何退縮後悔的必要。盤庚之遷，連百姓都反對，尚且未能使他改變計劃，那麼當前實行變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勢力的反對，就更無退縮之理了。這是用歷史上改革的事例說明當前所進行的變法的合理與正義性，表明自己不爲怨誹之多而改變決心的堅定態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可以說是王安石的行事準則，也是歷史上一切改革家剛決精神的一種概括。

答書寫到這裏，似乎話已說盡。作者卻欲擒故縱，先讓開一步，說如果對方是責備自己在位日久，沒有能幫助皇帝幹出一番大事，施惠於民，那麼自己是知罪的。這雖非本篇正意，卻是由衷之言。緊接着又反轉過去，正面表明態度：“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蘊含着銳利的鋒芒，一語點破以司馬光爲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實質，直刺對方要害，使其原形畢露，無言以對。

這篇短信筆力精銳，文字經濟而富有說服力，語氣委婉而嚴正，既不傷害私人的友誼，也不向反對的意見妥協。作者的修辭和邏輯推理是根據對具體的人、具體的場合，運用了反駁、引導、對比、證明、啓發、類推等方法，由近及遠、由遠及近、層層逼進進行的，它是駁念性政論文的典範之作。

答司馬諫議書 篇五

〔宋〕王安石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徵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徵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嚮往之至。

——選自《四部叢刊》本《臨川先生文集》

答司馬諫議書原文閱讀 篇六

出處或作者：王安石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辯。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徵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徵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嚮往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