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發展論文【多篇】

城市化論文 篇一

1.規劃管理不科學

城市綠地系統規劃是決定一個城市園林建設質量好壞的關鍵因素。但吉林市的城市園林綠地系統規劃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長遠性、科學性、系統性。規劃的編制與實施往往出現脫節，各相關利益方在利益的驅動下，在建設過程中隨意改變綠地系統規劃，調整建設用地性質，從而使城市園林綠化事業發展滯後於城市現代化進程。

2.生態意識不夠強

仍停留在表面美化階段，有些着重強調草坪，忽視了高大喬木植被，或是喬木種植過於集中，違反了樹木的生長習性。但是理論認識上衆多的不足和有限的實力之間的差距致使城市優化及改造難以深層次化，必須要提高生態意識，認真分析城市水文、地質、格局和氣候，按照景觀生態格局的分析方法統計計算，結合整體的綠化用地性質來確定。還需要大量進行相關技術和科研分析手段的運用，例如生態過程分析方法、物種搭配選擇等。

二、強化園林綠化管理的對策

1．規範管理園林綠化執法，依法管理綠化

城市綠化園林管理工作必須向着規範化和科學化方向發展，這就要求形成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做到有法制綠、依法制綠，有關部門要加快立法，出臺切合園林綠化行業特點，利於園林綠化行業科學發展、持續發展的相關法律法規，制定便於操作的操作規程和實施細則，使園林綠化管理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地方政府需要及時制定同城市環境法律相配套的地方性園林綠化條例，保證園林綠化管理工作有章可循，以法律形式克服人爲因素或權力干擾方面的非法律法規影響，抵制非法侵吞或者佔用綠化用地。

2.強化建設園林綠化管理，完善管理體制

強化建設園林綠化管理，將當前以突擊整治和應急管理爲主的管理手段轉變成長效跟蹤管理方法，落實相關法律法規，提升管理的效率和質量，充分掌握全市土地和水源等生態環境現狀，協調統一綠化規劃建設的管理體制建設，以適應資源利用、環境保護同城市發展的內在互需關係。管理體制需要創新，首先，要完成管理重心的下移和管理權利的下放，通過各個職能配置的科學調整，實現職、權、利三者掛鉤。其次，還要建立切實可行的責任機制。城市園林綠化管理工作涉及的領域廣，任務多，操作複雜，是必須在多個部門的共同配合與相互協作下才能完成的一項工作，管理體制更爲重要的是形成政府多職能部門相互配合協調統一的體系，應對高強任務量且寬廣涉及面的園林綠化管理工作，制定完善高效統一的管理機制。

3．從實際出發保證生態平衡，科學合理規劃

城市綠化規劃日趨向生態性、區域性、舒適性和可持續性方向發展，規範城市綠化規劃，是提升園林綠化管理的關鍵一步。部門政府要以當地經濟發展爲依據，因地制宜，科學組織城市園林規劃，既要與城市的整體利益與長遠發展相結合，又要對廣大民衆以及社團、法人等各方面的利益給予充分考慮，使園林綠化規劃整體更趨於生態化、合理化和具體化。園林綠化管理規劃要想做到科學合理必須嚴抓四大要素：第一，實事求是，把握當地實際的土質、水文、氣候及地形特點，因地制宜；第二，全面考慮，綜合統籌，相關規劃要協調相關部門和相關產業；第三，平穩發展，均衡分佈，以點帶動面；第四，嚴格依據城市規劃設計的程序完成工作。在規劃設計時，要遵照有關規範原則，並且充分考慮地理位置，利用規劃出的綠化面積，合理安排佈局，提升管理者管理園林的規範意識，同時，還必須考慮對原生態進行充分保護。

4．提高園林綠化管理者水平，推行人本思想

作爲直接參與城市園林綠化管理的實施者，管理者的水平高低與園林綠化公共服務能力、質量的體現有着直接關係、要加強管理人員對專業知識以及先進的管理理念、先進技術方法與手段的學習與利用，可以通過“走出去、引進來”的方式，加強城市之間的交流，對於好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經驗要積極借鑑，並通過與當地實際情況的結合，轉化爲適應本地園林綠化發展的有效的管理手段。同時，廣大園林工作者不能簡單照抄照搬，刻意模仿，造成千城一面的現象，而是應該加強學習，提高素質，轉變觀念，更新規劃設計理念，堅持探索與實踐。

5.提升植物種類的多樣性，多用鄉土植物，合理搭配喬、草和灌木

城市園林綠化需要重點把握園林植物多樣化種類建設，形成季相的目標，此外依靠不同植物不同的習性和形態更能形成多層次、立體且多彩色景觀，提供人們多姿多彩的自然空間。只有多樣化的園林綠化才能夠引來多樣化的昆蟲、鳥類及其他動物，繼而形成彩蝶飛舞、鳥語花香的意境，整個生態體系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統一。

6．全民化實現園林綠化管理，廣泛發動羣衆

城鎮化發展論文 篇二

1．1以人爲本的原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以人爲核心的城鎮化。基於這一指導思想，鄉村地區旅遊城鎮化發展必須將“以人爲本”作爲首要原則，致力於滿足鄉村廣大農民羣衆物質、精神、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需求，全方位提升其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靈活多樣的就業選擇、潔亮綠美的居住環境、完善便利的公共服務、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積極進步的社會觀念等，都應成爲鄉村地區旅遊城鎮化追求的目標。

1．2因地制宜的原則鄉村地區旅遊城鎮化並不是一定要人爲地將鄉村和城鎮割裂開來，將“黃土地”的傳統鄉村地區全盤變成“水泥地”的現代城鎮，而是在充分保留鄉村意象的前提下，有選擇性地依託旅遊中心村培育具有綜合服務功能的新城鎮，將散落的農村居民點適時適度聚集發展爲新社區［6］，實現土地資源的高效集約化利用，以體現出“因地制宜”的務實思想。缺少了鄉村意象，鄉村地區也就喪失了原有的旅遊吸

1．3生態優先的原則生態環境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條件，良好的生態環境是衡量生活品質的重要內容。堅持“生態優先”原則，就是要樹立建設“生態城鎮”的理念，在鄉村地區旅遊城鎮化進程中始終重視生態環境的治理與改善，重視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以契合新型城鎮化對“質”的要求。一方面，要明確空氣環境質量、水資源環境質量、噪聲環境質量等的控制目標和保護措施；另一方面，應以景觀生態學理論爲指導，科學處理好鄉村地區生態斑塊、生態廊道和生態基質之間的關係。

1．4利益均衡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鄉村地區旅遊城鎮化必然是一個多方參與建設的過程，地方政府、當地居民、旅遊企業、旅遊者等羣體都扮演着重要的參與角色，同時也構成了多元化利益主體之間利益交織的局面，如果不能有效協調好其間複雜的利益關係，勢必將阻礙鄉村地區旅遊城鎮化的健康、穩定發展［7］。只有遵循“政府引導、企業參與、市場運作、羣衆受益”的思路，構建起利益均沾、兼顧公平的“利益均衡”機制，才能保障鄉村地區旅遊城鎮化最終走向“和諧城鎮”。

2湖北省鄉村地區旅遊城鎮化發展模式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國鄉村地區的旅遊城鎮化建設伴隨着旅遊業的快速發展在全國各地反覆實踐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現在的黃山市、張家界市、武夷山市等都具有典型的旅遊城鎮化特徵［8］。當然，除了這些相對成熟的景區依託型旅遊大市鎮之外，還有更多各具特色的旅遊小城鎮在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9］。湖北省在2008年和2009年先後啓動了“湖北旅遊名鎮”創建和“湖北旅遊名村”尋訪工作，對納入創建扶持名單的鎮、村分別給予600萬元和100萬元的扶持資金，從而拉開了全面推進鄉村地區旅遊城鎮化發展的大幕。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個鎮和100個村入選創建扶持名單，這些村鎮已經走在旅遊城鎮化的前列，通過分析其發展路徑，總結其成功模式，可以爲其他起步較晚的地區提供有益的經驗借鑑。所謂模式就是指一定地區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過程，每一種模式都具有典型的意義，能夠爲解決同一類型的問題提供參考性的建議和思路［10］。本文從旅遊產業作用機理的視角，提出四種具有代表性的鄉村地區旅遊城鎮化發展模式。

2．1產業帶動模式———十堰“紫霄模式”以十堰市武當山旅遊經濟特區紫霄村爲代表。紫霄村位於武當山核心區域，方圓約90平方公里，與金頂、南巖、紫霄宮等著名景點比鄰相依。在當地政府的規劃安排下，紫霄村依託武當山道教聖地豐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觀，大力發展旅遊服務業，在“旅遊富民”和“旅遊強村”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村民80%從事旅遊服務，通過開辦個體農家賓館、農家樂餐館和經營商業攤位實現了致富夢想，旅遊生意做得最好的村民家庭年收入逾百萬元；村集體也投資旅遊業，旗下的旅遊酒店和花轎公司每年可爲村裏增加10多萬元收入，收入所得均用來爲村民提供福利。據統計，2011年全村旅遊收入達2100萬元，人均純收入7300元。同時，紫霄村旅遊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也大幅度提升了村民的人居環境和生活水平。目前，全村戶間道路已全部完成硬化，生活垃圾及時清運下山，清潔安全的自來水通到家家戶戶，農村超市、衛生室、圖書室、黨員羣衆服務中心、停車場、遊客接待中心等服務設施一應俱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合率達到100%［11］。紫霄村是一個典型的依靠旅遊業作爲產業引擎帶動城鎮化發展的村莊，旅遊業替代了農業的位置，讓村民從地頭走向街頭，農民的身份逐漸褪色，變身爲店主、員工，收入也有了成倍增長，其成功在於充分發揮了背靠武當山景區“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地利優勢。產業帶動型的旅遊城鎮化模式以旅遊服務業爲絕對主導，適宜於在地理區位上依附於著名旅遊景區的村鎮。

2．2產業轉型模式———大冶“坳頭模式”以大冶市靈鄉鎮坳頭村爲代表。坳頭村是馳名荊楚的礦業大村，曾一度依託村內豐富的鐵礦和石膏礦資源富顯一方，但與富裕形成反差的是由於對礦產資源的過度開採和大量排廢造成的水土流失與環境破壞。在面對日益嚴峻的“資源枯竭危機”的現實挑戰時，坳頭村鮮明地提出“依託資源創業、超越資源發展”的轉型理念，並將旅遊業作爲產業轉型的主導選擇，結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大力發展。在旅遊發展資金方面，依據“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通過村集體參與、鼓勵村民入股、吸引個體業主或外來企業投資等方式多管齊下，持續投入；在旅遊產品開發方面，立足本地資源特色，通過礦冶景觀建設和礦井探險體驗產品設計，開發出滿足遊客求知100和探祕體驗的旅遊產品，使遊客能夠獲得豐富的礦冶知識和獨特的旅遊互動體驗；在旅遊設施建設方面，先後大手筆引資建成4A級景區、四星級酒店投入運營，具備較強的旅遊吸引力和市場接待能力［12］。2012年，坳頭村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旅遊名村”稱號。旅遊業大發展的同時也強力帶動了坳頭村硬件設施的改造、配套與升級和各項社會事業的全面進步，對優化村莊環境質量、提升村民生活水平及加速其城鎮化進程發揮了積極作用。對比產業帶動模式與產業轉型模式，兩者同樣都是以旅遊業爲主導促進鄉村地區城鎮化發展，但前者產業結構單一，主要是通過向村鎮所依附的著名旅遊景區提供旅遊配套服務實現經濟發展；而後者涉及到產業結構的大規模調整，村鎮自身應該演變爲旅遊目的地，從而實現全旅遊價值鏈收益。

2．3產業融合模式———鍾祥“彭墩模式”以鍾祥市石牌鎮彭墩村爲代表。彭墩村自2006年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來，與湖北青龍湖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實行產業聯姻，由彭墩村提供土地和人力，青龍湖公司提供資金和管理，實行“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將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進行有機融合，大力發展規模農業和鄉村旅遊，走出了一條“遷村騰地、村企共建”的特色發展之路，僅數年時間就由一片窮山荒水的“貧困村”躍升爲享譽全國的“明星村”，先後榮獲全國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示範點、全國生態文化村、亞太地區鄉村旅遊觀察點等稱號。“遷村騰地”使彭墩村可利用的土地資源大幅增加，依據統一規劃建設，全村9個組317戶陸續遷入附帶庭院和車庫的兩層小別墅集中安置區，騰置出來的宅基地經土地整理後新增3000畝耕地；“村企共建”使彭墩村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發展生產，藉助產業融合拉長增粗產業鏈，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目前已建成6000畝優質稻、2000畝有機蔬菜、2080畝生態水蓮、2000畝健康水產養殖、10萬隻蛋雞、12萬隻種鴨、2000萬隻鴨苗孵化的高效生態農業科技示範園和國家4A級彭墩鄉村世界旅遊景區。2011年，彭墩村集體經濟收入200萬元，全村人均純收入1．5萬元，與2005年相比，6年翻了3番［13］。彭墩村高效的經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離不開關聯企業的主體作用和產業融合的增值效益。產業融合型的旅遊城鎮化模式強調傳統農業生產與現代旅遊服務的聯動並舉，適宜於具有一定農業基礎和資本介入的鄉村地區。

2．4產業集聚模式———黃陂“木蘭模式”以武漢市黃陂區北部旅遊特色鄉鎮羣爲代表。近年來，黃陂區堅持旅遊興農富民戰略，充分利用北部地區鄉鎮資源、品牌和區位優勢，推行黨政主導、企業主角、農民主體、行業主管、品牌主打的“五主模式”，着力打造“木蘭山水之鄉”、“木蘭杜鵑之鄉”、“木蘭泥塑之鄉”、“木蘭茶香古鎮”、“木蘭民俗古鎮”、“木蘭明清古鎮”等一批特色旅遊鄉鎮，通過“名鎮效應”推動產業集聚和人口集聚，使北部地區城鎮化率達到45%以上，實現了由傳統農業大區向旅遊強區、名區的蝶變［14］。目前，北部地區鄉鎮已建成華中地區最大的生態旅遊景區———木蘭景區羣，其中國家4A級旅遊景區7家，3A景區3家，現正在合力創建國家5A級景區；已建成休閒特色集鎮6個，休閒專業村58個，休閒山莊168家，星級農家樂579家，其中五星級休閒農莊9家，位列全省第一。2013年，全區旅遊接待人數達1007．9萬人次，創旅遊綜合收入30．23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5．45%和50．55%;有10萬農民吃上了旅遊飯，涉及旅遊產業的鄉鎮農民人均純收入高於全區農民人均純收入15%。黃陂區北部旅遊特色鄉鎮羣如同一個有着強大磁力的“旅遊場”，吸引了大量民營企業家們紛紛迴歸投資，景區數量不斷增加，旅遊人口不斷聚集，形成了良好的規模效益。產業集聚型的旅遊城鎮化模式需要“資源、資本、市場”三大要素共同提供原生動力，適宜於大城市周邊環城遊憩帶上的村鎮打造“旅遊衛星鎮”。

3結束語

城鎮化發展論文 篇三

我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緩慢轉變，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實行計劃經濟，只到1978年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成爲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轉折點，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我國的勞動力轉移必然會受到我國制度因素的制約，而不斷地發生變遷。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討論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變遷，一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戶籍制度的變遷；二是我國城鎮就業模式的轉變。

1.1改革開放前後我國戶籍制度的變遷

1958年戶口制的實施，正式明文規定禁止人口跨區域的流動，將勞動者固定於出生地。其後又提出了一系列相關的配套政策，戶口制與每個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費相結合，勞動者一旦脫離了自身的出生地就面臨着生活上的危機。戶口制的實施使我國城鄉間的勞動力市場處於相互隔絕的狀態，城市工業增長無法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改革開放後，戶籍管理逐步放鬆，票證供應制逐步取消。1984年，國務院頒佈的《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使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有了法令上的依據。儘管未能擺脫農村戶口，卻擁有了進城工作的機會。1988年，國務院和勞動部發出通知，除允許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外，甚至鼓勵經濟落後的省區，對省內有就業需求的勞動力進行組織，實行“集體輸出”的勞動力的省際貿易。此後，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的速度便不斷加快。自2000年開始，我國部分大城市和絕大多數的中小城市，開始推行“藍卡”、“綠卡”等暫住性戶口，這象徵着農村居民轉變爲城市戶口的政策限制的放寬。2012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的《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就是通過消除城市戶口上所承載的各種“特權”，進一步弱化戶籍的舊有功能。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落實進一步戶籍改革的要求，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標誌着我國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開始進入全面實施階段。

1.2城鎮就業模式的轉變

2.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發展歷程

目前，我國還沒有關於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具體數據。本文通過對比已有的有關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測算後，最終借鑑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與中國地質大學江城學院研究員科學構建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測算體系並測算的我國1991—2012年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分析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發展歷程，經濟活動人口是指勞動年齡內(16歲及16歲以上)、有勞動能力、參加或要求參加社會經濟活動的人口總和，它是未就業勞動力與就業勞動力的總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是農村實際從業勞動力與農業實際從業勞動力的差額或二三產業實際從業勞動者與城鎮實際從業勞動者的差額。

(1)第一階段1991—1996，爲快速增長期。

該階段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迅速擴大，勞動力轉移數量由1991年的8928萬人猛增至1996年的14208萬人，5年間增長了59.14%。統計數據顯示，1991—1996這六年間我國GDP的平均增速達11.9%，其中第二、三產業分別爲16.25%、10.6%，而農業僅爲4.3%，二、三產業的蓬勃發展爲大量勞動力農村轉移創造了良好條件。

(2)第二階段1997—2002年，爲下降調整期，年均增速爲負數。

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由1996年的14208萬人降至2002年11481萬人。這一方面受我國國營企業改革影響，大量城市職工下崗分流，而下崗職工再就業也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空間；另一方面，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相比前一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作爲吸納農村勞動力量最大的第二產業發展水平下降最爲明顯，它的大幅下滑顯然會極大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

(3)第三階段2003－2012年，爲回升反彈期，連續九年實現增長。

2003年因“非典”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出現短暫下降，但2004年後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隨即穩步回升。到2012年我國勞動力轉移總量達到13829萬人，在2002年11481萬人的基礎上增長了20.45%。

3.在農村勞動力不斷轉移下我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推進

城鎮化是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力，二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達51.27%，城鎮化常住人口首次超過農村常住人口。中國社科院日前藍皮書稱，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突破60%。我國1991－2012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即城鎮化率)發展趨勢圖。口由1991年的3億增加到了2012年年底的7億，城鎮化率由1991年的26.94%上升到2012年的52.57%。我國的城鎮人口已經超過總人口的一半，並處於持續增長中。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院院長遲福林稱，從國際經驗上看，城鎮化率處於30%－70%的時期，是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中國2012年的城鎮化率爲52.57%，正處在快速發展的區間，未來十年不僅有很大的成長空間，而且還會有一個較快的增長速度。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馮奎認爲，與發達國家通常城市化率達到80%的水平相比，我國的城鎮化水平依然滯後，未來還有20%－30%的提升空間，2億至3億人口將涌入城鎮，加上現有的2億農民工，屆時，新增城鎮人口將達4億左右。

4.總結

城市化論文 篇四

大連位於亞洲東北部，歷史時期即戰國、秦漢以來對這一地區的統治將決定對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影響，東北亞地區包括日本、朝鮮半島、中國的東北地區和內蒙古、蒙古國和俄羅斯的遠東地區，由於多數地區亦爲漢字文化圈，而這也促使文化交流頻繁。戰國以來大連地區經歷了漢民族及十六國時期的前燕和前秦、後燕、高句麗、遼、金、元、清等少數民族政權的先後統治，特殊的歷史發展，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的影響產生這一地區各民族人口的流動和融合，進而形成了文化的多元面貌，文化的多元性是文化生命力的所在，代表各時代、各民族文化特點的文化遺產集中在歷史時期的大連地區，正是“富於生命力和流動性、追求創新和自由精神”的文化特色的有力見證。歷史發展到近代，東北亞地區的核心位置、沿海且優良的氣候條件，使得大連地區在東北亞政治、經濟、文化的戰略意義更加重要。爲了滿足對外擴張和資源掠奪的需要，沙俄和日本展開了對大連地區的佔領和爭奪，從而形成近代大連城市。從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失敗，此後日本佔領了旅順，1897年—1904年沙俄強行租借旅順口和大連灣，建立商業港口城市，名爲達里尼市，在旅順建立亞瑟港海軍基地。1905年日本打敗沙俄，俄國撤出，由日本佔據達里尼市，並將這座城市重新命名爲大連，直到1945年蘇聯紅軍解放大連，日本對大連進行了40年的殖民統治。大連城市形成與發展時期的文化遺產是這一地區被迫接受戰爭洗禮，戰爭發動者和殖民侵略者侵佔大連並掠奪中國資源，人民爲獲取自由進行抗爭和建設大連城市的見證。沙俄和日本殖民者將大連作爲其在遠東地區的貿易樞紐、獲取情報和進一步對外擴張、掠奪中國及亞洲資源的橋頭堡，客觀上促成了近代大連成爲以航運貿易爲主要功能的港口城市，並奠定了其在東北亞地區政治、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無論是作爲港口城市，還是殖民者和各種政治力量角逐的需要，都使得近代大連成爲中國，甚至亞歐地區人口流動的新的目的地，各種文化在這一地區的交流和碰撞更加劇烈，新的文化元素的融入，大連逐漸向國際化都市發展，也使得“富於生命力和流動性、追求創新和自由精神”的城市特色文化最終形成。大連城市的特色文化在今天仍然得以保持與發展，一方面是歷史和自然的客觀因素吸引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羣涌入這裏，另一方面作爲東北亞航運、貿易中心和橋頭堡的功能定位，良好的投資環境更加吸引了來自中國本土、東北亞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們選擇這裏尋求獲得自由的生存、發展的機遇，城市特色文化又被賦予了新時代的新內容，積極並具有創造意義的活動改變了城市舊有的殖民色彩，而使其具有追求變化、開拓創新、自由的當代都市性格。

二、博物館羣是對城市文化遺產整體保護和展示的有效方式

“城市博物館羣是一個或幾個大型博物館爲龍頭，通過與相近周邊的博物館的合作與交流而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大小博物館形成‘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鑲嵌體系，體現出大小博物館互動、區域一體爲特徵的高級形態，其本質是結構和功能的互補與互動。”博物館羣的建立可以實現一定區域內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建立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不同規模、不同等級、不同職能的博物館依據地域條件相互制約和依存的統一體，通過博物館資源的互補，集合力量推進區域博物館整體發展，提升地區文化遺產的保護效果。城市博物館羣是城市特色文化的標誌，在它出現之前，城市特色文化的標誌物分散在各處或各個博物館當中，他們之間缺少相應的聯繫和連接，城市的特色文化很難形成整體性的面貌。城市博物館羣具有很強的集聚效力，它的建立可以產生城市文化遺產資源的有效整合，更好地發揮博物館在遺產保護和教育上的功能。博物館羣以收藏、研究、教育資源較強的博物館爲龍頭，以主題項目爲平臺，集聚與主題相關的各類博物館資源，結合各博物館的研究專長、藏品特色承擔大的主題項目下的分支項目，使每一個博物館更容易確認自身在城市文化建設中的價值和發展定位，發揮自身最大的作用。博物館羣的存在可以提升城市博物館整體服務公衆的能力。目前城市中的博物館多以中小型爲主，藏品、人力、物質資源欠缺，競爭力薄弱，通過博物館羣的建設，可以改變中小博物館的生存環境，以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實力較強的博物館爲龍頭，集合中小博物館的各項資源，圍繞大的主題項目開展博物館工作，研究人員和藏品資源以主題項目爲核心聚合在一起，相互學習和共享資源，在項目策劃與實施的過程中，中小博物館更是可以向資源優勢明顯的博物館學習，增強自身的生命力。

三、結合遺產分佈特點建立不同類型的博物館羣

大連地區縣市級以上不可移動文化遺產包括史前遺址到近代建築近400餘處，各類收藏可移動文化遺產的國有博物館10餘座，博物館類型豐富，包括歷史藝術類、自然史類、各種專題類、紀念類。大連地區的發展經歷史前到近代，跨度很大，而且伴隨歷史的發展，人羣活動的核心區也逐漸沿海岸線由北向南，由海洋向陸地遷移，文化遺產的分佈也十分廣泛，地域環境也十分複雜，有的分佈於山區，有的分佈在今天人類活動的城區周圍。博物館的定義規定了博物館具有文化遺產的保護、教育、欣賞功能，面對分佈於大連城市各區域的文化遺產，結合遺產分佈和遺產本身的類型、特點，探索多種類型的博物館羣保護模式，可以更好地發揮博物館的功能。依據不同的標準可以產生不同類型的博物館羣。“從空間佈局形態的角度分類，可分爲團狀、線狀、環狀。從館羣構成性質的角度分類，可分爲綜合類、歷史類、科技類、藝術類。”博物館屬於公共活動空間，博物館羣同樣具有公共活動空間的意義。大連城市中市民休閒的公共空間包括街區、廣場、公園、濱海、山地、村落等，文化遺產也主要分佈在這些環境之中，可以結合遺產分佈的空間特點和遺產類型特點建立不同模式的博物館羣。

1.廣場博物館羣模式。

2.歷史街區博物館羣模式。

主要代表是旅順口區，旅順口區由衆多歷史街區構成，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太陽溝歷史街區，也是博物館的主要集中區域，在這片區域裏，有着大批的老建築羣，其中很多建築都有着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研究價值，最主要的包括旅順博物館、羅振玉舊居爲代表的名人舊居羣、大和旅館、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舊址等，以及俄、日、中各色建築。此外，在旅順博物館附近還有大連老爺車博物館、萬忠墓紀念館、日俄監獄舊址、白玉山等多處歷史遺址類博物館。旅順口區遺址、遺蹟豐富，整個區域可以單獨構成一個呈現近代旅順與大連歷史爲主題的博物館羣落，目前國內已有相關可以借鑑的案例，如重慶紅巖聯線博物館羣運作模式。紅巖聯線是以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爲核心，聚集了城區內以中國革命歷史爲主題各紀念性博物館形成的博物館羣，管理範圍包括以紅色革命爲主題的數十個遺址、人物故居、紀念館、博物館，由文化事業單位重慶紅巖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統一負責管理。“統一運作的紅巖聯線博物館羣模式創新之處，在於能在組織結構上不斷快速變化及多元發展，紅巖聯線的法人治理機構包括黨委會、理事會、行政管理、專家決策諮詢委員會及學術委員會、職工代表大會。管理體制在資源整合，人員管理，強調向公衆宣傳城市在近現代歷史上的重要性，革命先烈爲追求愛國理想而獻身的精神，成爲重慶博物館羣鮮明形象的定位。”旅順口區由於近代歷史文化遺產豐富，借鑑紅巖聯線的遺產保護和管理模式，可以更好地整合移動和不可移動遺產資源，爲進一步發掘和揭示旅順乃至大連在中國及世界歷史發展中的地位發揮積極的作用。以旅順博物館爲核心，發揮其藏品和人力資源的優勢，開展教育活動，組織觀衆開展對太陽溝文化遺產現狀、遺產價值的學習和考察活動，引發公衆對於太陽溝歷史文化街區的關注。

3.景區博物館羣模式。

城市化論文 篇五

論文摘要：英國從11世紀“城市興起”至18世紀工業革命的7個世紀間，勞動力轉移進程緩慢，城市化和工業化成果不及工業革命後一個世紀的成就，主要原因在於三個方面：政治上封建農奴制阻礙農村人口流動；經濟上農業生產力落後，難以將大量農業人口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觀念上封建傳統思想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和人口流動。

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加速了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使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成爲世界範圍內的一種歷史運動，到1851年時英國已經有超過一半(510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裏，基本上實現了城市化。不過，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並不始於工業革命。作爲一種歷史現象，勞動力轉移和人口流動由來已久，在工業革命以前一直存在着，如果從11世紀“城市興起”算起，至工業革命發生已有六七百年之久，然而在工業革命前夕，英國城市居民在總人口中僅佔到2100，農村中多數居民(一半以上人口)依然從事農業生產。可見，工業革命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進展緩慢，在7個世紀裏所取得的成就竟然不及工業革命後一個世紀的成果。

關於工業革命加速英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進程，中外學者多有論述，而對於工業革命前農村勞動力轉移異常緩慢、嚴重滯後狀況則視爲正常現象，很少專門論及。本文試對此作一簡要分析。

在中世紀，英國農奴制的存在嚴重製約着農村勞動力轉移和人口流動。在封建農奴制下，農奴沒有人身自由、遷徙權利和婚姻自由，也沒有擇業權利，英國法學家勃拉克頓的名言“今天晚上還不知道明天早上將要做什麼”，正是對一個人農奴身份的典型寫照。由於沒有所耕種份地的所有權和佔有權，農奴要爲封建領主提供勞役來換取對這一小塊土地的耕種權。在農業區勞役多是一些耕、播、收割之類農事。據中世紀史專家馬克直先生研究，農奴1月份往地裏送肥料，肥料送完耕種春播地；4月份翻耕休耕地，種蔬菜、修整果園，一直做到5月末；6月份收割乾草，再耕一次休耕地，然後在春播地上除草；8月份收割穀物，主要是大麥、小麥、燕麥和裸麥，收割後進行運輸、打穀工作；10月份進行秋耕秋種，播種冬小麥，此外，還要採集水果、林中伐木和修繕房屋。除了正常勞役“周工”外，農奴還要給領主“幫工”(boon-work)，主要在6月份乾草收割和8月份的秋收季節。在沒有領主自營地的莊園，勞役則多是剪羊毛，牧羊、牛、豬，修理羊圈，提供運輸，修路等其他形式。可見，農奴們大部分時間須爲領主服勞役以及在自己份地上進行農業勞動，不能自由從事莊園手工業等其他生產活動。

除領有份地的農奴外，英國莊園裏還存在爲數不少的小土地持有者(Small-holder),“因爲閒暇時間較維蘭大農爲多，他們偶爾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不過，我們不能過高估計這些小農的“自由”權利，這種自由是“相對的自由”，是與維蘭大農的不自由相比較而言的，當他們的自由與領主的意志發生衝突時，自由就不復存在。在許多莊園，領主農忙季節的“幫工”不僅要求農奴參加，也往往要求自由佃戶到場，包括村莊裏“絕大多數強壯人口”;對於數月或半年召開一次的莊園法庭，有關農奴事宜的亦要求自由佃戶出席；在有“自由農民故鄉”之稱的肯特郡，許多自由農民也要承擔輕微勞役。可見，封建莊園裏的農民，無論維蘭大農還是自由小農，他們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較之從事家庭副業、商貿活動所需要的自由相去甚遠。

因此，封建農奴制無疑阻礙了農村大部分人口從事農業之外的其他行業，大多數農奴基本上被固定在份地或領主自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在英格蘭農業勞動力行業流動獲得較大發展的地區，像英格蘭西南諸郡、東南肯特威爾頓(KentWeald)地區以及北部蘭開夏等郡，都存在一個共同特徵：封建莊園領主權威軟弱、份地“碎化”、農奴各種負擔很輕。相反，在莊園化充分、勞役制度占主導地位的中部低地地區，畜牧業和紡織業等發展非常緩慢，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規模很小。同樣，在勞役制度占主導地位的東歐地區，尤其是在俄國，勞動力轉移出現同樣的發展軌跡。隨着莫斯科中央集權國家形成，封建剝削形式出現了由實物租、貨幣租向勞役租“逆轉”的趨勢，許多中層世襲領主和采邑地主也積極仿效寺院做法，改行勞役制經營方式，剝削量由1/4而1/3，甚至達到農民勞動量的1/2結果，俄國工業發展長期落後，城市經濟亦發展遲緩，市民階層力量十分弱小。長期存在的封建農奴制無疑是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

顯而易見，只有在莊園“萎縮”時期或農奴制鬆動之際，封建領主纔會放鬆對廣大農村居民的政治壓迫和人身束縛，農村勞動力較大規模的流動纔會成爲可能。正如工業史專家彼得·克里德特所判斷的，“對人口流動施加限制是與農奴制相聯繫的，它會越來越變成工業發展的障礙，顯而易見，後者的發展會促成農奴制的瓦解”。研究英國農民問題的一位中國學者也做出類似論斷：英國農村紡織業的發展與封建經濟結構之間關係是離心的，“前者的發展促使後者的解體”。因此，封建農奴制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對立的，存在着此消彼長的關係。歷史表明，隨着農奴制解體和近代社會到來，勞動力轉移才由石縫間的細流轉變成洶涌澎湃、不可遏止的移民大潮，農奴制的每一次鬆動都成爲勞動力轉移和人口流動發展的契機。

在經濟層面，工業革命前農業生產力落後是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亞當·斯密指出：由於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結果，社會上半數人口的勞動就足以供應全部人口的食物。所以，農村耕作技術的改良先於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發展，“只有先增加農村產品的剩餘，才談得上增設都市。當代著名科學史家貝納(-nal)也認爲：“要建立城市，必先提高農業技術，使產生多餘的農作物以維持城市中的非食物生產者。因此，中國學者侯建新斷言，只有在糧食生產和耕作技術獲得一定基礎後，纔可能有城市和畜牧業的較大發展，如果農業生產者在維持該社會的衣食之需外不能生產出相當的農產剩餘，那麼不僅農業本身不可能擁有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實現傳統農業的改造，更不可能從農業中分離出獨立的手工業、商業和其他非農生產部門。所以，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無論是農奴逃亡到城市，抑或一部分鄉民轉而從事非農產業，其背後的原因都是農業生產力的提高，都是以農業不斷進步、農產品剩餘不斷增長爲前提的。中世紀的城市復興正是在西歐農業獲得一定進步的背景下取得的。

根據中世紀農業史家蒂託從溫切斯特郡的捲筒卷宗(財政署大檔)蒐集的證據來看，13至14世紀時，英格蘭各地莊園的穀物產量差別很大，像東米恩(EastMeon)的產量爲種子的5倍以上，而在彼邵普思薩頓(BishopsSutton)產量只有種子量的2倍，在向北一些的鮑克拉爾(Burghclere)，雖然同在漢普郡，產量是種子的6.3倍。在威爾特郡西部的東淖爾(EastKnoyle)，收穫量僅有2或3夸特，與播種的種子量相同，而鄰郡東薩默塞特的利姆頓(Rimp-ton)，與東淖爾只一邊界線之隔，收穫糧食爲種子數量的5.5倍。在1316年，摩爾頓(Moreton)收穫量不及去年秋季播種的1/3，而法爾漢(Fareham)收成繼續好於往年。利姆頓的小麥產量由1314年播種量的8.72倍下降爲1316年的1.17倍，隨即在1318年恢復到7.75倍。但是，7倍或8倍種子量的產量是比較罕見的，蒂託考察了近3000次莊園麥收，估算了小麥產量，發現其中僅有5次總產量超過播種量的9倍。

總的來看，在1250-1350年間，溫切斯特郡莊園主要穀物產量大多徘徊在種子量的3-5倍之間。此外，經濟史家佩因特教授考察了270個男爵地產，發現13世紀中葉那些地產上的莊園平均收人比一個多世紀以前增長6000，平均年增長率僅爲。.600，在下一個世紀裏更低，125。一1350年間年增長率降到0.28%一0.32%。

顯而易見，落後的中世紀農業難以供養大量城市非農人口，城市化在中世紀也就只能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能發展成爲一種歷史運動。儘管英國中世紀也出現“城市興起”，不過當時的城市人口和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員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並未完全脫離農業生產，許多市民仍然在城市邊耕種一小塊地，還要向領主交納繼承稅和承擔一定的勞役。即使規模較大的中世紀城鎮也具有濃厚的鄉村氣息，這是非常普遍的。像劍橋、考文垂、諾丁漢、沃裏克、萊斯特城鎮等周圍均爲耕地、草地和牧場包圍，還有的城鎮居民主要從事農業生產。所以，英國中世紀農民史專家希爾頓直接將小城鎮稱爲“農村社會的一部分”。可見，這是一種低水平的城市化，是同低水平的農業生產力相適應的。

因而，落後的農業生產力難以將大量農村人口“推出”土地，相反，生產率低下還使得農業人口不得不依附於土地。正如恩格斯所說，在中世紀，封建剝削的根源不是由於人民被剝奪而離開了土地，相反地，是他們佔有土地而離不開它。農業生產力落後是英國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過程中的最致命的因素之一。

除了經濟和政治上的因素外，勞動力轉移還受到封建農本社會思想和觀念的制約。農業社會的特徵之一是，農民依戀土地，渴望世代擁有土地，與此密切相連的是農業社會在地理上相對靜止，流動性很小。人口流動和勞動力轉移顯然不符合傳統社會正統觀念，很難爲社會上多數人所接受和認同。這種觀念在何種程度上影響和制約着人們的行動，我們通過第一、第二代市民經商致富後所做的決定，可以明瞭這一點。法制史家泰格發現，他們中間相當一部分人致富後往往“放棄手工業和創業家的活動，移居鄉間，購買土地，與貴族聯姻”等等，目的很簡單，只不過是按照封建標準獲得封建秩序中的正統地位。他們“企盼的乃是成爲貴族……他們是在力求適應而非消滅封建社會的一切利益”。所以，不僅封建統治階級，包括被統治階級像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等，都在下意識裏接受了上流社會的主流意識，並以此作爲自己思想和行動的指南。超級祕書網

在相當程度上，西歐的非農從業人員同我們中國古代“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趨於求田問舍”行徑如出一轍。體現在政治上，這些商人寡頭團體掌握城鎮權力後，一般僅滿足於封建政權下一定程度的自治，或卵翼於封建領主摩下，或爲王權驅使，其目標亦是“在封建政權內獲得一席之地，而不是推翻它”。在近代早期此種情形依然存在。商人在許多方面尤其在地位上低於紳士。晚至1669年，錢伯雷·愛德華聲言：“從古至今，商人就被認爲是無關緊要的。”一個世紀以前的一本小冊子還在爭論商人之子是否因從事學徒而失去紳士資格。甚至直到19世紀初時，商人地位低於紳士的狀況仍存在着。在1803年制定的一個18世紀名人表裏，人們找不到一個工廠主或發明家的名字，陶器工業的締造者韋奇伍德的繼承人(他的兒子)在做多塞特郡郡長時，不得不忍受該郡紳士們不太隱匿的輕視，因爲他畢竟不過是一個陶器工人而已。

城市化論文 篇六

農村集體的土地無權平等參與城市化發展進程，農民無權共享現代城市化發展帶來的文明成果。概言之，城市化是不向農村集體土地和最不利的農民開放的。同時，《土地管理法》第43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前款所稱依法申請使用的國有土地包括國家所有的土地和國家徵收的原屬於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即我國排斥了鄉村自主進行城市化的任何可能性，使得民衆只能在政府指定或者承認的國有土地上進行城市建設。④這即是說，如果某一農村沒有得到政府的承認，即便是該農村區域實現了人口與產業的聚集，實現了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變，那麼，其就依然屬於農村。例如，江蘇華西村在2008年時，土地面積已經從原來的0.96平方公里擴大到35平方公里以上，人口由原來的1000多人增加到35000多人，擁有8大公司，固定資產超過60億元的華西集團，累積給中央和地方財政交納的稅收達8億多人民幣，⑤然而，在法律上，卻依然屬於農村，而非城市。即使在“攤大餅”式的城市化擴展中出現的“城市包圍農村”的“城中村”現象，也正在被以“城中村改造”的方式國有化徵收着。雖然“城中村改造”在一定程度能爲被徵收農民提供當時較合理的補償交換條件，但當這一輪國有化徵收改造完畢後，被“改造”的農民將永久失去自己原本的土地發展權（溢價歸公）。

本質上是農民參與城市化、實現農民市民化的問題。我國目前歧視性的制度安排和城市化發展模式，已導致了扭曲的“半城市化”問題，嚴重損害了城市化發展中農民的合法參與權等，因此，應賦予農民平等參與城市化的各項權利。1、賦予被徵地農民平等的市民資格。馬克思指出“：土地是一切生產和一切存在的源泉，”⑥“是人類不能出讓的生存條件和再生條件。”⑦在高速城市化進程中，農村集體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財產，也幾乎是惟一的財產。其還承載着13億中國人的糧食安全和7億農民的生存和發展，理應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因此，我們沒有理由爲了更多的人的更大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自由，我們也沒有理由爲了更多人的更大利益而犧牲少數人的利益。⑧尤其是目前“圈地運動”式的城市化擴張，可能往往還不是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此，有學者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乃旨在平等地改善不確定的任何人的機會，他與那種以人們可預見的方式致使特定的人受損或獲益的做法都是極不相容的。⑨因此，在農民因城市化發展而作出犧牲，失去自己的土地財產時，應從法律制度層面上保障農民獲得名副其實的市民資格。凡是沒有根本解決失地農民的市民身份和市民待遇問題的，一律不得徵佔農民土地。這是落實黨的“統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戰略思想的具體體現，必將從法律制度上爲我國城鄉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提供根本保障。實踐已證明“：既保護也限制土地所有權的法律條款和這些法律條款的權威性是很寶貴的資源。”⑩即“只有在公共收益明顯大於個人因正常期望受挫而蒙受的損害的情形中，才能允許對私域的行爲予以必要的干預，並且應當提供一種手段，使人們能夠確定某個特定目的是否已重要到了足可以證明爲實現這個目的而對社會正常運行賴以爲基礎的原則進行破例爲正當。”輯訛輥2、賦予農民平等參與城市規劃的權利。權利正義論的差別原則要求，城市化建設應該在公平的機會平等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並且應該有利於社會之最不利成員特別是城市化中農民的最大利益。另外，世界城市化的發展規律也早已證明，城市化是人類經濟社發科學發展的一種文明結晶。規劃是城市化科學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因此，應依法賦予被徵地農民平等的城市規劃參與權，農民羣衆平等參與決策的城市發展規劃，纔可能是科學的城市化，也纔是農民自己的城市化。農民平等參與城市化規劃的權利主要應包含如下內容：一是農民依法享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發展規劃參與決策權。

在進行規劃時，農民特別是被納入未來城市發展範圍的農民，依法應當享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凡是絕大多數農民反對的規劃，不能通過實施。規劃一旦依法確定，具有法律效力，非經法定程序不得任意調整。二是農民應有參與城市化方式的規劃選擇權。即農民是以保留集體土地抑或是放棄土地的方式參與城市化建設，何時決定參與等，應由農民自己選擇。三是農民參與城市化後應得到平等的市民化待遇，進而讓該部分農民提前享受城市化發展帶來的文明成果。賦予農民這一權利，能有效抑制“攤大餅”式扭曲的城市發展觀和政績觀，擊碎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幻想”，實現耕地的有效保護和國家糧食安全，最終促進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3、賦予農民集體土地平等參與土地市場交易的權利。“契約與自由同義，沒有契約就沒有自由。”輰訛輥“正是通過契約人們才獲得自由。”輱訛輥一是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只有成爲真正可交易的商品，並能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才能充分體現其應有的經濟價值。賦予農民平等參與土地市場交易的權利，前提條件是首先應取消政府對國有土地使用權一級交易市場的壟斷權，轉變職能，並退出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恢復政府本來的市場監管者角色。二是應依法科學做好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市規劃和村莊、集鎮規劃。規劃經政府、農民代表和專家學者等民主協商議定，並經人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依法發生法律效力，未經法定程序不得修改。凡是納入規劃範圍內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農民都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平等參與市場交易。三是應整合現有國有土地使用權交易平臺和市場，建立規範統一的建設用地使用權交易平臺和市場，實現交易的便利化和低成本。四是應制定與之相配套的土地使用權交易所得稅，並在農民、政府和用地者之間確定合理的分配比例，實現多方共贏。4、賦予農民平等參與城市化建設的權利。我國目前的城市化基本上是當地政府一廂情願的城市化，甚至是某些少數官員的“政績”城市化。咋一眼看去，高樓林立，燈火輝煌，還經常被冠以所謂的“最合適人類居住城市”、“全國生態文明示範城市”等等稱號的也不在少數。但當你深入其中，纔會深知其名不副實，與科學發展觀相差甚遠，嚴重缺乏廣大市民特別是農民羣衆的積極參與，不是廣大人民羣衆樂意居住和生活的城市。譬如目前一些地方熱推的“趕”農民上樓的所謂城市化例子，就是最好的佐證。究其根源，在於被徵地農民平等參與城市化建設權利的缺失。因此，應當依法賦予農民利用自己土地參與城市化建設的選擇權，即有權要麼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城市化建設，要麼是以放棄土地來參與政府主導的城市化建設。如果是前者，農民有權依法進行規劃，並經國家主管部門批准後實施。如果是後者，政府依法徵收了農民土地，應爲失地農民提供適格的市民身份，讓農民以市民身份參與城市化建設，共享城市化文明成果。爲實現這一權利，應從制度層面賦予地方立法權，出臺適合當地城市化發展實際的地方性法規，規定可操作性的被徵地農民參與城市化建設的各項權利。

城市化論文 篇七

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進展，但在理論建構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經過早期以數量型爲主的迅速發展後，現在是對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進行回顧與總結的時候了。本文將對1978至1998年中國(大陸)中文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專題研究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問題的資料進行回顧和總結，資料來源主要依據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人口學》專題②，根據標題中的關鍵詞進行檢索，另外也補充了一些《人口學》專題中沒有收錄的論文，由於遷移研究、特別是城市化研究散佈於衆多學科，以及檢索手段的不完備，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歡迎指正。

一、關於人口遷移研究的簡要回顧

從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人口科學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由宏觀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決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點集中在人口再生產方面，有關人口遷移和流動的研究很少見，只有一些介紹國外人口遷移狀況和政策的資料零星散佈於各類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口遷移特別是非農產業部門的勞動力遷移調配納入了國家計劃之中，從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動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關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研究幾乎是空白。改革開放以後，隨着農村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爲主的改革的推進，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顯化及其轉移問題開始成爲一個研究熱點，並逐步向相關問題和學科擴展，形成跨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動人口的劇增強化了政府部門和科研機構對人口流動問題的關注，從80年代中期起，我國東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繼開展了流動人口調查。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調查了中國人口遷移的狀況，爲遷移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資料支持。進入90年代以來，政策研究部門和學術研究機構繼續對80年代後期開始對社會形成強烈衝擊的“民工潮”展開了較爲深入的調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帶有濃厚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特色。

仇爲之(1981)發表的“對建國以來人口遷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檢索到首篇對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的論文。從1981到1983年，檢索到的遷移和流動研究論文僅有5項。從1984年開始，遷移和流動研究開始迅速發展：1984年檢索到11篇論文，1985年爲22篇，1988年成爲遷移和流動研究的一個高潮，有41篇論文。1995年形成一個新高潮，論文達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個階段：1981至1987年爲起步階段，這一階段遷移和流動方面的資料極其缺乏，研究理論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論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規模的調查，但這一階段爲後期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專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編的《中國人口遷移》較系統地總結了建國後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遷移活動，包括邊疆地區的開發型移民、水庫移民、自流人口問題等。胡煥庸等(1984)編著的《中國人口地理》和孫敬之(1987)主編的《中國人口》叢書，都有專門章節討論人口遷移，爲之後的人口遷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資料基礎。李德濱(1987)的《黑龍江移民概要》總結和分析瞭解放後至80年代初自發或組織遷入黑龍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價值。1988到1995年爲人口遷移研究大發展階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現，初步確定人口遷移和流動研究的框架地位。這一階段的大發展，?搜Э品⒄溝淖隕硪？笸猓？褂屑阜矯嫺撓欣？蛩兀閡環矯？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人口的流動性大大加強，要求學術界對此問題開展專門研究；另一方面資料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主要如《中國人口》叢書，戶籍遷移統計資料的整理和，中國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鎮遷移調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動人口調查”，以及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都爲遷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礎(莊亞兒1995)。綜合利用相關資料進行的研究如李夢白等(1991)對大城市流動人口狀況進行了較全面的總結和分析；楊雲彥(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抽樣數據對人口遷移狀況作了較詳實的分析；彭勳等(1992)從理論上探討了人口遷移的學科體系。1996年以來是人口遷移研究開始走向深入的階段，研究成果在數量上的擴張已經明顯緩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創新、國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學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從研究內容上看，其覆蓋的內容廣泛。其中，主要可分爲三大組成部分：第一部分爲對遷移進行綜合性研究的論文，約佔總數的37%，包括全國或地區性人口遷移的狀況、過程、流向及其結構特徵，遷移的一般理論與方法等內容；第二部分爲對人口流動、暫住人口、“民工潮”等課題進行研究的成果，這？徊糠質？孔疃啵？頰甲蓯？7%，其中相當部分是對流動人口管理、包括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提出的設想和建議等；第三部分爲專題研究，包括環境移民、開發移民、水庫移民、婚姻遷移、跨國遷移和流動等，這一部分約佔16%。

二、遷移研究的主要進展

經過近20年的研究和探討，我們基本上弄清了建國以來人口遷移和流動的過程、基本特徵以及主要的機制等。對遷移所產生的複雜的社會經濟效應開始較深入的探討，在引入並改進國外研究理論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嘗試。對遷移和流動的管理和戰略進行了較廣泛的探討，其主要進展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遷移和流動的基本狀況：作爲一種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人口遷移對經濟發展、人口分佈起着重要影響。但長期以來，我們對中國人口遷移的狀況一直缺乏清晰的認識。由於缺乏直接的資料，對一些情況只能根據間接的推算來判斷，特別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爲之(1981)根據各省、區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長速度和比重的變化，考察了建國以來至70年代末的遷移狀況，總結了省際遷移的兩種方式，即組織移民和自發遷移，認爲主要的遷出區有3個，即黃河、長江下游地區、四川與湖南。文中還首次繪出遷移流向(示意)圖。在當時資料極其缺乏的情況下，該文較準確地刻劃了中國人口遷移的狀況，殊屬不易。魏津生(1984)、張慶五(1988)對中國人口遷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礎性問題進行了分析，討論了“遷移”和“流動”的定義問題。魏津生將遷移定義爲“發生在國內不同省區或縣(市、市轄區)之間的各類改變戶口登記常住地的人口移動以及發生在各經濟類型地區之間的和各自然類型地區之間的具有人口學意義的改變戶口登記常住地的人口移動”。這種劃分在其後我國遷移與流動的統計、調查及研究中被較普遍採用。馬俠(1987)利用戶籍遷移統計資料，首次通過數據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遷移狀況，是總量研究方面的一個重大進展，但該？乃？966至1968年的數據是不完整的(楊雲彥1994)。楊雲彥(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樣資料和1990年普查資料推算了改革開放以來遷移規模的變化，認爲改革開放後遷移流向、機制及類型都發生了重大逆轉。但時至今日，關於人口遷移和流動的研究，仍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混亂，這種混亂首先反映在人口遷移流動的概念界定和統計口徑上，如把人口遷移僅僅侷限於完成了戶口遷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將沒有完成戶口遷移手續的所有移動人口全部稱之爲“流動人口”；把城鎮功能性的短期駐留或過境人口與就業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統稱爲“流動人口”等等。由於界定上的混亂，導致調查和統計工作的困難，一方面取得了有關人口和勞動力流動的深入細緻的資料，另一方面卻連最基本的總量指標至今都無法確定。雖然有關部門了一些資料，但這些資料的質量不高、口徑不一，往往不具備可比性，無法由其整理出連續資料。公安部門公佈的有關人口遷移的資料，不僅存在統計質量上的問題，而且其覆蓋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戶口遷移的那部分人口，其佔總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趨勢，這和80年代以來我國人口流動性大大提高的現實是不相符的（於蜀等1998）。關於暫住人口，公安部門公佈的城鎮暫住人口數字統計口徑過寬，而且漏報現象比較嚴重。各次普查和全國性的抽樣調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標，口徑也多有變化，影響到資料的可比性。

2.流動人口與“民工潮”：一般來說，流動人口特指那些臨時性的人口移動，而在目前情況下，通常使用的“流動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沒有辦理“戶口遷移”手續的人口移動，無論這種移動是短暫的或長期的。資料表明，目前急劇增加的人口流動實際上包含着兩種主要的類型：一種是伴隨經濟發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動人口，他們在城市滯留的時間一般較短，這類流動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輻射範圍所決定，時間和空間分佈相對平衡；另一類就是進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的勞動力，這類“流動人口”規模大，在城市滯留時間長，且流向相對集中，因而產生的社會震盪也更大。後者通常依其戶口登記狀況被稱之爲“暫住人口”或“外來人口”，由於這一特殊羣體符合人口學研究中人口遷移的基本特徵，於是他們也被看作一種特殊形式的遷移，即相對於“計劃遷移”而言的“非正式遷移”，其與計劃內遷移的不同主要通過戶口登記狀況的差異反映出來。由於戶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着基礎性作用，“非正式遷移”人口無法享受和城鎮“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機會和權力，於是形成不同戶口狀況的移民在就業機會、行業和職業流向、福利與社會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異的移民羣體(楊雲彥1996)。

“非正式遷移”在計劃經濟時期就已存在。李德濱(1983)探討了計劃經濟時期向黑龍江的自流人口問題。陳鬱（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對“人戶分離”①的狀況進行了研究，鄭桂珍(1985)首次對上海市1984年時點流動人口進行了全面調查並估計流動人口規模爲70萬。之後有關城鎮流動人口的調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現，李夢白等(1991)對此有全面的總結，陳賢壽等(1996)指出近年來流動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趨勢。

進入90年代以來，有關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即“民工潮”問題，成爲研究的熱點。這些研究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從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角度出發，研究剩餘勞動力轉移和城鎮“暫住人口”問題；一是從跨區域流動角度出發，研究“外來勞動力”或“民工潮”問題(中央政研室1994)。這方面的研究，已從早期關注的流向、年齡、性別、文化程度、行業分佈、職業狀況、婚姻、家庭等一些靜態的人口學特徵，逐步深入到流動的過程、在流入地的收入與消費狀況、行爲方式的變化、社會衝突與整合等社會經濟動態特性(韓曉耘1995)，以及勞動力外流對流出地的資金、信息、技術回饋，乃至對流出地的社會經濟影響(秦德文1994)。

王桂新(1993)、劉啓明(1992)、丁金宏(1994)等對省際遷移的空間模式進行了探討，其中特別討論了距離在遷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嚴善平（1998）用地區間遷移模型檢驗了省際遷移中遷移存量、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等因素的影響；還有一些研究運用西方經濟學分析方法對勞動力流動的機制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蔡方1997）。

4.關於遷移效應：人口移動以其所具有的空間上的不平衡性和結構上的選擇性對遷入、遷出地產生多方面的影響。首先，人口移動直接改變了遷入地和遷出地的人口總量，並通過轉移生育間接影響兩地的人口數量對比；其次，人口移動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爲變化將改變兩地的人口再生產模式；由此，人口的分佈狀況以及發展模式都將發生變化；另外，人口移動將改變兩地的人口結構。人口移動導致的人口空間結構變化有兩種情況：集聚性的遷移將會強化人口分佈的不均衡狀況，而擴散性遷移則使人口分佈趨於平均。人口和勞動力的區域流動還可對地區差距產生影響（蔡方1998）。

人口移動對生態環境也將產生直接的影響。在生態脆弱地區，人口的入遷可能會加劇生態環境的惡化，特別是在農業移民中對環境資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後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遷後對生態環境加以科學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況。

人口移動的社會效應是一個受到特別關注的課題。人口移動在實現均衡的過程中不斷地打破舊有的平衡，從而引發了多層面的摩擦。這一社會整合過程從長遠看有利於增強社會的活力，從短期看則有可能帶來社會問題，如文化衝突、犯罪等。移民行爲調整是人口移動社會效應微觀方面的重要內容。從一種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區流入另一種行爲方式和文化氛圍中的移民，價值觀念和行爲方式的差異迫使移民在衝突中進行着調整，同時他們的行爲方式和價值觀念也可能影響遷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過多種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機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可能導致社會衝突。一般來看，處於少數地位或帶有落後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採取調整自身行爲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途徑主動或被動地適應遷入區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佔多數地位的情況下，可能會將自己的文化強加給遷入區。在遷入地，土著居民對具有相對先進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採取較爲友好或是傾慕的態度，而對由落後文化區遷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視甚至敵視的態度。在這方面較受關注的是對女性婚育行爲變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這些研究若能結合與遷出地的對比將更有價值。

當前，“外來人口”對流入地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既是一個複雜的學術問題，又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由於擔心“外來人口”影響本地就業，一些地區特別是特大城市紛紛出臺了干預外來人口就業的政策法規。丁金宏(1995)、趙敏(1995)等分析了外來人口就業及其對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其結論認爲外來勞動力對本地就業的影響是有限的。陳浩(1996)探討了勞動力外流對農村發展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5.關於政策與評價：《人口研究》編輯部組織了專題討論外來人口問題(該刊1997)。從整體上看，學術界和社會對流動人口的態度，已經由比較排斥走向比較寬容。對外來人口的管理問題，劉世定(1995)對政府行爲進行了詳細的實證分析。對與遷移相關的政策評價，主要集中在移民、戶籍管理制度與城鎮化政策方面。

在開發性移民與環境移民方面，建國後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開發移民、環境移民及水庫移民。向邊遠地區移民的主張一直佔主流地位。如仇爲之(1981)文中即提出應繼續向西部移民，王勳(1984)更提出具體規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張受到來自人口地理學界的批評(原華榮1985)，其中關於水資源約束的證據是最有說服力的。有關評價西北組織移民也間接支持了這些批評(陳伯敏等1988)。80年代後期，有關向西北移民的關注被環境移民所取代(解書森等1988；張善餘1995；張志良1995)。水庫移民作爲一類重要的組織移民，也一直爲有關研究所重視(張思平1983)。尤其是三峽工程移民更是倍受關注(朱農1995)。1998年長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對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課題。

關於所謂“外來人口”的地位和作用問題：這方面需要在理論和實證研究上取得進一步的突破，如外來人口的法律地位問題。勞動者的平等勞動權力是受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力，而對所謂“外來勞動力”的歧視性政策無疑侵犯了這種平等權力。“外來勞動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甚至是歧視性的。我們限制非本地戶口勞動力的勞動和就業，其法理依據和理論解釋是什麼？目前對所謂“外來勞動力”的歧視性待遇既無足夠的法律依據，也不符合市場經濟基本原則。其次，我們對勞動力市場的瞭解十分有限，外來勞動力對本地勞動力供給狀況、工資、整體經濟運行及新就業機會的創造，影響相當複雜。目前在歧視性的政策環境中，“外來勞動力”大多隻能在城鎮艱苦的條件下從事低收入和重體力的職業，其有限工資的一部分被作爲補償由政府收取後返回用於城市職工的補貼①，城市(本地)勞動力則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尋租”②。在這種制度安排中，即使“外來人口”幹得再好也無望融入城市社區中。長期對城市的傾斜和保護政策，限制了農村人口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改善福利的機會。戶口制度作爲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適應性已經十分強烈和明顯。三、中國城市化進程及其研究

相對於人口遷移問題，城市化問題更早受到關注。這主要是因爲在人口科學被打入冷宮時，城市科學仍在艱難地生存，從而爲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科學的迅速發展積累了基礎。但是，對城市化問題的研究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一樣，仍然歷經曲折。

三、新中國城市化走過的40餘年歷程，大致可分爲五個階段(魏津1985)：

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發展的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城鄉之間和工農業之間的比例關係較爲協調，城鎮人口由5765萬人增加爲9949萬人，年均增長率達7.1%，大大超過了這一時期總人口的增長速度，使其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從而顯著縮短了中國同發展中國家乃至世界先進國家之間在城鎮化水平上的差距。在這一階段中，中國城市增長的主要因素是農村人口的遷入，儘管當時城鎮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平均高達3%，超過農村人口，但在城鎮人口增長中只佔44%，仍有56%的增長是由遷移取得的。

1958至1960年是城鎮化超速發展階段。由於經濟建設上的急於求成和主觀臆斷，使中國工業和城鎮化在脫離經濟發展水平的基礎上超高速發展，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上升到19.7%。

1961到1965年，是建國以來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階段。隨着國民經濟的大調整，城鎮人口被大批精減，前後共動員了約3000萬人返回農村。到1965年底城鎮人口已接近於1957年的水平，但隨着總人口的增長，城鎮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這種逆城市化是對前一時期超速發展所作的糾正。

總的來看，中國城市化水平不僅低於發達國家在同一工業化水平時的城市化水平，也低於目前在同一發展水平上的發展中國家。也就是說，與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國表現爲“城市化不足”。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劇烈波動，與我們在城市化上認識的波動密切相關。關於城市化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這一問題，歷來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爲，城市化是現代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而相反的觀點則認爲城市化是發展帶來的“病症”。長期以來，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國有着深遠的影響，但中國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辜勝阻，1991)：

第一，消滅“三大差別”的思想。這一思想寄消滅城鄉、工農和腦體勞動之間的差別的希望於抑制城市發展、實現所謂城鄉一體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據。第二，自然經濟思想。由於對物質資料生產的狹隘理解，城市第三產業的職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無法促進。

第三，城市化階級性的思想。有觀點認爲“工業化導致城市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有規律”，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工業化不必走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老路，中國應進行沒有城市化的工業化。

陳金永(1990)從經濟發展戰略來分析中國城市化的道路。他認爲，在建國以來的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城市化進程都較爲緩慢。從整個城市化進程上看，中國城市人口增長速度明顯低於工業增長速度，在城市產業結構中突出發展了重工業，總的城市體系也明顯表現爲向大中城市的傾斜。這種城市化模式是與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相對應的，是社會主義城市化前期的一大特點。城市化速度的放慢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蘇聯城市人口增長在50年代較高，1950～1955年曾達到3.9%的水平，之後趨於下降；東歐國家也有類似情況，這些國家的增長率甚至還低於前蘇聯。

從一般發展規律來看，工業部門的擴大會造成城市人口的上升，這種情況在工業化的早期更爲明顯，因爲工業的成長要靠增加勞動力來完成。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城鄉之間生活水平上的差異，農村人口遷往城市的動機是很強烈的。因此，一國的工業化將對該國人口城市化產生導向作用和重要影響。社會主義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同樣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但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基礎的戰略不同，使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口城市化具有自身的特點。首先，可以看一下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策略。歸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特點，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高積累率及高增長率。由於可用的外部資金有限，高積累率只有通過大力壓縮國內消費來實現。

2.以重工業爲主。

3.犧牲農業。工業投資主要依靠農業部門的積累來支持並通過犧牲農業來達到降低工業產品成本和維持工業高速增長的目的。

爲了保證工業的迅速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因爲城市化會使國家總的消費水平提高，這主要表現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城市“最低可行”的生活水平都較農村要高。降低城市化速度與“成本”的主要措施如：

1.限制城市消費的增長，壓縮服務性行業的發展，以集中發展工業。

2.嚴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長，主要表現爲控制人口流入城市。

3.鼓勵農村工業化，這樣既可達到工業化的目的，又可避免城市化。實施上述發展模式的結果的影響是顯著的。從城市勞動力就業結構上看，普遍存在着隨城市發展工業人口比重上升，服務人口比重不變甚至減少，不在業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傾向。在城市勞動力的產業結構上表現爲農業和第三產業薄弱、工業突出的“鼓形”結構。

城市化水平的波動主要通過人口遷移和自然增長速度的差異來實現。關於中國城鎮人口中由農村人口遷入的部分，沒有確切的統計資料可資使用，只能通過間接資料估算。這種間接估算是相當複雜的，因爲其中受到大量行政區劃變動以及統計口徑變化所產生的影響。國內外不少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這裏我們將總結幾種有代表性的資料。馬俠(1987)根據1986年中國74城鎮人口遷移調查的結果，首先匡算出1949至1986年由農村遷入城鎮的淨遷入量累計達7300萬人，佔全部增量的39.5%；關於新建擴建城鎮而劃入的人口數，通過從市鎮新增人口總量中，減去市鎮自然增長數、淨遷入數及間接遷移量三項，得到因新建擴建而增加的人口數爲5008萬人，佔27.0%；關於間接遷移人口，他用歷年累計遷入城鎮人口數與相應年份的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相乘，從而得出歷年遷入人口的自然增長量，結果是748萬人，其餘的29.4%屬於城鎮人口自然增長。

該方法主要採用1986年抽樣調查數，一方面存在抽樣誤差，另一方面，由於採用的回溯性調查方法，對過去遷移數的調查由於死亡、遷出、多次遷移等因素影響，因此存在一定的誤差，而且誤差隨遷移年份與調查年份的延長而增加。

辜勝阻(1991)利用人口統計資料，對中國城鎮人口增長來源作了一個估計，結果是：1949～1960年城鎮人口共增加10583.0萬人，其中自然增長3246.0萬人，機械增長7337.0萬人；1961～1965年是負增長，淨減少432.8萬人，其中自然增長1233.0人，機械增長-800.2人；1966～1976年共增加1621.7萬人，其中自然增長1922.3萬人，機械增長-300.6萬人；1976～1987年增加7649.4萬人，其中自然增長1689.4萬人，機械增長5960.0萬人；以上合計，在城鎮人口增加的19421.3萬人中，自然增長佔41.6%，機械增長佔58.4%。該測算沒有從機械增長量中析出由行政區劃變動所引起的城鎮人口增量，因此估計的城鎮人口機械增長量可能偏大。

四、中國城市化的主要觀點

廣義的城市化研究內容極其廣泛，限於篇幅，本文主要討論狹義的城市化��即主要運用人口學理論和方法展開的對人口城市化過程的研究，特別將重點放在對中國城市化道路的探討方面。

從近20年來的研究看，就中國獨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否構成一條新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對中國是否需要走城市化道路特別是中國應選擇什麼樣的城市化道路，學者們展開了持久、不懈的爭論，本文以下着重就以下問題加以討論。

1.城市化的定義和口徑：和人口遷移一樣，城市化在概念和口徑上出現混亂，關於城市化，至少有城市化、城鎮化、都市化三種叫法，而關於城鎮人口統計口徑則變化更大。在1982到1990年8年間，全國的市由236個增加爲456個，增長了93%，其中設區的市由104個增加到188個，增長了80%；不設區的市由129個增加到268個，增長了1倍多；縣轄鎮由2664個增加到9322個，增長了2.5倍，即小城市及鎮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小城市的發展很多是通過“撤縣建市”而設的，其中一些城市“市區”人口的迅速增長主要歸因於政區的擴展。據測算，在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長中，約有60%是由政區擴展而增加的。有些縣級市市區人口由政區擴展而增加的部分甚至佔到80%左右。市區的迅速擴展，甚至使有的地區出現了“城市鄉村化”的傾向(楊雲彥1994)。如果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時的口徑計算，1990年中國市鎮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高達53%(喬曉春等1991)，這一數字顯然不能真實反映中國當時的城市化水平。

中國城鎮人口統計的口徑歷經多次調整，加之行政區劃調整和縣�市、鄉�鎮管理體制的調整，導致目前行政性的城鄉劃分與研究意義上的城鄉劃分相去甚遠。如何建立一種具有連續性、科學性和可比性的城鄉人口統計口徑，從一開始就是伴隨中國城市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胡開華等1984)。

2.關於城市化是不是共有規律：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反城市化思想在很長時間內佔據上風。對此，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長期的反駁。有學者從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相互關係的角度，指出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勞動分工逐漸完善和生產力不斷髮展的必然結果和必要前提，城市化過程是和工業化相伴隨的一個客觀歷史過程，中國也必須遵循這一普遍規律，走城市化的道路(週一星1982；高佩義1991)。有人從西方國家“逆城市化”現象來證明中國可以跨越城市化階段，進入“城鄉一體化”階段。

有學者從中國人口的長期發展戰略角度論述城市化在中國經濟發展和人口現代化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曾毅(1987)論證了通過城市化實現人口控制的方案。從控制人口的效應方面來看，農村人口在遷入城鎮後，其生育行爲向城鎮趨同，能起到降低生育率、有效控制人口的效果；從老齡化趨勢看，農村勞動力遷入城鎮將緩解城鎮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諸多問題。楊雲彥(1994)運用多區域模型進行了詳細測算，方案I假定城鄉之間完全隔離，沒有相互間的人口遷移。按該方案，中國總人口最高可達15.55億，人口負增長將在2035年後出現；城鎮人口比重不斷下降，城鎮人口迅速老化並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方案II假定每年由農村遷往城鎮的人數佔農村人口總數的1%，其他參數與方案I相同，預測結果表明，按這一方案，中國總人口最高可達14.81億，並於2030年後出現人口負增長，城鎮人口比重在2035年前超過50%，城鎮和農村人口同步老化；方案III假定每年由農村遷往城鎮的人數佔農村人口總數的2%，其他參數與方案I相同，這一方案總人口最高可達14.39億，並於2025年後出現人口負增長，城鎮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超過50%，人口老化的程度高於方案II，且農村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高於城鎮。通過三個預測方案的比較，不難看出人口城市化對吸收？迨S嗬投？Α⒖刂迫絲讜齔ぃ?航獬欽蛉絲誒匣？鬧匾？饔茫？槍？咚俁鵲某鞘謝？贍薌泳緡迦絲詰睦匣？⒌賈氯絲詮？焓賬酰？乙彩艿蕉嘀忠蛩刂圃跡？餼鴕？笤誄て詵⒄拐鉸災脅扇∥潞徒ソ?降某鞘謝？J劍？員3稚緇峋？玫男？骱途？夥⒄梗？跫儀？nbsp;1998）。這其中特別要注意協調城鄉關係，辜勝阻(1991，1993)和孟立聯(1992)對此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

3.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在中國城市發展戰略選擇上，一直存在兩種主要的爭論：一種主張大城市優先發展，理由主要是大城市具有較高的效率，在國家資金約束嚴重的情況下，應充分利用稀缺資源，將資金優先投入大城市；另一種主張優先發展小城鎮，他們認爲，要轉移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只有依靠衆多小城鎮的迅速發展(關鍵1997)。

主張優先發展大城市的主要依據綜合效益的對比，認爲“以大中城市爲主導”的城市化可以實現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等綜合最優，不贊成以“農村病”爲代價來避免“城市病”(廖丹清1994；周天勇等1989)。而一篇文章更是尖銳指責“大城市有害論”的荒謬性，認爲人口學家誤導了這樣一個應由經濟學家來回答的問題(伍曉鷹1986)。

當然，並非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贊成優先發展大城市，就像並非所有人口學家都贊成優先發展小城鎮一樣。例如，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不少學者仍然把“離土不離鄉”的模式作爲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認爲這樣可以避免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出現的城市過度繁榮、農村長期凋敝的問題(城市信息報1985)。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研究沒有考慮到巨大的地域差異性，要麼強調發展大城市、或是有限發展小城鎮。對此，我們必須看到一刀切的方法很難照顧到各地具體情況的差異，應採取分類指導的原則，在不同地區實行不同的城市化政策，而且實施城市化戰略不能完全借用行政手段來直接干預，通過城市的開放，使其按自身的發展規律進行發展。事實上，我國城市化動力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發生轉變，國內外學者將這種動力機制的轉變總結爲“自上而上”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轉變（辜勝阻等1998）。

4.城市規模：與城市化道路的選擇相聯繫，大城市的規模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我國反城市化的思想表現得最突出的是對大城市的態度。

大城市的(人口)規模長期以來受到嚴格限制，各大城市均制定了明確的人口控制目標。其結果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城市人口不斷突破控制目標，如北京市“七五”期間規定的人口規模目標是在1990年控制在1000萬以內，而這個數字在1988年就被突破了(杜午祿1997)；另一種情況是導致嚴重的老齡化，如上海市。政府控制大城市增長的手段，主要就是行政手段，包括以增容費形式出現的辦法來抑制大城市的無限膨脹，其有效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疑要大打折扣。另外，大城市的結構特徵也決定了其不可能實行過分嚴格的關門政策，否則將面臨包括老齡化問題在內的社會經濟問題(李若建1996)。通過功能調整來實現對城市規模的調節就變得十分必要。

爲了控制大城市的發展，建衛星城曾經被作爲一種重要手段。但是，衛星城建設似乎沒有產生應有效果，有的學者以“隕落的衛星”來形容衛星城建設是“得不償失”的(鍾榮魁1993)。

可以認爲，城市增長及其合理規模有着其內在的發展規律，它不以人的意志轉移。我們對城市增長的規律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發展的規律以及相應的政策問題，如發揮級差地租作用、功能分區的形成、市場決定的收入機制等，尚有許多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5.對策研究：經過長期的理論論爭和實踐探索，加速中國城市化已經成爲主流觀點，這其中就涉及複雜的政策性研究。

首先是就業問題：大量農村人口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必須有足夠的就業機會來保證。從理論上講，在要素市場成熟的情況下，當資本的稀缺程度真正地通過價格得到體現時，投資者必然在資本、勞動力和技術之間進行選擇，選擇的結果將最能反映各種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中國經濟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長，當資本供給真正形成制約時，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吸收速度將加大，是可以逐步吸收增長速度低得多的勞動力。從操作上看，通過農業內部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城鎮勞動力市場的充分開放，特別是城鎮第三產業包括非正規部門的發展潛力很大，如果充分發揮多種經濟成份特別是民營經濟在吸收就業方面的潛力，其前景相當廣闊。

其次是城鎮人口的膨脹問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城鎮人口過度膨脹的困擾。中國在城鎮放開之後是否會遇到這一問題呢？這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因爲在中國農村不會出現像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那樣貧富不均、缺地少田的“赤貧”階層，在相當長時間內至少可以保證農民維持一個溫飽的水平，土地對人口的“推力”相對來說不足以使農村人口大規模脫離農村，除非在城鎮能夠得到明顯高於農村的生活水平，農村人口還是要回歸故里的。因此，在完全開放的條件下，只要國家採取有效措施確保農業的基礎地位，逐步改善農民的生活水平，就可在農村和城鎮之間維持一種相對平衡，不至於使農村人口對城鎮構成過大壓力。

第三是城市建設問題：農村人口進城當然要對城鎮基礎設施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延用過去那種由國家全部“包”下來的城市建設方法，國家在財力上確實有困難。但事實證明，過去的這種做法是行不通的，城鎮建設改革的方向勢必是由國家、集體、個人共同來承擔，如果理順這方面的關係特別是城鎮住房制度，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就不會成爲城鎮化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

第四是戶籍制度問題：現行戶籍制度是中國城市化的主要障礙之一。有關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呼聲不斷加強(潘義勇1992)，並已促使政府部門開始探討具體的改革措施。

總的來說，城市化是與工業化相聯繫的一種社會組織形態，它不僅是現代化大生產方式的要求，也是社會結構變遷的重要環節，是現代化的必然過程和表現形式。至今爲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況下實現現代化。城市化社會不僅僅是人類一種居住方式的改變，它是一種完全不同於農業社會的新的文明層次，是人類發展的必經階段。發達國家的經歷表明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動力，人口遷移是城市化的途徑。

長期以來，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過程被人爲割離，習慣性地向農村、向土地轉移人口壓力。這種作法還應延續多久？中國人口對土地資源的壓力一直十分沉重，而轉移人口壓力的主要途徑主要是由人口密集地區向人口稀疏地區的擴散。從古代中原向周邊地區的移民，到近現代向東北、西北地區的移民，以及解放後對內地湖區、灘塗的大規模圍墾、開發等，還有多次大規模向農村轉移城市人口的嘗試。最後，這些嘗試包括多次農業移民，大多以失敗告終，不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而且還嚴重破壞了植被和生態環境。這是一個值得認真反思的問題。嚴酷的現實表明，向農村、向土地資源轉移人口壓力的做法利小弊大。受其生產方式決定，同等面積的耕地所能承載的人口遠小於其所能承載的非農人口數，這是一個基本常識。不計土地的農業承載力而進行農業移民，必然導致對土地的掠奪性經營，造成水土流失、生態失衡，導致生態環境出現不可逆的災難性後果。城市化不僅具有經濟、社會進步意(本站☆)義，而且對一個人口密集、耕地資源有限的國家來說，城市化還具有重要的生態效應。人們常常把城市看作爲一個獨立的生態子系統，看到其在發展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環境污染、交通阻塞、社會管理成本上升等所謂的“城市病”。但從宏觀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城市不僅是“生產有效率”的居住方式，也是“生態有效率”的居住方式，這突出表現在城市人均佔用的土地資源大大低於農村。城市化的發展只會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減少對土地的消耗，而不是相反。而且，城市的規模效應也使環境的治理更加有效。當前，加速城市化對中國刺激經濟增長尤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目前的國內外經濟形勢要求我們擴大投資，刺激內需。很多人把啓動“內需”的希望寄託在廣大的農村，但是啓動農村市場並非易事。目前農村基礎設施嚴重滯後，供電、供水等環節直接制約了農村消費市場的形成，農村市場的開拓十分艱難。農村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不僅需要較大的投資和較長的時間，其維護成本也相對較高。基於此，農村市場的深度發育將是一個漸進和長期的過程，不能用靜態的眼光看農村市場，而應將農村市場開發的範圍擴大到正在或將要轉向城鎮的這部分農村人口上，加速農村消費潛力向各級城鎮的轉化。通過加速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刺激城鎮房地產市場，擴大城市現實需求，同時爲農村實現規模經營創造條件。

五、評價與展望

80年代以來的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在資料的積累和方法論的引入和創新上有明顯的進展，但目前的研究以描述性、政策性研究居多。相對於學科進展而言，在社會學和經濟學方法的運用方面似乎更有特色，而人口學者對人口遷移與城市化的研究，與其他學科包括人口學其他領域的進展方面，無論在規範化還是在理論建構和計量分析方法運用方面都顯得不足。我們至今甚至不能確定一些基本的定義，達成一個普遍接受的統計口徑和方法。對人口遷移和城市化所產生的複雜的社會經濟效應缺乏足夠深入的瞭解，全社會對外來人口的非理性排斥和對城市化的“畏懼”，就與我們研究的膚淺有關；對中國發展的長期性問題也缺乏必要的關注和判斷。要將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推向深入，首先在觀念上要有兩個突破：第一，要突破計劃經濟的束縛。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試圖用行政手段干預城市的發展，其結果，不僅總量控制無法實現，還導致嚴重的結構矛盾，城市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功能分區、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問題均十分突出。城市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具有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它不以個人意志爲轉移，如何根據城市增長機制來設計調控手段，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個重要理論和現實課題（左學金1994）。第二，要突破短缺經濟的思維定勢。在經濟發展超越短缺條件後，消費成爲刺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城市活動人口的增加、產生了商品和服務需求，將促進城市發展和就業人口，我們沒有理由對城市化心存“畏懼”。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學術規範應成爲一項基本要求。近年來，有關城市化道路、流動人口等方面的論文可謂汗牛充棟，但其中絕大部分只不過是低層次的同義反復。這種狀況與缺乏必要學術規範有密切關係。爲此，應充分總結現有進展，充分借鑑他人成果，才能不斷將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和各項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將有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口加入目前主要由農村人口組成的人口移動大軍，匯爲壯觀的城市化大潮。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國度和重要的時期，研究與發展問題密切相關的人口過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廣泛的研究內容，爲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提供了一個最富生命力和最有發展前途的空間。

參考文獻

蔡方。1997.遷移決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別特徵。人口研究，（2）

蔡方。1998.轉軌時期勞動力遷移的區域特徵。中國人口科學，（5）

陳伯敏，蔡文眉。1988.青海農業移民調查。社會學研究，（4）

陳浩。1996.中國農村勞動力外流與農村發展。人口研究，（4）

陳金永。1990.試析社會主義國家城市化的特點。中國人口科學，（6）

陳賢壽等。1996.武漢市流動人口家庭化分析及對策思考。中國人口科學，（5）

陳鬱。1984.從第三次人口普查看寧夏常住人口的戶口登記狀況。人口與經濟，（3）

城市信息報。1985.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將就地轉移。離土不離鄉。城市信息報，（7）

仇爲之。1981.對建國以來人口遷移的初步研究。人口與經濟，（4）

丁金宏。1994.中國人口省際遷移的原因別流場特徵探析。人口研究，（1）

丁金宏。1995.外來民工對上海市職工再就業的影響及對策研究。人口學刊，（3）

杜午祿。1997.城市人口規模要與城市功能發展相適應。北京社會科學，（3）

高佩義。1991.中外城市化比較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辜勝阻。1991.非農化與城鎮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辜勝阻。1991.二元城鎮化戰略及對策。人口研究，（5）

辜勝阻。1993.論中國人口城鎮化的十大關係。人口研究，（1）

辜勝阻等。1998.中國自下而上的城鎮化發展研究。中國人口科學，（3）

關鍵。1997.中國城市化問題。城市開發，（1）

韓曉耘。1995.收入、消費、行爲特徵。中國農村經濟，（5）

胡煥庸等。1984.中國人口地理（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胡開華，陳瑋。1984.我國城鎮人口統計的有關問題。人口與經濟，（3）

吉平。1983.北京市遷入移民的來源、類型和年齡構成。人口與經濟，（5）

解書森，陳冰。1988.環境移民：貧困地區的一種從優選擇。中國人口科學，（1）

李德濱。1983.解放後黑龍江移民問題探討。社會，（1）

李德濱。1987.黑龍江移民概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李夢白等。1991.流動人口對大城市發展的影響及對策。經濟日報出版

李若建。1996.結構缺陷與特大城市的外來人口。人口學刊，（3）

李豫等。1984.北京地區近三十年遷出人口的調查分析。人口與經濟，（5）

廖丹清。1994.以大中城市爲主導的全面發展。經濟參考報，（11.22）

林富德，張鐵軍。1998.京城外來女的婚育模式。人口與經濟，（2）

劉家強。1998.中國人口城市化：動力約束與適度進程。經濟學家，（4）

劉啓明。1992.人口遷移的空間過程及其遷移場研究。中國人口科學，（6）

劉世定等。1995.政府對外來農民工的管理。管理世界，（6）

馬俠。1987.三十多年來我國的國內人口遷移及今後的展望。人口與經濟，（2）

馬俠。1987.當代中國農村人口向城鎮的大遷移。中國人口科學，（3）

孟立聯。1992.不能以犧牲農村發展而片面追求城市化。人口研究，（4）

潘義勇。1992.改革戶籍制度實行人口城市化和工業化。學術論壇，（5）

彭勳等。1992.人口遷移與社會發展��人口遷移學。山東大學出版社

秦德文。1994.阜陽地區民工潮迴流現象的調查與思考。中國農村經濟，（4）

孫敬之。1987.中國人口。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田方等。1986.中國人口遷移。知識出版社

王桂新。1993.我國省際人口遷移與距離關係之探討。人口與經濟，（2

王勳。1984.試論我國由東南向西北移民的客觀必然性。人文雜誌，（1）

魏津生。1984.國內人口遷移和流動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人口與經濟，（4）

魏津生。1985.五十年代以來我國人口城市化的一般趨勢。人口與經濟，（6）

伍曉鷹。1986.人口城市化：歷史、現實和選擇。經濟研究，（11）

嚴善平，1998.中國九十年代地區間人口遷移的實態及其機制。社會學研究，（2）

楊雲彥。1992.八十年代中國人口遷移的轉變。人口與經濟，（5）

楊雲彥。1994.中國人口遷移與發展的長期戰略。武漢出版社

楊雲彥。1996.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非正式遷移”的狀況。中國社會科學，（6）

於蜀，張茂林。1998.九十年代以來我國人口遷移新特點探討。人口研究，（5）

原華榮。1985.論西北的環境與移民。經濟地理，（3）

曾毅。1987.試論人口城鎮化對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影響。人口與經濟，（6）

張慶五。1988.略論我國的戶口遷移政策。中國人口科學，（2）

張善餘。1995.論人口合理再分佈是山西脫貧開發的戰略性措施。人口與經濟，（3）

張思平。1983.有關水庫淹沒和移民安置中若干經濟問題的探討。中國水利，（5）

趙敏。1995.上海若干企業外來勞動力研究。中國人口科學，（3）

趙耀輝。1997.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經濟研究，（2）

鄭桂珍。1985.上海市流動人口調查初析。城市規劃，（3）

中央政研室。1994.關於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問題的初步研究。中國農村經濟，（3）

鍾榮魁。1993.隕落的衛。，城市改革與發展，（6）

周天勇，李春林。1989.論中國集中性城市化之必然。人口研究。（2）

週一星。1982.城市化與國民生產總值關係的規律性探討。人口與經濟，（1）

朱農。1995.三峽工程移民與庫區發展。長江論壇，（2）

莊亞兒。1995.中國人口遷移數據集。中國人口出版社

城市化論文 篇八

目前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的城市，以2％的國土面積創造了97％以上的社會財富。中國現有的600多個城市以0.43％的面積創造了68.6％的國內生產總值。

據匡算，我國一箇中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將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10萬人左右，僅帶動基礎設施投入就達20億元。從我國十五發展計劃看，城市化將成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全國範圍內將掀起新一輪城市化高潮，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這裏介紹了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在規劃建設上較有代表性的兩個城市的經驗。江蘇省徐州市實施“東進、南擴、北造、西延”，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大力吸納外來人口，並改革調整不適應形勢要求的制度和政策，深化戶籍制度、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城市建設投資體制和市政公用行業四項改革，走出一條城市化的新路。而山東省濟寧市則採取構築城市羣的做法擴大城市的發展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東部沿海地區藉助對外開放的先機和經濟發展的優勢，迅速崛起了一批現代化大中城市，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區等五大城市羣和都市圈，帶動全國城市化水平從1980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30.4％。

從“十五”發展計劃來看，城市化將成爲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全國將掀起新一輪城市化高潮，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根據國際經驗，徐州市已開始向工業化中期邁進，工業化水平達到46.4％，但城市化水平卻只有31.9％，城市化水平低成爲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去年，江蘇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重大決策，全省將進一步突出四個特大城市（蘇州、無錫、南京、徐州）和構築三大城市圈――――蘇錫常、南京和徐州。

江蘇省的三大城市圈，現在的發展並不平衡，有個從南向北的梯度，蘇錫常最發達，南京次之，而徐州則排老末。最發達的蘇錫常建設特大城市已經有了最引人矚目的行動――――曾經的華夏第一縣已不復存在，這個早先的無錫縣，後來的錫山市併入了無錫市成爲錫山區，具有巨大經濟總量的錫山區，使無錫市在迅速長大……看來江南特大城市會迅速崛起。

經濟欠發達的徐州準備怎樣成長爲特大城市和構築起城市圈呢？

徐州五省通衢，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歷史上和近現代戰爭在此地留下重重痕跡。歷史上的兵家必爭之地，往往經濟都不甚發達，徐州只有將自己變作商家必爭之地，才能真正完成江蘇省賦予它的“建成特大城市”的歷史重任。

如何爲城市化進程提速，徐州選擇了深化改革，建立操作性強的運行機制。

城市化進程提速，涉及產業結構調整、人口職業變遷、農業土地使用率、人口居住地集中度、居民生活方式現代化等一系列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徐州主動適應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發展需要，摒棄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大力改革調整不適應形勢要求的制度和政策，目前主要工作放在深化戶籍制度、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城市建設投資體制和市政公用行業四項改革上。

爲了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城鎮戶口管理制度，徐州準備在搞好試點的基礎上，實行以合法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的準遷制度，按居住地劃分城鄉人口，職業確定身份的戶籍制度，並逐步用身份證制度代替戶籍制度。要清除各種人爲的障礙，如不再收取城市增容費或類似費用，淡化行政對戶口的干預，儘可能地打開城門，降低門檻，逐步放開對農民進城落戶的限制，促進農村人口有序地向城鎮集聚。對進城農民子女入學與城鎮居民一視同仁。還要研究制定積極的外來人口政策，大力引進並留住外來優秀管理人才、技術人才和熟練技術工人，積極鼓勵投資移民，特別是符合徐州市發展方向的項目的投資移民。同時，要以市場化、社會化爲方向，加快建立以養老、失業、醫療爲主體，覆蓋城鄉的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積極調整就業政策，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取消不合理招工前置條件，爲農村勞動力創造一個平等競爭的就業機會。進城農民可以參照個體、私營企業養老保險管理辦法，建立個人賬戶養老保障制度，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放手放膽發展民營經濟，廣泛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依靠民力，廣聚民資，引導個體私營業戶和先富起來的農民進入城鎮投資興業，促進生產要素向城鎮聚集。

要把土地的增值效應注入城市建設，就要深化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改革。要通過市場化運作，使城市土地的升值注入城市的建設之中，轉化爲城建資金的主要來源。徐州確定，今後要儘快建立土地市場，依法規範供地方式，促進土地有序流轉。還要建立土地收購儲備制度，對城鎮閒置和因城市改造、退二進三或企業破產、搬遷等需要調整利用的土地，由市政府統一收回或收購，統一實施出讓供應。城市市政公用設施實行承包經營和有償使用的，其使用範圍內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可實行國家作價折資、入股或租賃、出讓使用。

對全市土地要實行總控制，優先保證特大城市的年度建設用地指標。在農村，將積極鼓勵離農進城的農民將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權，通過出讓、出租、轉包、入股、抵押等方式進行有償轉讓，解除農民進城後的後顧之憂，逐步使轉移人口“離鄉”又“離地”，爲農民進城定居創業提供啓動資金，同時推進農業規模經營。

城市建設需要大量資金，目前必須改變財政投入的單一體制。實行多元化投資，徐州市的各級政府要在加強規劃引導的基礎上，積極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吸引民間資本和社會資本投資城市建設，根據“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鼓勵和支持包括企業在內的社會法人和個人，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種形式，參與城鎮住宅開發、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的建設、管理和經營，這樣就變一方投入爲多方聚資，變政府包建爲全民共建。

要變兵家必爭之地爲商家必爭之地，徐州還要進一步學習運用市場機制來經營城市，把城市當做最大的國有資產，把城市建設當作一項產業，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來運作、經營，提高城市建設的市場化程度，走“以城養城，以城建城”的新路。徐州人意識到“借力發展”的重要，正在積極探索建立城市基礎設施基金並組建城市投資公司，推行BOT（建設―經營―轉讓）、TOT（轉讓―經營―轉讓）、ABS（資產收益抵押）等投資和政府特許專營的方式，盤活存量資產，擴大增量，促進城市建設資金的保值增值和滾動發展。

城市做大，城市公用行業也必然長大，徐州正在深化市政公用行業改革，走市場化經營的新路。城市交通、園林、公用設施、可利用空間等城市資產，都是價值可觀的資源。但長期以來，許多城市都是將其當作公益設施，致使政府包袱越背越重，城市更難以長大。徐州人已經有“城市設施是特殊商品”的意識，正在把這些資源推向市場，進行市場化配置，對城市道路、廣場、橋樑、公園、建築等設施的“冠名權”，對公園、交通、園林綠化的“經營權”，城市可利用空間的“使用權”，都可以進行公開公平競爭，或租賃或拍賣。閒置資產變成了“搖錢樹”，無效狀態下的公用行業變爲有效資產，可以打破多年政府投資建設，補貼虧損的管理方式。加快城市公用事業產業化的步伐，才能實現在城市長大的同時，城市市政公用事業同步進入良性發展。

江蘇的“西部地區”？

在江蘇省確定的三大城市圈中，徐州是經濟欠發達的，它是經濟發達的江蘇省的“西部地區”，在全國地級市中名排35位，“九五”期間GDP年均增長12.2％，2000年GDP達到658.2億元。人均7420元。三個產業的結構由24.5／45.3／3.2調整爲目前的18.1／16.1／35.8。從這個調整結果看，徐州經濟在“九五”期間自定位爲工業化的中期階段。

徐州結構性矛盾突出的是綜合實力不強。在計劃經濟時代，它是江蘇的能源基地，採煤對徐州的資源破壞比較嚴重。所以在江蘇全局的棋盤上，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都沒有在徐州布點，造成全市工業體系明顯不合理。十年前興起的鄉鎮工業大部分沒有跳出五小工業的範疇，經濟調整時，“刀”就自然落在這些企業頭上，結果是徐州的工業產業對全市的支撐作用不強。從另一面看，徐州又是江蘇人口第一大市――――人口達到708萬，佔全省11％，而GDP只佔全省7.8％，人均GDP，人均財政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別低35.8％和47％。第一產業的比重比全省高了5.9％，第二、三產業的比重比全省低了4.5％和1.4％。三個產業該高的沒有高，該低的沒有低。經濟發展內在動力是比較強勁的。

蘇南經濟板塊中，蘇州無錫主要是靠縣域經濟支撐，徐州則主要是靠市區。徐州弱就弱在六個縣市，縣域經濟與城市經濟發展不平衡。徐州國有經濟高於全省平均水平13％，國有經濟改革比較滯後，人才聚集能力也比較低。

看來，徐州與蘇州、無錫（這二位是全國地級市的老大和老二）南京相比，經濟總體實力、發展水平都不在同一層次上，要實現江蘇省的戰略目標，要建設特大城市圈，徐州比蘇南地區和南京有更長和更難的路要走。

設立目標鎖定目標

徐州市爲自己建設特大城市的定位是：全國曆史文化名城；全國交通樞紐之一；隴蘭經濟帶東部商貿都會；淮海經濟區中心城市；新興旅遊城市和現代化生態園林城市。徐州爲自己建設特大城市的規模設立目標是：到200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達到45％左右，城市基礎設施與經濟社會發展基本相適應，市區人均GDP達到3萬元；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達到50％，市區人均GDP達到5萬元。建成面積162平方公里，徐州市基本實現現代化，全市城鎮發展整體水平躍入全國先進地區行列。徐州市未來的總體佈局是建設“一城兩翼”的特大城市，構築“一主五副”緊密城市圈，形成“兩軸一帶”城鎮體系主骨架。“一城”，即把徐州城區做大做強。“兩翼”，即建設賈汪和雙溝兩衛星城，使之成爲兩個增長極，開成以主城區爲中心，向兩翼擴大發展的特大城市構架，做到主城強，兩翼豐；“一主”是以徐州特大城市爲主中心，“五副”是把新沂、邳州、沛縣、豐縣、睢寧五個城區建成中等城市，成爲徐州的副中心，形成徐州緊密城市圈；“兩軸”一是徐連（連雲港）、徐豐城鎮聚合軸，二是徐淮、徐沛城鎮聚合軸，形成特大城市爲輻射源，中等城市和重點中心鎮佈局合理的城鎮體系主骨架，“一帶”即徐連經濟帶，要抓住徐連高速公路和新亞歐大陸橋貫通的機遇，充分利用連雲港橋頭堡優勢，加快徐連經濟帶建設，使之成爲南接滬寧，北連膠濟的，帶動全市和周邊地區快速發展的經濟新高地，也從而帶動全市城市化進程。

爲此，徐州正在加快拓展城市空間，實施“東進、南擴、北造、西延”。“東進”：城區向東跳過三環路形成新的城市組團；“南擴”：在南部和東南部形成兩個城市組團，並逐漸與主城區對接；“北造”：在城北塌陷區造地建城，形成新的城市組團；“西延”：綜合開發，完善功能，增強對外輻射力。

魯南濟寧將組羣式成長

在江蘇省的城市化進程大力提速之時，山東省也不示弱。山東省的“十五”計劃中，確定了重點建設四個區域性中心城市，濟寧即爲其中之一。

橫覽縱觀，各國把城市做大有幾種模式：其一是全國人口高度集中，有的甚至集全國1／4人口於一城；其二是攤大餅，逐漸外延城區空間；其三是老市區不動，在鄰近區域建設數個衛星城；其四是依老建新；其五是採用組羣結構，大約以50公里爲半徑，建設城市羣，城與城之間不超過半天車程。

山東濟寧市被省裏定爲四大區域性中心城市之後，聘請北京大學9位城市規劃專家，經過充分的專題論證，選擇了做大城市的第五種模式―――建設組羣結構大城市，並很快編制了“濟（寧）兗（州）鄒（城）曲（阜）複合中心城市發展規劃”，確定了對濟兗鄒曲複合中心實行組織管理、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經濟活動一體化的總體建設思路，以求打破現有行政隸屬關係的限制和各自獨立發展的格局，實現揚長避短、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共同發展的城市建設。

濟寧市組羣結構大城市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濟兗鄒曲四個城市的一體化。這種一體化包括四個方面―――

組織管理一體化。建立一體化的管理機制是建設組羣結構大城市的關鍵。

基礎設施一體化。這是聯繫4個城市的紐帶，是都市區經濟一體化的基礎和保證。濟寧市的目標是在四城市之間形成22萬伏大雙環電力網絡；實現4個城市同城票據交換和電子聯行異地轉賬“當日通”；建立都市區動態數據網絡平臺，四城市間網話變市話；重組四城市廣播電視系統；統一規劃交通體系……

生態環境一體化。濟兗鄒曲是一個典型的城鄉複合生態系統，四城將統一規劃治污和綠化。

經濟一體化。濟兗鄒曲要逐步形成四城市間的橫向經濟網絡，建立四城市統一的生產要素市場，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實現優勢互補，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升綜合經濟實力，並建立四城市企業間的分工協作，增強四城市經濟整體的抗風險能力。根據各城市的現有基礎和未來優勢，形成合理的城市職能分工，如兗州與曲阜爲對外交通中心，曲阜與鄒城爲旅遊中心，濟寧與兗州爲加工工業中心，鄒城爲能源動力中心，濟寧爲商業、金融和通訊中心，真正使這個組羣結構的大城市成爲能夠帶動魯西南區域發展的中心城市。

城鎮化發展論文 篇九

從我國城鎮化發展的路徑來看，概括起來有三種。第一種路徑是特大中城市依靠向郊區徵地不斷髮展其中心城區推動城鎮化發展。儘管特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區還有一定的向郊區發展空間和人口吸納能力，但其中心城區的發展已受土地、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城市公共服務能力等因素的制約，出現城市環境污染、高樓林立與棚戶區並存、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因此從總體上來看，特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區規模的擴大和人口承載能力的提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中心城區吸納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第二種路徑是通過農民工的市民化推動城鎮化發展。由於我國優質教育資源稀缺，大量優質教育資源集中配置在城市，部分農民進城成爲市民其目的就是爲了讓子女在城市享有優質的教育。但這部分人並沒有放棄其過去賴以生存的土地，一年中農忙時仍然迴歸土地，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從中獲得收益。農閒時就在城鎮務工獲取收入。這部分農民進城成爲市民充其量只能稱得上半市民化。第三種路徑是通過增加小城鎮數量和擴大小城鎮人口承載能力推動城鎮化發展。但是小城鎮的土地大部分屬於集體性質的而不能流轉，城市等級化管理導致小城鎮缺乏競爭力，小城鎮稅收中的大部分都要上繳，留給自身發展的資金較少，所以小城鎮難以解決城鎮建設、外來人口的就業和住房等問題，缺乏成長起來的基礎。以上三種發展路徑，不管是那一種都面臨城鎮內部二元結構導致的僞城鎮化、農民工或進城農民家庭人員與市民在基本公共服務上的非均等化等問題。

二、新型城鎮化發展的路徑

（一）放開城鎮戶籍制度

目前放開城鎮戶籍制度，並非一步到位，要因地制宜，分步消除城鄉戶籍差異，有效促進人口在城鎮之間合理、有序的流動。放開城鎮戶籍制度，具體可以分五種情況考慮。①嚴格控制落戶。只有在特大城市工作10年以上並且對住房擁有產權的非市民化務工農民及其家屬可落戶特大城市。②設定合理落戶條件。對在大城市工作10年以上或者工作5年以上並且對住房擁有產權的非市民化務工農民及其家屬可落戶大城市。③有序放開落戶限制。只要有穩定工作或者對住房擁有產權的非市民化務工農民及其家屬可落戶中等城市。同時根據中等城市建設進程和新增人口承載能力，逐步放開還未進城務工的農業人口落戶中等城市的條件。④全面放開落戶限制。對現有小城鎮非市民化務工農民及其家屬的落戶，只要他們願意就可直接落戶小城鎮。同時小城鎮要率先進行戶籍管理制度的全面改革，徹底清除影響農業人口直接落戶小城鎮的各種障礙。⑤鼓勵就近落戶。對不符合在特大城市或大城市落戶條件的非市民化務工農民及其家屬的戶口可以鼓勵落戶到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周邊的中小城鎮。同時可以考慮採取適度、有效的戶籍鼓勵政策，引導農業人口主要在就近的小城鎮落戶。

（二）放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制度

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積極放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制度，使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以出讓、租賃、入股等多種方式進行流轉，主要用於城鎮的工業新區、第三產業發展區、居民住宅小區的建設，以及現代農業產業投資園區的建設等。當然要使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順利地流轉起來，一是要進行確權，實現農民土地權益的有形、實物和合法化。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了要用5年的時間基本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二是要在全國各地加快建立統一的土地流轉交易市場。這樣使確權後的土地，有自由流轉交易的場所。從而通過市場行爲，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一方面能從根本上解決現行城鎮建設用地靠徵地方式存在的比較突出的徵地補償矛盾。另一方面能使進城務工農民或市民化後，自主將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流轉交易，例如通過入股將土地流轉給現代農業企業等以定期獲得投資收益，或者通過出讓將土地流轉出去以一次性獲得收益，從而盤活土地資源，減少土地資源的浪費。

（三）以產業集聚發展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

城鎮化發展是建立在產業發展基礎上的，不能脫離產業的發展而發展。農民進城從農業人口轉變成非農業人口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就業問題，只有城鎮爲進城農民提供了就業崗位，農民纔有可能常住城鎮，纔有市民化的要求，這是城鎮化的基礎。而進城農民要就業，城鎮就必須要有產業的發展，實現產業與城鎮化的良性互動，新型城鎮化才能真正推進。爲此在城鎮要重點實施集聚式發展策略，引導產業向特、大、中城市、特別是小城鎮集聚發展，從而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這種集聚式發展可以分爲二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加快特、大、中城市的高新技術產業、特色產業、優勢產業、現代服務業等產業的集聚發展，不斷提升特、大、中城市的城鎮化質量。第二層次是要立足地方特色資源和已有的產業基礎，加快小城鎮的產業集聚發展，以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

（四）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體系

要從制度上保障進城務工農民及其家屬市民化後在就業、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實現均等化和全覆蓋，這樣就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體系。一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就業制度，確保市民化後的每個人都能通過平等競爭獲得均等的就業機會。二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教育制度，確保市民化後的每個人有同等權力享受同等條件的職業培訓教育、隨遷子女享受同等教育權利。三是要建立健全市場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結合的住房保障制度，確保市民化後的每個人有平等享受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的權力。四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確保市民化後的每個人享受同等待遇的社會保障。

（五）以特大中城市爲主導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

一是要以特大中城市爲主導，因地制宜地優化城市空間佈局，合理佈局產業、商貿、生活區域，促進城區人口、居住、產業、基本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二是要以特大中城市爲主導，優化城市的產業結構，推動產業結構整體升級，促進新型產業向城區集聚。三是要以特大中城市爲主導，進一步加強城市之間的通力合作，發揮各自的相對優勢和互補合力，擴大城市的影響力。四是要以特大中城市爲主導，不斷提升城市軟實力、聚散功能和綜合實力，充分發揮特大中城市對其周邊小城鎮的輻射和帶動作用。

（六）以小城鎮爲重點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

小城鎮在吸納人口方面，特別是將當地農業人口轉化成城鎮人口，提高城鎮化率方面有着其自身獨特優勢。其獨特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相對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而言，小城鎮由於可用於城區規模擴大的規劃土地資源相對充足，再加上有比較好的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在原有小城鎮人口容量基礎上增加1-5倍左右的人口容量是可行的，是在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範圍內的。二是小城鎮主要是吸納當地農業人口進城成爲永久性居民，他們在生活習慣、文化品味、人際交流方式等方面與小城鎮市民更接近，有利於他們更好地融入小城鎮。三是小城鎮的就業門檻從總體上來看相對於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普遍要低一些，有利於當地農業人口進城成爲永久性居民後有更多的機會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充分發揮他們的生存技能。四是小城鎮的物價水平（特別是住房價格）相對於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普遍要低，這種相對低的生活成本有利於當地農業人口進城成爲永久性居民後更容易安居下來。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