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時光在路上——論農村的發展與改革

今天照常刷微博，看到了一條有趣的新聞：雲南大理大蒜價格水漲船高，蒜民卻稱再也不種了。粗看標題，以爲是農產品價格泡沫造成的人心惶惶，細看才明白，原來是農民爲了保住臨近洱海的一片澄澈，主動配合政府的生態保護策略。這也標誌着洱海邊上種植大蒜的歷史將終止。

與此同時，大理洱海邊上將改種花草樹木，在整治範圍擁有田地的農民能夠獲得2000元補貼。政府對人民的“溫柔以待”，既維護了國家利益，又保障了農民的個人權益；而洱海農民們的積極配合，也爲全國各省市的廣大農民處理新型“官民關係”提供了方案。

正所謂農業是人類的“母親產業”，遠在人類茹毛飲血的遠古時代，農業就已經是人類抵禦自然威脅和賴以生存的根本。從經濟角度來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無論是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還是西漢初年的“商人不得衣絲乘車”，無不表現了統治者對農業近乎偏激的“熱愛”，對他們來說，農業不僅是民之根本，更是維護專制統治的工具。而到了現當代，農業是工業發展、社會發展的基礎，是它們合力推動中國社會走向第三產業的發展。

其次，從社會角度來說，農業是社會安定的基礎。“民以食爲天”，糧食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資料，若糧食供應出現問題，則會人人自危，天下大亂。

第三，從政治角度看，農業是國家自立的基礎。若我國的農副產品不能保持自給，過度依賴進口，必將受制於人。一旦國際政局有變，則會陷入被動，危及國家安全。

而如今農業的境遇並不如人意。前些年在網上，時常可以看到因農產品價格大幅漲跌引發的民生問題。農民們辛苦勞作一季，卻換來低於成本價的收購價格，或任其爛在田裏。我們旁觀者看來會覺得他們暴殄天物，可實際上農民更心痛，他們對作物傾注心血、寄託希望，雖只短短几月的知遇，可卻宛如自己的孩子。更有農地圈的網友作出推測：2017年中國農業將會很難過，農民的日子將會更難過。“肥漲糧跌”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精耕細作的生產模式不利於國際競爭，中國的農業應當何去何從？

1933年，美國經歷了一場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龍捲風”似的經濟危機。工農業生產持續下降，工人失業流浪，農民更是遭受到毀滅性打擊，農產品大幅度的價格下跌，導致他們流離失所，整片美國大地哀鴻遍野。羅斯福上臺後，立即頒佈《農業調整法》，規定國家向減耕減產的農民提供補貼，以提高農產品價格，減少農產品過剩，保證農民利益。

美國的處理方式有效，但也只能輔之以參考。一項制度的頒發，必將從千絲萬縷的國情中抽絲剝繭，最後織得華綢。

回望過去，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從“三大改造”中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中國八大後的“人民公社”，再到1978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直到今天的“三農問題”，有功有過，也有前途未卜的迷茫，但無不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農業的改革。暴露的問題，纔是成功的基石。

所謂“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這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的側重點不同，需要一體化地考慮這三個問題。在剛結束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在報告中提出常委會將持續關注“三農”工作，尤其是推動新農村建設，完善公共設施，讓中國廣大的鄉村舊貌變新顏。在報告中，還有一個小亮點，就是“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實際農村水平如何，是以實際的農村生活的土生土長的農民爲判別標準的。

新農村的建設，在我的家鄉德清，也在順利進行。原本窄小而泥濘的泥路變成寬闊平整的瀝青路，家家也蓋起了新房，用上了對河口水庫供應的自來水。房屋整齊大氣，往來汽車不斷，農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轉而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了。但與此同時，少不了爲了在政府評比中評得“優”而處心積慮拆掉人家幾十年老宅的，也少不了爲了謀取大量利潤無休止開發礦山、破壞環境的。我國正處於社會快速轉型期，農村人的身份正處在變化中，這從難以確定下來的“農村人口數量”中可見一斑。農民進城，變成了農民工；農民發財，變成了暴發戶；農民留鄉種田，卻被批評固步自封。難以消除的城裏人的有色眼鏡，困擾着農民，也困擾着他們自己。農村的改革，帶走了青磚灰瓦，帶走了恣意生長的野花，帶走了人們內心的故鄉模樣；農民這一傳統職業該如何適應第二產業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政府又該如何協調城鄉間的平衡，仍是擺在當前的難題。

對我們學生來說，農業、農村、農民看似遙不可及，是因爲我們站在發展的制高點上俯視他們，在無形中將自己與他們隔離開來。我們應當知道，他們不是我們的“waiter”，也不是貧困落後的代名詞；他們是與我們共發展，同進步的兄弟姊妹，尊重、理解、信賴纔是推進城鄉合作和建設的鑰匙。同時，我們也應對國家充滿希望，若有意見，大膽提出，不當“鍵盤俠”。

我們需要相信，世界完好如初，一切的困難險阻都只是我們與那充滿溫情和靈性的美好一切失聯的那麼短短几天。最好的時光，永遠在路上。