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校理論培訓關於基層治理的幾點思考

各司其責，共建共享，合力營造和諧社區

——黨校理論培訓關於基層治理的幾點思考

按照縣委組織部要求，本人蔘加了爲期兩週的黨校理論培訓，結合本人在基層工作多年的經歷，對基層治理創新與實踐這個課題產生了共鳴，有幾點思考與大家分享。先來看以下幾個問題：

民生投入越來越多=羣衆滿意度越來越高？

管理越來越細=羣衆幸福感越來越強？

社區物質條件越來越好=社會越來越和諧？

怎樣回答以上三個“等式”，我認爲主要從以下兩個大的方面來闡述。

一、基層治理中出現的新問題及應對辦法。

舉一個例子，某鎮自2008年災後重建至今，新建農民集中居住區十多個、改擴建縣道、場鎮街道、新建改造村、社兩級道路上百條；完善了消防站、配氣站、自來水廠、污水處理廠、文化廣場等市政設施；完成標準化敬老院、標準化中國小、標準化衛生院、改（新）建村級活動場所若干個；工業園區、專業合作社和新型農業經濟主新增就業崗位若干，另外，農林、社保、計生、民政、殘聯等惠民政策每年投入上千萬，涉及千家萬戶。隨着城鄉基礎設施日益改善、民生工程大量投入、政府服務日益細化，羣衆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但是連續兩年的社會滿意度測評結果都不盡人意，排在全縣中下游水平。什麼原因呢？是我們不夠努力嗎？不是！筆者認爲：隨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羣衆對幸福生活的要求越來越高，主要體現在對社會環境、人文環境、政策環境有了更高的期望，而我們的基層治理方式還停留在過去，沒有與時俱進，同步提升，這就造就了羣衆對幸福美好生活的需求與基層治理不夠精細的新矛盾。針對這種矛盾，急需要做的幾件事情：

（一）緩解各類社會資源在城鄉區域配置不平衡狀態。

就拿醫療資源來說，先進、高端的醫療設備及名醫、專家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大中型醫院，大病、重病在這些醫院治療不在話下，但是在縣級醫院就很困難了。大部分羣衆因交通不便和費用問題只能在縣鄉兩級醫院就醫，在鄉級衛生院醫保報銷比例可達90%以上，縣級醫院醫保報銷比例可達80%左右，可是市級醫院報銷比例大概只有30%—40%左右。對羣衆來說，能醫得醫不起、醫得起的不能醫，這充分體現了城鄉醫療條件和保障存在問題，這也是普通羣衆最關心的問題，希望能得到公平廉價的救治機會是羣衆最迫切的願望之一。加大對農村醫療事業的投入，讓人人治得起、治得好是提升羣衆幸福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再如教育資源，城市社區和農村（涉農）社區青年在就業機會以及就業收入方面差異很大，根本原因就是受教育程度和勞動技能的差別。城市青年因爲基礎教育起點高、就讀品牌大學的機會也更多，所以求職高薪工作具有一定的優勢；而農村青年基礎教育水平起點低，很少人能通過參加大學聯考擺脫階層固化的狀態，大多數人都很難擺脫父輩們相似的命運：從事簡單的技術勞動或體力勞動，拿着微薄的薪水，過着幾輩人雷同的生活。提升基礎教育水平，增加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讓優秀的師資留在農村是當務之急；加大高等職業教育投入，讓更多的農村青年成爲現代化技術工人、能工巧匠是當務之急；實現高等教育城鄉一體化，打破名校的地區保護主義，讓名校的門檻不再高高在上。讓城鄉青年公平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正是老百姓一直翹首以盼的願望。

還有網絡覆蓋、公共交通、影視藝術等等，各種領域的城鄉資源配置差別依舊明顯。

（二）合理引入社會組織服務，開展健康文明的參與體驗活動，引導居民提升議事能力。通過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引導羣衆摒棄陋習、崇尚文明；通過專業社會組織的引導，充分發揮社區業委會、居（村）民議事會的議事能力，讓羣衆的事情羣衆議、羣衆定、羣衆辦。充分調動羣衆的監督作用，合力營造美麗和諧新社區。社區治理不僅僅是政府的事，更是每一個居民的事，通過搭建平臺，比如“業委會”“社區家園”、“社區志願者”等，讓每一個居民都是參與者，也是監督者，弘揚正義、抨擊醜惡、淨化民風，讓每一個人都處在大衆的監督之下，只有讓個人利益與社區利益保持一致，才能形成合力共建美好幸福新家園。地方財政應加大基層社區治理經費的投入，爲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提供保障，給基層治理注入動力。

（三）加大對基層社區軟硬件投入，運用科技手段營造智慧社區。不管是部門辦事、便民服務、社保醫療、安全救助，還是培訓求職、電商運營、水電繳費等需求，運用互聯網科技搭建智慧社區服務平臺，讓羣衆足不出戶就能辦證件、健康診療、培訓學習、幹事創業等，感受互聯網科技帶來的方便快捷。

（四）提高基層幹部待遇，激發基層幹部工作活力。很多時候，四、五個村兩委成員應付上面若干條線交辦下來的工作任務已經是力不從心了，更不用說繁瑣的村民事務、徵地拆遷、帶領羣衆產業發展了。村（社區）幹部職數的配備以及與工作量不匹配的勞動報酬，越來越不適應日益精細化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需要，解決這個矛盾的方式有兩個：一是增加村兩委職數配備。二是適度增加勞動報酬和配套相應的社保待遇。

二、基層社區治理中涉及到政府部門幾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政府儘管很努力地在做，也付出了很多，但是羣衆不買賬，怎麼回事呢？以下幾個方面最能說明問題。

（一）部分職能部門履職盡責不到位，羣衆工作方式簡單粗暴，缺乏服務意識。舉一個例子：某羣衆向縣長信箱投訴，生活所在地一連鎖超市發佈虛假優惠信息吸引消費者。按照投訴事項，工作人員將信件交由某部門處理，某部門卻以屬地管理爲由轉交給鎮政府處理。鎮政府沒有執法權限，只好再次轉交該部門處理。再舉個例子：某社區居民因精神殘疾兒子走失四處尋找，後在縣城一網吧發現後欲將其帶回家，無奈兒子發病不聽，只好撥打報警電話求助，網吧屬地派出所接警後到達了現場，當了解該人戶籍在另一個鎮時，表報縣總值班室要求按照屬地原則由另一個鎮接人，如此週轉，僅爲接人一小事轉接了幾個部門、耗費了幾個小時。以上兩個例子體現一個共性：本來是很簡單的事情，職能部門在第一時間就可以處理好的事情，爲何要幾經週轉才能落實？這說明在職能部門中還有很大一部分人履職盡責意識不夠，需要加強黨性修養，增強爲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

（二）嚴格按照“權隨責走，費隨事轉”原則，職能部門與地方政府各盡其職、協調配合。現在我們很多職能部門充當的是文件中轉站，有時上面一個文件下來，不研究具體落實的措施和辦法，直接轉發了事，這讓直面羣衆的基層政府拿到文件一頭霧水，沒有縣級部門的操作細則，只有轉發文件的總體要求，感覺無從下手，地方政府操作失誤了，到時又來個屬地化追責，試問：職能部門和基層政府是管理與被管理關係還是相互配合關係？

隨着電子化政務的發展，很多部門爲了更加科學地統計數據、快捷服務，建立了很多軟件系統、網絡平臺，但是部門之間、科室之間很多平臺系統的部分基礎數據是重複的，爲何要讓基層工作人員在不同的平臺反覆錄入類似的數據內容，而不考慮一下建立部門間數據共享呢？舉個例子：某部門主要業務科室有四個，涉及的平臺操作系統有六、七個，而承接這些業務的每個鄉鎮工作人員只有一個，試問四個科室十來個人操作的平臺系統在鄉鎮由一個人做如何能保質保量？更不用說每日還要處理那麼多羣衆事務等日常工作了。建議：能否整合資源，將一些接近類似的統計範圍和服務功能整合到一個平臺或者大數據共享？或者按照費隨事轉原則，匹配工作經費用於基層政府購買社會服務？再或者，讓部門下派的片站人員人權事權考覈權交由地方政府管理，更有利於落實責任、推動工作？

（三）信訪工作不能流於形式，淪爲簡單的接待站、“收發室”。羣衆有訴求、希望得到更公正清楚的解答纔會去信訪。很多時候，我們信訪工作人員接待到羣衆後，弄清楚來訪問題、來訪人姓名家庭地址後，只是一個簡單的移交部門處理或責令地方政府限時辦結就了事。羣衆本來滿心歡喜地以爲在信訪部門能夠得到一個公正清楚的解答，不料又被打發回去。如果信訪部門能夠根據來訪者問題，按照相關政策進行解答或者是協調相關部門一站式處理，不讓羣衆來回奔波，跑冤枉路，又何來激化矛盾、引發越級上訪呢？

（四）歷來，徵地拆遷是基層社會矛盾最集中的領域。不管是什麼項目，徵地拆遷不能只圖快、求結果，而忽視財政成本和羣衆需求。很多時候，一個項目的引進，上級通常要求儘快提供用地保障，儘快進場、儘快建設、儘快出成績，於是就會出現安置房還未建成就拆遷、指標還未下來就拿地。在羣衆安置之前、指標落實之前，這期間的租金、過渡費通常一發就是持續幾年甚至十來年，這不是白白地增加了用地成本嗎？財政一旦吃緊就無法及時兌現補償款；還有一種情況是，地被佔用很久了，羣衆社保沒下落、安置房沒下落。羣衆不能按時拿到補償款或遲遲享受不到徵地政策，就會埋怨政府，影響政府公信力不說，還誘發了很多不必要的上訪事件。

綜上所述，基層治理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各個領域，我們不僅要有壯士斷腕的改革豪氣，還要足踏實地做深做細，只要政府、社會、個人形成合力，共建共享，我們的生活將會變得更加美好和諧。

以上是我多年基層工作的深切體會，結合此次培訓，明白了很多現象和本質的聯繫，也提升了對新問題新情況的認識，可能還有很多不夠準確或不夠全面的地方，希望以後有更多的學習機會提升理論水平、提升分析問題和處理問題的能力，爲我縣的產業發展和社會治理貢獻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