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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看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是我國曆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他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建議,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爲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爲定型,而作爲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爲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

辯證看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當時漢武帝那個時期是一種對政治,對統治極爲有利的做法。那個年代,當時正是百家爭鳴的時期,人人都各有一套理論,人人都認爲自己是對的。這種主張自家反對別家的觀念在封建時期是引起對立與矛盾的根源。對統治者在政治上極爲不利,所以當時只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纔是對統治最有利的唯一做法。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當時有其積極的一面,它讓儒家思想成爲我國封建社會正統思想和幾千年來思想的主流。是它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爲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爲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也有弊,這套做法在當時那個時期可能是正確的,對統治者有利,但不代表在所有的時期都是正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否定了其他學派,每個學派都各有所長。如道家學派,創始人是老子,他善於從正反兩方面思考問題,在政治上主張“無爲而治”,人們與世無爭,天下就能太平。後來,戰國時期的莊子又發展了老子的思想,強調治國要順應自然和民心。這些思想都是難能可貴的。再如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子主張“兼愛”“非攻”,要求人們互愛互利,反對各國相互攻伐兼併,殘害生命。他還提出要選賢能的人治理國家,並批判貴族的奢侈生活,提倡節儉。這些都是非常優秀的文化思想。在當時,各學派相互抨擊,而又相互影響,如果作爲統治者能取長補短,不將其他學派一棍子打死,那更能讓當時“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繁榮昌盛。

因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其片面性,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像專制“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成爲穩定社會的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爲兩千年不變的定式;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的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有人說“一個專制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置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爲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爲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係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作爲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爲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是凡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

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成爲主流,它獨霸中國二千餘年。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着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要建立現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制度、規則來約束人們行爲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那就是法治觀念先天不足。

因此,我們要辯證地去看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它的提出在當時有其積極的意義,但也有其負面影響,不能一概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