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歷史論文近代史歷史論文參考【多篇】

關於近代史論文(精 篇一

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是廣大黨員幹部弘揚優良傳統、堅定理想信念、凝聚思想共識、增加黨性修養的重要途徑，也是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前提與基礎。學習領悟黨史、新中國史，是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徑，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做到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常懷憂黨之心、爲黨之責、強黨之志。通過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找回共產黨員的初心，找回當初入黨時的澎湃激情，從而牢記使命，敢於擔當作爲。

（一）黨史、新中國史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守初心、擔使命的奮鬥史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經過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新中國，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向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飛躍。新中國成立之時，毛澤東豪邁地向全世界宣佈：“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爲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爲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我們黨領導人民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績，初步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科學教育文化各項事業也取得了重大進展，爲後來的富起來強起來奠定了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黨果斷地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鬥，推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推動我國國際地位實現前所未有的提升，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華民族正以嶄新姿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歷史充分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部中共黨史，就是一部中國共產黨人爲人民謀幸福、爲民族謀復興的奮鬥史。我們必須重視黨史、新中國史的學習，讓廣大黨員、幹部通過加深對黨史、新中國史的學習更加知史愛黨、知史愛國，更加自覺地爲黨和人民努力工作。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爲有一個這樣偉大的黨而自豪。作爲一名共產黨員，應當瞭解黨的歷史並且珍惜黨的歷史。通過對黨史的學習，我們能夠認識到當年找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多麼艱辛；通過新中國史的學習，可以讓我們明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由來與發展，進一步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重視黨史、新中國史學習是開展黨內教育的優良傳統

我們黨在黨內教育中歷來十分重視黨史的學習。通過對黨史、新中國史的學習，可以讓人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如何走過來的；在深入學習和認真研究黨史的基礎上，對黨的歷史經驗教訓作出科學總結和概括，統一全黨的思想認識，既凝聚了全黨共識，保證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匯聚全黨力量，爲全面深化改革和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提供強勁動力。

（三）努力提高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的自覺

習近平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要繼續加強對黨史、國史的學習，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不斷交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格答卷。”歷史之所以是最好的教科書，是因爲歷史能給人們以深刻的警示、啓示與借鑑。如果我們對土地革命前期中期黨內發生過的“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有過了解，就能深刻認識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極端重要；如果對長征途中發生的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這段歷史有過接觸，就能對爲什麼一定要做到全黨服從中央有深刻的認知；

通過我們黨大力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可以深切感受到政策與策略確實是黨的生命；通過抗日戰爭勝利後黨中央作出“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決策和東北根據地的建立，可以明白全黨一盤棋、樹立全局意識是多麼重要；從老一輩革命家人生經歷特別是他們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心路歷程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信仰的力量，進而理解什麼纔是真正的守初心、擔使命；反過來，黨史上某些歷史人物因理想信念動搖、不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等，最後走向革命的反面的教訓，亦能給我們以深刻的警醒。黨員領導幹部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首先應做一個黨史、新中國史問題上的明白人，因此，應當努力把黨史、新中國史這門必修課修好。

與老一輩共產黨人不同，今天絕大多數黨員幹部都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生，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對於黨的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前的歷史不存在天然的熟悉，有一個學習與瞭解的過程。因此，不但在這次主題教育中應抓好學習，就是主題教育結束後也應將黨史、新中國史的學習教育常態化，把學習黨史、新中國史作爲黨建的重要內容，把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持續抓下去，切實抓出成效。

以中國近代史爲題的5300字論文：《從兩次鴉片戰爭看中國之變遷與發展》 篇二

摘要：中國社會在鴉片戰爭後，進入了近代的進程，並且隨之發生了衆多的變化。兩次戰爭之後，廣大人民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侵入的不斷深化，幾近滲入社會的各個層面，西方殖民主義者在中國權利的不斷擴大，帶給了古老中國無休止的戰火。這兩次戰爭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響了中國？中國的社會進程又發生了怎麼樣的變化？本文重點描述了這些。

關鍵詞：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自然經濟、洋務運動、海關

一、兩次戰爭，一種命運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以發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爲標誌，同時這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端。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的鴉片走私貿易，讓接連遭受1825年和1837年經濟危機的大英帝國嚐到了不小的甜頭，源源不斷地白銀流入大英帝國的國庫，正如梭倫所說：“財富催生飽膩，飽膩催生暴行”，大英帝國迫不及待的將侵略的座標插入了中國的版圖之上。與此同時，國庫的虧空嚴重地影響了大清帝國的收入，軍備海防廢弛，政治腐敗，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鴉片，但英殖民主義者任意破壞禁令，利用行賄和走私等手段，繼續罪惡的鴉片貿易，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中國人的道義抵制的直接後果就是，帝國當局、海關官員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國人弄得道德墮落。侵蝕到天朝官僚體系之心臟，摧毀了宗法制度之堡壘的腐敗作用，就是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被偷偷帶進這個帝國。”[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在虎門海灘公開銷燬英、美等商人呈繳的鴉片21298箱[2]。英國殖民主義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國內閣正式決定發動侵華戰爭，4月英國國會正式通過，6月由英國全權代表懿律(ot)統率4000侵略軍，乘艦船40餘艘到達廣東海面並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正式爆發。

此時，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無疑，統治階級中的妥協派佔據了主導，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查辦；沙角、大角、虎門炮臺相繼失守，定海、寧波、鎮海相繼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讓戰火在古老的東方國度持續燃燒了兩年零兩個月，最終於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而結束。自此中國不再享有完整獨立的主權，中國社會開始轉化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109年水深火熱的日子！

當中國國內太平天國起義達到高潮的時候，英法兩國在美俄的支持下，對中國發動了新一輪的侵略戰爭，並以此來擴大鴉片戰爭中所獲得的利益，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年10月，廣東水師在中國船“亞羅號”上逮捕了12名海盜，英國侵略者藉口此事件進行干涉並伴以武裝挑釁；同年，法國藉口馬神甫事件派葛羅()率軍來華，暗中與英國侵略者結盟並聯合美俄構建了四國聯合戰線。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廣州；1858年5月，侵略軍攻陷大沽、天津，此時侵略軍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爲欽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別於英法訂立《天津條約》。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如此順利而不加條件反對的簽訂條約，讓英法侵略者的貪慾無限的膨脹，1859年6月20日，英法聯合發動大沽戰役，這場突如其來的沒來由的戰役，讓清軍措手不及，只能被迫還擊，馬克思在論述這場戰役是指出：“中國當局不是發對英國使節前往北京，而是反對英國武裝船隻上駛白河。„„難道法國公使留駐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他率領一支法國武裝遠征隊強行駛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就算是中國人必須接納英國的和平公使入京，他們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國人這樣，並不是違背條約，而是挫敗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聯軍佔領圓明園，人性的貪念讓他們將圓明園洗劫一空，並放火焚燒。大火燒了三天三夜，將“萬園之園”化爲一堆堆敗瓦頹垣。參與焚燒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戈登承認：“我們就這樣以最野蠻的方式摧毀了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4]

1860年10月，無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與英法侵略者簽訂《北京條約》，至此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兩次鴉片戰爭，古老的東方國度——中國，在清朝統治者的帶領下，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千萬萬中國人民都面臨着一種命運——用槍炮和鮮血來換取國家的主權獨立與民族自由！

二、兩次戰爭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兩場久遠的戰爭，中國恥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陣陣槍炮聲，一聲聲吶喊聲中拉開了。

此後西方殖民主義者，帶着資本主義的各類成果來到了中國，從各個方面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一）海關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變化

兩次戰爭用武力叩開了中國的國門，在此便不得不先談一下清代海關的變化。

早期，清政府對西方各國基本上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嚴格控制對外貿易。當英皇派遣使團出使中國，試圖與清政府建立相對開放自由的貿易關係是，當時執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絕，理由倒也簡單：“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爲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5]

可是現在，西方殖民主義者不僅用武力口開中國國門，而且用兇殘的暴力將中國的海關自主權硬生生地剝離，更有一些殖民主義者敏銳地察覺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列強共同爭奪的國家中建立一個完全殖民地性質的海關機構，事實上是很難行得通的。”[6]咸豐九年(1859)，在海關司稅李泰國的緊逼下，清廷將總稅務司升格爲中國海關行政的最高首腦，並委任李泰國爲近代中國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這位大英帝國的海關代表，不僅“霸佔”了中國海關的最大權利，還在其任期內將司稅改爲稅務司，稅務司的實際地位就相當於各地海關行政之最高長官。此外清廷的海關係統還包括：海政局、同文館和郵政局。

西方殖民主義者利用武力、利誘官員等手段進一步控制了清廷海關大權，爲其傾銷工業產品，掠奪原材料及初級產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英國爲首的侵略勢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國封建政權。英、美、俄、法等國的公使聯合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此時與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適應是封建政權的顯著地買辦化。從清朝封建統治集團本身的變化上說，一批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並與外國侵略勢力關係更密切的買辦化官僚產生了，即所謂的洋務派。他們爲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擴大本集團的勢力，開展各種洋務活動。

前期，以曾國藩、李鴻章爲首的官僚軍閥，在六七十年代先後建立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所謂的“自強新政”。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建立“安慶內軍械所”；1862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高昌設立江南製造總局；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由因國人馬格里督辦的金陵製造局。但這些企業大都工作效率低下，產品質量低劣。在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還訓練新式陸軍和建立新式海軍（即籌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師）。

後期，從70年代初期開始，洋務派從軍事工業轉而舉辦一系列民用企業，以供應軍用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運輸、以“求富”。其中規模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創立的輪船招商局，1876年籌辦的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漢陽鐵廠、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洋務派所辦新式企業均爲官僚商辦企業，也是北洋系買辦官僚所憑藉的經濟體系。洋務派興辦這些企業的目的是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來維護封建統治，並增強本集團的實力和財富。這些資本主義企業實際上就包含着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7]中國的資本主義在這些企業中緩慢的成長。

（三）西方資本主義衝擊下的自然經濟

自春秋戰國時期確立的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到清朝也延續了兩千多年，並在國家的整個經濟部門中佔據着絕對的統治地位。鴉片戰爭後，中國傳統農業隨着社會狀況的變化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一方面表現爲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因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呈現出衰落的狀況；另一方面表現爲外國資本入侵的衝擊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後頻繁的國內國外戰爭，不僅耗空了國庫，而且讓各省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依賴着大量土地的小農經濟發展遲緩，而耕種技術長期的落後，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自然經濟曾在最初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有過頑強的抵抗，但時間短收效差。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各國的權益擴大和侵略活動的加強，陳舊的封建經濟難以抵抗強大的新興的的資本主義，開始了普遍解體的過程。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是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9]

其解體的具體表現爲：

1、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及其與農業的分離。從鴉片戰爭，特別是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家庭手工業棉紡織業由於外國廉價機制紡織品的輕笑開始廣泛解體。（小生產與機器大生產難以競爭）標誌着中國兩千多年以來以耕織結合爲主的自然經濟解體。“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引起的重大變化就是堵死了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正常道路，是解體後的農村經濟具有明顯的半殖民地性質。”[10]

2、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農業產品商品化發展主要表現在茶、桑、菸草、豆類和罌粟等種植的擴大和水稻、小麥等糧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罌粟爲例：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輸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喪失了禁菸能力，卻鼓動農民種植罌粟以增加稅收。1856年，罌粟在雲、貴、川三省已經“連畦接畛”了；蘇皖浙省，年產煙達73萬擔，煙田2303畝；山西幾乎“無縣無之”；東三省“種罌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1]糧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經濟狀況的重要標誌。鴉片戰爭後，地區經濟作物的廣泛擴種佔用了原有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導致該地區對於外地糧食的需求大量增加；並且隨着通商口岸的開闢和商埠經濟的發展，糧食的需求量也同時大增，“從道光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年(1840-1894)，全國糧食商品率友10%增長至16%；然而這一時期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卻是外國資本主義破壞城鄉手工業和加緊掠奪農產片，尤其是所需要經濟作物原料的結果。”[12]

從鴉片戰爭後，特別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戰爭之前的時期內，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傾銷下，與農業結合的手工業尤其是棉紡織手工業開始解體，廣大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不得不依賴於市場，成爲世界市場的購買者；另一方面，在外國資本主義原料掠奪下，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擴大，廣大農民又成爲世界市場的原料供給者，中國農業經濟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幾個方面，是兩次鴉片戰爭後，對中國歷史影響較爲長遠和深刻的方面，下面來描寫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掠奪下依然存在的幾個其他方面。

在洋務運動創辦近代企業的同時，中國社會還出現了一批商辦企業，如：1866年的上海發昌機器廠，1873年的繼昌隆繅絲廠，1878年天津的貽來牟機器磨坊等，這些企業構成了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業在中國的出現，使得中國產生了第一批近代產業工人，他們形成了早期的中國無產階級。並在此後30年的時間內，隨着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

另外在鴉片戰爭後，地主階級改革派效法和學習西方以抵禦侵略的思想，在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後逐步發展爲維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

五、結束語

1949年10月1《本站·》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飽經了109年戰火紛爭的中國人民，終於可以過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遠的戰爭不是隻能活在我們的回憶當中，我們要居安思危，時刻謹記自己所處的環境，自尊自強，從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未來！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著：《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頁。

【2】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北京大學出版社。

【3】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739頁。

【4】賀翼柯，《戈登在中國及蘇丹》，見王崇武等編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148頁。

【5】《熙朝紀政》卷六，《紀英夷入貢》附《敕諭英吉利國王二道》。

【6】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北京大學出版社。

【8】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9】毛澤東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頁。

【10】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1】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458-464頁。

【12】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中國近代史論文6100字範文：《戊戌變法與改革開放成敗因由之比較》 篇三

摘 要：戊戌變法和改革開放作爲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中的兩次偉大變革，其結局的巨大反差的背後隱含着有關改革成敗的某些規律性結論，諸如改革的客觀現實、改革的領導權、改革的戰略選擇、改革中的社會共識等等。在比較政治學的視角下分析戊戌變法和改革開放，對於不斷深化中國的改革至關重要。

關鍵詞：戊戌變法；改革開放；差異性

1898年，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掀起了一場救亡圖存的改革運動，這就是著名的戊戌變法。戊戌變法最終雖然失敗了，但卻預示着“亞洲覺醒”[1]的到來。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時至今日已近35年。改革開放給中國人民的生活面貌以及精神面貌帶來了歷史性的變化。這兩場偉大的變革，在中國近現代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同爲改革，戊戌變法和改革開放有許多相同之處，同時也有顯著差別。比較兩者的成敗因由可以從客觀環境、主觀領導權、戰略選擇和社會共識等方面進行分析，以此來發現成功改革所需要具備的規律性因素，對中國今後的改革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一、客觀現實的差異性

以救亡圖存爲己任，戊戌變法發生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內憂外患的矛盾異常尖銳。比較而言，新中國成立後的改革開放，國內外大局趨於穩定，人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由於兩者的客觀現實不同，必然導致結果不盡相同。

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國家爭奪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鬥爭日益加劇。明治維新使日本讓成爲亞洲強國，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道路。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在打敗清軍後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以康有爲、梁啓超爲代表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爲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開闢道路，提出了一系列變法措施，史稱“戊戌變法”。從客觀條件來看，戊戌變法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首先，遵循黃炎培先生的“王朝週期律”，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2100多年間，許多王朝此亡彼興，但都有着相似的歷程，即興盛――停滯――衰亡，最後被新的王朝所取代。清朝自努爾哈赤1616年建立後金，至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已經歷200餘年，即便沒有外敵入侵，王朝也已走向沒落。其次，清政府統治危機加劇。戊戌變法前，清王朝剛剛平息了太平天國運動，可謂元氣大傷。隨着甲午戰敗，民怨四起，國內動盪的局勢日益加重。最後，帝國主義侵略不斷加深。自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社會逐漸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至甲午戰爭後，大量的割地與賠款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總之，戊戌變法前的客觀環境決定了變法很難獲得成功。

與之相反，20世紀70年代的改革開放則是另外一種景象。新中國成立後，經過50年代中期生產資料公有制改造，國民經濟得到了極大地恢復。但到了70年代末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消極現象：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思想僵化和教條主義盛行。面對亟需改善的國內狀況，1978年以後，以鄧小平爲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大膽而勇敢地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成功地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與戊戌變法相比，改革開放處於一個較好的客觀環境下。一方面，同理“王朝週期律”，改革開放發生時新中國政權剛剛成立30年，正處在一個國家政權的上升期。雖經歷了““””的**，經濟水平有所下降，但整體政局穩定。另一方面，作爲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面臨外交範圍的挑釁，但敵對勢力的侵略和強佔已不復存在。從50年代的“另起爐竈”、“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到60年代“兩個拳頭出擊”，再到70年代“一條線、一大片”政策，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中美、中日等關係改善，由此可見中國已經爲改革掃清了所有外患障礙。可以說，良好的客觀環境爲改革開放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因此，從改革的客觀現實看良好的客觀環境是改革成功的前提。作爲改革的領導者和執政黨，應儘可能地使改革處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併爲之創造良好的環境。這樣改革的領導者才能對社會的主要矛盾有更爲清晰的定位，才能爲下一步實施改革創造可能性，而不會造成失控的局面。改革開放便很好地利用了這一優勢，從而使改革在可控的軌道上穩步前進。

二、領導權的穩定性

任何改革都需要掌控者，戊戌變法和改革開放也不例外。歷數歷史上成功的改革，不僅僅需要統治者對改革過程的掌控，而且還需要社會大衆的廣泛參與。兩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但在一個社會的多數成員都主張變革的前提下，變革成敗的關鍵就在於能否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維持領導權的穩定性。在這方面，戊戌變法和改革開放也有明顯的差異。

戊戌變法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領導權的不穩定造成的。甲午戰爭失敗後，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康有爲、梁啓超領導上京舉人1000餘人聯名向光緒皇帝上書反對《馬關條約》，史稱“公車上書”[2]。“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並將光緒皇帝推向了歷史洪潮的前臺。但戊戌變法僅僅一百天便被慈禧太后派兵鎮壓，最終以失敗告終。戊戌變法失敗的如此迅速與領導權的不穩定有很大關係。一方面，戊戌變法的領導者們並沒有真正掌握實權。以康有爲、梁啓超爲代表的維新派們，他們把改革的希望寄託於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維新派們認爲“變之自上者順而易，變之自下者順而難”。至於光緒皇帝手中並無一兵一卒，實權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最終變法失敗更加說明了改革的領導者如不能掌握實權改革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戊戌變法受到了中央頑固派和地方實力派的阻撓。光緒皇帝將改革的重任交給了康有爲、梁啓超等知識分子，但這些知識分子卻毫無任何政治經驗，並不懂得官場的遊戲規則，而他們的思維方式又非常激進、大膽，這就直接導致了改革一定會觸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們勢必聯合起來對付維新派。

與戊戌變法不同，1978年的改革開放，建立在共產黨的穩健領導基礎上。首先是以共產黨爲執政黨的國家領導集體，他們深刻意識到若不及時主動進行改革，中國將無法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巨大機遇和挑戰。1978年，鄧小平在不同場合17次明確談到“改革”，內容涉及多個領域。同年10月，鄧小平接見外賓時，談到了我國“實行開放政策”。這是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明確地在講話中把開放作爲我國的一項政策。1984年2月9日鄧小平在廈門考察時，明確提出和使用了“改革開放”一詞。“不開放不改革沒有出路，國家現代化建設沒有希望”[3]。可以說，改革開放的領導者們具有開闊的世界眼光和緊迫的歷史責任感，領導核心一致主張改革，這爲維持領導權的穩定奠定了前提。其次，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根本之處還在於執政黨始終沒有放棄自身的歷史責任與政治責任，發揮了執政黨在改革進程中的歷史主動性，確保了改革領導權的穩定性。鄧小平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由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國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4]。最後，改革開放的領導者威望甚高，對社會下層的可控性也更強。改革開放時新中國剛成立三十年，雖經歷了若干挫折，但人民羣衆對領導者的信賴度很高，人民羣衆堅信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國力必將走向復興。這些因素，都使得中國當代的改革開放置於執政黨的堅強領導之下，保證了改革政策的實施。

由此可見，要在一個大國推進改革必須在相當長時期內維持領導權的穩定性。沒有一個堅強的致力於改革的領導集體，就無法設想結構性的社會體制變革。在當代中國，要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不僅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是長期以來中國基本國情的必然要求。而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比較百年前戊戌變法最大的政治優勢，就在於當代中國有一個政治威信高，動員能力強，不斷創新的執政黨。

三、戰略選擇的系統性

改革的系統性，決定了改革不僅是某一領域的改革，勢必涉及多個層面。如果改革領導者無法對一國的全局有一個整體的把握，必然導致改革無層次無重點，那麼改革的失敗可想而知。

戊戌變法之初，面對急需變革的中國社會，以康有爲、梁啓超爲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對當時社會整體狀況沒有清醒地認識和完全地把握之前，在短短100天的時間內促使皇帝推行了300多道改革的命令。這樣的改革更像是一種亂槍打鳥的“頂層設計”。但與真正意義上的“頂層設計”不同，戊戌變法只有頂層決定性，沒有應有的整體關聯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這些改革命令雖然範圍很廣，但相互之間沒有關聯。頂層設計強調設計對象內部要素之間圍繞核心理念和頂層目標所形成的關聯、匹配與有機銜接，而戊戌變法頒佈的指令雖然涉及政治、經濟、文教、軍事多個方面，但相互之間並沒有形成關聯，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改革核心。另一方面，當時變法的推動者並不瞭解社會底層的狀況，只是一味地在政權頂層推行變法，變法的諸多命令根本不能在社會中間得到廣泛實施。而推廣實施作爲“頂層設計”當中最重要的一環，在戊戌變法當中恰恰沒有體現。隨着變法推行的命令增多，觸犯的利益也越來越多，最終遭到了當權者的鎮壓。

反觀改革開放，執政黨在改革之初並無特別清晰完整的改革策略，許多重要的改革措施都是慢慢在實踐中確立。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從1978年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之後，到黨的十三大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這不僅爲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更加明確了改革的基本方向。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3]。1992年，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進一步闡述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他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3]隨着改革的深入，從秉承“摸着石頭過河”的思路到逐步確立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來佈局改革，從1979年開始試辦經濟特區到1992年正式通過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改革開放在實踐中穩步前進。這樣，一個以經濟體制改革爲中心，以發展生產力爲直接目的，以改善人民生活，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爲根本目的的全面改革戰略就逐漸形成。

比較而言，我們可以得出：改革需要執政黨和領袖對本國國情有清醒的認識，並以此爲出發點選擇一個改革的重點，圍繞這個中心實施下去，這樣才能達到改革所需要的目的，才能爲全面完成改革提供可能性。反之，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心，這些改革措施又不能得到系統的執行，這樣的改革不僅不能起到應有的效果，還會給國家和社會帶來更大的危機。

四、社會共識的重要性

戊戌變法與改革開放同爲政治學中的改革範疇，結果卻截然不同。我們不得不反思兩者之間最大的差異性就是改革所需要的重要社會資源――社會共識。歷史上許多改革之所以步履蹣跚，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爲社會共識在不斷流失。在這方面，戊戌變法和改革開放也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反差。

戊戌變法從一開始就是在沒有社會共識的基礎上進行的。首先，當權者內部之間沒有形成共識。戊戌變法表面上的推動者是維新派和光緒皇帝，但實權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作爲傳統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慈禧太后從早期對變法的默認到後期的反對，無不體現了當權者內部的混亂，直接導致了變法的失敗。其次，地方勢力派與皇族勢力互不信任。戊戌變法的某些措施觸犯了地方勢力派的利益，他們竭力反對變法。以光緒皇帝爲首的皇族勢力，雖主張變法但礙於手中無實權得以實施，地方勢力與皇族勢力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戊戌變法並沒有贏得社會底層廣泛勞苦大衆的支持。其一，維新派自身爲了抵制“揭竿斬木”之“憂危”，他們害怕革命，主動抗拒羣衆，使變法運動無法建立一個廣泛的羣衆基礎；其二，作爲“頂層設計”的結果，當時社會底層的大多數人受限於自身教育水平與當時的輿論環境，不清楚甚至不知道變法。總而言之，1898年的“戊戌變法”由於社會共識積累不足，註定是一場不會成功的維新運動。

反過來看改革開放，社會共識的不斷累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戰略抉擇。首先，作爲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自改革伊始就果斷地停止了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政治路線，將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轉移到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爲直接目標的經濟建設上來，這就使改革開放主動贏得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支持。其次，客觀公正地處理了““””時遺留的歷史問題，尤其對毛澤東等上一代政治領袖的正確評價，使人民大衆的凝聚力得到加強，更加堅信在執政黨的領導下改革會取得成功。這是社會共識的又一次顯著提升。最後，執政黨注重了改革開放中“開放”的觀念，主動讓國民瞭解西方先進科技帶來的鉅變，讓民衆和官員自主地意識到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而促成他們改革上的自覺性和緊迫性。當然，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入，改革開放中的一些措施已經影響到了社會共識，這無疑對執政黨敲響了警鐘，是今後必須引起重視的地方。

可見，社會共識是一個國家推進改革最爲重要的社會資源之一。盧梭有一句名言：“只要談起國家大事時，人們說：‘那與我有什麼關係’。那麼可以斷定，這個國家就算完了”。積累社會共識需要執政黨和人民大衆的共同努力，並十分審慎地加以維護。作爲當代的改革，我們應進一步鞏固並積累社會共識，讓人民大衆意識到社會共識的重要性，喚醒民衆的覺醒，只有這樣中國的改革才能進一步發展，並最終取得成功。

綜上所述，以比較政治學的觀點分析戊戌變法和改革開放之間的差異，我們不難看出改革中的某些規律性的因素，諸如：良好的客觀環境是改革成功的先決條件，因此應儘可能將改革控制在一個良好的客觀環境之中；穩定的領導權是推行改革成功的有效保證，需要將自上而下的穩定領導與自下而上羣衆參與進行有機結合；系統性的戰略選擇是對改革的整體把握，改革的戰略選擇應該具備一個明確的中心並得到系統的執行；社會共識是改革成功應具備的羣衆力量，所以必須做到在爭取和累積社會共識基礎上進行改革等等。戊戌變法和改革開放截然不同的結局，我們都可以從這幾個方面找到答案，從而得到合理的解釋。

縱觀新時代的中國，由於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改革必將延續下去。指出：“應對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戰，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從紛繁複雜的事物表象中把準改革脈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律，特別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係，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係、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係、頂層設計和摸着石頭過河的關係、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係、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5]。可見，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由之路。我們應審慎地對待以上概括的重要政治經驗，在今後的改革中繼續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中國的改革開放必將越來越成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定會越來越美好。

參考文獻：

[1]列寧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67.

[2]黎仁凱，主編。救亡圖存的近代化改革進程[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71.

[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7，373.

[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7-268.

[5]。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腳踏實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R]。湖北省領導幹部座談會，2013.

如何寫近代歷史論文 篇四

根據校行政的安排，本學期改上八年級的歷史。上半學期主要學習中國近代史，線索明確，但內容較多，容易混淆，且知識點難度大，具有一定深度。因此，在教學中我主要採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一是看地圖，學歷史（識圖學史法）。通過看地圖，將比較空洞的歷史事件還原於具有空間立體感的歷史真貌中。

二是列表格。如《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這三大條約幾乎都有賠款、割地、開設通商口岸，學生很容易混淆。我指導學生將每個條約都製成表格，使知識在輕鬆的學習中被記得更牢。

三是運用多媒體教學，通過直觀、形象的教學，激發學生上歷史課的興趣。

四是開展探究性學習。比如繪製“鴉片戰爭前期清朝疆域圖”、開展社區歷

史小調查等活動，培養學生能夠尋求多種途徑獲取知識的學習能力了和學習方法，拓寬歷史課程的情感教育功能。

從這次期中測試的成績來看，學生總體上考得比較正常，班與班之間的差距不大，不及格的人數也不多。但是八年級的學生基礎較差，這是所有任課老師的共識。學生的學習態度、審題能力、學科知識的滲透融合的能力以及書寫表達能力均與八年級學生的要求有較大的距離。同時，學生仍未重視歷史這門學科，仍然抱着學不學無所謂的態度。學生現狀如此，過多的埋怨責怪都無濟於事，只有在今後的教學中，針對現狀，不斷地研究教材、研究學生、探討教法，以提高教學質量。

中國近代史論文2500字範文：《淺議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編寫》 篇五

摘要：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世界近代史學科擺脫了蘇聯史學體系的影響，世界近代史學科體系逐步獨立和完善，並呈現出多元化趨勢。構建世界近代史學科體系與編寫世界近代史教材緊密相連，教材的內容只有不斷地完善和豐富，並且體現最新的研究成果，才能推動學科體系的不斷髮展。

關鍵詞：世界近代史；學科體系；教材編寫

一、世界近代史的定義

世界近代史的定義問題是近代史學科體系的基本問題，對世界近代史的定義不同，必然出現不同的分期標準和對近代史上下界限的劃分不同，也決定着歷史學家對世界近代史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闡釋方式。因此，一部較好的世界近代史教材首先體現在它對該學科涵義的表述上。整體而言，世界近代史和世界史的涵義一樣，都是隨着人類認識的不斷髮展而逐漸完善。

衆所周知，我國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在建國初期全面引進蘇聯的體系，世界近代史也不例外。蘇聯體系把世界近代史界定爲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走向衰亡的歷史，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的歷史，歷史發展的動力是階級鬥爭，因此體現了鮮明的階級鬥爭史觀。現在看來，這種觀點主要問題在於低估了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能力。事實證明，資本主義不但沒有走向衰亡，反而極大的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其實，恩格斯早在其生前最後一篇文章《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就承認19世紀中葉“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資本主義的基礎還有很大的擴展能力。”[1](P.597)1978年以前，國內史學界對於世界近代史的定義，基本上照搬了蘇聯的定義，集中體現在週一良、吳於廑主編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中，認爲世界近代史是“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走向衰亡的歷史”。

改革開放以後，國內的世界近代史教材開始逐漸更正對世界近代史的定義。80年代劉祚昌主編的《世界近代史》稱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資本主義的歷史”；90年代劉宗緒主編的《世界近代史》則提出，“世界近代史是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確立、發展和基本定型時期的歷史”。後來劉宗緒先生把世界近代史又進一步概括爲“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走向成熟時期的歷史。”1992年，吳於廑、齊世榮主編的教材《世界史·近代史編》認爲：世界近代史是一部資本主義在西方上升、發展、向全世界擴張，並由之在全世界產生巨大影響和反響的歷史，也是從地區隔絕向世界形成統一整體過渡的歷史。

2000年，潘潤涵、林承節主編的世界史教材更直接明瞭，認爲世界近代史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從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學術界對世界近代史定義的認識已擺脫了傳統理論的束縛，朝着多樣化方向發展。儘管對於資本主義的命運估計不盡相同，但這些定義都肯定了世界近代史的資本主義屬性，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世界近代史的核心。但也有學者認爲，世界近代史與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必然的聯繫，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並不必然等於近代時期，因此主張“世界近代史是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發展的歷史，或者說世界近代史是工業經濟時代的世界歷史。”[2](P.56)筆者認爲，這種定義試圖擺脫傳統的以社會形態演變來劃分歷史時期的模式，其實是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世界近代史的內涵。

二、世界近代史的學科體系

我國著名史學家吳於廑先生認爲，“世界歷史是歷史學中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內容爲對人類歷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羣發展爲全世界成一密切聯繫整體的過程進行系統探討和闡述。世界歷史學科的主要任務是以世界全局的觀點，綜合考察各地區、各國、各民族的歷史，運用相關學科如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成果，研究和闡明人類歷史的演變，揭示演變的規律和趨勢。”[3](P.4)這段話深刻揭示出“世界史”是有機統一體的內涵。然而，構建世界史的學科體系並非易事。例如，20世紀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編寫的六卷本《人類史》和蘇聯科學院主編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儘管內容豐富、資料翔實，但卻“缺乏嚴密的體系，甚至給人以雜亂無章的感覺”。 [4](P.332)錢乘旦認爲，歷史學科體系是歷史學家對歷史的理解和解釋系統，它決定歷史學家選用哪些素材來編織他對歷史的陳述。體系實際上就是篩選歷史的標準，通過它來選擇史料、重現歷史。[5](P.5)

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逐步建立起來，並且全面引進了蘇聯的學科體系。根據蘇聯的學科體系，世界近代史學科體系始終貫穿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相對立的思想。自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史學界開始從不同的角度，編寫新教材，重新解釋世界近代史，構築新的世界近代史學科體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世界近代史學科體系主要有兩個：用現代化的觀點解釋的世界近代史，以劉宗緒主編的《世界近代史》爲代表；用整體的世界觀來組織的世界近代史，以吳於廑、齊世榮主編的《世界史·近代史編》教材爲代表。

在1999年版本的《世界近代史》中，劉宗緒先生從現代化的觀點重新解釋和組織了世界近代史。這個體系的編寫是以生產力的發展爲標準，以工業化爲主線，以社會經濟史爲重點，充分的體現了經濟的發展對社會變革的決定作用。按照生產力標準，該書將世界近代史分爲三個發展階段：手工工場時代（17世紀到19世紀初）、蒸汽時代（19世紀初到70年代）及電氣時代（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這本教材採用的三大分期法的新體系，使宏觀與微觀相結合，進行了多層次，多角度的論述，避免了以往教材以某個事件爲中心和基本上按國別史單線條進行敘述的傳統模式，更清晰的勾勒出世界近代史的全貌。

錢乘旦也主張用現代化的觀點構建世界近現代史學科體系。他在《以現代化爲主題構建近現代史新的學科體系》一文中認爲，世界近現代史的主題是現代化。以現代化爲主題的體系，世界近現代史劃分爲五個階段，分別是現代化的準備、現代化的起動、現代化的發展、現代化的全球擴張和現代化的轉型。在這五個階段中，世界近代史就佔其中的前四個階段。因此，現代化是世界近代史的主題，也是構建世界近代史學科體系的主要依據。李其榮主編的《世界通史（近代卷）》就是以現代化爲視角編寫的教材，闡釋了以資本主義現代化爲主線、工業化爲基礎，推動“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封閉型的農業社會向開放型的工業社會轉變，資本主義經濟由局部地區向整體世界擴展的歷程和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