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手記——也說《伶官傳序》的“論證”

閱讀許多教學案例，都認爲本文是篇議論文；也有人稱之爲史論；而發表於2015年第7期《中語參》上的《<伶官傳序>論證藝術探析》一文在探析其論證藝術之前，開篇卻說“這也就使得這篇散文成爲一篇難得的佳作”，把它既歸爲了散文，又作了一篇大文來探析其論證藝術，可見對這篇文章的認識該有多麼混亂。

其實，作者寫得極爲清晰，這是一篇“序”，它不是什麼論文，它也未必在論證，“序”，可以闡明自己的寫作觀點、編寫目的等，因此，它未必具有完整的論證結構。

我們先假設它是一篇典範的論文，那麼它的論點是什麼呢？

如果“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是論點，它是如何論證這一論點的呢？

第一個層次，“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第二段敘述了晉王遺矢授命、莊宗負矢承命報仇立業的故事，從這裏可以得出怎樣的結論呢？踐行志向的重要性，做事要有恆心，敬重大志等，似乎都可以，當然，也可以對應“成敗在人”的觀點。

但這裏有論證嗎，不過是列舉了史實，如果說證明，也只是最低層次的例證。如果爲了證明“成敗在人”的觀點，在敘述這個歷史故事的時候，還應該添加莊宗客觀條件不足以戰勝敵人的敘述，以突出“人”的價值。即使沒有上一層意思，那麼在敘述過程中也應該強調“人”的重要性，但文中並未強化“人事”的重要性，只是包含了這一因素，因此，其論證性並不強。

另外，有人把第二段與後文的“憂勞可以興國”聯繫起來，表面上看似乎可以關聯，但仔細審察會發現，它們並無緊密相關的聯繫。

因爲，第二段的敘事並未側重於“憂勞”。晉王的遺恨，是對施恩的三國竟然背叛了自己的惱怒，喚起了莊宗的復仇心理，用三支箭來時時警示莊宗，要復仇；莊宗的表現是什麼呢？“藏之於廟”“以少牢告廟”“盛以錦囊”，這一切皆足以表達莊宗內心深處對晉王之敬重和復仇之志遠。如果以“憂勞”爲核心落筆，應該，簡略晉王遺矢過程，詳敘莊宗受命以來的憂思與歷經多少戰役才完成了立國大業，這樣才能與下文的“憂勞可以興國”相融一體，不然，總是隔着一段故事的空隙。

我們再來看第三段。按照邏輯結構，第三段應該圍繞“其所以失之者”展開，也要對應“逸豫可以亡身”的結論。可是，第三段只是作了一個對比，即成功時的得意與失敗時的落魄。這個對比可以得出的結論太多了：勝驕而敗餒，命運無常，有志勝無志敗，英雄也難逃善始善終之規律等等。

那麼，歐陽修得出了怎樣的結論呢？“成敗皆自於人”，回扣了前文；可是從表述上，我們確實讀不出在人不在天的表達指向。因爲，說其成功之時，強調的是“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失敗之時，強調的是“何其衰也”的窘境，至於爲什麼能成功，爲什麼又失敗了，都沒有提及“人”的因素。莊宗究竟犯了什麼錯誤，一字未提，有人說，在後面的傳裏有具體的事例，讀後面的傳記就明白了，但從行文的角度看，這是難以自洽的，不能形成嚴密的邏輯推理，又怎麼能說是論證呢？

至於“逸豫可以亡身”，嚴格地說，本段只是敘述了“亡身”的淒涼，並沒有提及“逸豫”的事實，當然，也構不成“逸豫可以亡身”的判斷。

因此，第三段無論是與第一段的總觀點，還是與本段內的結論句都缺乏嚴密的論證關係。

第四段，拋開了前面內容，另起文意。也是作了對比，把“盛”“衰”時的不同威力放在一起，強調衰敗之時力量之弱，由此得出“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的結論，這個結論也不嚴密。其“盛”之時，天下豪傑不能與之爭，說明莊宗之雄偉；其衰之時，數十伶人困之，說明莊宗自身變得柔弱，沒有抵抗力了。既沒有“忽微”之因，又沒有“所溺”之實，哪來得“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的結論呢？

由此看來這篇文章的論證實在有可質疑之處。可是歷代文人墨客對此文褒獎有加，甚至把它列爲文章之冠。明代茅坤說 ：“此等文章，千古絕調。”淸代沈德潛說：“抑揚頓挫，得《史記》精髄，《五 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吳楚材、吳調侯叔侄評該篇“低昂反覆，感慨淋漓，直可與史遷相頡頏”；李扶九則評解道：“抑揚盡致，俯仰雍容，學者當百讀不厭也。”霍松林先生認該文系“‘六一風神’的典範。”

這些極度讚美之詞難道錯了嗎？

其實，他們讚揚的是這篇文章的“抑揚頓挫”“低昂反覆”“感慨淋漓”，也就是說他們讚揚的是這篇序的行文節奏、情感飽滿。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是有道理的。

開篇以“嗚呼”奔出，似有“大江東去”之勢，雖相隔千載，歐陽公如立在面前，仰首怒目以搖頭慨嘆。第二段寫晉王臨終遺言，一字一頓，字字含恨；而寫莊宗以“藏”“告”“請”“負”“納”這些簡潔動詞，把莊宗的敬重之情呈現於面前。可以說是字詞之間，情深意濃。而第三段一“壯”一“衰”，一升一降，跌宕起伏，盡傾肺腑！古人所見，亦是實情。

但是，我們閱讀不能拜倒在古人的腳下，文脈、情感、節奏代替不了邏輯推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這篇文章是一篇序，其本意並不在“論”，而在“感”，歐陽修不過是依附於莊宗之事，生髮一些感慨而已。因此，我們不必非得把它教成一篇規範的議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