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反映：中國與“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合作障礙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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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面推進， “一帶一路”作爲中國的全球發展倡議已經爲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成爲引領全球化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將經濟發達的西歐經濟圈和經濟活躍的東亞經濟圈緊密連接起來，中間的廣大腹地是經濟發展實力較弱但潛力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深化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戰略合作，可以開闢更廣闊的市場空間，促進區域合作的互利共贏。

一、“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區域合作的意義

“一帶一路”是新形勢下推進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必要途徑。2016年，受世界經濟持續疲弱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達到24.3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0.9%，其中出口下降2%，實現13.84萬億元，在全球貿易出口額下降3.3%的情況下仍保持較好態勢，維持了世界第一齣口大國地位。同期，我國累計實現對外投資1 701.1億美元，較2015年增長44%；對外承包工程全年完成營業額1 594.2億美元，同比增長3.5%。

2016 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經貿聯繫密切，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出口態勢良好，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貿易額同比增長0.6%，對獨聯體、南亞、中東歐等地區出口增長強勁，對俄羅斯、波蘭、巴基斯坦等國出口增長均超過10%。2016 年，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45.3 億美元，主要流向東盟、南亞、中亞、中東歐地區；對外承包工程完成759.7億美元，佔我國對外承包工程2016年營業總額的比例爲47.7%。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初具規模的合作區56 家，累計投資達到185.5 億美元。

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不斷提高，不僅使國內發展水平上升，也促進了全球對外貿易的發展，有利於全球經濟的復甦。中國加快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使得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逐步提高，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明顯，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企業願意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開始上線運行，人民幣離岸業務從亞太地區向歐洲不斷延伸。同時人民幣匯率相對“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表現堅挺，使得中國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在“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投資經營，佈局全球生產網絡和營銷網絡，形成新的利潤增長點。

首先，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存在較強的互補性，可以實現共贏發展。

“一帶一路”沿線許多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稟賦優越，擁有中國經濟發展所需的豐富經濟資源和戰略資源，包括油氣資源、農業資源、水資源和礦產資源。

如我國主要從沙特、伊朗、俄羅斯、安哥拉等國進口油氣資源；從馬來西亞、泰國、越南、非洲赤道國家等進口農作物、熱帶經濟作物及水產品；從印度、南非、贊比亞等國進口鐵礦石、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產品。深化與“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有助於爲我國發展提供穩定的能源供給，且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使得“一帶一路”相關發展中國家對外部資源性產品需求的依賴性越來越強。

同時，“一帶一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處在工業化的初、中期發展階段，有的還處於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期，十分需要其他國家爲其供給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和工業製成品來滿足工業化發展需求，特別需要在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發展、資金和人力資源等方面尋求對外合作，而中國則擁有雄厚的資本、中等水平的適用技術和製成品、豐富的經濟發展經驗等相對優勢，在工業化進程中處於後期階段，與“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階段存在階段性差異，從而構成了相互合作基礎。

除此之外，“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也需要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和無政治附加條件的投資與經濟技術援助。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這些國家進一步擴大與中國經貿合作的需求強烈， 擴寬了雙方實行多邊合作的領域。

其次，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有利於推進全球化進程，維護我國全球戰略利益。

今天，中國的內外部環境都已發生變化。在國內，經濟步入新常態；在國際上，美英等發達國家出現了“逆全球化”趨向，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擡頭。因此中國必須更加主動地鞏固和加強與“一帶一路”相關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貿聯繫，突破發達國家所設的屏障，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引領“全球化”進程，維護並擴大對華友好力量，如此纔有利於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並且，隨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及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策略的優化，中國富餘的製造業產能需要尋求多元化的國際市場空間加以吸收，主動構建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伙伴關係自然成爲中國改變對發達國家市場依賴，實現對外投資多元化，提振外部需求的重要力量。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以及中東歐長期以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關係，同時中國與金磚國家的合作不斷深入，這些經濟體會發揮多邊合作的橋樑作用，是未來世界經濟版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新時期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應當與對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開拓相結合，堅持合作共贏的理念，推動多領域、全方位的多邊經濟交流與合作，在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利益協調與共享機制。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進行合作，不僅可以從外部驅動中國經濟發展，還可以通過對全球化進程的維護，保障我國國際戰略利益。

第三，“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具有潛在的廣闊市場空間，能夠全面促進中國的跨國企業發展，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

這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於發達國家，勞動力供給豐富，具有廣闊的市場空間。但是這些國家的發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原因一是，這些國家正處在工業化水平初期階段，最重要的特徵爲缺乏資金。爲大力吸引外資促進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各國都在不斷改善投資環境。隨着人民幣的國際化，中國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在這些國家展開全面、深入的投資，推動有實力的跨國企業發展。二是基礎設施落後。這也是“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障礙，因此各國都亟需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外資投入。而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尤其是近年來中國的高鐵建設處於領先水平，因此發展中國家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對中國而言即意味着無限的市場潛能，給中國帶來了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機遇。2015 年，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都有了巨大建設突破，尤其是亞投行更是吸引了除美日外的許多發達國家的參與，此外中國還建立了“專項貸款”和投資合作基金，如“中東歐100億美元專項貸款”、“中東工業化專項貸款”等，用於海外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這必將直接推動中國對外投資的發展水平。

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上的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往往採取的是帶資建設，採用BOT（建設-經營-轉讓）方式，緩解了這些國家建設資金不足的壓力，加之建設按時保質，頗受歡迎，極大提升了中國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力，彰顯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第四，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合作有利於增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促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

通過與發展中國家展開廣泛的經濟與貿易合作，增進彼此之間的信任與瞭解，一方面可以使得中國在國際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並且與發展中國家建立共同的資源網絡，作爲一個經濟體在全球事務中通力配合，維護共同的利益，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另一方面，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通力配合，能夠充分表達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同時也可以壯大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力量，令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上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增加與發達國家談判的籌碼，促進全球治理體制的變革。

實踐證明，作爲聯合國及多個重要國際組織的成員，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緊密合作，推動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變革，開始改變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政治秩序方面的絕對主導地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得到提升。2014年亞投行的21個發起國，也都是“一帶一路”沿線上的發展中國家， 當前亞投行彰顯出的生命力和全球吸引力， 尤其對許多發達國家的吸引力也彰顯了“一帶一路”上發展中國家合作在全球事務中的力量。

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經貿合作的障礙

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對中國而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 構建合適的利益環流，並讓這些國家以中國爲核心，是十分緊迫的任務。

以中國爲核心的利益環流指的是建立中國與“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互利雙贏、良性互動的協調機制，同時努力克服經貿合作的內外障礙，實現多邊、多層次、多領域的經貿合作，其最終的願景是帶動整個“一帶一路”區域全面穩定發展，建立協調共融機制。儘管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發展中國家經貿合作發展勢頭良好，但是在“一帶一路”建設實際推進中， 仍然存在着不少制約因素。

首先，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存在利益分化。

發展中國家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由於各自的特殊性，發展差距逐漸增大，其中有如“金磚國家”、“新鑽國家”等發展迅速的國家，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對發展緩慢。由於存在發展差距，各發展中國家在一些關於國際政治以及經濟問題的討論中，常常出現利益分化、訴求多樣的問題。

如在當前世界出現“逆全球化”趨勢時，中國的態度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態度存在差異，中國表示會積極推動和參與全球化，並且制定出相應的開放發展戰略，但一些發展中國家則認爲經濟全球化讓他們的經濟陷入了困境當中。在應對全球化過程中，中國與一些發展中國家關注點也有差異，中國關注的是如何更好地抓住全球化機遇，通過擴大開放、增加合作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如何控制全球化導致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但一些與中國產業結構相似的發展中國家看到的則是在開放過程中與中國競爭的一面，爲保護本國的經濟，對中國採取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用極其謹慎的態度對待合作。

近十年來，針對中國的反傾銷案件數量不斷增加，其中發起數量最多的也是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沿線的印度、土耳其、馬來西亞等發展中國家對華反傾銷次數越來越多，2005 年以來，印度是發起對我出口產品反傾銷最多的國家。由於中國與印度等“一帶一路”上的新興國家有着相似的產業結構，都處於工業化進程中的相近階段，在國際市場上擁有相似的勞動密集型和規模經濟生產的競爭優勢，從而產生利益競爭和碰撞，導致這些國家不斷髮起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其次，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缺乏有效的保障。

“一帶一路”涉及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落後，自身財力十分有限，或囿於自身政治制度，政府更迭，朝令夕改，決策緩慢，即使有財力也難以投資到位。因此東道國資金保障缺乏、融資難成爲我國對外投資和對外承包工程的重要障礙。此外，一些國家經貿投資環境不好，表現爲政治與社會局勢不穩定、法律不健全、許多國家存在着嚴重的腐敗行爲，經貿矛盾處理過程不透明，這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與這些國家經貿合作的健康發展。

第三，國際不安定因素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經貿合作形成制約。

目前，“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存在不穩定因素。在美國的戰略地圖上，北非、西亞、中亞、南亞、東南亞構成國際不穩定弧。英國智庫機構則認爲:西非、北非到東非,可能正在形成一條“非洲不穩定弧”。在不穩定弧上，各種衝突和動盪將頻發，這無疑會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產生負面影響。

目前，中東、北非等國家政局動盪，西亞和中西非存在局部戰爭和種族衝突，亞洲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擡頭，歐洲不斷遭受恐怖襲擊，問題不一而足。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也時常受到動盪不安的國際局勢影響， 有時甚至被迫停止合作，如利比亞內戰期間，中國企業在利比亞投資損失巨大。中國與周邊國家圍繞南海主權問題形成的爭端、中印領土爭端等，也一定程度上影響相關經貿合作。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相關戰略的實施將受這些不安定因素的影響。

第四，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會受到發達國家一定程度上的阻礙。

近年來，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廣大發展中國家由於其顯現的發展能力和潛力而受到發達國家更多關注。發達國家擺脫經濟困境也十分需要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原材料和更廣闊的市場，並且許多發展中國家過去曾是發達國家的殖民地，發達國家不甘心其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各種影響力由於中國資本的進入而削弱。

目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已逐漸加強，不僅在投資和援助方面，還在其他方面加以控制，以擠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區域的合作空間。比如，發達國家利用過去的殖民地宗主國地位和在非洲和發展中國家政治領域及媒體方面的影響力，宣稱中國在進行“資源掠奪、破壞環境、搞新殖民主義”。歐盟新議長安東尼奧·塔亞尼（Antonio Tajani）在今年3月就表示：“非洲正在成爲中國的殖民地，中國人想要的只有非洲的資源，他們對非洲的穩定並不感興趣。”再比如，將中國在投資中的少數失誤繼續放大，利用環保、人權等問題阻撓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投資項目的持續推進。

三、加強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經貿合作的對策

儘管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經貿合作存在諸多現實障礙，但是中國加強與這些發展中國家合作是各方互利共贏的重要舉措，需要我們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採取靈活的促進策略，從而提升“一帶一路”建設水平。

首先，循序漸進，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履行社會責任，協調各方經貿利益。

“一帶一路”沿線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於處在工業化起步階段，其法律和政策傾向於保護本國企業控制本國資源，但是由於本國企業實力不足，也樂意與外國企業共同開發本國資源。如一些國家規定，與外國合資開辦企業，本國企業必須控股，持股比例51%。中國應該充分利用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優勢資源，獲得更多的權益，時刻以“淡化政治”和“資源增量共享”爲指導原則，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合作，不僅要鞏固現有市場，還要進一步開拓新的市場份額。不僅如此，對“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開發應該有重點、有計劃地推行。

受歷史因素影響，發達國家對“一帶一路”沿線許多發展中國家仍存在相當大的控制和影響力。因此，中國企業在開始進入這些發展中國家時可能會面臨着發達國家利益相關方的諸多阻礙，因此，中國企業在開始的時候可以與發達國家的企業公司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本國企業探討如何建立利益的共同體，共同開發發展中國家第三方市場。更可以進一步探討利用中國資本和製造能力，結合發達國家的先進管理和技術，以及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與勞動力，共同投入“一帶一路”建設，實現產能國際合作。如此機制不僅可以將我國投資的風險分散，還可以保護自身合法權益，有效規避發達國家因對發展中國家投資能力弱於中國而產生的負面效應，也一定程度上能夠規避發展中國家由於政局不穩定帶來的合作風險。待到東道國市場時機成熟，中國企業海外經營能力和經驗提升後，再逐步獨立開發發展中國家市場，拓展企業自身的國際市場空間。

同時，中國應注意避免走歷史上發達國家“掠奪式開發”的老路，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注重在“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注重培育發展中國家產業“造血”能力，避免以犧牲東道國環境代價，探索可持續開發與合作模式。

其次，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投資。

基礎設施先行是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基礎產業滯後會直接給製造業發展帶來瓶頸制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會受落後的基礎設施影響，這不僅會影響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也會降低其市場運行效率和生產效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是發展中國家的強烈需求，這種需求往往不受政府更迭影響，但同時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發展方面也存在着巨大資金缺口。另一方面，中國有較高的儲蓄率和充裕的外匯儲備，也具備強大的施工建造能力以及多年來推進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成功經驗，能夠提供發展中國家在交通、電力等基礎建設方面所需要經濟適用裝備製造能力，因此具有對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開發建設的優勢。

實踐證明，中國適應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投資，頗受發展中國家的歡迎。這不僅可提高中國經濟發展的質量，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同時也可以規避對外投資相關政治風險，增加中國裝備製造業產品出口，實現產業升級。歷史上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的成功經驗也證實了這一點。

因此，中國應當抓住“一帶一路”發展的機遇，增強對發展中國家區域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因地制宜，實施BOT、BOOT（建設-擁有-經營-轉讓）、PPP （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開發模式，積極推動我國如高鐵、核電、港口等有技術與建造優勢的項目“走出去”，建設好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吸引更廣泛的投資主體參與絲路基金，擴大海外投資建設的能力，將自身的資本、管理、產能、技術推廣出去。

第三，發揮傳統合作優勢，營造良好投資環境。

歷史上，發展中國家長期受到發達國家的侵略和掠奪，這是“一帶一路”沿線許多發展中國家貧窮和落後的根源。廣大發展中國家獲得民族獨立後仍難以擺脫發達國家的控制，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內政的強行干涉，是造成一些發展中國家內亂不斷、經濟發展停滯的重要原因。相比發達國家，中國作爲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始終與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本着互相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互利共贏的原則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了政治經濟上的互信關係，同時在經濟上對發展中國家開展了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援助，因此擁有與發展中國家良好的傳統友好關係。

中國在開發“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過程中，應當繼續堅持友好合作的原則，藉助外交優勢積極開展以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的合作，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並通過全方位的合作進一步鞏固與發展中國家良好的政治外交優勢。應憑藉傳統的政治和外交互信關係，開展各種層次、形式多樣的經濟外交活動，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簽署自貿區協定和投資協定，推動貿易便利化，促進投資自由化，推動自貿區網絡建設高標準化，多方位打造自由貿易區、境外經貿合作區、境外中國開發園區等，爲中國企業開拓發展中國家市場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爲與發展中國家共同推動和參與全球化夯實基礎。

第四，注重培養適應“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合作需要的跨文化複合型人才。

“一帶一路”衆多發展中國家社會習俗各不相同，語言多樣、文化、宗教、法律千差萬別。之前我國企業多關注與發達國家的對外經貿合作，研究發達國家市場較多，培養的相關人才也比較多。但是對了解“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國情的人才培養仍然不夠，使得我國企業對發展中國家瞭解不足， 加大了投資風險。應根據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培養一批覆合型的跨文化人才。這些複合型人才應該具備瞭解當地文化和風俗習慣、通曉當地語言、熟知當地法律法規的能力， 同時具備充足的經貿管理知識和能力， 從而爲中國企業開拓“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市場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只有瞭解當地的社會文化、風俗習慣、民衆心態，才能更好地推動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深化“一帶一路”建設。（作者爲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藍慶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博士韓羽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